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编辑部

从科学角度看，“首先发现”并不等同于“发源”。

追踪新冠肺炎“零号病人”

这段时间乖乖在家禁足，有人修炼成了美食博主、网课主播，也有人被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激起了成为大侦探的兴奋。

比如前段时间，网上突然疯传一名硕士毕业生是“零号病人”，故事情节堪比好莱坞惊险悬疑大片。不过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很快发表声明辟谣了——

近期网络流传不实信息，称我所毕业生黄燕玲是所谓的最早感染新冠病毒的“零号病人”。经查证，我所郑重声明如下：

黄燕玲同学于2015年在我所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在学期间的研究内容为噬菌体裂解酶的功能及抗菌广谱性，毕业后一直在其他省份工作生活，未曾回过武汉，未曾被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身体健康。

值此抗疫关键时刻，相关谣言极大干扰了我所的科研攻关工作。我们保留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对我所的关心、支持和帮助！

谣言虽破，问题不止。为什么要寻找“零号病人”？又该上哪儿去找呢？

知识卡片

什么是“零号病人”？

“零号病人”通常是指第一个患有某种传染病，并开始扩散传播病毒的人。在流行病调查中，“零号病人”又被叫作“首发病例”“标识病例”。但这个携带了病毒的人不一定会发病。因此还有“一号病人”的说法，标记的是第一个出现症状的病人。

“零号病人”和“一号病人”两者并不一定等同，往往还不是同一个人。但是在他们身上，流行病学家能找到重要的指征意义，为后续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指导。

简单来说，找到“零号病人”并调查他得病的前后，能帮助搞清楚传染病因何而起，病毒是怎么传播到人身上的，从而设立预警机制和控制措施。此外“零号病人”的血清能帮助科学家开发疫苗及抑制或治愈这种传染病的药物。

中国疾控中心分析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的特征之后，指出疫情暴发流行时间趋势与先前结论一致，即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可能有野生动物交易，使得新冠病毒从一种仍然未知的野生动物传染到人类，继而实现人传人。专家建议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做系统采样和检测，看到底哪些摊位和病毒有关，再去查这些摊位的进货来源、货物去了哪些餐馆、这些餐馆有哪些人来。如果相关的人都找到，就有可能把“零号病人”找出来。

『零号病人』的诞生源自一场误会

“零号病人”的历史并不算久远，原本是特指盖尔坦·杜加——一名法裔加拿大籍的空乘人员的。为啥这哥们“有幸”被专门赋予一个流行病学概念，并载入史册呢？这其实源于艾滋病在人类文明社会发现早期的一系列巧合和误会。

在杜加短暂的31年人生中，“1980年”是他无法忘却的命运索沟。这一年将他的人生一分为二，前半程无比辉煌，后半程满是潦草。

作为一名优秀的空乘人员，杜加有着极强的学习能力与社交本领。他会说多国语言，热爱运动，喜好艺术，性格极好，很容易与别人打成一片。享受人生、沉醉爱情，是他最看重的两件事情。

然而，1980年5月，一向健康的杜加身上忽然开始出现紫斑与红疹，随着时间的推移，斑块与结节还有扩散与变大的趋势。他到医院接受了一系列的检查后，被认为患上了一种恶性的皮肤肿瘤。

那一年夏天，盖尔坦·杜加正式入院接受治疗。在等待化疗的过程中，他见到了美国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那时疾控中心正在悄悄调查着一种“新型病毒”。

面对调研时，杜加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配合，甚至当被问起过往情史时，他都有问必答。根据他的回忆，疾控中心找到了5年内与其发生过性行为的72名伴侣，而在这其中，有超过一半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与杜加相同的病症。

杜加的坦诚，使研究人员认识病毒与探索其传播途径的进程大大加快。那年9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将这种疾病正式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即“AIDS”、艾滋病。在撰写相关文件时，为了方便记录，调查员将所有关联病人逐一以“城市+确诊顺序”的方式标注，如洛杉矶（LosAngeles）首位被确诊的病人，被标记为“LA1”。在众多病患中，唯有杜加来自外国，因此他被标记为“加州以外的患者”（OutofCalifornia），即“PatientO”。

当这份报告被公之于众时，由于字母“O”与数字“0”长得过于相似，代表杜加的图形又恰好位于整个关联图形的中间位置，许多人开始将杜加误解为“零号病人”。这是传染病史上的第一位“零号病人”。

“零号病人”不该被妖魔化

因为一个可笑的乌龙，杜加这名积极配合调查、为人类认知艾滋病做出巨大贡献的“患者O”，便成了人人避而远之的“零号病人”。不明真相的人们称他是“给美国带来艾滋的男人”。直到杜加因艾滋病去世，舆论对于他的“讨伐”也从未停止。

2016年，基因研究报告表明：杜加仅仅是普通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之一。既没有生物学证据也没有历史证据证明他是美国首例或HIV-1B亚型的首例病人。

而2003年被认定为SARS“零号病人”的黄某在治愈出院后，也受到了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歧视，不堪其扰的他不得不频繁更换电话卡，甚至不敢出门，他形容自己“活得很像一个逃犯”。

“零号病人”概念的流行主要满足了媒体的宣传目的，而非科学目的。我们必须承认，“零号病人”一词会对读者产生很强的冲击力，远比某个病人的名字更能抓住眼球。

搜寻“零号病人”也满足了大众的好奇心。对一切事物追根溯源是人类的一种天性，每个人可能内心里都住着一个侦探。当一场瘟疫发生，人们很容易将其想象成一个连环谋杀案，一旦带入其中，人们便会非常强烈地想知道，谁是造成死亡扩散的“凶犯”？因此，从杜加之后，一旦流行病发生，人们总想通过回溯病例生活史的方式调查“零号病人”的身份。或许媒体追求新闻热度，公众满足好奇心主观上没有伤害他人的意愿，但被冠以“零号病人”的人毫无疑问遭受了污名化，人们很容易会孤立甚至指责他们。杜加的案例也表明，寻找“零号病人”过程非常复杂，而且严重受限于时代的科技水平，很容易产生冤假错案。

事实上，“零号病人”很难一锤定音，远不是研究的终点，“零号”后还可能会有新的“零号”被发现，其确认过程本身就是对病毒发展情况的复盘与再认知。

本研究表明，虾青素和黄体素均能有效改善大黄鱼的体色，大黄鱼能够更好的利用黄体素，并可能将虾青素经黄体素和玉米黄质最终转化为金枪鱼黄素。

寻找“零号病人”的过程是针对病毒而非人，在尊重科学规律的前提下，事实才会慢慢呈现。

一些传染病的“零号病人”

除了艾滋病的“零号病人”误会之外，其实历史上的大多数传染病都非常难在第一时间找到真正的“零号病人”。多数情况下，往往都是第二代病例发病并呈现聚集性表现后，才能通过调查发现。

那么历史上的各类传染病，又是怎样发现“零号病人”的？

伤寒：

1906年，一位名叫玛丽·梅伦的女性，被纽约银行家华伦以厨师身份雇佣，一起带去休假。但在这次休假中，华伦的女儿却感染上了一种奇怪的疾病——伤寒。随后，华伦的妻子、两个女佣、园丁和另一个女儿也相继感染。疫情专家索柏经过调查后，发现在玛丽此前7年的工作经历中，更换过7个工作地点，而且每个工作地点都曾暴发过伤寒病，累计共有22个病例，其中1例死亡。索柏极度怀疑，玛丽就是伤寒病的传染源。最终，在警察协助下，玛丽被证实为传播源头，并以“伤寒玛丽”的绰号留名于美国医学史。

梅毒：

15世纪，哥伦布大航海结束，从美洲返航，顺便给欧洲带回了几个印第安人。这些印第安人抵达欧洲后，受到了西班牙妇女的“热情接待”。而此时，一种疾病开始悄悄地在西班牙社会中蔓延。1494年，西班牙和法国联手入侵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在这趟旅途中，西班牙和法国军队的士兵纷纷出现了一些出红疹、长水疱的疾病。法国军队里的战士来自欧洲各地，士兵便将这种疾病迅速散播开来。仅仅过去20多年，梅毒就横扫了整个欧洲。

埃博拉：

埃博拉病毒是人类已知最致命的微生物之一，一旦感染，病死率最高可达到90%。而这次的疫情暴发源头，是一名几内亚的两岁男孩。2013年12月2日，人们在几内亚的梅利扬杜瓦村为一名两岁男童举行了葬礼。大约8个月前，男童曾出现过发烧、呕吐症状，4天后死亡。在葬礼后，男童的姐姐和奶奶也先后出现了发烧、呕吐等相同症状并迅速死亡。这就是2014年埃博拉病毒暴发的源头，而这名男童也正是埃博拉病毒的“零号病人”。

很多人将“零号病人”视为“毒源”，通过指责他们表达对疫情的愤怒，却很少理性地思考，“零号病人”真是瘟疫的元凶吗？他们真的要为一切负责吗？

眼下，同样有人在追问新冠肺炎“零号病人”。而真相也在一次次“传言”与“辟谣”中变得扑朔迷离。或许，当人类舍本逐末地追问“零号病人”、却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深刻反思时，造成疫情的真正原因，已像幽灵般隐匿于喧嚣之外，潜伏入时间的河流。没有人知道，它下一次浮出水面，会是什么时候。

谣言也是一种“病毒”，我们也需提防出现“零号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