姚梦婷

摘要：利用长江经济带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门槛模型，探究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并基于动态外部性理论，考察不同集聚类型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在未达到门槛值时，高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而跨过门槛值后，专业化产业集聚出现“拥挤”效应。而多样化集聚、竞争指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不存在门槛效应。

一、引言

在实际情况中，由于地资源禀赋条件的限制，产业集聚外部性在不同的集聚规模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会存在门槛异质性，为了研究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影响，，采用Hansen（1999）提出的静态面板门槛模型，将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水平、产业多样化集聚水平和竞争集聚指数分别作为门槛变量，确定门槛回归模型，其次分别对三种集聚效应进行门槛效应检验，确定上述三个核心解释变量的门槛数量。最后，在确定门槛之后对整体模型进行面板回归分析。以此研究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规律及其门槛特征，探讨集聚对经济增长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

二、实证研究设计与检验

依据C-D生产函数，纳入三类产业集聚指数作为核心变量，构建基础模型：

（1）

式中，y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地区经济增长水平;LQ、DIV和COM分别表示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和竞争性集聚程度，X为控制变量，表示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相关因素，包括：l为人力资本水平，采用各省市每万人高等学校学生人数（人/万人）来表征;k为物力资本水平，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作为衡量;open代表经济开放程度，用各省市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作为城市经济开放程度的衡量;rd表示研发创新环境，采用各省市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万元）作为衡量指标;gov为政府作用程度，采用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在作为衡量指标。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有效性等原则，本文选取了2000-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统计年鉴。对于个别年份变量数据的缺失，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

在Hansen的门槛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关于三大集聚类型门槛回归模型：

其中，Z（·）为指示性函数;γ为门槛值，假设只存在单一门槛值，所得的门槛估计值将观测区域分为两大部分，在不同区间内，以θ1和θ2分别表示集聚水平的估计系数。

为探究不同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门槛效果自抽样检验（Bootstrap）设置为500次分别对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及竞争集聚指数为解释变量和门槛变量的模型进行检验，来确定门槛个数，进而运用序贯估计法对门槛值进行估计并求出对应的置信区间。

专业化集聚门槛效果自抽样检验结果见表1，将专业化集聚指数作为门槛变量检验发现存在一个门槛值，单一门槛效应在5%的水平下显著，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效应均不显著。进而采用序贯估计法对门槛值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2，单一门槛的门槛值为0.0931，在95%的显著水平下置信区间为[0.0733，0.1051]。

而将多样化集聚指数、竞争指数作为门槛变量检验发现均不存在门槛值，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效应均不显著。表明多样化集聚、竞争化集聚不存在门槛效应。

三、实证结果分析

鉴于上述检验发现三类产业集聚指标中只有专业化集聚存在门槛效应，因而以专业化集聚水平为门槛值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當专业化集聚指数的对数值小于0.0931，即专业化集聚指数小于1.0976时，产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0.2047，说明在未达到门槛值时，进一步扩大高技术产业集聚规模，可以有效推动高技术产业在知识、技术、人才和资源等方面的集中，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当专业化集聚指数的对数值跨过门槛值0.0931后，即专业化集聚指数大于1.0976时，产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变为负值，此时专业化产业集聚出现“拥挤”效应，反而会抑制经济增长，验证了高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和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非线性关系。

四、对策建议

第一，区分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和竞争带来的差异化经济效应，合理布局专门性产业园区和综合性产业园区。

第二，充分考虑区域差异，因地制宜制定差别化和有层次的区域政策。

第三，加强地区和产业间跨区域横向联合分工与协作，促进要素在集聚区域的市场化配置，协调区域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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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宝凤，武翰涛，曹增栋，毛婷.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基于门槛回归的经验研究[J].管理现代化，2019，39（03）：30-34.

基金项目：重庆工商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项目编号：yjscxx2019-10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