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辉

近年来，金融部门积极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制定差异化金融服务政策，完善境内外服务网络，加快产品服务创新，提升综合化服务能力等方式，多品种、多层次、多维度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实践中仍面临相关国别风险和汇率风险突出、法律环境不适应、人才匮乏、银行间联动不足等诸多风险与挑战，亟待关注。

一、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发展现状

（一）强化监管引领，完善服务网络

一是深化“一带一路”国家跨境监管合作。积极主动推进与境外银行监管机构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MOU）或监管合作协议，为银行机构在沿线国家开展业务创造良好监管环境。同时积极利用自贸区服务协定等方式，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监管合作。二是完善中资银行“一带一路”网络布局。支持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搭建全球化金融服务平台，提升中资银行全球化服务能力。三是深化双边金融合作，弥补中资银行“一带一路”境外服务网络、业务范围、境外风险管控的不足。

（二）立足差异化经营，构建多层次机构体系

一是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依托政策性资金优势，提供长期化、低利率政策性资金支持。中国进出口银行广东省分行利用境外投资贷款优惠利率支持收购欧司朗控股有限公司，贷款利率较市场利率低1.87个百分点。二是鼓励大中型商业银行发挥集团多牌照功能协同与国际网络优势，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如中信银行探索产业基金融资支持模式，联合旗下中信证券、私募基金管理公司、信银（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创设规模上千亿元的“一带一路”母基金及主题基金，着力支持“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三是鼓励地方性中小银行发挥决策快捷、机制灵活的优势，提供针对性、创新化的金融服务。

（三）创新产品和服务，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

一是大力拓展跨境人民币业务，降低汇率风险。创新开办跨境人民币直贷、跨境人民币资金池、境外人民币发债、境外购房按揭等创新业务，消除企业汇兑成本，降低中外企业跨境投资汇率风险。二是支持企业境外融资，降低融资成本。如新加坡华侨永亨银行（中国）联动母行新加坡华侨银行及母行旗下大东方保险公司，支持重庆南岸城建在新加坡发行8亿美元债券，降低融资成本1个百分点，为重庆南岸城建开展“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三是拓展金融服务边界，满足企业个性化需求。依托“一带一路”企业投融资需求，开展融资方案设计、国别风险咨询、全球市场发债、资金集中运营、信息中介等综合金融服务。如工商银行作为美的集团融资顾问，为其提供37亿欧元贷款服务方案，收购全球机器人巨头德国库卡集团，助其占据工业4.0制高点。四是立足区位优势，搭建“一带一路”服务平台。如哈尔滨银行联合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发起设立“中俄金融联盟”，发展成员单位62家，完成中俄跨境融资126亿元，成功搭建中俄跨境电子商务支付结算平台，解决对俄跨境电商平台企业“支付难、结算难”的问题。

（四）集中金融资源，支持重点领域金融需求

一是重点支持国际产能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如国家开发银行牵头14亿美元银团助力越南永兴燃煤电厂建设，有力支持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深化电力领域合作。二是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互通。以铁路、港口、管网等重大工程为依托，助力复合型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三是重点支持贸易区产业园建设，密切区域合作。如广西省银行机构共支持1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合作园区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有效促进中国和东盟国家间的交流合作与经贸往来。四是支持企业跨境收购，助推转型升级。大力支持中资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境收购，获取先进技术，助推产业升级。如国家开发银行提供15亿美元授信，支持中集集团收购新加坡来福士，助力其成功跨入高端海工装备制造领域。

二、面临的主要风险与挑战

（一）沿线国家整体风险水平较高，对中资银行国别风险和市场风险管理提出更高要求。一是面临较大的信用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良贷款率平均达8%，不良贷款率高于10%的国家超过30个。二是地缘政治冲突明显。中印边境争端、南海问题、中东变局以及恐怖主义极端组织等地缘政治风险事件频发，导致国际金融合作不确定性增强。三是汇率波动加大市场风险。中资机构境外贷款仍以美元贷款为主，借款企业营业收入则多为本国货币。近年来，俄罗斯卢布、巴西雷亚尔及部分东南亚、非洲货币对美元出现大幅贬值，直接影响借款企业美元偿债能力。

（二）境外法律环境制约明显。一是司法体系差异加剧信贷合规管理难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以及伊斯兰法系并存，涉外信贷尽职调查、授信评审、合同签订、贷后管理方面合规管理难度显著增加。二是部分国家政策法律体系有待完善。部分国家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较低，相关配套政策建设滞后，银行债權保障不足。如越南等国不允许将土地抵押给境外金融机构，企业境外投资形成的土地资产难以用于境内银行抵押担保，削弱了银行债权保障。三是欧美国家合规检查趋严。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欧盟监管当局等部分境外监管部门纷纷加大对中资银行的合规检查力度，银行境外经营合规难度显著增加。

（三）金融服务人才相对匮乏。“一带一路”项目涉及国家多、主体广、金额大、结构复杂，对金融产品的跨市场、跨领域、专业化、集成化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国内银行机构复合型金融人才储备不足，不利于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四）部分境外项目难以满足中资银行风控要求。中资企业在争取境外项目的前期， 一般缺少与银行、法律等服务中介的沟通，可能与境外合作方达成较宽松的商务条件， 或承揽市场化运作条件不成熟的高风险项目，使得银行后续难以在符合自身风险管控要求的前提下， 满足企业提出的融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