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谋求工作，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需求愈发强烈。该文采用2016年卫计委动态人口监测数据中隶属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农民工样本数据，利用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基本公共服务对不同代际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于老生代与中生代农民工，无论是与就业身份相关联的基本公共服务，还是与公民身份相关联的基本公共服务，均对其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青生代农民工群体更为关注与眼见利益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如医疗保险与失业保险等。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 F249.2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7731（2020）11-0021-03

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大批农民工纷纷涌入城市群谋求工作。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比上年增加0.6%。其中，流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工数为5452万人，较上年增加1.2%。如此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在默默的为城市群发展贡献自己力量的同时，却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而无法真正享受到依附于户籍上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无法完全融入城市社会中，“流而不留”成为农民工群体普遍面临的困境[1]。为了破解农民工的困局，让其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增强其在城市居留意愿，为城市群的发展创造二次人口红利，国务院颁布《“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提出要在2020年总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指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这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回顾现有文献发现，国内学者已进行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在人口学因素方面，主要是围绕年龄、性别、婚姻以及教育等角度进行探讨，学者普遍认为婚姻与教育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群体城市居留意愿[2-3]，而在性别与年龄方面却并未达成共识[4-5]。在经济因素方面，大部分学者普遍认为收入、收支比、房价等因素均对农民工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6、11]。在社会因素方面，早期学者主要是从户籍制度角度来考察 [7-8]，近年来逐步将目光转移到更为具体的教育、社会保障与环境质量等方面，并认为如果能提升这些项目的服务水平，将有助于提升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居留意愿[9-10]。与此同时，有部分学者尝试从代际视角与城市规模视角来探究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差异，印证了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确实存在代际分化与城市规模等级间的分化[11-12]。然而，学术界从代际视角考察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的探讨仍不够全面。

基于以上现实背景与研究现状，本研究选取经济最发达同时也是农民工群体最多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作为目标群体，实证考察基本公共服务对不同代际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影响的差异。

2 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2.1 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2016年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中隶属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农民工样本。该数据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方法进行抽样。数据具有样本总量大、代表性强、极具权威性的特点。具体样本筛选如下：农民工指标选取的是年满15周岁，拥有农业户籍，跨地区进入城镇，主要从事非农生产与营业的群体。其中，老一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前出生的群体，中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1980—1990期间，青生代农民工是指1990年及以后出生的群体。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囊括南京、杭州、上海等26座城市。最终进入实证分析的样本量共20146人，其中，老生代、中生代、青生代农民工数分别为8276人、7554人、4316人。

2.2 變量设置

2.2.1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根据问卷的特点与研究目的的需要，选取农民工的长期居留意愿、落户意愿和购房意愿3项指标平权加总来衡量其城市居留意愿强度。具体而言，将前2项选择打算与愿意的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最后1项将选择本地购买住房的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然后将3项指标进行平权加总用来表示农民工群体城市居留意愿强度，其取值范围为（0，1，2，3）的序次变量。

2.2.2 核心解释变量 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根据已有文献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分类研究的成果，将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划分为以下2类：一类是与就业相关联的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医疗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另一类是与非就业相关联的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健康档案与健康教育。

2.2.3 控制变量 借鉴现有文献的研究结果，农民工群体的个体特征、流动特征、经济特征以及社会特征等都会影响农民工城市居留愿意，因此，本文将这4大特征方面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实证模型中进行分析。具体的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2.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是截面数据，同时因变量为4分类的序次变量，因而采用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该模型要求自变量之间不能存在多重共线性，故在实证前通过计算VIF值剔除可能存在共线性的变量。

3 结果与分析

由表2可知，在控制了农民工个体特征、流动特征、经济特征与社会特征变量后，不同类型的基本公共服务对不同代际农民工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方向与程度存在着异质性。具体而言：

（1）与就业身份相关联的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就全样本而言，养老保险、工伤保险与住房公积金均对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有显著正向的促进作用。这表明农民工群体享受的养老保险、工伤保险与住房公积金水平越高，其越愿意在当地居住。通过代际比较研究发现，养老保险对于老、中、青3代农民工均有显著的正向强化作用，而失业保险只对青生代农民工有正向促进作用。其原因在于初入城市工作的年轻农民工，社会资本较缺乏、工作不稳定、对本地环境不熟悉，其失业的风险较高，因而其对于失业保险所提供的保障功能愈发重视，就越愿意流入到失业保险水平高的城市居留。工伤保险与住房公积金对老生代与中生代农民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于青生代农民工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原因是青生代农民工一方面由于法律意识薄弱，社会经验不足，容易陷入合同陷阱;另一方面，就业的不稳定性决定了其很难享受到对应的工伤保险待遇与住房公积金，因而2项指标对其影响不大。医疗保险对老生代农民工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青生代农民工则是负向的促进作用。对于青生代农民工来讲，其年富力强，患病的概率低，因而享受到医疗保险待遇的频率也较低。这意味着医疗保险待遇越高，年轻农民工所缴纳的保费就越多，在享受服务频率较低的情况下，势必会降低自身经济效用水平。基于眼前利益的考虑，青生代农民工会相应降低在城市中的居留意愿。

（2）与公民身份相关联的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在全样本中，健康教育与健康档案均对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在代际比较中研究发现，老生代农民工回归结果与全样本结果相似，而对中生代农民工而言，只有健康档案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健康教育则对青生代农民工有显著正向强化作用。这意味着健康教育普及程度越高，老生代与青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居留意愿越强烈;相对于未建立健康档案的群体而言，建立了健康档案的老生代与中生代农民工其城市居留意愿愈高。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用2016年卫策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中隶属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农民工样本数据，运用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从代际视角出发，考察不同类型基本公共服务对不同代际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与就业相关联的养老保险、工伤保险与住房公积金对于老生代和中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青生代农民工而言，由于更加注重个体与眼前利益的考虑，因而失业保险与养老保险会强化其城市居留意愿，而医疗保险则会弱化其城市居留意愿。另一方面，与公民身份相关联的健康教育会显著促进老生代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而健康档案则会增进老生代与中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了加速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市民化进程，吸引留在人才，为城市群经济的发展创造二次人口红利，现提出以下2点建议：（1）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放宽对农民工户籍限制，让农民工能够真正享受城市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待遇;（2）针对不同代际农民工群体需求差异的情况，对老生代与中生代农民工重点提升能够增强其家庭经济效用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水平，而对于青生代农民工而言，则需要加强就业保障方面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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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宏民）

作者简介：龚冠雄（1990—），男，湖北鄂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民工就业与社会保障。  收稿日期：2020-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