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煜

老舍传记的创作是老舍研究界的主要课题，近年来亦多有成果问世。据笔者统计，迄今为止，以专著形式出版的老舍传记已有16种，此外还有一些中短篇的老舍传记。认真梳理、评述老舍传记的写作史，总结各部传记的特点与得失，不但可以为今后老舍传记写作和老舍研究提供借鉴，也有利于推动其他作家传记的写作乃至作家传记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一、准备与初建：1975—1994

早在1934年，《人间世》就在当年第1期发表了署名王斤伇的《老舍》，这篇短文概括地介绍了老舍的生活经历和写作特点，可以看作一篇带有小传性质的作品。但是，在老舍生前，并没有出现较为成型的传记性作品，老舍本人对写自传也一直持谨慎态度，一些具有自传或回忆录性质的文章也只是散见于一些报刊，并未结集。

老舍传记写作的起步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老舍逝世后，由于在政治上一直处于被打倒的地位，因此最早的老舍小传，反倒是出现在香港地区出版的两部作家传记合集中。第一篇是香港中国笔会1975年版赵聪著《中国现代作家列传》中的《老舍传》，这篇小传充满了意识形态导致的偏见和信息不畅导致的事实错误。诸如将老舍同情左翼作家评价为“把别人的诡计误以为正义，像小孩子那样傻得天真”，在描述老舍之死时则写道，老舍“从身上撕下一块布条，亲自写上‘作家老舍之尸，挂在身上，便出去投在护城河里了”。波文书局1977年版《中国现代六百作家小传》中收录了李立明撰写的老舍传，此传只是对老舍生平和所创作的作品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总结和评价性的文字不多。

1978年，在邓小平的批示下，老舍得到平反，亲友后学对老舍的纪念得以公开进行，几篇回顾和总结老舍生平的简传也应运而生。其中较早的有发表于1978年《内蒙古教育》10、11月合刊的《老舍》;徐州师范学院1978年10月编《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中马培封撰写的《老舍》;老舍长女舒济发表于1979年3月《社会科学战线》的《老舍传略》;作家纪念文集《往事与哀思》的老舍部分也附有《老舍小传》。这几篇小传主要是对老舍的生平和创作进行了简要回顾与串联，具有明显的“开场白”色彩。

进人20世纪80年代，一些具有学术深度的老舍传记终于得以问世，第一部老舍的长篇传记是王惠云、苏庆昌著《老舍评传》。此著完稿于1983年8月，1985年10月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31.5万字，书前有叶圣陶创作、启功手书的代序《齐天乐》，正文共二十二章。作为第一部以专著形式出版的传记，该传在记叙老舍生平的同时，更侧重于展现老舍的作品，以十三章又二节的篇幅对老舍的主要作品分别进行了介绍与论述，对老舍的创作生涯进行了第一次全面的总结。这部传记终结了老舍研究史上缺少传记的遗憾，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是，该传在分析作品时，过分集中于作品本身，而缺乏从作家角度出发对作品的审视，也缺乏对作家创作缘起的介绍与分析，因此在作家生平与作品两部分之间存在着割裂，且未能给读者勾勒出老舍的整体创作风格。曾广灿在肯定该传“重在评析作家创作的成就，突出了作品研讨”“把读者的注意力更多地吸引到艺术成就大、能代表作家风格的优秀作品上”的同时，指出该著在论析的深度上仍有欠缺，忽视了探讨老舍创作与外国文学、中国传统文学的联系，缺乏对老舍创作风格的整体分析，在评价作品时侧重政治性而对艺术性有一定的忽略。这些评价整体上是较为准确的。

1986年8月，老舍之子舒乙撰写的《老舍》作为“祖国丛书”之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1万字，根据老舍的行旅划分为六章。由于在新中国成立前舒乙与老舍聚少离多，直到1949年12月老舍回国、1950年4月胡絮青与孩子们搬回北京后一家人才得以长期团聚，因此，该传在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内容相对更详细，史实细节都比较丰富。如对老舍与相声、评剧演员以及裱画匠、剃头匠等底层民众来往的描述，对老舍写作后“扔进纸篓”而并未发表作品的介绍等;而对老舍的早年经历则介绍得相对简略，对老舍的作品也并未多着墨。该著1999年10月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再版，增加了“外一章死”，收录了舒乙回忆老舍自杀前后的三篇文章，2010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出版的“名家正传丛书”中的《老舍正传》亦是1999年版的重印，未增加具体内容。总的来说，由于作者系老舍之子的特殊身份，该传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对一手史料的介绍上。

1988年2月，朗云、苏雷著《写家春秋——老舍》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此著1996年曾再版，并改名为《老舍传——沉重的谢幕》，但变化仅限于书名。全书包括“楔子”与正文二十八小节，21.6万字。楔子以老舍自杀起笔，正文则从老舍出生开始，写到1949年回国为止。与前两部相比，这部传记带有更加明显的普及性意图和通俗文学的色彩：笔调更为活泼，“京味”十足，可读性与趣味性都更强。可以看出作者有意识模仿老舍的行文方式。这种活泼的笔调在之后的老舍传记中也较少出现。但是，作为一部传记，此著的缺陷十分明显。除缺失新中国成立后的部分外，还有三点表现：首先是史实性错误过多，如错记了老舍与许地山的相识过程，将老舍在东方学院任教时的院长误为庄士敦等;其次是表述过于随意，加入了很多作者杜撰的情节，如写老舍在南开中学任教时，在一处建筑门口因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被拒之门外，张道藩在抱怨老舍与政府不一条心时，“恨不得一刀攮死舒舍予”;最后是在描写人物时缺乏最基本的客观性，与老舍有对立的庄士敦、张道藩、潘公展等人，大都被脸谱化地表现为“白脸奸臣”，并最终被代表正义的老舍一一打败。这些问题，基本可以归结为作者有明显的戏说倾向，忽视了传记应有的客观性。比起传记，此著更像是一部以老舍为主人公的通俗小说。

20世纪80年代问世的老舍传记还有两部中篇的《老舍传略》，作者分别为曾广灿和孟广来。曾著收录于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现代作家评传》第2卷，约3万字，分五个阶段简要介绍了老舍的生平和創作;孟著写作于80年代，收录于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的孟广来遗著《孟广来论著集——老舍研究》，约1.6万字，写到老舍1949年归国即告完结。两位作者都是国内较早开始从事老舍研究的专家，但是由于篇幅的限制，仍基本停留在简述和普及的阶段，作者本人的主体性没有得到明显发挥。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是老舍传记写作的初建期，作者的写作目的主要是总结老舍的一生，并对老舍进行普及和介绍，还未顾及在传记中对老舍一生的经历、创作和思想等进行深入思考。在写作方式上，虽然尚在起步阶段，但众多作者也已展示了多种可能的侧重点，史学性与文学性，普及性与研究性并存，对作家的作品与生平经历也各有侧重。这些尝试为老舍传记的撰写提供了多种可能延伸的方向，奠定了可借鉴的基础。虽然囿于时代和写作经验，从现在的视角来看，这些传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欠缺，但老舍传记的写作本就是一个应当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老舍研究不断进展的工作，不应强行要求学者超越时代和历史。

二、多样与深入：1994—2005

进入20世纪90年代，老舍传记开始向着深入和多样化发展。第一部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是徐德明编著的《老舍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老舍生前并没有撰写过完整的自传，各种回忆散文也仅散见于报刊，并未如鲁迅之《朝花夕拾》般专门结集。因此，本书实际上是对老舍各种生平自述、创作谈、自叙小说的收集与整合，全书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编排，并通过注释补充相关背景信息。作者后记中介绍了自己的编写原则：“尽可能保持作品原貌。除删节、组合外，我仅仅加了极有限的几个贯通语气的字，用括号标出，想必能获读者理解。”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收集和整理资料的工作存在轻视，但是这些工作恰恰是学术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这部《老舍自传》，不仅能够向一般读者普及老舍的生平行旅和对自己的认识，也是一本方便研究者使用和参考的资料集，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此书于2006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再版，更名为《老舍自述》，2018年5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老舍自传》亦为此著，但并未列出编者徐德明的信息。

在此之后，一些普及性老舍传记也在这一时期陆续问世，包括许庆龙、劳斌主编《老舍》（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1996年版），孙之龙、郭奇英编著《老舍》（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版，2002年再版），晓玲编著《老舍小传》（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这些传记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少年儿童和中低文化群体，篇幅均在一万至两万字上下，侧重于老舍生平经历中较有戏剧性的故事以及《骆驼祥子》等趣味性较强的作品，注重弘扬老舍的坚韧品质和爱国主义精神。但是，总的来看，这些传记都带有明显的摘编色彩，多流于简单的流水账而缺乏特色，以普及老舍的目的来看，也只能算得上差强人意。

1997年8月，刘明、石兴泽著《人民艺术家·老舍》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14.5万字，分十六小节。系“名人照相簿丛书”之一。这部传记与丛书名“照相簿”的定位十分契合，以老舍的生活和行旅为主要书写对象，更多地试图通过对老舍人生履历的勾勒，探索他作为一个“人”的心路历程。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老舍的形象也从扁平化的“人民艺术家”变得更加有血有肉。书中对老舍山东时期“大明湖畔的忧思”，抗战时期“怎一个难字了得”，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人民艺术家”面对个体与群体之间矛盾时的迷茫，均有详细的论述，并在最后一节着重探讨了老舍作品与人生中的双重悲剧因素。此外，本书对老舍的人际交往也有了一定的重视，对老舍与罗常培、许地山、吴祖光等人的交往均有一定篇幅的论述，体现了作者视野的开阔。但是，本书对老舍作品的介绍相对薄弱，很多老舍重要作品仅是一带而过，对作品的艺术水平和作家创作风格都缺乏评述。

关纪新著《老舍评传》于1998年10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十八章，45.4万字，是迄今为止篇幅最长、论述最为翔实的老舍传记，也是一部写作特点和作者主体性发挥较强的传记。本书在章节划分上，明显受到王、苏版《老舍评传》的影响，涉及对作品的评价时单列章节。但是，关著对老舍作品在传记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更加清晰的认识，在介绍和论述作品时，始终围绕老舍本人的创作习惯和文化心理加以展开，作品与生平的结合更加和谐。

作者关纪新主要从事民族文学研究，因此，本书以“从观察少数民族作家和少数民族文学的角度去接近老舍、解说老舍”为主要原则展开写作。作者充分发挥了自己研究民族文学的优势，运用了大量满族文史资料，论证老舍本人性格和作品中体现的满族元素，其中不乏精彩论断。如将老舍作品中的市民倾向与满族人的文化传统与在清末的遭遇结合起来，通过对祥子人物设定的分析，得出祥子很有可能属于北京城外驻扎的“外三营”旗人，因清廷垮台后“改事农耕”但“缺少稼穑技能”“只好丢掉土地，投奔到了城里来”，并由此证明祥子为何生长在乡间而“对从事农业劳动却本能地不感兴趣;相反，他把北平古城当成‘他唯一的朋友”。这种研究视角的更新不仅使得很多关于作家和作品的问题得以有了合理解释，更为日后的老舍研究提供了探索新路的思维方式。

但是，关著在以民族视角解读老舍时，也存在着过犹不及的问题。如在论述《二马》中的满族因素时，作者以老马“永远告诉人他是北京人”为依据来论证老舍在有意回避满族话题，“因为北京文化和旗人文化，二者早已是纠缠不清的了”，并将《二马》中有名的“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论断认定为是“对满、汉双重文化积淀入木三分的深思”。将北京与满族、北京人与旗人之间画等号，似乎也有窄化老舍作品意义的倾向。满族人只是老舍的众多身份之一，对这种身份的分析，自然也应保持一个限度。

关著于2019年2月由北京出版社出增补版，字数增加至50万字，对旧版的论述进行了丰富，高云球《对“京味儿”写作的再诠释》一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20年3月12日第16版）已有详论，在此不再赘述。进入新世纪，老舍传记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革新，其中第一部新成果是许正林著《老舍》，该书为江苏文艺出版社策划的“中外名人传记丛书”之一，2000年2月出版，此后共出三版，并于2012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收入“中学生延伸阅读·大家小传”丛书再版。除2005年第3版出版时增补了一篇后记，正文部分没有实质性修改。全书10万字，十七小节。据作者言，这是一部写得较匆忙的传记，“时限两个月，又恰逢武汉最热的季节”，这种匆忙首先表现在详略处理上的头重脚轻：从老舍出生到老舍留英归来，已用了全书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在前几章中，作者对伦敦景物与生活习俗、卢浮宫和凡尔赛宫都有较细致的介绍，到了后半段对老舍抗战时期的活动甚至《四世同堂》的写作过程却草草带过，给人以收束匆忙之感。匆忙的第二表现则是在借鉴前人成果时缺乏足够的鉴别，如朗云、苏雷著中关于庄士敦的错讹在本书中依然存在。在史料的使用上，作者也有不严谨之处，如第56頁提到许地山给老舍讲《壶》的故事，实际上是老舍在1965年访日时给日本作家井上靖等人所讲，本书所引的故事的原文也是由吴树文根据日文翻译的;在援引老舍的死亡证明时，则将“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误为“我舒舍予自绝于人民”，一字之差，却很容易引起歧义。总的来说，这部匆忙成书的传记，很难称得上成功，尚有较多欠雕琢之处。

2005年7月，石兴泽、刘明著《老舍评传》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名家传记丛书”之一，全书十四章，共16万字。此书是在《人民艺术家·老舍》一书的基础上完成的。新版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修订，对老版的内容保留的并不多。与老版相比，新版更加深化了把老舍看作一个“人”来写的指导思想，并将这种“人”的形象更加具体化为“平民作家”。作者在小引中强调自己写传的意图，是“要通过这些活动写出他的为人，他的性格，他的心理构成，寻找和展示他一生行状的心理原因”。新版还加强了对老舍作品的分析，其中既包括作品的创作缘起与过程，也包括对主要作品内容的介绍与艺术水平的评价，弥补了老版的缺失。此外，新版还根据新的研究成果对史料进行了补充和更新。经过修订，这部传记在内容的完整性和论述的深度性上都有了提升。

这一时期，老舍传记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在稳步提升，出现了更多具有新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意义的著作。虽然也存在着一些“剪刀加糨糊”的粗制之作，但是总的来看，随着老舍研究的逐步发展，老舍传记的写作是在不断成熟的。

三、图画类传记的兴起：2005年至今

随着出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图画类传记开始在作家传记领域兴起，并出现了一股“画传热”。在此背景下，老舍的图画传记也开始兴起，并成为老舍传记在2005年以后的主要表现形式。

学界多有将1997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老舍》（舒济、舒乙、金宏编著）表述为“《老舍（画传）》”。这严格来说是不准确的。这部著作以图片为核心，大多数文字只是对图片的解释与说明，内容极其简略，且各段文字间缺乏联系，呈明显的片段式。可以说，此书并没有明显的传记特点，著者在后记中将此书定性为“画集”而非“画传”，这一认识是准确的。

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图画类老舍传记是关纪新著、舒济供图的《老舍图传》，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全书分九章，30万字，图片164幅。此书的文字部分是关著《老舍评传》的缩编，图片部分则取材于《老舍》画册，可以看作是对两部著作的精选。但是，这种加工过于粗浅，由于关著在写作时是纯文字的，因此，无论是用现成的文字去找图还是根据图片来截取与之相关的文字，都会存在契合度较低的问题。这种直接摘编的写法使得本书的图文之间缺乏有机联系，难以充分发挥图文配合的优点。

潘怡为著《老舍评传》虽然在书名上没有体现“图”与“画”，但仍是一部具有明显图画类色彩的传记。本书由青岛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全书共九章，35万字，113幅图片。本书整体上体现了“中规中矩”的特点，从文字部分来看，“评”与“传”结合得较为紧密，对学界的研究成果也进行了充分吸收和借鉴，如在老舍之死部分对傅光明先生调查结果的引用。图片部分则侧重于老舍本人的成长过程，人物照片居多。但遗憾的是，本书对图文关系的处理仍不很清晰，图与文之间仍是两套各自独立的系统，缺乏联系与配合。

徐德明著《图本老舍传》2012年1月由长春出版社出版，系温儒敏主编“图本中国现当代作家传”书系之一。全书分六章，34万字，181幅图片。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本书充分地利用图片的具象性，将一些抽象的话题表达得更加具体和生动。如作者在第三章从老舍的着装习惯谈起，以对比老舍不同时期对于西装和中山装态度，引申到这两种装束背后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与民国文化，并以此分析老舍文化心理的发展变化;再如，对于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心路历程，作者从老舍与画家的交往、画评和美术思想人手，认为老舍“不去写小说，耗这等心力在绘画上”的原因更有一层来自“写在纸上的文章皆受限制，另一种形式的语言才更‘自由”。在这样的处理方式下，图片不再是文字的点缀，也不是纯粹的图像史料，而被作为一种工具，用以将抽象和深层次的意义表达得更加具体。这也是图画类传记应当发挥的优势。

除此之外，《图本老舍传》在章节安排上，虽然整体按照时间顺序，但是并不拘泥于此，往往为了说清具体问题而打破时间轴，如前文提到的老舍着装问题，就是从旅英时期出发，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后。据作者所言，这种安排处于“敝帚自珍的是其中有我的文化批评逻辑”。从实践结果中可以看出，这种“文化批评的逻辑”不仅没有造成传记结构的混乱，反而使老舍形象的表现更加立体和鲜明，整体来看无疑是成功的。另外，据本书后记所言，本书的写作任务是由关纪新先生转托，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关著《老舍图传》较为匆忙的原因。

王红英、何婷著图《老舍画传》，系“文化的记忆丛书”之一，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全书分六章，共24万字，图片201幅，全书均为彩色印刷。此书的两位作者均供职于老舍纪念馆，并有过编著图文书的经验。因此，本书有很多新的图片，如首都剧场、老舍夫妇墓地、北京老舍纪念馆等地，并加入了大量老舍作品改编影视剧的剧照。但是从内容上来看，本书显得较为平淡，缺乏有新意的设计和深度論述，且有一些知识性的错误，如将许地山开列给老舍的80多本佛学书目误为60多本，“丁二爷”误为“丁四爷”等。对老舍的认识仍基本立足于“人民艺术家”的层面。在此并非苛求作者一定要弄出一些“新花样”，只是可以看出，随着老舍研究和老舍传记写作工作的日益深入，如果没有写作方法、观念或材料上的更新，已经很难将老舍传记写出些与前人不一样的味道了。

杨正润将图画类传记视作“传记大家庭中一种试验或补充的形式”，并认为好的图传应当“从图像中发现意义，这才能给读者更多的教益”。这种对图画类传记的认识是较为贴切的。关于图文之间的关系，莱辛在《拉奥孔》中的论述可供参考：他将诗视作“时间的艺术”，画则视作“空间的艺术”。以此类比，图像与文字相比更加具象化，更容易为读者建立起直观的感性认识。与之相比，文字的优势则在于描述有一定深度和较为抽象的内容，且更能够调动阅读者展开思想，具有开放性。具体到老舍传记，图像的引入可以解决很多单纯靠文字不好解释的内容，这些内容主要是封闭性的实物和事实，如老舍的相貌、居所、手稿等，一张照片的表现力要远大于一串文字。此外，对图像的解读也能够产生一些意义，如前文提到的徐德明对老舍衣着习惯和藏画的分析。与老舍相关的图像资料十分丰富，对这些图像的深入解读，不仅是老舍传记的潜在创新点，也有利于使老舍研究更加全面和完善。

四、思考与展望

老舍逝世至今已有53年，如果从1975年赵聪所著简传算起，老舍传记的写作已有了43年的历程。随着老舍研究工作的发展，老舍传记的成果不断增多，内容越发翔实，形式日益多样，水平逐步提升，已经给读者和研究者展现了一个较为详细和完整的老舍形象，但是，如同老舍研究工作尚有诸多缺憾和盲点一样，老舍传记的写作仍存在着很多值得改进之处，现有成果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探讨与反思。

应当持怎样的老舍观，是老舍传记写作中应当考虑的第一个问题。老舍观在传记中不仅指作者如何认识、看待和评价老舍，还包括作者将怎样的老舍形象展现给读者。早期的几部老舍传记，大都是秉承着“人民艺术家”“文艺界的小卒”的老舍观展开写作的。而时至今日，这种带有追谥称号性质的观念已远不能准确地表现老舍的一生;后来的写作实践也已证明，较为成功的老舍传记，都有一个较为明确而新颖的老舍观，如石兴泽立足于平民作家视角、关纪新立足于满族作家身份等。

树立正确的老舍观，既不应将老舍神化，也不可过于凡人化。老舍身上虽然有诸多平民百姓的气质，但他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普通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之所以值得以传记的形式载入史册，正是因为他的身上有诸多与常人不同的气质，作为传记，理应将这些不同的气质提炼并展现出来，从而让读者了解老舍是怎样“炼成的”，而不是拘泥于老舍生平行旅中的细枝末节，顾此失彼;与此同时，老舍是人非神，一些较为敏感的问题在传记中也不应刻意隐瞒。

在解决老舍观问题的前提下，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还有几组关系值得写作者和研究者注意。

第一，作者与传主。传记作者的主体性是不应被忽视的。杨正润将传记作者视为“书写主体”，传主视为“历史主体”和“文本主体”，根据这一设定，可以将作者的主体性理解为通过自己的书写，将作为历史的传主二次创作为文本。一部好的传记，需要作者将自己的主体性充分而不越界地发挥出来，达到作者与传主的统一。

作者需要对客观事实有基本的尊重，如果过于强调自身的主体性，便会出现罔顾事实和编造史料，如朗云、苏雷著;如果过分拘泥于客观事实，则容易使传记流于平淡，成为事件串联式的流水账。一言以蔽之，作者发挥主体性的底线在于不对史料进行篡改和编造，对史料的编排方式可以根据写作需要加以整合;对史料所蕴含的意义也可以大胆地加以解读，只要自圆其说，学界就应当对此抱有基本的宽容。在这一点上，徐德明在《图本老舍传》对时间线的处理便是一个成功的尝试：总体上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在涉及一些具体问题时则打破时间跨度，以说明问题为首要目的。这样一来，虽然看似不符合传记一般的时间顺序，对老舍呈现反而更加清晰和深入了。

第二，生平与作品。传记以传主的生平经历为核心，但是将每个人的生平都写成传记是既无可能又无必要的。对于老舍，正是他所创作出的不朽作品，才使得他的生平值得被写成传记，以飨读者和研究者。老舍在谈到作家传记时也曾提到过：“读了一本文艺作品，或同一作家的几本作品，最好找些有关这些作品的研究、评论等著述来读。也应读一读这个作家的传记。”读作家传记有益于“把作品与作家结合起来”。

因此，一部成功的老舍传记，在写好老舍生平的同时，应当对老舍的作品有一个明确但不越界的反映。所谓明确，是指传记中应当对老舍的创作经历、艺术风格和主要作品有一个明确的展现，能够让读者整体而直观地了解老舍的文学成就;不越界，则是对作品的展现应当控制在传记这一问题的范围内，不能喧宾夺主，把传记变成作品研究论文集。传记并非史料长编，深刻的片面往往胜过全面的平淡。

第三，史料与文本。传记立足于真实，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对于老舍生平史料的发掘，虽然还远谈不上圆满，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在老舍逝世50多年后，新史料的发现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些资料能否得到公开，也并非学者之力所能及。而将史料考证后辑为一编，则是年谱而非传记应负担的任务。因此，对史料的选择和加工是对作者写作水平的主要考验，即如何“把史料变为传材”，并把传材转化为传记的文本。

在选取史料时，需要作者在保证充分而正确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理论自觉，明确写作的侧重点——如老舍的民族身份，交游行旅，抑或其他种种——并据此选择最具有说服力和代表性的史料，这样才能保证史料始终为写作的文本服务。在加工史料时，则需要充分顾及史学性与文学性的统一。传记与小说在体裁上多有相同之处，在某种程度上，传记可以看作小说将艺术的真实变为事实的真实。因此，好的传记理应具有较高的文字水平，尤其是老舍这样一个语言艺术大师的传记，在语言上也应当是充实和灵动的。甚至可以效法老舍的行文笔调，甚至借用一些通俗文学的表现形式。张梦阳在撰写《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时便大胆地模仿了鲁迅的写作笔调，并对鲁迅作品中被用作史料的内容进行了化用，这是值得老舍传记的写作者学习的。老舍传记的作者多是研究老舍多年的专家学者，平时写作时使用学术研究的语言要求平实准确，稍不留神，便很容易流于枯燥和干瘪。

第四，研究与普及。这是作家传记应当承担的两方面任务。首先，对老舍有较为系统的研究是一个作者写作老舍传记的前提，而传记则是作者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的综合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传记的写作是对作者研究传主作家的“期末考试”。一部老舍传记理应展现作者的老舍研究，并吸收老舍研究界的最新成果。同时，老舍传记还应当承担普及的作用，普及的对象既包括对普通读者，也包括初次接触学术的新手。这也是老舍研究者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要求一部老舍传记中兼有深度的研究和浅层次的普及在实际操作中既有困难，又无必要。重视研究与普及的关系，并不是要求作者在写作时一定要同时满足各种文化程度读者的需求，恰恰相反，作者应当对自己的读者对象有一个精准的定位，并在此指导下展开写作，而不必强行尝试一部传记包打天下。

在深度研究方面，老舍从小就对评书、相声、大鼓等京津曲艺有广泛的接触，曾与罗常培在茶馆看过《小五义》《施公案》等评书名段，并现场欣赏过“鼓书大王”刘宝全的演唱。对曲艺的爱好几乎是贯穿老舍一生的，老舍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曲艺作品，在小说与戏剧中也塑造了大量曲艺从业者的形象。而对于老舍的创作与曲艺之间的联系，目前的研究还很不充分。随着诸如此类研究的深入和空白的填补，有理由相信老舍傳记的深度也会不断提升。

在普及方面，除了根据低文化水平读者的阅读习惯写一些趣味性较强的短制外，还需要承认的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文字作为传递信息之媒介的意义越来越受到声音和影像的挑战，与声音和影像相比，文字在深度研究上并不落下风，但在普及文化的功能上，文字已经越来越难以与声音和影像匹敌。因此，老舍研究者也应当更新学术观念，尝试与新媒体合作。1988年北京人艺话剧《太平湖》围绕老舍之死展开，是在这方面较早的尝试，但此剧很难称得上“传记”;吉林电视台曾在2011年推出的4集纪录片《老舍传》则更加完整，除此之外，电影、电视剧等形式都可以成为普及型老舍传记的新舞台。

伟大的作家应当有与之相称的传记，虽然老舍传记迄今已有近20种，但是，老舍传记的写作还远远没有结束。且不说泰戈尔的传记在20世纪末就已超过200种，同为中国现代作家的鲁迅，目前也已有了不下50种各类传记。与此相比，老舍传记不仅没有过剩，而且是明显不够的。这里并不是单纯要在数量上比个输赢，而是伟大的作家必然有着丰富的生平和创作经历，值得以多条线索，从多种角度出发加以展现和解读;而后人对作家的认识和研究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随着作家研究的深入发展，作家传记也理应一同发展进步。从老舍研究者的角度来说，写出一部具有足够分量的老舍传也算得上是对自己老舍研究生涯的总结和“交卷”，张桂兴先生在20年前就已开始筹备写作老舍传记，傅光明先生也在多篇文章中谈到他撰写老舍传记的情形。可以看到，学者们撰写老舍传记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也正是如此，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涌现更多角度新颖、文笔上乘的老舍传记，老舍先生的形象，也能够更丰满、更立体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

（责任编辑 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