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 梁法伟 王宇 曾晓敏

一、前言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内部逐渐出现了“尊卑贵贱”的等级划分。 这一现象在等级森严的古代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上到王公贵族，下到黎民百姓，不但在政治、经济地位上有显著差异，而且衣食住行等日常行为都有明确的规定和区别[1]。 “民以食为天”，饮食作为维持个体生理需要与维系群体感情的一种行为方式， 是先民生活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并在日常生活和祭祀活动中所使用的饮食器具以及食物种类等多个方面均有体现[2]。 因此，对古代不同社会阶层先民的食物结构进行研究， 有助于了解我国古代社会礼仪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情况。

20 世纪70 年代末创立的C、N 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为直接获取先民个体的食物结构和营养等级， 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方法[3]。国内外学者通过对墓葬出土人骨的C、N 稳定同位素分析， 成功地探讨了古代不同社会阶层先民的食物结构差异[4]。 这些研究表明，人骨的C、N 稳定同位素分析是探索古代不同社会阶层先民食物结构和营养等级差异状况的有力手段。

小胡村墓地位于河南省荥阳市广武镇小胡村东北，东南距郑州市区约20 公里。 在南北约400 米、东西约200 米的范围之内，共发掘晚商墓葬58 座。 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式，多数墓葬有生土（熟土）二层台以及棺、椁、腰坑和殉狗等，随葬品十分丰富。 考古学家根据墓葬形制、葬俗、族徽等推测，这里应是一处商代晚期（殷墟二期到四期）“舌”族的族墓地，其墓主的身份多为中小贵族，也有少量的族众或者平民。 另外，该墓地还发掘了西周墓葬2 座。 这一重大发现为我们进行商代晚期先民的食物结构分析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材料[5]。

本文拟通过对河南荥阳小胡村晚商墓地出土人骨进行C、N 稳定同位素分析，重建商代晚期先民的食物结构和营养等级， 并结合墓主生前的身份和社会地位， 探讨晚商时期中原地区不同社会阶层及其内部先民的食物结构和营养等级差异， 以及古代中国礼仪制度的发展等相关问题。

二、C、N 稳定同位素分析原理

根据“我即我食”原理，人类自身在生长发育过程中所需的营养和能量皆来自其对外界空气、水和食物的摄取，并经过消化吸收后转化为身体的组成成分。 在这一过程中，体内的稳定同位素值会与外界环境保持动态平衡，打上了所处环境的稳定同位素“烙印”。 因此， 通过对人和动物骨胶原的C 稳定同位素分析， 可以直接揭示先民的植物类食物来源及其所食动物的植物类食物来源[6]。对其进行N 稳定同位素分析可以直接判断其营养级水平及肉食资源的摄取情况[7]。随着我国多个考古遗址相关测试工作的开展， 业已在先民个体饮食状况、古代农业发展、动物饲养驯化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8]。

三、实验样品与测试方法

由于受到地下埋藏环境的影响， 小胡村墓地大部分墓葬内的人骨架已严重腐朽，仅有部分个体保存少量骨骼。 本次实验选取保存情况相对较好的15 例先民骨骼 （晚商13例，西周2 例）来开展C、N 稳定同位素的分析工作。

样品的处理程序，依据Jay 等[9]的文章略作修改。 机械去除骨样内外表面的污染物后，称取约1 克，浸于4℃的0.5mol/L 的HCl 中，每隔两天更换酸液，直至骨样松软，无明显气泡， 去离子水清洗至中性。 在0.125mol/L 的NaOH 溶液中浸泡20 小时， 去离子水洗至中性， 浸于70℃的0.001mol/L 的HCl 溶液中，加热48 小时，趁热过滤，滤液冷冻干燥得到骨胶原固体，收集并称重，计算骨胶原得率，见表1。

骨胶原中C、N 元素含量及C、N 稳定同位素比值的测定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稳定同位素实验室进行。 取少量骨胶原，称重，用Elementar Vario-Isoprime100 型稳定同位素质谱分析仪 （Isoprime 100 IRMS coupled with Elementar Vario）测试其C、N 含量及同位素比值。 测试C、N 含量所用的标准物质为磺胺（Sulfanilamide）。 C、N 稳定同位素比值分别以IEAE-CH-6 标定碳钢瓶气（以PDB 为基准）和IEAE-N-2 标定氮钢瓶气（以AIR 为基准）为标准， 每测试10 个样品插入一个IEAECH-6 和IEAE-N-2 来监测测试结果。 分析精度都为±0.2‰， 测试结果以δ13C （相对于VPDB）、δ15N（相对于AIR）表示，详见表1。

判断骨样是否被污染是进行C、N 稳定同位素分析的前提。 其中，判断骨胶原是否污染的最重要指标当数骨胶原的C、N 含量和C/N摩尔比值。由于保存情况较差，M21 样品未能提取足量蛋白进行测试， 剩余14 例样品的C、N 含量分别在29.9%～43.2%和11.5%～15.9%， 大部分接近于现代骨胶原的C、N 含量（41%、15%）[10]。 所有样品的C/N 摩尔比值在3.0～3.2，也都落于未受污染样品的范围内（2.9～3.6）[11]。 由此可见，剩余14 例样品提取出的骨胶原均可用作稳定同位素分析。

表1 小胡村墓地人骨体质人类学和C、N 稳定同位素测试结果

图1 小胡村墓地先民骨胶原的δ13C 和δ15N 散点图

四、碳氮稳定同位素测试结果与讨论

1.小胡村墓地先民的食物结构。图1 为小胡村墓地先民骨胶原的δ13C 和δ15N 散点图。如图所示，除了一例M30 的δ13C 值（-15.2‰）明显偏小以外， 其余11 例晚商先民骨胶原的δ13C 值落于-9.3‰～-6.4‰ 范围内，平均为（-8.1±0.8）‰（n=11），表明总体上先民的食物结构以C4类食物为主， 包括C4类植物或以C4类植物为主食的动物，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而M30 墓主人则以C3类食物为主。 2 例西周先民的δ13C 值分别为-9.2‰和-9.8‰，略低于晚商先民的δ13C 均值， 表明这一地区西周先民摄取的C3类食物有所增加，但仍以C4类食物为主。 在传统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中，粟黍是典型的C4类植物，稻谷、小麦和大豆是典型的C3类植物。 结合文献记载和植物考古研究成果，推测这批先民的C4类食物主要是粟类作物，C3类食物有可能是水稻或者小麦[12]。

晚商先民骨胶原的δ15N 值落于6.7‰～12.8‰范围内，平均为（9.3±1.8）‰（n=12），总体而言， 动物蛋白在先民的食物中具有一定的比例，但是不同个体δ15N 值的差异较大，表明他们在肉类食物摄取量上有较大的差异。2例西周先民的δ15N 值分别为9.5‰和11.0‰，略高于晚商先民的δ15N 平均值， 但由于个体数量太少，无法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总而言之，小胡村先民的食物结构中，以C4类食物为主，包含少量的C3食物，并且个体之间在肉食摄取上差异较大。 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否和先民不同的社会等级有关，本文随后将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2.不同性别和年龄墓主的食物结构差异。由于骨骼腐朽和被盗扰动等原因， 大部分出土的骨骼残缺不全。 在提取出胶原蛋白的12座晚商墓葬中， 能够鉴定出墓主性别和年龄的分别是5 座和9 座。（表1）排除饮食习惯和与其他墓主有明显区别的M30， 从图2-a 可以看出， 虽然4 例男性的δ15N 均值［（10.9±1.5）‰，（n=4）］略高于1 例女性（9.2‰），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性别不明的个体。 因此，本文尚未发现男女性别不同导致δ13C 值出现明显差异的科学证据。通过图2-b 可以看出，不同年龄墓主之间的δ13C 和δ15N 值同样没有规律性的差异， 尤其是40～50 岁范围内的4 例个体δ15N 值差异明显，高达6.5‰，几乎涵盖了所有其他年龄范围个体的δ15N 值范围， 同样表明这些先民的食物结构差异与自身年龄大小无关。

3.不同社会阶层墓主的食物结构差异。随葬青铜礼器的种类和数量是衡量墓主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标准。 从图3-a 可以看出，在小胡村12 座晚商墓葬中，7 座随葬青铜礼器，5座没有随葬青铜礼器。 排除饮食习惯与其他墓主有明显区别的M30， 有青铜礼器随葬的墓主δ13C 均值为（-8.1±1.0）‰（n=6），无青铜礼器随葬的墓主δ13C 均值为 （-8.2±0.7）‰（n=5），差异仅为0.1‰左右，表明不同社会阶层的墓主在主食种类上没有明显差异。 然而，有青铜礼器随葬墓主的δ15N 均值 ［（10.9±1.2）‰，（n=6）］ 明显高于无青铜礼器随葬的墓主［（8.0±0.9）‰，（n=5）］，表明前者摄取的肉食资源相对更多，证明墓主社会身份越高，其营养等级越高。

图2 小胡村墓地不同性别和年龄先民骨胶原的δ13C 和δ15N 散点图

棺椁的数量是衡量墓主社会阶层的另一个重要标准。 图3-b 表明使用棺椁数量不同的三类墓主的δ13C 均值差异小于1‰，表明其主食种类没有明显差异。 然而，使用一棺一椁墓主人的δ15N 均值［（10.8±1.3）‰，（n=5）］明显高于使用一棺墓主［（8.8±1.8）‰，（n=3）］，无棺椁的墓主的δ15N 均值最低 ［（8.0±1.2）‰，（n=3）］，三类人群差异十分明显，表明使用较高规格葬具的墓主摄取的肉食资源相对更多，再次证明，墓主社会身份越高，其营养等级越高。

总而言之， 小胡村晚商墓地中不同社会阶层墓主在主食种类上未表现出明显的区别，均以C4类（粟类）食物为主，但是在肉食资源摄取量上差异十分明显。 相对而言，较高社会阶层的先民摄取的肉食资源较多， 拥有更高的营养等级。 这一现象与国内外学者的多个研究相互印证[13]，国内学者对灵宝西坡遗址和滕州前掌大遗址不同规模墓葬墓主的δ15N 值分析也提出了这一观点[14]。本文研究表明，中国古代社会的先民身份的确存在“尊卑贵贱”的区分，并且这种身份差异在个体肉食资源获取数量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4. 同一社会阶层内部先民的食物结构差异。 根据墓葬面积、随葬青铜礼器数量和葬具类型， 可将小胡村墓地晚商时期的先民划分为贵族和平民阶层。 然而， 即使在贵族阶层内，墓葬规模（开口面积）同样存在大小之分，表明贵族阶层内仍有更加细致的身份等级高低区别。

图4 表示墓葬开口面积与墓主δ13C、δ15N值的对应情况。根据图4 所示可知，4 例平民的δ13C 值的变化范围为-8.8‰～-7.4‰，δ15N 值的变化范围为7.5‰～9.2‰，但是通过δ13C值与墓葬面积的相关性计算（r=-0.95，p=0.905，n=4）和δ15N 值与墓葬面积的相关性计算（r=-0.929,p=0.071，n=4），未发现δ13C、δ15N 值与墓葬面积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 这一研究表明，在平民阶层内， 个体的饮食差异与其阶层内的身份高低并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相对平民而言，7 例贵族的δ13C 值的变化范围较大（-9.3‰～-6.4‰），表明同为贵族阶层， 不同个体的食物结构仍有较大的差异。 如果排除墓葬面积最大的M8，剩余6 例贵族的δ13C 值与墓葬面积有明显的正相关性（r=0.938，p=0.006，n=6）， 表明身份等级越高的贵族， 其食物结构中C4类食物的比重越大， 或许暗示了商代贵族对粟类食物的特殊偏好。 由于样本数量较少，这一结论有待进一步论证。 在墓葬面积最大的M8，墓主的食物中，C3类食物比重突然增加， 是个人喜好，还是代表高等级贵族的主食多样化， 尚需更多材料证明。

更重要的是，本文发现7 例贵族的δ15N值不但有明显的差异，而且其与墓葬开口面积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 （r=0.747，p=0.033，n=7）。如果仅统计葬具为一棺一椁的6 例墓主，其δ15N 值与墓口面积呈现出更为明显的正相关性（r=0.919，p=0.010，n=6）。 这一结果表明，贵族阶层内部的饮食也有明显的等级划分和严格的规范管理，墓葬规模越大，随葬器具数量越多，身份等级越高，个体对肉食资源的摄取越多，其营养等级越高。

图3 不同随葬品类型和葬具墓主人骨胶原的δ13C 和δ15N 值误差图

图4 墓葬开口面积和墓主人的δ13C、δ15N 值

相关研究表明， 骨骼中胶原蛋白的稳定同位素值大约反映个体几年至十年的平均饮食状况。 本研究中发现不同个体营养等级的明显差异及其与墓葬等级良好的相关性，或许表明墓主的饮食习惯与自身“尊卑贵贱”的身份地位存在长期的对应关系， 暗示商代晚期的不同社会阶层以及贵族阶层内部的身份地位相对稳定， 或许是商代贵族世袭制度以及日常饮食的分餐制的一种体现。 本文推测造成平民和贵族两大阶层内部δ15N 值不同表现特征的原因是， 古代社会的一些礼仪规范主要约束贵族和上流阶层， 对于普通平民行为的规范性作用表现不够明显。 《礼记·曲礼上》记载“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类似的情况可能在商代晚期社会不同阶层先民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中有一定的体现。

如前所述， 骨胶原的稳定同位素值主要反映个体最后数年的综合饮食状况， 如果在此期间先民的身份地位发生变化， 最终会导致其墓葬等级与原有饮食状况的不匹配。 如M90 的饮食结构迥异于其他所有墓主， 推测其生前最后的时间段内身份地位可能发生了变化。 此外，不同地区先民的农业模式、饮食习惯和礼仪规范也不尽相同[15]。 先民迁徙行为的广泛存在， 有可能导致外来不同饮食习惯个体的特殊数据干扰整个群体的数据特征。 如M30，这类问题有望借助锶、氧稳定同位素， 在判断个体迁徙状况的基础上开展更精确的探讨[16]。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3000 年前的河南荥阳小胡村晚商族墓地人骨的C、N 稳定同位素测试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小胡村晚商先民的食物结构以C4类食物为主， 西周时期C3类食物略有增加，总体而言，中原地区晚商至西周时期的小胡村先民均以粟黍类作物为主食。（2） 小胡村不同社会阶层先民在肉食资源的摄取量上有明显差异， 贵族阶层普遍高于平民。 （3）小胡村贵族阶层内部仍有明显的食物结构和营养等级差异，地位越高的贵族，肉食资源的摄取越多。

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墓葬等级和出土人骨的C、N 稳定同位素分析来探讨不同社会阶层先民的食物结构和营养等级差异，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由于分析样品数量的局限性，这些结论是否为商代晚期乃至古代中国的一个普遍性规律，尚需更多研究材料的验证。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了解古代先民饮食状况及个体差异的有力研究手段，C、N 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值得在更多的考古遗址中运用。

本研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批准号: 41603009）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批准号：16YJCZH100）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