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福东

摘要：清代理学的发展阶段，按钱穆先生的说法，分为“晚明诸遗老”的清初阶段，大约为顺治到康熙前期;康熙中后期以及雍正时期;乾隆、嘉庆时期;道、咸、同、光时期四个阶段。从这四个階段深入分析后，笔者发现清代理学发展和其社会背景以及学术背景密不可分，理学的发展变迁也是为了解决当时社会紧张问题而不断与时俱进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清代理学;《清儒学案》;钱穆;发展脉络

Abstract：According to Mr. Qian mu，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divided into the early stage of the qing dynasty，from the early stage of shunzhi to the early stage of kangxi.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kangxi and yongzheng period;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s;Tao，salty，same，light period four stages.After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se four stages，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qing dynas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social and academic background，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is also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constantly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in order to solve the social tension at that time.

Key words：Neo-confucianism in the qing dynasty;Case of Confucianism;  Oriental Forum;developing venation

1 “晚明诸遗老”

在《〈清儒学案〉序》之中，钱穆先生说“清代理学，当分四阶段论之”，先就他对第一阶段即“晚明诸遗老”，大约为顺治到康熙前期，做个大致的解析。他说：

一曰晚明诸遗老，当明之末叶，王学发展已臻顶点，东林继起，骎骎有由王返朱之势。晚明诸老，无南无朔，莫不有闻于东林之传响而起者。故其为学，或向朱，或向王，或调和折衷于斯二者，要皆先之以兼听而并观，博学而明辨，故其运思广而取精宏，固已胜夫南宋以来之仅知有朱，与晚明以来仅知有王矣。抑且孤臣孽子，操心危而虑患深，其所躬修之践履，有异夫宋明平世之践履。其所想望之治平，亦非宋明平世之治平。故其所讲所学，有辨之益精，可以为理学旧公案作最后之论定者;有探之益深，可以自超于理学旧习套而另辟一崭新之蹊径者。不治晚明诸遗老之书，将无以知宋明理学之归趋。

根据上文，首先，可以了解到明末时期，阳明学是当时的学术热门，在当时已发展至顶峰。东林学派在承继阳明学之余，在总的学风上，已经有了“由王返朱”的趋势。晚明遗民儒者，继承了东林学派的思想，他们的思想有向朱、向王、调和折衷三个类别。由于晚明遗民儒者这种站在更全面的视野上重新比较探析阳明学与朱子学，对阳明学和朱子学有了整体的把握，发现了两者的共通之处，这是对比南宋时期的朱子学儒者只局限于朱子学，晚明时期阳明学儒者只局限于阳明学的一大进步。换言之，清初的晚明遗民儒者，渐渐摆脱了“门户之见”，包容吸收了阳明学和朱子学，更客观的重新选取两者中的精华之处。正是这种开放的学术视野和开明的学术氛围，使得清初时期的理学得到了发展。这正如吴震所言：“宋明理学是一场整体性的思想运动，不论朱子学还是阳明学，他们有着共同的问题关切，即重建儒学的价值体系以推动儒学的全面复兴。”清初的儒者可能就是怀着这样的想法来复兴儒学的。

其次，随着朝代的更迭，社会的变更，清初的学术也随之而变。在“躬修践履”上，清初理学，不同于宋明时期的社会稳定时期即太平之世的践履，清初正逢朝代的更迭，局部多有战争，适逢“乱世”，如当时大清先后平定大顺、大西、南明等政权，后又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最终才逐步掌控全国。这是一个不同之处。所以清初儒者面对不稳定的社会，在治理国家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方面也是和宋明时期的稳定的太平盛世尤为不同的。

总结清初儒学，其发展有两个方向：一种是对义理的更为深入、更为精确的把握和探析，如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之类的著作对“理学旧公案作最后之论定”;另一种是通过考据的方法，利用史料作为依据解决理学中的一些问题，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研究义理会结合考据的方法“自超于理学旧习套而另辟一崭新之蹊径”。因此，清初理学是对宋明理学的继承与发展——大体以向朱，向王，又“由王返朱”这一脉络沿袭。

2 康熙中后期、雍正时期

第二阶段，即康熙中后期以及雍正时期，由于中国的士大夫没有继承晚明遗民的志节，而且大清政权也倡导理学为官学来稳定社会，吸引士大夫入仕。这导致的后果就是清廷将理学道统和“刀锯鼎镬”的严刑峻法成为统治压迫社会的“利器”。钱穆先生说：

遗民不世袭，中国士大夫既不能长守晚明诸遗老之志节，而建州诸酋乃亦倡导正学以牢笼当世之人心。于是理学道统，遂与朝廷之刀锯鼎镬更施迭使，以为压束社会之利器。于斯时而自负为正学道统者，在野如陆陇其，居乡里为一善人，当官职为一循吏，如是而止。在朝如李光地，则论学不免为乡愿，论人不免为回邪。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

往者杨园、语水诸人谨守程朱矩镬者，宁有此乎？充其极，尚不足追步许衡、吴澄，而谓程朱复生，将许之为护法之门徒，其谁信之？其转而崇陆王者，感激乎意气，磨荡乎俗伪，亦异于昔之为陆王矣。

在此阶段，理学的发展停滞，分析其原由，按钱穆先生来看，就是当时自负为理学道统者不堪大任才造成的。其一为在野的如陆陇其等儒者，从他的为人上看，他在乡里是善人，当官是循吏，中规中矩，但“如是而止”。这在钱穆看来，就是评价陆陇其等人，较之前人，只有为人处世上还值得称道，他的学问，就不值一提了，没有什么独到之处。再如在朝的李光地，钱穆先生更是大为鄙弃，他评价李光地的学问为“乡愿”，即他的学问没有什么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只是媚俗趋时，迎合他人罢了;至于李光地的为人，“回邪”即邪佞之人，这更是对其人格的否定。前二者对前人的学问继承来讲，“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就是没有什么创见发明之处，如同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一般，或是能力上有所欠缺，更不堪者，为人也不正。在谨守“程朱矩镬”上，远远无法和晚明遗民如张履祥（杨园）、吕留良（语水）等人相提并论;在学术成就上，更不能和元朝的许衡、吴澄一样以其毕生精力为元朝儒学的传播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张履祥、吕留良是在野儒者，许衡、吴澄是在朝儒者，他们当时的社会背景和陆陇其、李光地都有些相像，但他们在当时的个人抉择就大不相同了。钱穆先生通过这相对应的人物之间对比，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一阶段的“程朱”护法门徒，没有谁能担负起来。在这个阶段，还有一部分儒者“转而崇陆王”，如汤斌、彭定求、李绂等人，他们也不同于以往的倡导陆王心学的儒者，他们的转向是因为对当时“正学”的儒者知行不一致，没有将理学运用到自身，是“口耳之学”，而非“身心之学”，而是转向陆王批评这种现象。其学问起于批评，而无别的长处。因此，第二阶段的理学较之前人，显得黯然失色，不能争前人的光辉。

3 乾隆、嘉庆时期

第三阶段，即清代学术到了乾隆、嘉庆时期，开始有了明显的转向。钱穆先生说：

又其次曰乾嘉。理学道统之说，既不足厌真儒而服豪杰，于是聪明才智旁进横轶，群凑于经籍考订之途。而宋明以来相传八百年理学道统，其精光浩气，仍自不可掩，一时学人终亦不恐舍置而不道。故当乾嘉考据极盛之际，而理学旧公案之讨究亦复起。徽、歙之间，以朱子故里，又承明末东林传绪，学者守先待后，尚宋尊朱之风，数世不辍。通经而笃古，博学而知服，其素所蕴蓄则然也。

及戴东原起而此风始变。东原排击宋儒，刻深有过于颜、李，章实斋讥之，谓其饮水忘源，洵为确论。然实斋思想议论，亦以东原转手而来。虫生于木，还食其木，此亦事态之常，无足多怪。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今徽、歙间学者，久寝馈于经籍之训诂考据间，还以视夫宋明而有所献替，亦岂遽得自逃于宋明哉！

故以乾嘉上拟晚明诸遗老，则明遗之所得在时势之激荡，乾嘉之所得在经籍之沉浸。斯二者足以上补宋明之未逮，弥缝其缺失而增益其光耀者也。

在这一阶段，理学的道统受到清廷政权的严密管控，不容过多的争辩置疑，于是很多“豪杰”儒者，依靠自身的聪明才智，依托对经典古籍的考据，来延续自身的學术道路。但是宋明八百年的理学道统的影响还是深远，有些学者还是不想舍弃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不忍将其冷淡化边缘化，所以这些学者运用考据的方法对“理学旧公案”进行解析探究。钱穆先生以徽州、歙县之间的朱子故里的学者，如江永、汪绂等人为例，他们延续了东林学派的学风，仍然“尊朱”，尚宋代朱子学。他们的成就，钱穆先生予以肯定，称之为“通经而笃古，博学而知服”。即通过考据，对经典古籍理解通透，并不局限于朱子学、阳明学，视野更为广阔，理解更为全面。 刘大櫆对江永的评价为“博闻强识之君子”，江永其学，“博”、“精”、“新”，即以“博通古今”，要“广摭博讨”、“搜集散见”为博;以“精深研究”，以“穷其理”而“辨其微”为精;以“有所创新”，不“固守前人之见”而“止步不前”为新。在这之后，江永的嫡传弟子戴震，也兴起了新的学风思潮，他观点鲜明地“排击宋儒”，尤甚于颜元、李塨，章学诚讥讽其“饮水忘源”，因为戴震的学问的源头来自宋儒时的理学。然而章学诚的思想议论，也是转手自戴震。钱穆先生总结这个现象为“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通过对经籍的训诂考据，其材料不能离开宋明，排击宋儒，无疑是将经学与理学完全割裂对立的来看待。最后，钱穆先生比较了“晚明诸遗老”和“乾嘉”这两个阶段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认为“晚明诸遗老”的清初理学，因为当时社会动荡，时局不稳，遗老在这个社会背景下探求“经世致用”，寻一在“乱世”之中的“治国良方”，这给清代理学带来了新的“气象”，而且当时的学界氛围十分“活跃”，这也是当时清廷还未严加管控时才能有的景象。至于“乾嘉”儒者，另辟蹊径转向考据，对以往的经籍有了深入的分析和仔细的校正，同样是硕果累累。这两个学术趋向的发展，都补充和完善了宋明理学还未深入的和不足的地方。

4 道、咸、同、光

第四阶段，即到了道、咸、同、光时期，清代统治阶级已经腐败堕落，不堪一击，外有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内部民众不堪其负，起兵造反。政局动荡，社会混乱。此时的学者已发现经籍考据不能成为治世之良方，故萌生经世致用之志，想通过经世致用来复兴衰弱中的中国。然而，为时已晚。对于这段时期清代理学的状况，钱穆先生这样总结的：

又其次则曰道、咸、同、光。此际也，建州治权已腐败不可收拾，而西力东渐，海氛日恶。学者怵于内忧外患，经籍考据不足以安定其心神，而经世致用之志复切，乃相率竞及于理学家言，几几乎若将为有清一代理学之复兴;而考其所得，则较之明遗与乾嘉皆见逊色。何者？其心意迫促，涵养浮露，既不能如晚明诸遗老之潜精抑彩，敛之有以极其深，又不能如乾、嘉诸儒之优游浸渍，涉之有以穷其广。徒欲悬短绠而汲深井，倚弱篙而渡急湍，则宜乎其无济也。量斯时之所至，其意气发舒，若稍稍愈乎顺、康、雍之惨沮郁纡则已耳。

在这个阶段，清廷的政权已经不再稳固，受到西方列强的压迫，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也传入中国，为维护清廷的统治，理学的“复兴”，也是抵御西方文化入侵的一个办法，因为经籍考据已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和困境，此阶段的学者试图倡导理学来“经世致用”带来实际成效。然而，其结果并不理想，钱穆先生认为，这个阶段的学术远不及“晚明诸遗老”以及“乾嘉”时期的学术。钱穆先生描述其如系着短绳去深井打水，以脆弱的竹竿乘船过急流一般，其结果注定是于事无补的。

5 结语

最后，钱穆先生言简意赅地总结了清代学术：

要之，有清三百年学术大流，论其精神，仍自沿续宋明理学一派，不当与汉唐经学等量并拟，则昭昭无可疑矣。

清代三百年的学术进程中，其学术精神，虽较之宋明学术在内容和研究路径上有创新，有变革，但其精神实质还是延续了理学一派。对于汉唐经学，杨世文认为：“儒学成为经学，学者要做的工作仅限于章句的解释，纠缠于训诂名物之上，必然陷入繁琐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泥潭。从汉代以来直至唐代中叶，儒学理论方面没有多少创造性的发展。”很显然，清代学术中，其学术还是以理学为主，“另辟蹊径”的考据学，也“包孕”于理学，而且学者多以考据的方法来讨究“理学旧公案”，因此，清代理学和汉唐经学是大为不同。

参考文献：

[1]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2] 吴震.宋明理学视域中的朱子学与阳明学[J].哲学研究，2019（05）.

[3] 杨世文.走出汉学：宋代经典辨疑思潮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