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成都难民救济活动研究

2020-06-29赖静

大众科学·上旬 2020年8期

赖静

摘要：抗战时期，四川省政府、成都市政府及各救济机构根据国民党中央的救济政策，制定了本部门的救济措施，并针对成都难民积极开展各项救济活动。这些活动内容主要包括建立难民收容所、介绍职业、难民服役、难民垦殖、难民组训、生活救济与医疗救济、疏散与配置、难民的运输、组织遣返等，并针对难民群体中的特殊人群，如对难童进行了特别救助，与此同时，民众也广泛参与到政府开展的难民救济活动中来。本文主要介绍建立难民收容所与介绍职业的相关救济活动。

关键词：抗战时期;成都;难民救济活动

一、建立难民收容所

（一）难民收容所的建立依据

所谓难民收容所，就是以难民为对象的救济机构。[1]它是在紧急或重大灾难发生之时，由国家和社会力量把大量遭受灾难的人口集合以期施以食宿安顿的福利场所。抗战时期，难民流动人数成千上万，救济难民的首要事项是要解决难民的食宿问题，“不令难民失所，……使其居有处，食有所，得免冻馁之忧”。[2]因此，建立难民收容所成为国民政府及社会各界救济难民工作的当务之急。国民政府于1937年9月颁布的《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中规定：“无工作能力者，指定地点收容，如人数过多，得酌量移送邻近地点安插，或劝令私人设法收容。” [3]随即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分别建立收容难民的救济院（所），专门对难民“施以临时的给予食宿暂时安顿办法”，其开办经费“首为地方救灾准备金及动用积谷、并募集之捐款，不足之处，由中央补拨”。[4]据此，四川省各主要政府救济机关、社会团体和国际组织纷纷组建收容所（或收容站）收容无亲友可投、无家可归的难民。其中，以政府建立的收容所为主。

（二）成都市难民收容所的建立

成都难民救济收容机构主要是成都市难民收容所。成都市难民收容所成立于1940年4月2日，是根据四川省振济会于1940年1月订定的《四川省各县市难民收容所暂行规则》而设立的，所长吴质彬，其主要業务是办理难民的收容教养等事项，其工作主要是收容沦陷区域逃难来川无力自救之男女难民，除供具住宿外，每月每名照规定发给养费39元，由所置备小组炊发器具各自烹食。在所内，“每周精神讲话二次，晓以抗建时势及精神总动员之意义，以激发爱国思想为主旨，其有壮年男女难民，亦经择其相当职业，为之介绍”。[5]“其经费收支总数，以1943年各月收容平均人数计算，本所照甲等所规定月支薪公费480元，难民口食费以480名计算，月支14400元，两项合并计算共支14880元”。[6]

（三）成都市难民收容所的收容情况

成都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时，通常是根据被收容人的具体情况进行安置的。比如根据1938年订定的《四川省收容站区无力自救难民暂行办法》规定，成都市难民收容所对于衰老、残废或无力自救之妇女予以了特殊保护收容，对其加以特殊救济保护。[7]又如对于患病、回教教徒等特殊难民，成都市难民收容所根据实际状况，准予其暂在外居住或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四川省分会指定之住所居住。具体案例如下：1940年5月3日，四川省振济会发布救字第529号训令令成都市政府、成都市振济会，事由为“为救难民戴高氏、刘余氏等请准在外居住一案令仰遵照由”。[8]该训令主要内容如下：

案据苏籍难民戴高氏呈以系属回教，请准免入收容所居住，仍赐振金，以资糊口等情前来，于核办间，复救难民刘余氏呈称，该民身患肺病，请暂免入所居住，俟痊愈后再行入所等情到会，查难民食宿管理，业经于四川省各县市难民收容所暂行规则内明白规定，自应入所居住，如该难民等力能自救不须政府救济者，则不予限制，听其自由。该戴高氏如查明确系回教教徒，合于救济之规定者，准予通融发给给养令其自行炊食，但仍应入所居住，以符规定。至该刘余氏所称身患肺病，全家已受传染，应即查明送交医院检查，如果不虚而又须政府救济者，应准暂在外居住，发给给养，以资救济一俟病愈，仍应令迁入收容所居住。……再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四川省分会已于崇宁县附近设所收容回教难胞，该市所收难民属于回教教徒者，仰即查明迳送该分会接受，并应于事前妥为接洽，以利进行，合并饬知。此令。[9]

又如“为救义民刘王氏请求免予入所居住一案” [10]、“为救本市鄂藉居民王汉巨呈请拨款救济一案” [11]，都是成都难民收容所根据难民自身的具体情况予以特殊收容的实例。成都难民收容所根据实际情况对难民予以救济收容，可以更好的保护难民的权益，尊重难民的意愿，从而有利于收容救济工作的展开。

综上所述，成都难民收容所的分工比较明确，并有一套严格执行程序，它一要接送政府组织疏散的难民，二要聚合、收容自发逃亡的难民。收容所向难民提供简便的食宿和茶水;对过往难民登记造册;对身体有疾病的还要进行救治。为了使难民转化成抗战有生力量，收容所除了向难民提供食宿、医疗条件外，还对入所难民实施组训、教育，为年轻力壮者介绍职业或酌贷资金，使其自谋生路。由此，克服了收容救济的一些消极因素，逐步形成不同于平时收容院所的复合救济类型。[12]

难民收容工作是抗战中初期对难民实施初期救济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由于客观上的原因，成都难民收容所在抗战中发展不平衡，缺乏必备的救济设施，食宿条件低劣、缺医少药、管理混乱是很普遍之事，所在难民难免感到“种种不合理的待遇和折磨。”[13]不过能在当时那样恶劣的局势下获得收容救济，得到政府一定程度上的照顾，暂得避难安生，仍属“幸运”之事。而且，成都难民收容所的开办及其发展，不仅在较大程度上缓解了难民的无序逃亡、减少了无谓的伤亡，而且还保护了一批抗战生力军，收容所的难民中，经过短暂的收容、休整、组训后，有些人走上了抗日前线或后方生产岗位，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二、介绍职业

为了帮助成都难民重新生活，发挥其人力资源优势，国民政府、四川省政府和各社会团体积极为难民介绍职业，帮助他们参与生产。

（一）分配少壮义民为其介绍职业

1940年11月，四川省振济会发布救字第1559号训令令成都市政府、市振济会，要求其遵照规定认真办理分配少壮义民职业工作。训令的主要内容如下：

查分配少壮义民职业，业经订为各该配置义民县市办理救济义民事项考绩标准之一，并经通饬各该县市振济会遵照在案。兹查各该县市尚有少数未能认真办理，本会为欲明瞭办理实际情形，以凭考核，并就近指导进行起见，即将派员分赴各配置义民县市视察并督导办理，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府即便遵照，督饬县振济会遵照规定认真办理，勿任敷衍塞责致碍考成，如该县振济会办理力有未建时，应由该府负责设法安插。以免长期坐食，虚耗振帑，事关考绩，毋稍忽视，是为并要！[14]

由上可知，四川省振济会已将分配少壮义民职业订为各该配置义民县市办理救济义民事项考绩标准之一，如果敷衍塞责必将影响考成。同时，如果振济会办理力有未建时，应由省政府负责设法安插，避免长期坐食，虚耗振帑。

1942年5月，四川省振济会又以救二字第2310号训令令成都市振济会对难民职业介绍业务加以扩充与充实。该训令主要规定如下：“（一）凡已成立之难民职业介绍所，应充实其机构，加强其工作，其未成立者应于文到一月内成立，并将成立情形具报;（二）每月每所介绍人数不得低于所在地难民总数百分之五;（三）职业介绍人数作为工作竞赛成绩之一;（四）每月介绍人数，应遵照前须表式按月填报，以凭考核。”[15]可见，政府以及相关救济机构对难民的职业介绍相当重视。因为它关系难民迁到后方后的谋生问题，十分紧迫，而且对于前方战场的支援以及后方社会的稳定影响重大。

（二）建立难民工厂

为了帮助难民求职谋生，除了为他们介绍职业外，政府和社会团体还建立了各种难民工厂，如振济十二工厂、手纺训练所等，为其提供就业的机会。难民工厂是福利性质，属于国民政府救济与安置措施中“以工代振”方式。如振济委员会振济第十二工厂于1940年8月从重庆迁到成都，其主要目的在于救济难民及一般贫民，使其从事生产，供应军需产品，并择定成都市多子巷二十四號为处办公地址，于8月20日开始正式办公，积极筹备一切。[16]又如四川省振济会为了救济义民，安插少壮义民及力能工作者，于1940年在成都等地设立振济工厂或农场，帮助义民从事生产，用期减少坐食。其后四川省振济会又以救字第1490号训令令成都市政府、市振济会遵照上述规定办理少壮义民及力能工作者的安插工作。该训令具体内容如下：

案查本会前造具各县市收容义民人数统计表，电请振济委员会于收容义民较多县份筹设振济工厂，安插少壮义民及力能工作者，以资救济一案，兹奉马渝乙代电开：据申支代电附呈各县市收容义民人数统计表，请于收容义民较多县份筹设振济工厂，安插少壮义民及力能工作者，以资救济等情已悉查，本会在蓉、渝、江津、广元、南川、永川等县市多办有振济工厂或农场，即系因安插难民及垦民而设，可由该会迳向各该工厂、农场分别接洽并饬知所属各县市振济会收容所选择有工作能力义民就近洽送工作，除分电知照外，兹抄发本会川省各县市设立工厂、农场一览表一份，代电复仰遵照办理，用期减少坐食，是为至要！ [17]

由上可知，四川省振济会已在成都、重庆、江津、广元、南川、永川等县市设立有振济工厂或农场，其目的在于安插难民及垦民。因此，省振会可以直接接洽上述各工厂、农场，并饬知所属各县市振济会收容所选择有工作能力义民就近洽送工作。根据上述训令设立的振济工厂和农场列表如下：

表1—17 本会在川省各县市设立振济工厂、农场一览表[18]

名称振济第十二工厂手纺织训练所

业务毛织

地址成都成都

说明：本表只列在成都设立之振济工厂。

上述振济第十二工厂和手纺织训练所并非普通企业，难民入了厂并不等于有了工作，而是一种培训场所。振济委员会创办这些工厂的宗旨在于收容难民加以培训，培养其生产技能。待其掌握了一定生产技能之后，即准其离厂就业，或由厂方介绍就业，另外再招收难民入厂。

参考文献

[1]赵燕：《抗战时期河南的难民问题与难民救济》，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4页。

[2]秦孝仪：《革命文献》（第96辑），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83年编印，第430—431页。

[3]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档案：第38全宗第2目录第1681卷，第7-8页。

[4]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档案：第38全宗第2目录第1681卷，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