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摘句批评滥觞于先秦的赋诗言志，它汲取了两汉经学家条分缕析的注疏方法，经过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正式形成于东晋。这种传统的批评方法的最终形成，得益于文学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人们批评意识的不断觉醒等诸多因素。摘句批评在先秦时期的出现主要由于贵族间的外交活动;两汉之际的章句之学则进一步细化了人们对文章字句的精细解读;两晋至南北朝文学批评的繁荣则使得摘句批评得以真正形成。

关键词：摘句批评;渊源;考论

一

所谓摘句批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摘句批评包括一切摘取部分字句，虽未对字句进行批评，但将其置于整体语境中具有明显褒贬意味的摘句现象;狭义的摘句批评则是指摘出句子，并对其进行批评的摘句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摘句批评研究认为，摘取的句子必须是佳句，即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语句。这一认识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所谓摘句批评不是佳句赏析，而是对所摘句子乃至整篇作品的褒贬或是对句法、修辞等艺术手法的剖析。

摘句批评萌芽于先秦时期，从现存文献来看，最早、有意识的摘句是先秦时期的赋诗言志，这里的“诗”主要指《诗经》。从先秦时期的摘句来看，一部分只是具有了摘句的形式，而表达的意思与所摘的句子基本无涉。但有一部分已经具有了批评的因素，只是这些批评往往是从道德或社会治乱层面出发，文学层面的批评极少。还有少数摘句已经涉及到句子内容的阐释，甚至是修辞的运用，这与文学意义上的摘句批评已经相当接近了。两汉时期经学大行其道，诗歌创作式微，这一时期经书的注解对摘句批评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影响上都十分有限。两晋至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较为兴盛，真正意义上的摘句批评也形成于这一时期。

关于赋诗言志，《汉书·艺文志》云：“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1]至于为何以赋诗的形式应对外交，而不直抒胸臆，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解释为：“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2]56，认为这样既表达了对宾客的尊崇，也展示了自己的博学与文采。“赋诗”之“赋”，包含两方面内容，郑玄注曰：“赋者或造篇，或诵古”，杨伯峻先生解释“造篇”为自作诗文、“诵古”为吟诵古诗。其中，后者的吟诵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引用某一诗篇的具体句子;一种是诸如“赋《黍苗》”“赋《六月》”，只笼统表明篇目而非吟诵某一句的现象。因此，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并非所有的“赋诗”都属于摘句现象，先秦使臣“自作诗文”应该排除在外，未明言所赋之句的也不可归为摘句。据学者统计，《左传》共引《诗经》277条，涉及152篇;《国语》中记载的赋诗共39条，涉及《诗经》的有29篇，另有15篇逸句。其中，能称之为摘句的约为总数的十分之一。以《左传》为例，它的摘句现象基本涵盖了先秦经书对《诗经》征引的基本特质，如诗句的出处、解读以及适用的场合等。

二

先秦时期对所赋之诗的选择，并非毫无根据，它们都是赋诗者精心挑选，以委婉含蓄的方式实现自我表达的最佳篇章。在选择的过程中，赋诗者已经在无形中表达了自己的好恶和态度，这无疑是一种间接的批评，也是赋诗言志被认为是摘句批评源头的重要原因。就诗句出处而言，《左传》中所摘之句大多出自《诗经·雅》。王公大臣在庙堂之上的言词何以多用《雅》中诗句，而从《风》或《颂》中选取较少？《风》诗多采自京畿之外的地方，语言活泼，情感表达淋漓尽致，但较为俚俗;而《颂》诗则多用于庙堂祭祀，语言过于古奥艰涩;唯有《雅》诗最契合赋诗者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身份和上层社会的审美追求。另外，《雅》诗大都由多章构成，每一章的句子都具有相对独立性，且语言整饬、优美，正表现出了赋诗者的审美追求。

两汉是经学盛行的时代，文学创作方面以汉赋见长，经学在当时的独特历史地位，使其在文学理论的构建过程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其中盛极一时的章句注疏对摘句批评影响较大。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章句大概产生于先秦时期，而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则是在西汉前期。因年代久远，古籍历数代燹火而十不存一，两汉的章句著作鲜少传世。但考《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其中对各家著述的“说”“传”“解”有多种;另据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载汉人对古籍的注解之作，多达六十余种，两汉经解之盛可见一斑。从摘句批评的形成轨迹来看，两汉也有摘句现象，但与先秦相比并无发展可言。反观占据主流的章句之学，对之后摘句批评的出现倒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一是关注对象的转变，注家在对诗句进行注解时，关注的重点除了政治、道德等意识形态层面外，对句法、修辞也有所关照，后者所占比重虽不大，但仍实现了由简单的诗文征引向真正的文学批评的转变;二是就形式而言，章句注疏虽未将诗句从整体中孤立出来，但两汉经学近乎繁冗的注解，几乎将经书以单句为单位进行逐一分解，且具有自足性，亦可视为变相的摘句。这带来两方面的启发：一方面促使之后的摘句批评向作品的文学性倾斜;另一方面促使后来的批评家对作品的一字一句都特予关注。

魏晋时期人们对文学本身进行了再认识和审美特质的深入挖掘，即鲁迅先生所说的“文学自觉”的时代，其自觉的表现之一便是文学批评自发地大量涌现。关于文学自觉和批评的自觉的关系，力之先生概括为“文学理论批评的自觉与文学自觉互为条件，而前者又是后者显著的表现，其逻辑起点是对文学自身价值的认识与肯定”。认为文学批评除了要注重时代、经济等外部研究外，更要注重文学的内部各要素的研究。先秦两汉时期批评方法大多是政教言谈下无意识的产物，可概括为“功利批评为其主要批评形态”[3]，大多围绕社会治安和伦理道德，因此并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可将其归入道德批评的范疇，仍属于外部研究。

随着文学日渐同经学相分离，西晋的诗文创作更有意识地追求语言之美，从形式到内容都更具藻饰。西晋的文学创作在建安文学之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钟嵘《诗品》的上品中有四个是晋人，甚至多于建安文人。不同于建安文学的注重个人情感的倾诉，这一时期的创作注重对“绮”“妍”等方面的审美追求，注重辞藻的华美以及音韵的协和。刘勰虽对这种审美倾向提出了批评，但这恰是西晋文学的独特气质，要从教条繁复的经学中求得解放，必须以这种近乎矫枉过正的手段，才能逐渐求得文学的独立。因此，日益丰富的文学作品为之后的摘句批评提供了批评对象，而文学审美的多样性则提供了批评方法的多样化，摘句批评便是其中之一。西晋时对警句的追求近乎狂热，即陆机在《文赋》中所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4]，这是衡量作品优劣的重要指标，诗人创作水平的高低往往取决于作品中的“只言片语”。陆机为文对字句的雕琢十分严苛，加之“天才秀逸”，后人称赞其诗作“宏丽妍瞻，英锐漂逸，亦一代之绝”[5]。东晋文学史上，除了陶渊明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之外，能够为人称道之处较少，盛极一时的玄学思想给当时的文学创作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玄言盛行，士人大都高谈阔论、相互诘难，所谈论的对象集中在《易经》《老子》《庄子》中，但也偶及诸如《诗经》之类的文学作品，正式出现了文学意义上的摘句批评。过江以后，东晋统治者偏安一隅，流连于江南的山川草木，便出现了寄情于物的山水田园诗。摘句在东晋最早用于讲解经书，檀道鸾《续晋阳秋》记载宁康年间，孝武帝与大臣对《孝经》进行摘句讲解，即对某一句子做深入解析，挖掘经文的深层内涵，这种方法延伸到文学领域，便出现了摘句批评。山水田园诗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玄言诗在文坛上的垄断，在“淡乎寡味”的玄理之外，增添了鲜明的生活气息，并成为了摘句批评的重要对象。自建安时期形成“讥弹”文章的风气之后，文人们在交接宴饮时多论及诗文，所论对象既有前代作品，也有时人的创作。对前代的摘句批评，如《世说新语·文学》所载：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6]278

此处是对《诗经》的摘句批评，本质上区别于先秦的赋诗言志，是现存文献中最早的摘句批评。诗人们相互之间的“细论文”是这一时期摘句批评的另一重要形式，如《晋书》载孙绰就其所作《天台山赋》，与友人范启探讨：

（孙绰）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5]1547

此处虽未明言“佳句”之具体所在，但刘孝标在注中直接指出：“‘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而界道。此赋之佳处”[6]316。东晋的摘句批评尚未臻于完善，其批评大多是仅指出何为“佳句”，至于何以称其为佳未能做出进一步剖析。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自觉程度极高，批评家的自觉也随之提高，摘句批评被刘勰、钟嵘广泛应用于诗歌批评，成了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批评方法。据《南史·王俭传》记载，宋明帝在泰始年间，将文学立为与儒学、玄学、史学相并立的学科，并设专门学士。文学取得了相对的独立地位，是这一时期文学批评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虽然摘句批评始于晋代，但“摘句”一词则是在南北朝才被提出，这是文学理论的总结落后于文学批评本身的规律造成的。《南齐书·文学传论》载：“张摘句褒贬，颜延图写情兴，各任怀抱，共为权衡”，以摘句作为评判作品优劣的方法。这一时期摘句的对象仍然以秀句、佳句为主，即对具有高度审美特性的字句提出称赞，也会具体指出其“何秀之有”。“秀句”这一概念最早由刘勰提出，《文心雕龙·隐秀》云：“隐篇所以照文苑，秀句所以侈翰林，盖以此也。”[2]361对“秀句”之“秀”，他特意指出，“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2]357。需要注意的是，南北朝的摘句批评所摘之句，不仅包括秀句，还包括有瑕疵的诗句，即找出作品的不足之处，加以指正。

文学批评在魏晋时期初具规模，到南北朝时已蔚为壮观，出现了专门的批评家以及系统的批评专著。魏晋时期的文学批评家，大都兼具创作者和鉴赏者的双重身份，其批评视角局限于自身的文学好尚，南北朝期的刘勰、钟嵘等人并不以诗文创作见长，两人得以跻身《梁书·文学列传》是依靠《文心雕龙》和《诗品》两部理論批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也首列这两部著作，可见其影响之大，地位之高。除批评专著外，南北朝史书及子书中也间有摘句批评，《南齐书》中记载最为明确的一则如下：“宋孝武殷贵妃亡，零鞠献挽歌三首，云‘云横广阶暗，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赏。”[7]史书中的摘句批评散见于人物传论当中，批评简略，多是对佳句的欣赏，以管中窥豹的形式来肯定传主的文学成就，表征其文学史地位。

三

摘句批评发展的历史轨迹，先秦时期是萌芽期，此时的赋诗言志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摘句批评，但却是摘句现象的最初形式，并出现了诸如孔子《论语》中具有文学批评内涵的摘句现象;两汉时期经解著作的注解方式，打开了批评的思路，为摘句批评提供了多角度、多视角的发展方向;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品评的兴盛以及文学自觉的时代氛围，最终促成了摘句批评的最终形成。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56.

[2]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黄霖，黄念然.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文学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120.

[4]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767.

[5]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6.

[7]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889.

作者简介：郑俊永，郑州大学2017级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