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庆之

父亲去武汉了

早上十点半刚醒，蒙蒙眬眬正在洗漱，听到钥匙的声音。习惯性地说了句“你回来了”，但父亲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要去武汉了。”

父亲的朋友圈

一阵惊愕。

前几天饭桌上还聊到张文宏主任“党员先上”的言论，母亲开玩笑似地说了句“你这个党员会不会被派到呼吸科去啊”。父亲终究没有被派到呼吸科去，他直接被派到了武汉。整个科室有且仅有他。早上九点的消息，下午一点半就出发。父亲是没有什么怨言的，这次灾难确实到了关键的时候，他作为医生理应承担起这份责任。又，他自己早就作出过论断，这次疫情无非是强大一点的流感，远没有到SARS那种烈度，所以他反复强调其实没有大事；但毕竟还是去到情况完全未知的疫区，总还是有些本能的担忧。手机缓解了一部分尴尬，毕竟我们不想对视——我们都怕看到对方水灵灵的眼睛，按他以前的话说，“多没腔调”。

道别非常简单。

我出发了。

注意安全。

久违了的拥抱。

关门。

父子之间大概不需要也不擅长絮絮叨叨半天，我们都非“擅长离别的人”，一个拥抱足矣。

从这一刻开始，我再也不能作壁上观般地扫过知乎、微博上不断跳动的数字，想着寒假结束前不出门就能与这场疫情隔绝。每一个“武汉如何如何”，到我眼里都将变成“父亲如何如何”。这场灾难对我而言成为了第一人称而非第三人称。当我喊出“武汉加油，中国加油”的时候，似乎多了份真正触及心底的力量。愿疫情早日结束，愿父亲及早凯旋。

我是无神论者，但我无比虔诚地走向了观音菩萨像。

（我不想让父亲看到我担心他的文字，毕竟他不太喜欢我这种“扭扭捏捏的小家子气”。再者，这种担心事实上是不言自明的。）

父亲去武汉已有一周多了

事实上，父亲出发后的这一周，生活上并未感觉有太大的异样。父亲平日里出差是常态，时不时就往我们家的微信群里报告这周末又要飞到哪里、哪里和哪里去开会。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我已经有些习惯父亲不在家的状态了。但每每拿起手机，看到知乎上跳动的一个个疫情数字，总还是会想到远在武汉一线的父亲，以至于越发担心起来。

每晚父亲会从住处打来微信视频电话。我们的对话模式很有意思——父亲总是在说武汉现在的情况如何、方舱医院的病人情况如何，但我和母亲更关心的是父亲所在的医疗队物资充不充足、防护工作做得到不到位。双向话题重合度最高的时候大约是母亲看到微博上有传言称某省医疗队物资遭不当处置的时候，这样的新闻总是令我们尤其揪心。尽管父亲明确地表示他们医疗队物资充足，母亲还是坚持要他发照片回来。即使父亲发了两荤一素的盒饭回来，母亲仍然担心他会不会缺乏维生素。

印象中，母亲自进初中起就没怎么硬性要求过我外出的时候“发照片给她看”，果然非常时期，事件亲历者们的想法都变得“非常”了起来。

下午看到微博上说的“方舱医院第一批集体出院”的新闻，下意识地尝试找一找父亲在不在配图里。果不其然没有找到，医务人员都严严实实地裹在防护服里，完全看不到样貌。看得到脸庞的是出院的二十余位患者们，透过屏幕都能够感受到口罩遮掩不住的笑容。

是好事，是好事。多一例患者出院就意味着离抗疫成功更近了一步，等到这个出院的数字以指数增长而非线性增长时，父亲就能收拾行李准备凯旋了。

到那时，所有前往武汉救援的医务人员也好，所有曾感染了新冠病毒的患者也好，都能够回到平常的生活当中。平时有人说，生活缺乏激情，寡淡无味。但在这次疫情中，当“平常的生活”都成为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的时候，又有谁会嫌弃平日里两点一线的“寡淡”的生活呢？借用一位学弟的话来说，平时都渴望休息在家，但近期的生活就如同“把最爱的音乐设成起床铃”，过着过着很快就腻了。

更何况，这份生活于我还多了一份心灵上的不安，一份切肤的牵挂。

不知道此时此刻，有多少被迫宅在家里的抗疫一线医务人员家属和我们一样，因至亲身处千里之外的疫区而担忧、牵挂、不安、焦虑。家国情怀、家国情怀，这一刻，我们的情感当中确实杂糅进了“家”与“国”两味馥郁的香料。因此，期盼疫情早日结束的祈愿也变得更热忱了一些。无论有多少流言蜚语，在我眼里最关心的永远只有疫情何时结束。

让这片神州大地不再饱受瘟疫的摧残。

让父亲早日凯旋。

我所理解的医患关系

之前看到的消息，官方首次公布医务人员累计感染数据：1 716人确诊，6人死亡。

不知应该怎么评价。医务人员永远是与疾病正面交锋的人，他们一定值得尊敬，尤其在这种特殊的时刻。

多地已经宣布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一级响应，甚至已经出现了第一份“战时管制令”。可以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我们的对手是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如果认可这一设定，那医务人员就是这场战斗的士兵，是军人，是守卫整个社会的人。更血腥的是，在现在这场“战争”中，医护人员也和士兵一样，是会受伤乃至捐躯的。所有人应当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其中医务人员冲在了最前面，承担了最大的风险，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对所有的传染病而言，这些都是共通的。

但医务人员们除了承受来自前方病毒的危险，还要提防后方的威胁——前一段时间频发的杀医伤医案为何屡禁不止？甚至到了这次新冠疫情期间，仍然听说有感染者做出朝医务人员吐口水这样的恶劣行为。听说某地方舱医院开放首日，有轻症患者竟大闹不愿去指定的方舱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理由是那里没有席梦思只有平板折叠床。

我能够大概地揣测这些患者的心情，或许是害怕病毒的杀伤力，或许是担心未被隔离的家人们，或许是对日复一日的病榻生活心生厌倦。写下这些文字，不难发现这种心境和医务人员如此相像。与世隔绝的患者们和与世隔绝的医护人员们聚到了一起，如此相似的个体们难道不应该共同合作共克时艰吗？更何况，用偏激的方式“惩罚”乃至“报复”医护人员，对于患者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

医护人员不是神，他们不能保证患者一定被治愈，但他们会全力以赴。就像士兵不能保证战胜敌人，但他们会浴血奋战。

即使一场战役输了，只要士兵完全按照规定指令完成战斗任务，就不应成为批判的对象。

即使没有治愈病人，只要医护人员完全按照标准流程尽全力进行了救治，也不应成为批判的对象。

好在即使在最危险的疫区，也同样有正能量相润泽。在不少地方，患者们的心态变得好了许多。洪山体育馆里的轻症病人已经跳起了广场舞，闲来无事时邻床的病友们也会互相聊聊天排解烦闷，甚至听说有个老大爷已经在给隔壁床的小伙子介绍自己的女儿了。情绪对于疾病的自愈或多或少会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如果患者能够正视疫情，乐观面对生活，后续的治疗会更加轻松高效。这不仅有助于患者的康复，还能让医务人员省些解释、劝导的气力，从沉重的身体压力和精神压力中卸下一些本无必要的紧张感。

现在我周围的人谈论的主题已经开始从“怎么熬过疫情”向“疫情结束之后怎么‘放纵’一下”转变了。这是个好消息，不管疫情的拐点出没出现，至少人们的心理预期已经经过了这个拐点。

乐观一些，不要陷入无谓的焦虑。这既是不给自己添堵，更是避免背刺抗击疫情的、伟大的医务人员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