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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干部监督机制的建立与发展概述

2020-06-21姚壮

现代商贸工业 2020年19期
关键词:建立发展

姚壮

摘 要:自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以来,党管干部从严治吏成为党的建设重点。在全面从严治党“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的内涵下,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成为应有之义。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干部监督机制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划分成四个主要阶段,即领导干部监督机制的建立与曲折、领导干部监督机制的恢复和发展、领导干部监督机制的相对完善、领导干部监督机制的创新与发展,有利于我们以史为镜,更科学地完善领导干部监督机制。

关键词:领导干部监督机制;建立;发展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19.051

1 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干部监督机制的建立与发展概述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随后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进一步作出“党要管党,首先要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的重要论断,而领导干部作为共产党执政的骨干力量和人民的公仆,手中掌握着关乎国家事业的权力,在关于人民生计的各个领域中身居要职;孟德斯鸠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因此从领导干部的特殊地位和防止权力异化的角度都应当加强对气的监督,这也是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必由之路。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领导干部的监督问题,并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历程中围绕客观形势的变化对干部监督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如果将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干部监督机制的建设定位为“建立与发展”,那么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仍处于摸索阶段,这一阶段领导干部监督的特点主要体现为:以上而下的监督指向非常明确;党内监督机构实际发挥作用不大;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在革命实践中亟待健全等。

而新中国成立后党的领导干部监督机制建设根据重点标的事件和党的领导集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干部监督机制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有利于我们以史为镜,更科学地完善机制。

2 1949-1978:领导干部监督机制的建立与曲折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领导干部监督机制的建立

为巩固“进京赶考”下的政局,党中央坚持“两个务必”作风,率先在党内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并明确职权,规定其隶属于同级党委。1955年,新设监察委员会作为党的监督机构。朱德同志在中央监委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要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执行党路线政策的监督,特别是对高级干部。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党派由在野党转变为参政党,中国共产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由此基本确立了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职能。

2.2 反右扩大化领导干部监督机制建设的偏离

1957年党中央发起的整风运动本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建设的正常需要,却逐渐被演变为一次群众性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政治运动,并严重扩大化,导致党内政治生活被严重破坏,干部监察工作出现偏离,国家行政监察机关受到了批判,司法部、监察部被撤销。同时,民主监督遭到压制。在整风运动中,因为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即使提出有益建议和批评的其他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也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分子,成为批斗对象。

2.3 “文化大革命”时期领导干部监督机制建设的曲折

“文化大革命”时期,民主和法制遭到践踏,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较以往可以说是严重倒退。首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被中央“文革”小组取代。1969年监察委员会被撤销。“文革”的倒退一直延续到九大、十大,党章中甚至取消了有关“党的监督机关”和“党的纪律”的条款,党内监督制度遭到全面破坏。

3 1978-2002:领导干部监督机制的恢复和发展

3.1 监督工作的初步恢复和专门监督机构的重建

1976年,“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党和国家的事业得以挽救。总结“文革”的惨痛教训,党深刻认识到领导干部失去监督的危害。1977年,在党的十一大上恢复民主集中制,决定重新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中纪委围绕党规党纪,整顿党风,完成了共和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1982年,在十二大黨章中增加纪检机关和干部的内容,确立了纪律检查的双重领导体制。民主党派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恢复,在八字方针中新增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民主监督逐渐正常化。1986年设立监察部,标志着我国行政监督体系初步建立。

3.2 领导干部监督工作的制度化建设得到加强

十四大后党中央对纪检监察体制作出重要调整,实行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办公,提高了党政监督的整体合力。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等一系列党内监督法规,提高制度监督的约束性和科学性。1989年,中共发布《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首次明确民主党派参政党的地位;199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被写进宪法,这标志着民主党派监督进入了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

3.3 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成为工作重点

十四大之后我党确立起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领导体制,譬如1998年中共中央出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狠抓领导干部政治、组织、作风和财经纪律,突出重大时间节点、事件、领域的监督,不断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纵深开展。

4 2002-2012:领导干部监督机制的相对完善

4.1 领导干部监督机制规范化、体系化

2003年12月,党中央出台第一部党内监督基本法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明确党内监督的重点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建立了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巡视等十项制度,这对党内监督规范化制度化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随后党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配套的党纪党规,为领导干部监督提供了完善的制度依托和保证。

4.2 党内监督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

2004年,中共中央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规定党员不仅拥有监督的权利,同时也承担监督的义务,明确党员是党内监督的绝对主体。其次,进一步明晰了党内监督机关的职权定位,并在纪委经常性工作中增加“对党员干部行使权力进行监督”和“保障党员权利”的内容,纪检监察机制体制得到快速发展。2003年,中纪委正式成立专门巡视机构和专职巡视队伍,将巡视制度纳入党内监督十大制度。

4.3 重视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

胡锦涛强调将多种监督机制有机统一起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1+1>2的合力效应。2004年他在出席纪念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时指出,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常务委员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进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同样在2004年庆祝人民政协成立55周年会议上明确指出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5 2012以来:领导干部监督机制的创新与发展

5.1 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理论不断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运用生动平实、贴近大众、贴近生活的语言对从严治党从严治吏作出理论创新。第一,反腐倡廉话语创新,“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等成语、典故生动表达了党坚定不移反腐的决心。第二,“老虎苍蝇齐打”的认识创新,说明了高压反腐态势下大小通吃,不存在漏网之鱼。第三,制度管权的理念创新,系统性地提出三大机制,即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第四,党员教育的理论创新,把理想信念比作精神上的“钙”,反映出共产党员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的“软骨病”。

5.2 深化领导干部监督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大刀阔斧推进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党内专门监督机构在职能定位、组织架构、运作方式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中纪委首次向党的工作部门和全国人大机关、国务院办公厅等中央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组;改革巡视工作,在工作内容上重点关注“四个着力”,巡视机制上实行“三个不固定”。2016年10月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讨论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问题,制定和修订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为新形势下加强领导干部监督提供了根本遵循。

5.3 继续坚持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相结合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继续高度重视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强调要建设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谈到加强和改进人大监督工作,强调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担负职责,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保证人民民主权利。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反腐成为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的主要方式,通過将党员领导干部的腐败或违法乱纪的行为曝光于网络,为纪委和司法机关介入提供了线索和证据。目前,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都已开通举报电话与信访举报网站,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顺应人民群众监督的发展。2018年3月11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监察部并入新组建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开启了反腐败工作的新篇章。

领导干部监督机制的建设历程总是贯穿于党从严治党的过程当中,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干部监督机制的建立、发展四个阶段的梳理,囊括了中央领导人的执政实践,可以看出领导干部监督机制的建设主要是从理论-制度-实践、党内-党外即上下、内外两个维度不断去完善,取得了巨大成就。显然,没有十全十美的体制机制,一个制度或机制的先进应体现为其能够不断纠正自我错误,克服自身的不合理,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9.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4]尤光付.中外监督制度比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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