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东杰,唐教成

(1.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2.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一、引 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人口总量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状况可由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参与率水平来体现。如果劳动参与率提高，社会将获得更多的劳动力供给，反之则反。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有着积极作用，尽管在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上明显低于物质资本，但远高于人力资本。有学者研究发现，构成劳动力供给的三个要素按照产出弹性和贡献度的大小排序依次为总人口规模、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劳动参与率[1]。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劳动参与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但近20年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从1999年的77.62%跌至2017年的68.93%(见图1所示)。这意味着许多人脱离劳动力市场，导致劳动力(结构性)供给不足、企业用工成本上升。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结构亦发生巨大变化。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的比重由1999年的6.96%持续升至2017年的11.4%，老年抚养比由1999年的10.2%增至2017年的15.9%，老龄化程度逐年加深；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从2010年的峰值74.53%降至2017年的71.82%，“人口红利”不复存在。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快速减少的同时，劳动参与率下降进一步推动劳动供给形势的变化并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制约[2]，因而反思人口政策正当时。

随着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金负担加剧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我国传统上实行的是就业、工资和福利三位一体的社会保障政策，劳动者只有通过就业缴纳相关社会保险费才能享受保险、退休金等福利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