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困惑于一个问题，古人没有前人的大量文献做基础，也没有太多的参考书，但“四书”“五经”成为不朽的经典，作为后世中国文化的源头，不断被注绎和解说;而今天我们在两千年文化的基础上读书、写作，似乎在这件事上也并没有比古人更高明、更智慧，“精神贫困”问题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更坏，犹如“原始人”，“身处丰饶之中，却逐渐饥饿至死”。

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著书立说，累积的知识已无可复加，面对这些浩如烟海的研究成果，面对无数先师的孜孜解“惑”，后人的读书之“惑”、精神之“惑”、人生之“惑”是否变得更清晰了呢？答案未必。于是，许多学者凭着经年的阅读经验，对青年人的读书进行指导和建议，以此来解决日益增长的作品数量与人们时间有限和选择困难之间的矛盾，因此，经典阅读又成为一个“热词”。

朱自清先生在其《经典常谈》的“序言”中告诫讀者：“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艘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分儿。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的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鲁迅先生说得更为直接：“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在看了衍生的批评之后，保持自己的思考，切勿把自己的脑子“给别人跑马”。

明确了中国学者开出的药方之后，再来看西方学者的主张。本期“青年在场”栏目中，布鲁姆的思想核心之一便是维护经典的绝对权威，这一近乎偏执的主张使其一生处于与其他学派的论争当中。其《西方正典》也并非一部西方经典的必读书目，而是融合了布鲁姆的审美标准和对文学的激情，比之朱自清与鲁迅先生的温和，更显强力和激进。

如何重读经典？孙绍振先生提倡的“文本细读”及关于“文本细读”的一系列著作，显然更具操作性。他拒绝“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解读，主张要进入文本，从文本出发寻绎出一种“正解”来。中国文学有着抒情的传统，解读之条条大路未必通罗马但必定通人心，人情、人性，古今如一，我想，这或许便是解读的基础所在吧。

“经典”“细读”，在此重申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与其说是受“惑”之困扰，“惑”上加“惑”，不如说是站在刊物的立场，提倡一种文风，一种“名作欣赏”的方法，这也是我们一贯所追求和看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