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谷香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40)

伴随着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进入水污染事故的高发期。至本世纪初，我国总监测河长中41.3%属于劣Ⅳ类水质，45.8%的重点湖泊被严重污染，太湖、巢湖、滇池均严重富营养化(1)水利部.水资源公报[EB/OL].[2019-03-23].http：//www.mwr.gov.cn/sj/tjgb/szygb/.。水污染事件频发，东北松花江、河北白洋淀、云南阳宗海、湖南湘江、福建汀江、大连新港、云南南盘江、广西龙江河等水域先后发生重大水污染事故。

水污染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生态产业链反应危害到每个个体的切身利益。随着社会的发展、媒体环境的变化及公民环保意识的提升，水污染及相关议题的传播引起了政府和公众的普遍重视和关注，媒体对水污染主题的报道呈上升趋势，水资源保护理念也随之传播与渗透。

一、 问题的提出

环境传播于20世纪70—80年代兴起于美国，90年代逐渐走向成熟。环境传播是关于环境议题的传播实践，目标是改变社会话语系统及传播结构(2)Luhnmann, N. Ecological Communication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它与社会、政治、经济权力联系紧密，后者间接地影响环境议题的传播内容与方式，引导公众重新审视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3)Littlejohn, S.W. & Foss, K.A. (Eds.).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Theory(Vol.1) [M].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9.。

框架是选择所感知现实的某些方面并凸显在传播文本中，由此形成一个独特问题的界定、因果解释和解决对策的建议(4)Reese， S.D., Grandy， O. & Grant， Jr. A.E. (eds.) Framing Public Life： Perspectives on Media a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World [M].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1.。媒体像一扇窗框，在提供公众观察世界的镜头同时限定了公众观看世界的视角和取景范围，在公众与世界之间建立一种意义连接，公众由此建构意义，形成一种观察事物的世界观(5)臧国仁.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M].台北： 三民书局,1999.。在环境传播中，媒体占据核心地位。媒体对环境问题的建构影响公众形成有关环境风险的观念，启发人们关注环境问题，这些关注又促进媒体作进一步深入报道(6)Brosius, H.B. & Kepplinger, H.M.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Television News： Static and Dynamic Views [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90,17(2)： 183-211.。例如，公众关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大部分由媒体提供(7)Carvalho, A. & Burgess, J. Cultural Circuits of Climate Change in U.K. Broadsheet Newspapers 1985-2003 [J]. Risk Analysis, 2005,25(6)： 1457-1469.。人们在评判当前社会最(或最不)重要的环境议题上与媒体看法非常相似(8)Salwen, M.B. Setting the Agenda for Environmental News： The Effects of Media and Public Characteristics [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 1988,5(1)： 52-57.(9)Khan, M.A.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enda Setting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2011,22(2)： 52.。由于对公众认知的巨大影响(10)黄谷香，姚君喜.“空巢老人”的媒介话语建构与社会成因分析[J].新闻界，2016(9)： 21-25.，媒体在环境传播中起主导作用，媒体的框架选择、环境保护理念的建构等都在无声地影响公众的环境认知。

水环境作为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因素在环境传播中处于重要地位。我国水污染形势较大气污染更为严峻。地表水污染和水资源不足严重威胁着城市居民，而作为饮用水源的地下水污染更为严重、隐蔽，治理难度更大。水源整体情况在不断恶化，形势极其紧迫。从环境传播角度加强对水污染报道的研究将有助于引起更多社会群体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思考，推动水污染问题的尽快解决。

目前国外关于水污染传播的研究较为关注水污染环境传播的政治影响，认为“政治化的信息框架限制了信息环境，影响了信息接收者的社会政治取向”(11)Ahern, L., Connolly-Ahern, C.& Hoewe, J. Worldviews, Issue Knowledge, and the Pollution of a Local Scienc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J].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16,38(2)： 228-250.，但“观众并非天真和被动的，而是认识到计划中嵌入的‘权力关系’”，当地社区认为电台“将水污染的主要原因转移”(12)Jjuuko, M. How Three Communities on Lake Victoria Landing Sites in Uganda Perceive and Interpret the Radio Programmes on the Lake’s Crises [J]. African Journalism Studies, 2016,37(1)： 120-136.。在水污染的信息传播和风险沟通机制上，有学者开发了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及流域风险沟通模型，以提高区域水资源保护及跨界水污染治理水平(13)Cristina, T.M. & Ecaterina, L. Mechanisms of Information & Dissemination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Danube Meadow [C]. 16th International Multidisciplinary Scientific Geoconference (SGEM). 2016.(14)Liu X., Wang P. & Guo L. Study on Environmental Risk,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nd Technology for Unconventional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C]. 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Science & Engineering(MSE 2010). 2010, VOL.4.。针对中国的水污染，有学者提出基于社区的参与式研究方法，将社区成员、组织代表和研究人员作为研究过程所有阶段的平等参与者，通过促进交流来减少科学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尽可能改善环境危机，被视为提供与人类健康和环境相关的科学知识的手段(15)Robbie, A., Kenneth, O.& Xu S.Q. Community-based Participatory Research： A Vehicle to Promote Public Engagement for Environmental Health in China [J].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2008, 116(10)： 1281.。在研究区域上较多关注第三世界国家。

国内关于水污染传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对水污染报道的文本及内容分析，来研究环境传播中的危机管理及受众等环节。在微博环境传播方面，史梁通过对新浪微博“水污染调查”的阶段划分，分析了农村环境传播中的集体身份认同和环境弱势群体的话语建构、民主理性的实用话语手段、民间草根环境的话语空间、意见领袖对农村环保传播公共话语的推动作用等，指出微博对于农村环境传播的意义与问题(16)史梁.农村环境传播的微博话语分析——以新浪微博“水污染调查”为例[J].新闻界,2014(15)： 51-55.；杨志开通过对微博环保传播演变过程、动员方式、行动策略和传播效果的分析，指出微博环保传播的演变过程为“微博话题-传媒议题-政策议题”，动员方式以情感为主，行动策略为“跨界合作、官民互动”，传播效果受多种因素制约等(17)杨志开.中国水污染背景下的微博环保传播研究[J].情报杂志,2015(3)： 144-149.。在水污染危机传播及政府危机管理研究方面，陈力丹等通过对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的危机传播分析，认为其不同阶段的危机信息流中存在障碍因素，最终会损害政府部门的信誉。危机传播是危机管理的核心，政府和媒体都担负着危机传播的责任(18)陈力丹,陈俊妮.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信息流障碍分析[J].新闻界,2005(6)： 19-22.；孙丽丽以水污染等危机事件为样本，分析流言的产生和传播过程、流言与新闻间的关系，指出危机传播中流言的四种功能和正确应对方式(19)孙丽丽.对危机传播中流言的分析——从“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到山西“等地震”[C].中国传媒大学第四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 256-267.。周乾宪通过对“武汉水污染事件”报道的分析，从舆情传播路径角度发现网络舆论生成中的几个主要推动因素，包括新闻报道、网民讨论(包含意见领袖推动)、政府回应等，总结了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生成机制所经历的事实争鸣、问责争鸣和议题争鸣三个阶段和舆论引导建议(20)周乾宪.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生成机制——以“武汉水污染事件”为例[J].新闻爱好者,2012(14)： 17-18.。在水污染危机传播中的受众研究方面，邱鸿峰等通过对福建省紫金矿业周边居民水污染风险感知的调查显示，发现当地居民在关于环境风险议题的政府信任度上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公众信任差异与城乡网络使用率差异显著相关，政府应公开环境监测数据帮助公众理性评估风险(21)邱鸿峰,吴胜涛.网络使用、公众信任与水污染风险传播[J].国际新闻界,2013(10)： 117-130.。

总体来看，国内外在水污染的环境传播研究方面，虽对不同类型媒体均有涉及，但研究关注点多集中在水污染的危机传播和风险沟通上，涉及领域包括政治框架、沟通机制、传播障碍、舆情引导、公众信任、传播效果等，研究议题较为分散。在水污染报道框架的研究上，缺乏对水污染报道的污染归因及治理对策的持续关注，也没有对相关的水资源保护理念建构、围绕水资源的利益博弈、水污染社会背景的变化等相关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在研究深度上有待拓展。

环境风险的增加和多元媒介的兴起日益凸显主流媒体在环境传播中的重要性。在日趋严重的水污染危机中，主流媒体如何呈现水污染报道、污染归因和治理对策的新闻图景？主流媒体呈现的新闻图景中包含了哪些主要的利益博弈和治理变化？传达了政府部门哪些环境保护理念？这一图景与我国社会现阶段的发展变化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主流媒体未来如何加强对水污染议题的传播？

二、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相结合，以中国知网报纸全文数据库为样本来源。《人民日报》作为党的喉舌，是主流媒体的代表。以2004—2018年间《人民日报》标题含有“水污染”的新闻报道为样本，去除内容不相关新闻5篇，共得到有效样本105份。内容分析统计变量包括： 新闻时间、新闻来源、新闻中水污染事故级别、新闻主题、新闻框架、水污染问题归因、治理对策、污染责任主体等。依据新闻中呈现的叙述主体，新闻来源可分为官方群体、记者群体和学者群体。在新闻的主要观点上，依据样本将新闻主题分为五类： 水污染形势严峻(包括水污染现状调查，侧重对水污染现状描述)、水污染防治政策(包括各类防治计划、规划、防治法等)、水污染防治落实(侧重防治行为，包括防治创新、防治项目、防治措施、演练、水污染事件调查及处理等)、水污染防治成效考评(包括防治考核、评估、成效、审计等)、水污染防治建议及反思(包括防治建议、思考、事件反思等)。

新闻框架是新闻“认知、解释和陈述方式，也是选择、强调和遗漏的固定模式”(22)黄旦.传者图像： 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依据样本将新闻框架分为五类： 对策建议框架(包含各类防治建议、方案、新方法、新模式等)、法律问责框架(包含各类法律责任认定、事故处罚、事件责任调查等)、事实陈述框架(包括水污染现状、防治监测、防治检查、防治评估、防治演练、专项行动等)、制度框架(包括水污染防治法修订、防治政策、制度、规划等)、道德情感框架(包括对治理水污染群体的赞誉、对曾经清洁河流的向往)等。在导致水污染的主要原因上，根据样本将水污染问题归因分为四类： 企业(尤其是工业)等污染及事故、多来源多类型污染、粗放经济发展方式、未提及。在水污染的主要解决策略上，根据样本将治理对策分为四类： 各类综合治理对策(包括限排治污、法治管理等)、参与共治模式(包括流域联防联控、生态补偿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包括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等)、未提及。在导致水污染的主要群体或机构上，根据样本将污染责任主体分为三类： 工业企业、多主体、未提及。将以上变量分析统计后输入SPSS17.0，检验各变量间的相关性。通过对变量相关性研究，结合文本分析和研究需要，呈现下文研究结果。此外本文通过文本分析法分析了水污染治理中不同利益方的矛盾发展变化、治理方式变化和文本中水资源保护理念的发展变化，呈现了它们之间的互动关联。

三、 研究结果

(一) 水污染新闻的框架分析

水污染作为一种环境危机，其框架选取与政府、媒体、公众密切相关。对水污染问题的界定、因果解释及方案建议是框架建构的核心。本文选取水污染新闻来源与报道框架、水污染报道事件的污染级别、水污染归因与治理对策三个方面来分析《人民日报》水污染新闻的报道框架。

1. 水污染新闻来源与报道框架

“危机框架”研究者认为，“问题、原因及解决方案”三个核心点对于影响公众认知、掌控危机事态具有关键作用(23)Kuypers, J. Presidential Crisis Rhetoric and the Press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M]. California：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97.(24)Entman, R.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3，43(4)： 51-58.。三个核心点对应三个关键问题： 发生了什么(事态与问题)、为什么发生(原因与责任)、怎么办(对策与方案)。以事态与问题、原因与责任、对策与方案三个具有逻辑顺序的框架对水污染相关报道进行分类后，结合新闻来源呈现如表1。

表1 新闻来源*新闻框架交叉制表 计数

不同来源主体在框架选择上具有不同倾向。水污染新闻来源与报道框架具有显著相关性(P值<0.05)。官方来源新闻在三个框架中都占有绝对优势，记者、学者和其他群体则较多使用“对策与方案框架”。官方群体在水污染议题上处于绝对优势，掌握话语主导权，其他群体都处于从属地位。在全部样本中，事态与问题框架、对策与方案框架是两类最主要的框架，在多数年度交替居主导地位。受官方政治倾向和新闻价值取向的影响，《人民日报》较多采用事态与问题框架来呈现水污染状况，采用对策与方案框架来显示治理诚意。如事态与问题框架在2005、 2011等年度居首要位置，主要分布在松花江事件报道和水污染防治监察类报道上。对策与方案框架在2006、 2015等年度居首要位置，主要源于松花江事件的善后和新一轮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原因与责任框架在2005、 2006年出现相对较多，大多源于水污染事故的法律问责。

2. 水污染事件污染级别的变化

依据《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分级标准，水污染新闻中涉及(或提及)的水污染事件的污染级别由高至低依次分为： 1.特别重大环境事件；2.重大环境事件；3.较大环境事件；4.一般环境事件；5.未涉及环境事件。经统计，《人民日报》2004—2018年间水污染新闻中涉及事故污染级别如下： 19%涉及特大水污染事件，2%涉及重大水污染事件，2%涉及较大水污染事件，29%涉及一般水污染事件，48%未涉及任何水污染事件。这一状况说明媒体在选择重点报道某起水污染事件时，事件的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超过事件自然属性成为首要标准。将新闻中水污染事故的污染级别和新闻年度结合来看，两者呈显著相关(P值<0.01)。具体表现为： 水污染新闻中涉及事故的污染级别随年度呈现逐年下降趋势；未提及水污染事故的新闻所占比例随年度呈现上升趋势。相对于近十五年现实社会中水污染事故发生的高频率而言，这一变化说明主流媒体在逐步调整水污染的报道策略，由前期的以水污染事故为警示展开报道转向后期不提及任何水污染事故、就事论事的报道风格，以便更好地维护国家形象。

3. 水污染归因及治理对策的走向

随着年度变化，水污染归因一方面由前期的以“企业工业等污染及事故”为主逐渐转变为后期不提及污染原因；另一方面，在2011年之后，归因“多来源多类型的污染”的报道开始少量出现，尤其是归因“粗放经济发展方式”的报道出现频率较前一阶段明显增长，且新闻来源主要为官方，反映官方群体对水污染本质问题认识的深入。由于不同污染归因对应着不同责任主体，相应的水污染责任主体亦逐渐由前期的“工业企业等”为主转变为不提及责任主体，在2011年之后，少量报道中开始将污染责任主体总结为“多个主体”，说明水污染源头的多主体性。随着水污染的程度加深，原先保护水资源的一方亦可能因水资源利用价值的丧失转变为水污染主体。

水污染归因的类型不同，治理对策亦不同(P值<0.01)。针对以企业工业等污染及事故和粗放经济发展方式引起的水污染，新闻文本中提出的治理对策首先为各类综合治理方案，其次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归因方式为多来源多类型的污染类的报道，其治理对策则主要为参与共治、联防联控。此外，大量未明确污染原因的报道中提出的治理对策也多数为各类综合治理方案(表2)。这也说明无论水污染的原因是什么，水污染的治理都是一个综合性工程，需要众多利益方的共同支持。

结合文本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治理对策早在2005年已被提出，并持续了三个年度。由于各地发展程度不一，这一具有本质意义的治理对策在各地优先发展经济的旗帜下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只能在少数地区小范围推行，如浙江安吉的生态立县策略。(25)刘毅.安吉提前两年完成太湖源水污染防治计划[N].人民日报,2005-05-30(1).尽管推行范围有限，但这一理念无疑对其他地区具有示范效应，特别是水污染防治法修订后将治理成效纳

表2 水污染归因*治理对策交叉制表 计数

入地方官员考核指标后，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有效防治水污染成为地方政府必须考量的目标。从2008至2011年间，地方政府在治理流域水污染实践中逐步发现上下游联动、跨省市共治才能有效控制整个流域的水污染问题，如江、浙、沪共同治理太湖流域的模式等。2011年学者胡若隐提出参与共治、联防联控的水污染治理模式，逐渐在全国多个省市推开，各地积极筹建水流域生态补偿机制。(26)孙秀艳，吕中正.协力治污净化河湖[N].人民日报,2015-02-13(23).由于参与共治、联防联控的水污染治理模式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简单实用，这一治理模式成为2015年度水污染治理的主要对策建议，促成了《水污染防治法》的再次修订。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对策建议并未销声匿迹，在2011、 2015、 2016等年度先后再次出现，且来源都为官方群体，反映政府层面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视和倡导。

(二) 水污染治理中的利益博弈与治理方式转变

水污染治理领域虽矛盾众多，但最主要矛盾还是以公民为主体的公共利益与以地方为主体的地方利益间的博弈。水资源是流域所有公民的公共物品，保护水资源即保护公共利益。流域内水体的流动本质是利益流。流域内各经济主体只有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形成集体行动。当流域所承载的规模经济总量较小时，流域内容易达成一致行动；反之，流域内的行为主体如政府、市场、团体及公民等就会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考虑而难以达成一致行动(27)胡若隐.从地方分治到参与共治——中国流域水污染治理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创造更多地方利益往往默许区域内企业的非法排污行为，而企业等经济主体为降低成本亦不愿承担污水治理支出。公共利益被迫服从于地区、部门、个人利益。

在十一五规划的开局年里，公共利益的地位悄然发生了改变。为控制地方严重的水污染，国家就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制定了单独的规划。为保证规划目标的落实，环保总局同减排任务较重的9个省(区)签署了目标责任书，要求各级政府层层落实，逐级签署减排责任书，必须完成减排指标，国家定期检查考核。(28)武卫政.9省(区)政府签订水污染物总量削减目标责任书[N].人民日报,2006-07-24(2).在经历了从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水污染治理屡屡失效的挫折后，国家开始转变治理策略，将水污染治理考核的目标落实到地方官员，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使得地方利益不得不向公共利益靠近。由于国家的支持，公共利益在与地方利益的博弈中逐渐占据优势。虽然报纸中未出现地方的不同声音，但从新闻的严厉措辞中可见国家此次治理的强硬态度和坚定决心。

随后，公共利益与地方利益在国家层面再次博弈，并取得胜利。2008年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负责当地水环境保护和限排目标的完成并纳入官员考核评价。由于一直以来各地都实行水域分区保护，地方分治模式下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片面强调，使得水污染治理服从经济发展，《水污染防治法》长期有法难依。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将水污染防治纳入地方官员考核评价指标，使得各地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当地水污染治理问题，在发展经济和保护水环境间保持平衡。

在水污染治理的利益博弈中，公共利益最终战胜地方、部门利益，各地也转变态度，积极联防联控，共同参与到水流域的污染治理中。随着治理实践的深入，一些地区在吸取先进治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流域联防联控措施和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共同治理淮河(29)孙秀艳，朱磊，陈彬.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考核： 沿淮四省得分均超80[N].人民日报,2009-06-25(5).。多地区实践成功： 如江苏和山东共治龙王河、江苏省和浙江省共治澜溪塘；(30)胡若隐.探索参与共治的流域水污染治理新模式[N].人民日报,2011-12-22(8).贵州、云南、四川共治赤水河等。(31)汪志球.三省共治“美酒河”[N].人民日报,2014-12-10(9).这些实践保障了公众的监督权和知情权，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显示了治理制度创新的活力。参与共治从2009年设想的提出、2011—2014年间部分地区的探索实践和专家肯定到2015年被多地人大代表列入政策议程的过程中，公共利益的优先地位逐渐得到保障，最终促成水污染治理方式的变革。《水污染防治法》再次修订，参与共治的治理方式转变为国家政策，于2017年正式公布。

(三) 水资源保护理念的建构

水污染新闻文本报道的是各类水污染事件、治理和政策等，建构并传递的却是政府部门水资源保护的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和创新意识。具体而言，依照媒体报道侧重点的不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2004至2006年间，《人民日报》主要通过水污染事件典型案例报道和节能减排责任制的落实来建构政府部门水资源保护的责任意识。在具体做法上： 1.针对同时期高频率的水污染事件，媒体选择以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为典型，通过对其成因、措施、成效、保障等全方位地集中报道，引导公民理性对待。为消除社会恐慌，政府部门承担了特殊时期的水、电、暖等供应，要求环保部门水质监测数据及时准确发布，有效地安抚了当地民众的心理。2.关注中央“十一五”水污染防治攻坚工作中各地减排责任的落实。媒体对中央启动“十一五”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各地水污染节能减排责任制的落实进行了多次报道，尤其关注减排任务较重的省区的落实情况，既传递了政府水资源保护的理念，也督促了各省、区遵照减排协议执行。

从2007至2008年间，《人民日报》主要通过《水污染防治法》修订和公布的相关报道来建构政府部门水资源保护的法治意识。《水污染防治法》的法律效力有效约束并减少了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水污染排放行为，提升了社会整体层面的法治保护意识。在具体做法上，通过《水污染防治法》修订的大量报道，将各地政府部门水资源保护责任落实到法律层面，实行目标责任制，建立考核评价制度，通过地方政府层层落实到社会组织和公民身上，加强了全社会水资源保护的责任意识和危机感。

从2009至2018年间，《人民日报》主要通过水污染治理方式探索、防治监督和成效检验来建构政府部门水资源保护的创新意识，这一创新亦是前期责任意识、法治意识的进一步明晰和具体化。由于水污染治理责任落实到地方，前期经费投入后的治理成效需要进行验收。由地方探索实践的联防联控、共同参与的治理方式提高了水污染治理成效，创新了水污染的治理方式和管理理念。

总体来看，《人民日报》在十五年的水污染报道中，注重建构政府部门治理水污染的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和创新意识，用法律条文为水资源安全保驾护航，并以治理监督、检查、成效等相关报道证明了治理方案的有效性，塑造了积极、负责任的政府形象。对公众而言，在水资源保护上，问责制和法律意识也将有效约束公民、企业乃至政府的污染行为，进而在全社会层面通过宣传、传播起到减少、抑制水污染行为的效果。

四、 分析与讨论

媒介内容传递的特定观念和价值既是社会发展的原因，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人民日报》水污染报道既根源于近年来我国社会、环境领域的发展变化，也参与建构了这一变化和人们改造水环境的实践。

(一) 水污染报道反映并建构了水环境从污染到治理的转变。水资源短缺、水污染已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和大众健康，不仅限制经济发展，还影响社会稳定。超级大的人口基数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使生态系统不堪重负。“生态运动的斗争场所是人化环境。现代工业对传统的生产模式和社会图景的毁坏导致了现代性危机。”(32)[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0.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虽然新闻中水污染事故出现的次数有意被减少，但水污染治理的对策一直在改进，并加强了对地方官员水污染防治绩效的考核。在频频发生的水污染事件影响和民众舆论压力下，我国政府加大人员和资金投入，坚持不懈地进行了一场水污染防治的持久战，关停了大批不达标的污染企业，实行更加严格的环境准入标准，部分水域“碧波重现”，不仅得到了当地居民的认可(33)孙秀艳.4年前的太湖蓝藻事件，促使江苏痛定思痛，狠抓水污染防治——太湖： 碧波重现不是梦[N].人民日报.2011-07-14(20).，更获得第十届世界水大会(2016年)的点赞(34)李锋.世界水大会点赞中国水污染治理成就[N].人民日报,2016-10-20(22).。在水利部公布的《水资源公报》上的省界断面水质监测数据显示，Ⅰ～Ⅲ类优良水质的断面数比例从2004年的39.3%上升至2017年的67.0%，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从2004年的34.5%下降至12.9%。我国政府已深刻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并在实践中贯彻生态保护的人本理念。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走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35)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全文[EB/OL].(2017-10-18).http：//www.china.com.cn/cppcc/2017-10/18/content_41752399.htm.

(二) 水污染报道反映并建构了公共利益地位的提升。在过去较长一段时期内，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默许企业的排污行为，企业亦不愿支付污水治理费用，公共利益被迫服从于地区、部门利益。在围绕水资源的利益博弈中，为维护公共利益，国家对部分地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无视环境污染的行为进行了多次限制。先后发布了《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一五”规划》《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年)》《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6—2020年)》，并对《水污染防治法》进行了两次修订，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加大处罚力度。因此，公共利益的地位得以保障并获得提升。国家层面的导向带来了新闻文本的联动效应： 水污染归因从前期的停留于表象或避而不谈逐渐趋于问题本质，指向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治理方式从前期的各自为政的地方分治转变为上下游联防联控、生态补偿机制；公共利益被提升至地区、部门、个人利益之上。环境问题成为当前最大的民生，是民生福祉也是民族大计。环境治理也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近年来“两会”的热点话题。

公共利益是非特定社会成员的利益。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对整体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根本价值，(36)梁上上.公共利益与利益衡量[J].社会科学文摘,2017(1)： 77-79.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和社会公众都是维护公共利益的主体。在水污染治理中，实行相关部门信息互通，保障公众监督权、知情权的联防联控的治理之所以能取得良好成效即在于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和社会公众都能够真实参与水污染防控、维护水资源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地位的提升亦是水污染治理法治化的结果，是流域社会不同群体在法治前提下达成的利益共识，有助于促进社会治理的进步、人与自然的和谐。

(三) 水污染报道反映了主流媒体对社会真实的选择性建构。大众媒介生产的新闻图景是一种由真实信息的碎片、独特的框架、观点、视角连在一起所形成的选择性建构(37)[荷]丹尼斯·麦奎尔著.丹尼斯·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崔保国，李琨，译.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环境问题经由个人或组织的“建构”才成为“议题”(38)[美]约翰·汉尼根.环境社会学[M].洪大用等，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科学和媒介在建构环境问题、风险及对策方面担负着首要职责(39)洪大用.西方环境社会学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9(2)： 85-98.。大众传媒在报道环境信息时不仅可以“传递环境信息”，也在“透过语言与符号产生意义，建构人们的环境认知与理解”(40)Cox, R.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Sphere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6.。看似寻常的环境新闻背后都是媒体在有意识地选择框架与建构议题，进而为公众呈现理解周围环境的方式(41)黄谷香,姚君喜.从融合到陌路：“高考移民”与“异地高考”媒介话语建构的比较[J].新媒体与社会.2017,18(2)： 46-57.。如前所述，2005年并非水污染事故数量最多的一年，但却是报道数量最多的一年；此后各地发生的水污染事件并未减少，但在《人民日报》中却很少提及。同时水污染新闻中涉及事故的污染级别随年度出现下降趋势；不提及水污染事故的新闻所占比例随年度呈现上升趋势。相对于近十五年现实社会中水污染事故发生的高频率和严重程度而言，这些变化反映了主流媒体对水污染事故的选择性建构。

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投入和主流媒体的宣传报道下，部分区域的地表水变清洁了，也得到公众和官方的认可。但在新闻之外的专业报告《水资源公报》上，一些数据却让人触目惊心。在湖泊水质上，符合和优于Ⅲ类水的湖泊比例(占总监测数)从2004年的36%下降至2017年的26.0%；部分水体受到污染的Ⅳ～Ⅴ类湖泊比例从2004年的26%上升至2017年的54.5%。在浅层地下水水质上，2006年全国首次监测地下水质适合各种用途的Ⅰ～Ⅱ类水井比例为10.1%，至2017年水质优良(对应Ⅰ～Ⅱ类)(42)国家技术监督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国家地下水质量标准[EB/OL].[2019-03-23].http：//www.dowater.com/Standards/2008-05-13/33.html.的水井比例仅为0.9%。(43)水利部.水资源公报[EB/OL].[2019-03-23].http：//www.mwr.gov.cn/sj/tjgb/szygb/.尽管部分报道中也偶然提及过部分企业非法将污水进行地下深层排放，但媒体对地下水污染的曝光率与现实中污染状况差距较大。新闻是对社会真实的建构。大众传媒如何对社会现实进行有效建构，既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又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增进公众的媒介信任，这是主流媒体急需解决的问题。

(四) 水污染报道根源于我国正步入的“风险社会”。20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以粗放型发展方式为主。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快速消耗与严重短缺，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各地水污染事故频发，污染企业也被推至风口浪尖，我国正进入所谓的“风险社会”。(44)唐瑭.风险社会下环境公益诉讼的价值阐释及实现路径——基于预防性司法救济的视角[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7(3)： 29-37.“风险社会”诞生自古典工业社会，又称(工业的)“风险社会”。这一期间，工业化道路的危机日益凸显，不明的、不可预见的危机开始控制社会(45)[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4.。自主性现代化无视其延续过程中的影响和危机，工业生产的贻害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生态危机的核心。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言，“环境问题”已不再是周围世界的问题，而是工业社会自身的一个深刻的制度性危机(46)[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拉什.自反性现代化： 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M].赵文书,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其根源正如学者陈阿江所言，“近代中国因为担心落后，急于追赶而焦虑，在‘生存或死亡’的两难选择中建立起激进的追赶现代化制度，产生了比西方社会‘跑步机之生产’还要严重的环境问题。”(47)陈阿江.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水污染报道反映了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社会所带来的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两难困境。

媒介是风险社会的“文化之眼”(48)郭小平.论“风险社会”环境传播的媒体功能[J].决策与信息,2018(7)： 55-65.，在公众风险认知、风险应对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兼具风险预警、风险沟通、舆论引导、环境教育等功能。当风险降临时，公众依赖媒介提供的信息应对风险，媒介提供公众安全感。媒介是风险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而风险是被建构的。“风险最初是以基于因果解释的(科学或反科学的)知识的形式存在。在知识里，它们可以被改变、转移、缩小或夸大，在此角度上，它们是可以随意被社会界定和建构的。大众媒体、科学和法律等专业掌握着界定风险的话语权，在社会和政治上居于优势地位。”(49)[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4.因此，在媒介社会，“风险”是“可控”的，而大众传媒如何进行风险沟通将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必须建立有效的风险沟通机制，增进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互信，有效化解风险(50)范红霞.解释·建构·变迁·反思： 危机中的风险传播与媒体使命——“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与大众传媒社会责任”研讨会综述[J].当代传播,2010(5)： 46-49.。这是主流媒体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五、 对策与建议

水污染新闻图景反映并建构了水环境从污染到治理的转变，其间，公共利益的地位不断提升。在主流媒体对水污染现实的选择性建构中，我国亦快速步入“风险社会”。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两难困境中，主流媒体如何引导公众认知、应对环境风险，并发挥风险预警、风险沟通、风险监督、环境教育等功能，这是媒体水污染议题建构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 经过二十多年的水污染治理，我国地表水质量有所改善，但地下水污染不容忽视，非法水污染行为走向隐蔽化。鉴于水污染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媒体需要继续加大水污染的风险预警，变被动的水污染信息传播为主动的水污染议题建构，借助政府掌握的社会信息资源、技术资源、智力支持，及时向公众公布相关权威信息，加强对水污染风险的监测和预警，帮助公众做出理性决策，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知情权是“公民获得、知悉一切资讯的自由和权利”，狭义的知情权的对象则仅限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资讯”(51)魏永征.中国走向世界和资讯公开[J].中国法律(香港).2001(6).。只有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维护公众利益，媒体才能赢得公众信任。保障公民知情权既需要媒体积极承担预警责任，也需要地方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敢于担当。正如杭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玉明所说，“尊重公民的知情权，把真相大白于天下，既是新闻媒体的职责，也是政府的义务和责任”。(52)徐冰.“第一时间”和公众的知情权[N].中国经济时报.2003-4-8.此外，媒体还可以通过对水污染源头的深入调查报道，为政府部门污染治理提供依据。

(二) 在风险社会，媒介有效进行风险沟通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建立畅通的风险沟通机制，增进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互信，有效化解风险，是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媒体应充分挖掘水污染报道深度，拓展报道内容，实现水污染风险信息的有效沟通。水污染影响涉及诸多方面： 在国家层面上，水污染治理涉及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升级等；在公众层面上，水污染的影响涉及公众的健康、饮食、生活等。这些不同层面的报道都可以扩大公众的风险认知。由于水污染报道的负面效应，媒体在客观理性地报道水污染严重程度、波及范围的同时，也要突出政府部门的治理措施和积极应对，以缓解社会可能出现的恐惧焦虑。传播学相关研究发现，“恐惧诉求”信息与受众“态度转变”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倒U形曲线，过高或过低程度的恐惧信息对公众态度的转变影响不大，而中等程度的恐惧才会引发公众最大程度的态度转变。因此，客观理性、程度适中地报道水污染风险有利于公众获得有效的风险认知并养成水资源保护的理念。水污染作为一项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议题，其报道也关系到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问题。为减少国外媒体的歪曲解读，维护国家形象，应注意水污染事件在报道中的出现频率。

(三) 由于媒体对社会现实的选择性建构，一些社会风险被忽略，部分环境冲突被掩盖，导致公众媒介信任的下降和谣言的盛行。为此，媒体应主动协调政府与公众间的环境冲突、化解环境危机，敦促政府制定相应的环境政策和风险治理措施，促进环境问题的解决，并对破坏环境的行为、风险的决策失误、环境公平失衡等进行舆论监督，发挥风险监督作用。水污染风险议题在舆论监督中具有较高的议题优先性。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53)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全文[EB/OL].[2019-03-23].http：//www.china.com.cn/cppcc/2017-10/18/content_41752399.htm.。水污染风险批评报道应站在国家、民族的利益角度进行论述，这样更能触动政府、公众、企业等风险主体对水污染风险的敏感。此外，遵照媒介的“人性化趋势”，(54)喻国明,耿晓梦.试论人工智能时代虚拟偶像的技术赋能与拟象解构[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8(1)： 23-30.媒体在新闻框架的选择上应注意受众的心理特征，选取一些符合受众心理喜好的新闻框架进行报道，以增强新闻的传播效果。

(四) 政府的风险决策往往关系到社会的公共利益。媒体在建构水污染风险议题中发挥风险批评功能时，除可以推动并参与政府的风险决策外，还具有建构环保公共领域的意义。公众公共利益的维护需要公民意识的觉醒。在环境教育方面，媒体要积极培养公众的公民意识，为公民主体自觉维护公共利益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由于水污染行为的隐蔽性，仅仅依靠政府公共管理部门的监督治理是不够的。只有充分发挥公众的公共利益主体意识、依靠群众监督和对污染行为的自觉抵制，才可能有效抑制各类隐蔽的水污染行为。公共利益的主体是公众，媒体在新闻来源的选择上应向公众群体倾斜，维护公众群体的话语权和表达权，让各社会群体都能参与公共利益的讨论、交流并达成共识，进而自觉践行水资源保护理念，成为维护公共利益的真正主体。公众是水污染利益主体中数量最多的一个群体，只有公众的公民意识强大了，公众才会自觉维护公共利益，主动保护水资源，积极同不法分子的污染行为作斗争，进而推动水污染治理的法治化和社会治理的进步。

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落实节能减排责任制。十八大、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水污染防治法》亦经历了两度修订，将上下游联动、参与共治的防治方案落实到法律层面，加强地方领导水资源保护意识。《人民日报》在有选择地报道水污染事件、政策的同时也为公众设置了水污染报道的解释框架，建构了一幅水污染归因及治理的新闻图景，传递了政府部门的水资源保护理念，显示了水污染风险的可控性。鉴于环境传播的迫切性，主流媒体在水污染议题建构中应加强引导公众认知、应对环境风险，并发挥风险预警、风险沟通、风险监督、环境教育等功能，促进政府、媒体和公众间的相互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