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一句流传度甚广的俗语中，除了传递官员应该为民做主尽自己本分之外，还透露出一个信息：卖红薯实在是一个大众眼中最低阶的行当。

在台南，却有这么一个人，把这个最不起眼的行当，做成了一个价值数千万元的连锁产业。

老人谈起红薯，总不免想起从前吃到怕的红薯拌饭。红薯的生命力强，而且具有丰富的营养，在物资缺乏的年代，它能填饱人们的肚子，更是穷苦人赖以维生的作物，可说是一种最贴近老百姓生活的食物。

现在人们生活条件好转，不再需要靠红薯度日了，但大街小巷“烤红薯”的身影还是屡见不鲜，人们偶尔尝一尝，也只够小贩们糊口而已，很少会有人在其中嗅到商机。但在台南生活的邱木城却看出了红薯的新门道。

长得丑就没用？你只是没用对地方而已

诗人向阳写道：“三条菜脯，番薯签掺饭”，这是早期台湾社会经典的写照，也是瓜瓜园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邱木城的儿时生活。“我自小在番薯田打滚，番薯好像是我最好的朋友，以前住在云林乡下，比较贫穷，就会抢几条番薯到厨房烤，再到学校跟同学换冰淇淋吃。”邱木城把困苦回忆化为趣事分享。“我以前做过十几种行业，曾经帮忙送红薯，才知道红薯在乡下卖这么多。”邱木城嗅到红薯商机，他带着阿嬷到台北卖红薯、讨生活，发现卖相不佳的红薯时常滞销，长期下来成本十分惊人，“我阿嬷看到速食店的薯条，就灵机一动说，红薯也可以做薯条啊！”

于是卖不出去的红薯变身为速食店新宠，“你要美的我挑给你，丑的我自己加工。”邱木城开始涉足制作红薯丸子、红薯块等食品，“有了加工的加持，加上我们供应的东西是最大最漂亮的，又跟对手同样价格，就很容易渗透速食店。”如同红薯落地生根一般，邱木城的红薯事业触角愈来愈广。

“我们开始做冷冻薯条，并延伸到产地来，当时加工的红薯都是从新化跟嘉义运到台北。”1991年邱木城在新化农产地成立产销班，南部负责生产加工，北部则有门市运营，生鲜跟加工并行，事业版图日渐稳定。

一个叫“瓜瓜园”的名字，谁会记不住？

90年代初期，台湾农产品抢着自创品牌，邱木城也申请到资格，并以“瓜瓜园”作为品牌名称。“一开始想，瓜瓜园会不会让人以为是幼稚园，但是设计师说一个瓜是单数、两个瓜就是复数，表示很多红薯的园地。”

童趣的名字伴随品牌成长25年，烙印在顾客脑海中。邱木城在设计师的笔下化身为头戴斗笠、手持红薯、和蔼福态的代言人“瓜伯伯”，他笑说“设计师画了一个类似我的形象啦，可是我没有那么那个（胖）啦！”

瓜瓜园的成功也要归功于新化的“万岁产销班”。“目前总共是156位，平均年龄六、七十岁，所有人加起来就超过一万岁了！”

因为农民用心种植，才让瓜瓜园拥有稳定的原料来源，“我们有钱大家一起赚！”诚恳的信念吸引许多农民加入种植红薯的行列。

而随着红薯需求量的增加，邱木城更拓展了合作版图，“我们结合云嘉南地区的农民去种植红薯，现在面积达到800公顷左右，有800多个工人在工作，是台湾最专业的产销班、红薯团队。”

然而要全年稳定供应红薯并不容易，邱木城坦言：“比较难克服的是天灾，台风容易造成农产品的损伤，那是最大的障碍。”不过正如同俗谚所言：“番薯落土不怕烂，风吹日晒根愈湠”，红薯团队避开季节风险，加强栽培技术及产量管理，稳定产品的质量，邱木城骄傲地说：“这是我们的专业本位！”

六级产业，让每个人都成为红薯达人

“农业是一级产业，进入农产品加工，就变成二级农业，开放观光休闲叫做三级产业，一乘二乘三，现在最新的名字叫六级产业！”

邱木城引用日本教授提出的观念，用相同模式规划他的红薯事业，“结合现有生态，让消费者从不认识红薯，到戴斗笠，踏到田里，亲眼所见会带来感动！”

红薯生态故事馆”有制作红薯粉、红薯丸子的DIY活动，体验活动让他们知道，如此简易的制作过程就可以吃到美味的东西，也借此让消费者能完全了解产业。

不推销商品，而突显知识面，邱木城有信心让人人皆成为“红薯达人”，让红薯深入游客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而培养忠实顾客，也因此瓜瓜园建造“生态故事馆”，而不仅仅是“观光工厂”。

未来，建一个红薯形象馆

“消费者到瓜瓜园到底想得到什么？想看红薯产业的那部分，我们能回馈什么？”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思考，邱木城描绘事业蓝图；建造一个红薯形象馆，呈现红薯对台湾的贡献，扭转人们对红薯的刻板印象。

他也没忘记他引以为傲的“万岁产销班”，“那些七八十岁的农民还没退休，如果能将消费者带去跟他们互动，那种感觉一定很棒！”

对邱木城来说，红薯是种会让人感动的作物，他要重温红薯在人们饮食生活里的温度，建立人与土地的美好关系。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红薯也讲颜值，长得不好看的，很少有人问津，因此常烂在地头。邱木城对这些丑丑的红薯进行深加工，让它们在便利店找到“容身之所”。并且培养一支能产能销的专业团队，稳定产品质量，升级产业，导入亲子体验活动，将小小的红薯卖出大的价值。

尤其令我们感动的是他一手打造的“万岁产销班”，聚集了一百多位60、70岁的老人，让这些老人重新找到自我的价值，重建人与土地的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