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拥军 李孟秋

摘要：数字环境下，档案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管理对象再界定、档案价值再实现、职能关系再构建与技术能力再提升等挑战。数字连续性战略的核心在于保障数字信息资源的连续性，其基本理念是保障档案部门主导、关注信息效益、聚焦业务与协同发展以及强化技术支撑。数字连续性战略指导我国档案管理体制改革应该注重促进档案机构的“信息转向”、增加档案资产意识、加强业务协同、强化技术建设。

关键词：数字连续性；档案管理体制；档案机构改革；数字环境

分类号：G270

Archival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in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Continuity Strategy

Xu Yongjun， Li Mengqiu

（School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Under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archival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is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s of re-definition of management objects， re-realization of archival value， re-construction of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and upgrading of technical ability. The core of digital continuity strategy is to ensure the continuity of digit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Its basic idea is to ensure the archival department-dominated position， pay attention to the benefit of information， focus on business and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 the technical support. Under the guidance of digital continuity strategy， archival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in China should focus on promoting the"information turn" of archival institutions， increasing the awareness of archival assets， strengthening business coordination and technical construction.

Keywords：Digital Continuity； Archival Management System； Archival Institution Reform； Digi？ tal Environment

201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掀开了新一轮机构改革的大幕。档案机构作为党和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本次机构改革的重点对象之一。而档案管理體制如何改革，直接影响档案部门的设置、职能与隶属关系。因此，如何把握档案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直接影响档案机构改革的成效。

档案管理体制是指一个国家档案工作的组织制度，包括各级各类档案行政、业务机构的设置及其隶属关系、职权的定位和组织管理方式等的总和。[1]新环境下的档案管理体制改革，有许多问题亟待梳理与明确。学界对于档案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档案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2][3]、成果回顾[4][5]，以及对于不足的反思[6][7]等。以上成果对于研究者把握档案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脉络与基本发展规律很有帮助，然而也侧重于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对档案管理体制改革进行审视，缺乏对于当前所处技术环境的深入思考。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ICT）飞速发展，信息化与数字化浪潮已成为管理活动中不可忽视的趋势。目前仅有部分研究成果涉及档案部门与数据管理部门的关系及定位[8]，更为深入地探讨档案管理体制改革如何适应数字时代的研究则较为缺乏。

针对以上研究不足，本文将重点研讨数字时代我国档案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通过分析数字环境下档案管理体制改革的挑战，在明晰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基础上引入数字连续性战略，借助文本分析法提炼数字连续性战略的核心内涵及其主要方针，概括其核心理念，最终将其应用于档案管理体制改革中，使之适应数字环境的变迁。

1数字环境下档案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

1.1管理对象的再界定

长期以来，我国档案机构将自身定位为“档案管理机构”，其管理范围主要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档案，对于档案的界定较为严格地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工作基本术语》（DA/T1—2000）等法规标准的规定。这一机构定位基于传统对于管理对象范围的界定，基本能保证档案事业的健康发展。然而随着数字环境的蓬勃发展，档案与文件、信息、数据等的界限日渐模糊，许多信息载体如数据库、网页并不能严格满足传统对于档案的定义，却具有较高的保存价值。如果仍然按照既往档案机构对于管理对象的界定，则将造成信息资源的损失。如何对自身进行再定位，调整管理范围，适应数字环境的发展，是档案机构面临的重大挑战。另外，由于纸质档案的线性管理特性，档案机构始终处于文件管理的下游，也因此习惯将自身定位为被动接收的后端机构。随着档案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对于档案自身真实性、完整性、可读性与安全性的四性管理要求将档案机构从后端推向前端，档案机构须主动提出电子文件归档的标准需求，保障电子档案的数据质量。

1.2档案价值的再实现

在纸质时代，档案所具有的证据价值使其成为法庭诉讼的重要凭证。而在数字环境下，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的证据价值同样得到法律的认可，越来越多电子文件开始作为诉讼证据提交法庭，电子病历、电子合同、电子邮件等都是常见的电子证据[9]。2019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正式颁布，此后，微信、微博、电子交易记录等均可用于法庭诉讼[10]，数字环境下档案的证据价值正逐渐增强。然而法庭审理中对于作为证据的数字档案有着较高的质量要求，如果保全不当，将失去应有的法律效力。因此，档案机构须面向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与证明力，优化数字档案资源的保全环境与策略，保障其证据效力。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国都逐渐意识到数字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的巨大效益，越来越重视数据驱动创新和数据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价值[11]。在数据驱动的发展模式下，数字档案也逐渐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参与到社会生产与发展中，如何进一步挖掘其蕴含的潜在经济价值将是数字时代的新命题。也正是基于这一共识，传统档案服务于组织管理，产生效益周期长、模式不显著的认知正发生转变。因此，档案机构需要重新改变既往对于档案价值的基本认知与管理策略，将档案作为珍贵资产加以管理与开发。

1.3职能关系的再构建

在纸质时代，档案部门主要与文件生成部门对接。而在数字时代，由于电子档案的内容与技术特性，工作环节中存在文件形成部门（文书或业务部门）、档案部门、信息技术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等多方主体，活动主体显著增多，如何处理不同主体之间的责任与义务，使其在档案管理流程中发挥正向作用，是档案机构面临的巨大挑战。随着信息处理能力的提升，档案管理已经由单线程转向多线程，档案信息在授权基础上能够在多主体间流转。因此，在电子档案管理的过程中，档案机构需要统一协调活动主体间的信息流动，形成覆盖档案信息全流程的闭环机制，保障档案内容的一致性。同时，由于不同主体、不同部门在工作环节中可能会采用不同的软件、不同的工具或不同的标准，影响档案在不同主体间的可读、可理解、可用，因此档案机构需要在前端对软件、工具与标准等作统一规定，保障档案端到端的互操作性。

1.4技术能力的再提升

随着数字环境的发展，档案对象的管理空间也发生转变，由模拟态到数字态再到数据态，档案的生成方式直接影响其保存与利用方式。以往档案数字化工作是将纸质档案扫描后转录到计算机中保存，这一形态下的档案资源就数据粒度而言与纸质档案并无本质区别，无法实现机器可阅读、可理解。而随着技术变迁，新技术环境导致的数据驱动模式使得信息的处理由相对冗余和庞杂的文件尺度开始降维到更容易解析和处理的数据尺度[12]。数据态的档案管理环境将使管理层级下沉，进一步提升管理效率。同时，技术环境的发展也为档案管理体制带来了新的挑战：首先，数字档案资源的长期保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档案机构从法规制度、管理、技术等维度进行全面布局，在明确长期保存目标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进行规范与约束。同时强化技术能力，从而保持数字档案资源的存储介质、数据格式、存储系统的长期可靠性与信息内容的长期完整、真实与可用性[13]。此外，還要强化管理，明确档案机构的基本责任与义务，制定明确的行动路线。其次，多来源的数字档案资源将可能构成多源异构的数据集，差异化的档案数据之间难以通过一套工具、一套标准进行管理，现有管理经验难以进行简单迁移与复用，为档案资源的开发与挖掘带来难度。

2数字连续性战略及其全球图景

2.1数字连续性战略的基本内涵

当前，数字革命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趋势。数字信息资源的价值日益凸显，成为智慧城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议题的重要基础。因此，数字信息资源的长期保存、可读、可用逐渐成为数字革命的重要保障。在这一背景和需求下，保障数字连续性成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诉求。

数字连续性战略的产生与发展，不但是解决既有问题的尝试，也是各国数字转型战略的要求，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缺少协同规划，许多国家面临政府信息遗失、格式老化等现实问题。这些问题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也阻碍了业务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业务文件如数据库文件、区块链文件、音视频文件[14]等难以通过纸质形式输出。为了应对数字革命发展的趋势，各国相继发布相关数字转型政策，旨在适应数字时代的文件、档案管理变革要求。例如，澳大利亚于2011年7月发布“政府数字转型政策”，要求2015年后以电子形式（原生）形成的文件，将只以电子形式移交至国家档案馆[15]；加拿大图书与档案馆提出“数字化2017”的政策立场，规定2017年4月1日之后产生的具有档案价值的原生文件应以数字方式进行移交[16]。为了顺利实现数字转型，数字信息必须在生成、保管、捕获、利用的过程中确保持续可读、可理解、可用。另外，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需要建立更加高效的业务处理流程，治理环境的发展也要求政府强化社会参与，促进不同主体间的协同与合作。因此，业务处理宜以数字化形式进行，同时需要保障不同主体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与处理，这对于数字信息在流动中的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同国家对于数字连续性的认知并不完全一致：英国将数字连续性定义为“在需要时通过特定方法使用数字信息的能力”[17]，新西兰表述为“在所需时间按所需方法使用数字信息的能力”[18]，澳大利亚则将其定义为“保障信息长期可用的方法”[19]。这些对于数字连续性内涵的认知差异性中存在共性：均将数字连续性视为长期利用数字信息的保障，从本质上，数字连续性是指确保信息完整、可获得以及可用，构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可以想要的形式获得信息的能力[20]。其基本意涵，正是基于连续体的概念，指信息得以保管和利用的能力，它不仅是关于信息的长久保存，而且是要在信息的持续运动中构建信息管理的能力和系统性的框架[21]。这一战略的主要目的，是顺利实现政府信息的数字转型，满足长期保存与利用的需求，同时简化业务流程，减少成本，并提高政府治理活动的参与度与透明度。

数字连续性战略的核心在于保障数字信息资源的连续性，而对于连续性则需要从广义角度进行理解。首先，需要保障数字信息再利用过程中持续的完整、可获取、可读、可理解、可用。其次，为保障数字信息的保存与利用，需要对数字信息进行从产生、捕获、保管、处置、开放到利用全生命周期的管控。再次，在数字信息运动的完整业务环节中，需要保障全流程的连续性，确保机构内部、机构到机构之间以及机构向档案馆移交过程中信息在端到端的互操作性与一致性。最后，数字信息自身的连续性需要配套基础设施（包括政策、版权、法律、标准、技术）的保障，因此加快配套基础设施的发展也是数字连续性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

2.2数字连续性战略的全球图景

随着数字连续性理念的发展，各国以不同形式实施数字连续性战略，形成了针对性的策略与规划。

（1）英国

英国在开展数字连续性的国家中走在前列，2007年率先启动数字连续性战略，其战略核心是保障政府信息的长久可用。在数字连续性战略的实施框架中，英国以用户所使用的信息符合用户习惯为核心，要满足这一诉求，需确保用户能够找到所需信息，同时保障信息的完整性，包括内容、背景、元数据等。为了保障战略的实施，英国分四步进行：制定行动计划—分析数字连续性需求—评估并解决数字连续性风险—维护数字连续性[22]，整个过程构成完整的闭环系统。英国数字连续性战略以项目形式开展，在每个项目中形成职责明确的分工体系。具体人员包括高级责任主管、高级信息风险主管、信息资产主管、变革主管、信息技术服务主管以及采购主管[23]，不同人员在数字连续性战略的实施框架中均有明确的职责分工，并在具体的行动过程中相互配合、业务协同，确保每项业务的开展均得到有效控制。英国高度重视数字连续性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风险管控，认为在数字信息长期保存与利用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来自于业务或组织变革、技术变革、信息资产与管理变革的风险。为了规避风險，英国国家档案馆设计了专门风险评估手册用以确定风险，同时设置连续性检查表，设计专门用以评估数字连续性的工具[24]，通过提前行动保障数字连续性。

（2）新西兰

自2008年开始，新西兰档案馆开始着手筹划数字连续性战略，经过一系列调整后，于2009年8月7日正式颁布《数字连续性行动计划》（DigitalContinuity Action Plan）。新西兰数字连续性战略深受英国影响，将数字信息的及时可用视为核心要求，因此两国开展数字连续性战略的基本策略也存在相似之处。新西兰数字连续性战略的实施获得了国家层面的支持，是自上而下施行的战略部署，形成“内阁推动发布—档案馆主导监督—公共部门具体实施”的基本路线。与英国相比，新西兰数字连续性战略的实施更加注重整体性，不以简单的项目形式推进，而是围绕公共部门信息管理效率、公民权利保障、智能化管理以及信息资产增值等目标进行总体规划。因此，在充分调研各公共部门管理实践的基础上，立足国内各项法律法规，新西兰档案馆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连续性措施，并与公共部门密切合作、协同行动，实现资源有效利用。另外，为了保障数字连续性战略的实施，其行动规划格外强调底层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强化技术应用能力，实现国家数字档案资源的整合与利用，提升数字归档能力，并促进跨部门信息存储、检索与应用。

（3）澳大利亚

2011年，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发布数字连续性计划，该计划亦是在数字环境下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提高业务透明度、减少数字存储成本的尝试。数字连续性计划以文件连续体理论为理论基石，强调文件运动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同时依托国家档案馆发布的数字转型政策，促进纸质文件管理向数字信息管理转型。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重点通过三个领域的举措推进数字连续性战略：业务，人员、流程与技术，信息。其中，对机构的业务进行调查是数字连续性的基础，通过把握机构业务环节中产生的信息有助于明确信息的基本价值及面临的主要风险，从而采取针对性措施。人员、流程与技术是数字连续性的保障，有效的人员管理、流程优化与技术提升有利于构建完整的数字连续性框架，确保框架的可操作性与持续优化。信息是数字连续性的最终走向与核心所在，机构要重视对于信息的管理，建立覆盖信息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体系，同时注重信息环境的监护，确保信息安全。2015年，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又在此基础上颁布数字连续性2020政策，旨在进一步推动数字转型计划，鼓励电子政务发展。该政策提出三项基本原则：信息是有价值的，信息以数字形式管理，信息、系统和流程是可互操作的[25]。其基本内容与工作目标是对数字连续性计划的继承，同时又进一步强调形成整体的信息治理框架，在信息治理单元内各司其职、协同参与，并将信息作为澳大利亚政府的重要资产，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助力。

3数字连续性战略的基本理念

从上述国家实施数字连续性战略的图景可见，虽然在具体实施环节存在部分差异，但各国就发展数字连续性的基本策略和基本理念达成了共识，具体表现在：

3.1档案部门主导

在全球数字连续性计划的行动图景中，不论是英国、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档案部门均起到了关键作用。英国国家档案馆、新西兰档案馆、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等均是数字连续性战略的主导部门，具体负责数字连续性战略的规划与实施，体现出档案部门对于国家信息资源的整体掌控。档案部门在数字连续性战略中进行统筹规划有其必然性，作为具有档案属性的信息资源的最终保管部门，档案部门更加明晰数字信息的保管质量要求，若数字信息运动的全流程中存在某一环节的漏洞，难以保证连续性，那势必会为长期保存造成困难。因此，档案部门对于数字连续性战略的主导，将有利于强化其对于业务部门的指导与监督，使档案部门从下游走向上游，由被动保管变为主动引导，在信息生成端提前规划，确保全生命周期中信息质量的一致性。

3.2关注信息效益

在各国实行数字连续性政策前，由于纸质文件数量过多，档案机构用于保管、维护档案的成本逐年上升，为信息资源的有效存储及利用造成巨大负担。另外，存储措施不当导致大量数字文件已经不可访问或不可用，造成了巨大损失。数字连续性战略实施的初衷之一，便是减少生成大量纸质文件所产生的经济成本，同时通过连续的保存与利用简化业务流程、减少时间投入、提升管理效率。在推动数字连续性战略的过程中，各机构逐步树立成本—效益意识，将信息管理作为影响政府机构决策的重要因素，以量化形式明确成本，通过减少成本提高收益。同时，“将信息作为资产”已成为各国推动数字连续性战略的基本共识。澳大利亚在数字连续性计划中，将数字连续性原则之一表述为“理解数字信息作为业务资源、证据资源和社区资源的价值，据此对其采取资产管理”[26]。而其他国家在数字连续性的实践中，也都将数字资源作为重要资产进行管理，承认数字资产能够带来的收益。这意味着各机构将采取更加主动的措施挖掘信息价值，信息将由管理辅助性工具向业务促进性资产转变，更为直接、显性地为组织创造价值。

3.3聚焦业务与协同发展

首先，数字连续性战略以各业务环节为落脚点，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在发布数字连续性战略前，均对各主要公共部门的业务环节进行调研，明确各环节的关键节点及主要风险，确保数字连续性战略的基本框架对于具体业务的适用性。数字连续性战略面向业务发展，覆盖业务开展的全流程，以业务需求为驱动力，与业务需求紧密结合，以业务驱动来识别数字连续性的对象、目标范围、布局框架和具体计划[27]，从而优化数字信息为文件形成机构、政府和外部社会带来的利益[28]。其次，数字连续性战略关注协同发展。在战略实施过程中逐步引入治理思维，重视信息产生、捕获、处置、保管过程中各业务主体的配合，在重视档案部门主导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业务部门与技术部门的共同参与。不但关注政府层面的协同，也强调社会的广泛参与，保障公民获取信息、参与治理的基本权利。同时注重各要素的综合集成，要求自上而下形成具有一致性的行动框架，该框架需要包括领导层、业务人员与档案管理人员，实现人员、技术、政策等要素的全覆盖。

3.4强化技术支撑

技术发展是数字连续性战略中的重要一环，相关技术的发展既是战略实施的现实因素，又是促进战略发展的核心要素，数字连续性战略目标的实现以技术为保障。因此，各国在实施数字连续性战略时，非常注重技术发展，往往在顶层设计中将技术作为重要基础，并时刻保持对技术的动态追踪，使战略在实施过程中体现技术的发展态势，从而在管理活动中进一步强化技术需求。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各国十分强调技术落地，促进技术性工具的开发与应用，如英国开发了用以自动识别文件格式的工具DROID，从而有效识别风险[29]，新西兰为了保障数字信息资源的保存和利用，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数字文化档案系统以及自动化发现和访问系统Archway的功能，澳大利亚则通过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与元数据的构建逐步实现信息的互操作。技术工具的发展加速了数字连续性战略中具体目标的实现，提升了信息管理活动的智能性。

4数字连续性战略在我国档案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应用

数字连续性战略作为一种适应信息时代发展，促进数字转型的尝试，与我国档案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目标的一致性。因此，数字连续性战略的理念与举措对于我国档案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4.1促进“信息转向”

近年来，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基于数字连续性战略调整了档案管理体制，档案机构成为数字连续性战略的主导力量，也成为国家信息资源的主要责任者，反映出西方档案机构职能向信息方向拓展。这一发展方向不但是符合各国国情的必然尝试，也是档案机构主动适应信息时代的自我转变。在“数字革命”时代，技术发展改变了档案机构的运作方式，也模糊了原先的档案管理体制框架，档案机构与数据中心之间的职能边界无法清晰地进行严格划分[30]。同时，信息时代的业务参与主体进一步趋向多元，不但涉及业务部门与文件档案部门，还有赖于信息安全部门、信息技术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协同参与[31]。因此，进一步增强档案机构对于国家信息化建设的参与主导，既有利于档案机构在信息时代拓展管理范围，完成职能转变，实现自身作用與价值；也有利于统筹国家信息资源发展步伐，在集中统一领导下统一部署、统一规划、统一实施，从而优化部门间关系，形成结构合理、运行高效的国家信息资源管理体系[32]。这尤其适用于改进我国数字信息发展政出多门、缺乏统一领导的现状。

4.2增强资产意识

数字环境下档案的价值形态进一步扩张，档案所能够产生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增加。然而与此同时，对于档案自身的内容与结构要求更为严格，这便要求档案机构及时转变发展思路，以更广阔的价值取向适应数字环境下档案工作的变革。数字连续性战略开展的重要前提，是重新认识与挖掘数字信息的潜在价值，通过保障其可获取、可读、可理解，实现跨机构、跨主体、跨业务、跨流程的持续利用，确保证据链的完整可靠，并在此过程中分析数字信息的潜在资产价值，进行持续识别、评估与挖掘。这就促使档案机构重新认识自身及管理对象的社会价值。随着管理实践中档案概念的逐渐扩张，传统将档案单纯理解为国家秘密与证据的理念不再适应实践发展。档案作为重要的信息资源，同样能够为管理主体带来直接与间接效益，从而提升主体管理效率。因此，档案机构也应顺势而为，将自身职能由单纯地保守机密向资产管理扩展，及时对档案资源进行资产识别、开发、利用与保存，充分考虑各种需求及风险。

4.3加强业务协同

数据、信息、文件与档案等资源将在职能部门业务开展的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此时，档案机构若依然遵循既往对档案进行简单移交、保管的职能定位，将会极大限制数字信息的连续性。数字连续性实际上针对的是大量生成数字信息的政府部门，这就决定了数字连续性计划不是“一家之事”，而是面向所有生成数字信息的政府部门的跨机构、跨平台的系统工程[33]。因此，在本次机构改革中，档案机构应进一步深化对于“前端控制”“全程管理”理念的应用，加强与不同业务主体、信息机构与技术机构的协作，分别强化其对于档案生成与管理的权利与义务。即在全面调研、掌握各机构业务关键节点的基础上，将对于数据、信息、文件与档案的连续性要求提前至生成阶段，将归档要求分解嵌入业务流转的全流程中，构建基于业务、主体协同的档案处理机制。同时，坚持连续性基础设施的协同原则，通过系统优化升级、完善元数据设计、统一标准规范、强化软件系统等工具的互操作性等途径保障管理活动的连续性。

4.4强化技术建设

现代技术的发展是推动管理变革的重要因素，也影响着管理理念的发展。在数字环境中，技术要素将覆盖信息从生成到利用的全生命周期，因此需要将技术支撑作为常规要素纳入管理活动。数字连续性战略的提出与发展，也正是基于较为成熟的技术保障才能得以实现。随着管理对象逐渐向网络化、数字化、信息化发展，档案机构也逐渐面临类似的管理挑战，仅仅依靠常规的实体管理思路将难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浪潮。因此，在档案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将增强技术能力作为改革的重要方向，逐渐树立技术意识，提高自身技术能力，从而将管理理念以技术变革的形式加以实现。在此过程中，以数据态管理为基础，逐步将档案的管理层级下移至数据层，增强数字档案的机器可读性与可理解性，实现档案管理的自动化与智能化。同时，逐步开发并完善档案管理系统，优化系统功能，强化资源保管介质，全面提升档案资源的长期保存能力，并优化档案开发工具的算法设计，增强档案资源的跨网络、跨区域、跨系统、跨库开发能力，通过深度学习、迁移学习、广度学习[34]等机器学习技术，提高不同数据源、不同领域、不同结构的档案资源整合与利用效率。

5结语

数字时代，档案及档案工作都处于剧烈的变化中，传统对于管理内容与管理要求的认知已无法适应数字环境的变迁，这对于档案机构与档案工作者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也为档案管理体制改革提出新的议题。为了适应数字革命的发展，档案管理体制应及时进行变革，建立信息指向的工作机制，扩充工作内容，保障档案资源的持续可读与开发利用。同时，档案机构与档案工作者应主动求变，思考数字时代提出的核心问题，调整自身工作范围与内容，使档案工作更加满足数字环境的特点与需求，提升自身业务能力，更好地实现社会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我国档案管理体制改革研究”（项目批准号：19ATQ009）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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