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素华

召开一个7000多人的中央工作会议，规模之大，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至今也是没再有过的。况且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召开这样一个大会，绝不是一件能轻易决定的事情。一般说来，极其特殊的现象，其背后必定有极不普通的原因。那么，“七千人大会”的背后是什么情况呢？

关于会议的远因

今天，在我们追溯召开这次大会的远因时，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是1958年以来“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这个运动的失败，既是“牵动、影响随后二十年间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链环”，又是召开“七千人大会”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想尽快实现中国工业化。他一生最大的梦想，是“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使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贫苦的中国人过上平等、幸福的生活。

于是，一个由领袖发动，全国人民积极响应的“大跃进”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在全国各地迅速开展起来。

在满腔热情中，人们做了很多违背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事情，尤其为了实现“跃进”的高指标，竞放卫星，浮夸风甚嚣尘上，各种“喜讯”不断地出现在报纸杂志上、出现在新闻广播里、出现在毛泽东及其他党中央领导人的办公桌上。

在开展“大跃进”运动的同时，还伴随着农村人民公社化運动，仅几个月的时间，全国亿万农民就将所有的土地、牲畜、农具统统交公，加入人民公社，甚至有的地方把农民的房子、铁锅及生活用品也归了公，要向共产主义过渡。

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恶果很快显现，人们在吃饭、穿衣、生产等方面出现了严重困难。面对残酷的惩罚，人们开始思考：他们付出了如此艰辛的努力，收获的却是难以承受的困难局面，根本原因是什么？中国共产党自从遵义会议以来，第一次遭遇如此巨大的挫折。在挫折面前，不少人感到内疚、困惑与不安。

问题是，仅凭这种挫折感解决不了现实的困难，当务之急，是带领全国人民迅速摆脱困境，恢复国民经济。那么，如何走出谷底，社会主义建设到底应该怎么搞，成了困扰人们的挥之不去的问题。

大的挫折过后，必有经验教训的总结。“七千人大会”呼之欲出！

会议的近因之一—— 在调整中遇到困难

实践已经表明：“大跃进”是一场失败的运动。那么，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开始发觉“大跃进”有问题的呢？其实，在1958年8月后，毛泽东便开始察觉“大跃进”出了问题，混淆了两个界限，刮了“共产风”。于是他先后召开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进行纠“左”，告诫各级干部要划清两个界限，要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但不能取消，还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为了尽快纠正“左”的错误，1959年夏，毛泽东又在庐山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纠“左”。但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还没有料到，如不坚决纠正“左”的错误，将会带来极其严重的恶果。

1960年8月，管计划工作的李富春深感全面“大跃进”的态势再也难以为继，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纠偏方针，后被周恩来改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成为著名的八字纠偏方针。但是，由于对经济形势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八字方针并没有贯彻落实。

不久，“信阳事件”爆发，这才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真正感到形势的严峻。“信阳事件”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呢？当年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讲话中说：“我到光山（信阳地区的一个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1998年，邓力群回忆说：“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讲：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毛泽东在知道信阳情况的当天，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以十万火急的方式请周恩来抓紧制定中央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并亲自审阅修改。11月3日，中央的紧急指示信下发全国，重申反对“共产风”，反对“一平二调”，强调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农民保留小额自留地，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等。将过度集中的权限下放一些给个人，农民开始有了小的经营权和自主权。

这个文件的下达，是中央大幅度调整农村政策以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开始。1960年底，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再次大力纠“左”，1961年初又召开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深入纠“左”。

毛泽东反思后认为，我们之所以做了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是因为脱离了实际。他提出1961年搞一个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试图开始进行全面调整，但“真正的调整，是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1961年初，中央还是没有认识到1960年因为保“钢”，使全国的生产情况更加不平衡，还想在钢的问题上超英赶美，因而1961年钢的产量还是定在了1800万吨，同1960年基本持平，其他如煤炭、木材、粮食的指标也相对较高。

到了3月广州会议，中央虽然知道一二月份的生产情况很不理想，但还是坚持要保1800万吨钢，没有提出应该退下来。

到了5月北京会议，国家库存的粮食越来越少，城市粮食供应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工业生产速度也大幅下降，再保1800万吨钢已不可能，如果再坚持下去，就会出乱子，就会出现“溃退”。于是，钢的指标下调到1400万吨，其他指标也相应下调。不过，仍然存有幻想。

到了八九月间的庐山会议，中央无论怎样努力，受原料、燃料的限制，全国工业生产形势仍呈下滑趋势，1400万吨钢无论如何也扛不下去了。这时，中央开始真正懂得，要想调整，就必须退够，否则不可能进行调整。在庐山会议上，钢的指标第一次下调到850万吨，其他产品的指标也相应下调。应该说，这时的中央政策才真正落了地，才有了进行全面调整的基础。

到1961年底，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形势开始显露出好转的苗头，但发展很不平衡，城市局势依然十分严峻。轻工业从1960年起，重工业从1961年起急剧下降，1961年工业总产值比1960年下降40%多;人民日用百货严重短缺，商店的货架上基本全是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但它却实实在在地摆在了全国人民的面前！

为扭转困难局面，在调整上述各項生产指标的同时，中央还作出了一系列大的调整动作。

在农业方面，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规模太大，仍然存在着队与队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问题，影响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于是主持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将以公社为核算单位，改为以大队（当时称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并将公社和大队的规模调小，变成公社以乡为单位，大队以自然村为单位，然后再拿到群众中去征求意见。不久，又发现群众对公共食堂和供给制意见很大，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解散公共食堂，基本废除了供给制，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1961年9月，毛泽东经过反复调查了解，认为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还是影响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将分配权下放到小队，解决了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渐渐地，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村形势开始好转。

在工业方面，中央主持制定了《工业七十条》，改变了企业经营混乱无序的状况，使企业渐渐进入有章可循的运行轨道。手工业、商业、教育、科技等不少行业都进行了调整，制定了条例。与此同时，为解决粮食危机问题，中央还作出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大动作，即大量精简城镇人口。1961年，共精减城镇人口1000万，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天方夜谭”的味道，但当时却办到了。

各行各业的条例有了，各项工作渐渐开始走上正轨。但中央感到全党各级干部面对如此大起大落、令人尴尬的局面，多少有些懊丧，用中央的话说就是人们的气不够壮！怎么办呢？为了克服气不够壮的畏难情绪，使大家重新鼓起对未来的希望，中央决定制订一个两年计划加一个七年计划。

为什么要制定一个七年计划，而不是五年或十年计划呢？原来，中央设想196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如果在20周年的时候，能够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就大有希望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在1962年结束，从1963年起到1969年是七年，所以就决定制定一个七年计划。用邓小平的话说：把七年计划搞好，大家的气就可以壮起来了。三年调整壮不了气，七年计划总可以把气壮起来了嘛。按照一个目标来办事，看到一个兴旺的气象，就不会灰溜溜的了。

制订计划，就可以鼓舞大家的士气？对此，邓小平进行了解释。他说：谈到有希望的问题，我感觉有这样一点，就是总要有个奋斗目标。毛主席的方法，过去他多次跟我们讲，我们在座的同志不晓得听过多少次了，就是要不断革命，一个任务完成了，要提出新的任务，要不然，灰溜溜的。打了一仗以后，要提出第二仗的任务，办完一件工作，也要提出新的任务。不断地引导前进，不断地引向胜利，不断地引领发展。这一个时期，都在低指标里面搞过来搞过去，在那个圈子里面出不来，连低指标都成问题。所以，还是要有一个奋斗目标。

为了制定七年计划，燃起大家的希望，中央书记处迅速行动起来，连续召开各部门会议，听取他们对“七年计划”的安排与设想，然而在落实各项生产指标时，却遇到了问题：中央的指示不那么灵了，地方开始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向中央讲策略、讲条件等。邓小平感到这个问题大了，如果不解决，就会影响调整工作的进行，甚至影响党的前途。

中央认为，地方开始出现了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首先为本地区、本部门着想的倾向，就是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间出现了“分散主义状况”“本位主义观点”，不讲老实话的作风，缺乏朝气，缩手缩脚的畏难情绪等。换句话说，中央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了。实际情况是，越在困难时刻，越是需要中央的集中指挥，以安排生产和调配物资。而要顺利调整，就必须统一思想，必须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因而成为召开“七千人大会”的最初主题。

会议的近因之二—— 许多问题需要回答，中央需要作自我批评

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极端困难形势面前，人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想法与认识，有些问题需要由中央作出回答，以解除人们心中的困惑;一些重大失误，则需要中央及时认识，并进行自我批评。这些都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关系到调整工作能否顺利进行，以至全党能否团结一致迅速克服困难、继续前进。

比如，1961年各地在讨论《农业六十条》时，在传达5月北京会议时，几级干部都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究竟“三面红旗”对不对？这个问题提得相当突出。邓小平说：我们迟早总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的。

与此同时，人们还关切地问：这几年到底是个什么经验教训，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浮夸？为什么造假？希望有个水落石出。

还有人问：缺点错误究竟是什么性质？为什么有相当普遍的人不敢讲话？对于“共产风”，中央一再纠正，为什么纠正不了？

甚至有人针对“连续三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是产生困难原因的说法提出质疑，问“天灾”和“人祸”到底哪一个是主要原因？

有人说：“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如何搞社会主义？在我们来讲，并没有解决。中央同志说，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处在初中程度。康生同志说，他是红领巾。我们连幼儿园也够不上。”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的，过去是否过多强调主观能动性？

还有不少人在具体问题上提出自己的不解：比例究竟是否失调？说失调是不是反对总路线？计划问题，中央一直都是两条腿走路，现在的指标又在一股风似的减，是否都要如此？究竟什么是有计划按比例？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既关系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又涉及失误的原因、性质以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到底应该怎么搞，等等，都需要中央作出集中的、有说服力的回答，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

（选自《湘潮》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