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泉州鲤城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司马文森(1916—1968)，原名何应泉，福建泉州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著名作家、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统战工作者，曾作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参加政协成立大会，任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出席开国大典。曾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司长、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连任全国文代会第一、二、三届代表。他参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法国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的签订和实施，为新中国文化外交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在千万条人生道路中，他选择了革命道路

何应泉1928年随族人下南洋，到菲律宾做工。1931年回国，就读于泉州黎明高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互济会”。1932年参加共青团，任共青团泉州特支委员，从事学生运动。1933年加入共产党后即担任中共泉州特区委委员。在泉州报刊上发表小品、诗歌和评论文章，针砭时局，传播革命思想。负责与厦门中心市委联络，并奉命复刊地下党的《赤色群众报》。

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旧中国，有人选择逆来顺受，有人选择袖手旁观坐山观虎斗，有人选择起来反抗改变命运……在千万条人生道路中，何应泉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道路。

亦文亦武，投身抗日战争洪流

泉州是闽南交通枢纽，国民党“围剿”闽西苏区必经之路。泉州党组织为牵制国民党进攻苏区的斗争遭受残酷“清乡”。1934年，根据党的“隐蔽精干”原则，何应泉转移到上海。在上海，他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参加左联党小组，任组织干事，负责暨南大学和江湾农民文艺小组；在左联刊物发表文章，参加左联为鲁迅先生送殡、纪念高尔基等活动。在党的培养下，这位年轻的战士亦文亦武，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笔名“司马文森”成了他的常用名，投身抗日战争洪流，为民族解放斗争呐喊。

1936年左联解散，上海各界救国会成立。1937年，在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宣传部工作的司马文森，负责职业青年和学生团体的救亡活动，参加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刊物《救亡日报》创办，先后为撰稿人、记者、编辑，并积极推动文艺通俗化运动，出版有《岛上》散文集、《战时文艺通俗化运动》专论。上海沦陷之后，根据党组织安排，司马文森随救亡日报社撤退广州。1938年和文艺界友人创建文艺通讯员总站，举办讲座，培植文艺通讯员，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暴露、抨击敌人的残暴、汉奸的无耻；宣传动员民众组织起来、同仇敌忾投身抗战。1938年夏根据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指示、华南分局统战部的安排，司马文森投笔从戎到四战区政治部，行军打仗，培训政工人员，创办战区《小战报》，刊行两广、福建、江西，在国民党军队中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把抗战文艺的种子撒播到战壕。1939年，根据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李克农指示，司马文森5月到桂林广西地方建设干校从事对桂系的统战工作，担任统战工作委员、校部指导员，编辑校刊《建设干部》《干部生活》，对泰国华侨机工归国参战进行政治培训。皖南事变之后，八路军办事处撤回延安，救亡日报社被封，很多同志去香港、海外，桂林陷入白色恐怖中。司马文森坚守党的文艺阵地，承担联系和领导文化系统地下党员的工作，组织关系由李克农转中共南方局。1941年9月创刊抗战文艺月刊《文艺生活》，为坚持抗战、进步、团结，反对投降、倒退、分裂，争取作家的权益，做了大量工作。田汉的《秋声赋》、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及司马文森的第一部长篇《雨季》等都在《文艺生活》上第一次和读者见面。《文艺生活》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文艺阵线，声援苏联卫国战争，刊登日本反战同盟鹿地亘、苏联作家反法西斯文章。桂林文协的工作被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评为全国第一，蜚声海内外。1944年，根据南方局指示，司马文森带领桂林文化支部的同志到桂北组织抗日青年挺进队，任中共桂北工委委员，与融水地方党组织、柳州日报自卫队协同作战到日本侵略者投降。司马文森是共产党领导的国统区抗战文艺中心上海、广州、桂林救亡协会核心成员，为抗战文艺中心的建设，为党的抗战文化宣传作出重要贡献。

迎接新中国诞生

1946年至1955年，司马文森先后任中共中央香港工委文委委员、港澳工委，华南分局文委委员，负责中共香港文艺、电影、新闻、对外宣传工作十年，被誉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香港文宣工作的灵魂人物。

1949年，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及开国大典期间华侨界友人在卢沟桥合影。左起：李铁民、陈嘉庚、庄明理、庄秀端、司马文森、张殊明、黄长水。

1946年蒋介石公开撕毁“双十协议”及政协会议和平建国协定，发动内战。年初司马文森刚刚在广州复刊《文艺生活》、创刊《文艺新闻》不久，就遭国民党反动派封禁。为了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假民主、真“剿共”面目，司马文森带领中共文化部队和民主党派联合组织的杂志联谊会，发起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反迫害、争民主运动的号角。鉴于司马文森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文艺界黑名单，党组织通知司马文森转移到香港复刊《文艺生活》，并参加中共和民主人士合作建立的达德学院，配合解放战争及新中国诞生做干部准备。

1947年，司马文森在香港、南洋发起文艺生活社社员运动，以月会形式邀请郭沫若、夏衍、邵荃麟、茅盾等主讲当时文艺诸问题。文艺生活社在旧金山、加拿大、巴西、菲律宾、荷印、马来亚、缅甸、越南、香港均设有分社，通过《文艺生活》月刊及社员运动推动“马华文艺”“暹华文艺”“菲华文艺”的蓬勃发展，《文艺生活》成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灯塔。

1949年9月，司马文森出席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是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的委员，参与制定三大民主宪章中最重要的文献《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的国体、政体、政党制度和国家结构形式），为建立新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合作民主协商制度作出重要贡献，并率先在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向海外报道新中国的诞生。

返香港后，司马文森担任中共华南分局文委委员、港澳工委电影工作负责人、中央电影局香港委员，大力推动香港进步电影事业，使之成为新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桥头堡。他坚定执行文宣工作原则，站稳人民立场，与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侵略、渗透作斗争，拍摄好片，兼顾国内外市场，展开合作运动，合理降低成本，协调好片商、院商和电影工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组织影坛人士读书会，学习社会发展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树立文艺源于生活、为人民群众服务等观念。司马文森编剧的六部华侨题材电影：《海外寻夫》（二战后首部华侨题材电影）、《火凤凰》《南海渔歌》《血海仇》《娘惹》《海角亡魂》，在香港及海外上映获得好评。1949年11月司马文森作为香港文化艺术队领队，率队参加广州解放庆祝大会。1950年1月携“香港同胞劳军团”的港粤百余影剧演职人士在广州海珠戏院义演《红军回来了》《起义前后》《胜利公债》《旗》《香港屋檐下》等，受到广东省党、政、军、民热烈欢迎。《胜利公债》是司马文森为新中国政务院发行的第一支国债“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首发而创作的新歌剧，所得收入交华南文联筹备会全部购买“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支援解放战争。

1948年9月9日香港《文汇报》创刊，这是中共和民革联合创办的面向港澳同胞及海外华侨的报纸，司马文森应邀为“社会大学”栏目创作《南洋淘金记》，从《文汇报》创刊第二天起连载，是《文汇报》连载的第一部小说，在东南亚华侨社会引起轰动。受到广泛关注的《南洋淘金记》为《文汇报》的成长赢得读者的关爱和支持。

1951年，司马文森接手香港《文汇报》总主笔兼社长，负责港澳工委报刊工作。司马文森和《文汇报》《大公报》《周末报》同仁在新闻战线进行艰巨的文化斗争，把祖国建设的真实情况传播给海外侨胞，成为一支有力的笔部队，搭起广大侨胞联结祖国建设的一条精神桥梁！

1950年，司马文森在广州文艺界聚会上演讲并介绍开国大典盛况。

作为总主笔，司马文森写社论、时评，承担把舵导向作用。1952年1月10日，司马文森与8名电影工作者被港英当局非法逮捕递解出境。我国外交部于1月25日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3月5日香港《大公报》转载人民日报社论，被港英当局律政司控为“刊载煽动性文字”。5月5日《大公报》被判从即日起停刊6个月。中国外交部于5月10日再次向英国政府提出严正声明，严重抗议港英当局连续逮捕、驱逐和迫害司马文森等中国居民并无理勒令香港《大公报》停刊的暴行。在中国政府强有力的反击面前，港英当局最终于5月17日，由香港高法合议庭决定终止《大公报》停刊令。司马文森作为当事人参与新中国诞生后第一次中、英外交博弈，撰文《控诉英美帝国主义的无理迫害》《香港英国政府对我国同胞的迫害》，在记者招待会、广播电台控诉港英政府迫害中国居民的罪行，联名发表《致香港爱国电影工作者公开信》，写作中篇《基地》，揭露美英将香港作为颠覆新中国、反华反共的基地。

回到内地后，司马文森任中共港澳工委海外宣传组负责人，担任《大公报》、《文汇报》、中新社联合办事处主任。他参与倡议成立中国新闻社，并担任理事；参加华南文联、中南文联、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筹备，并被选为第一届华南文联常委、第一届中南文联常委、第一届中南作协常务理事，兼任第一届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常务理事、作协会刊《作品》月刊第一任主编。兼华南文联电影创作组组长，编剧《故乡》，介绍侨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民主政治、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巨变，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1954年摄制成大型纪录片，对海外放映。1955年摄制完成的纪录片《华侨学生在祖国》也是司马文森编剧。

1965年，司马文森夫妇、黄镇夫妇与法中友协名誉会长、著名历史学家蒙博（右3）合影。黄镇（右2）、朱霖（左4）、司马文森（右1）、雷维音（左2）。

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

1955年5月，司马文森、雷维音夫妇奉调外交部，7月司马文森即担任中国第一任驻印尼使馆文化参赞。

当时和新中国建交的只有大约20个国家，其中非社会主义国家仅10个。司马文森负责对印文化事务：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工青妇、社团等方面。从无到有，司马文森建立和印尼电影界人士的往来；通过结识画家联系推动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总统苏加诺访问新中国，这是一次外交关系的突破。以此为契机，司马文森建议我国新闻电影制片厂与印尼国家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了《苏加诺总统访华》纪录片。司马文森联系推动《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出版，获得莱比锡国际图书博览会金奖。他联系第一个中国医疗小组走出国门到印尼，彰显中华精湛医术。1961年司马文森联系推动第一个《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文化合作协定》的签订及落实，以此为纲推动两国《广播和电视合作协定》《交换新闻协定》签订。1961年印尼亚运会筹委会同时邀请我国大陆和台湾参加印尼主办的1962年第四届亚运会。得知消息后，司马文森多次与印尼文教部、情报部负责人交涉，成功阻止“两个中国”的局面，捍卫了国家主权。司马文森在任期间是中国与印尼关系友好鼎盛期，为新中国大文化外交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1963年司马文森作为对外文委西亚非洲司首任司长，参与制定第一个中国与阿尔及利亚文化合作协定的制定。9月，司马文森随丁西林（团长）等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到阿尔及利亚，和阿尔及利亚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文化合作协定》。依托该协定，联系推动中国广播事业局和阿尔及利亚广播和电视合作协定，两国交换新闻协定签订。

1964年4月中法建交在国际社会引发“核爆炸”似的轰动，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开拓了新局面。司马文森作为第一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6月赴任，联系、推动第一个中国和法国文化合作计划的签订实施。1965年两国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1965年和1966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书》，这是第一个中、法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书，也是中国在西欧签订的第一个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书。司马文森以对党的忠诚、丰富的外交经验，在《关于对法文化往来的意见》中指出：“西方对外文化侵略富有经验，有一支庞大的文化侵略队伍和雄厚的物质基础。对我文化政策执行‘和平演变’作法，通过文化渗透扩大所谓‘自由化’的影响，和我们争夺下一代，中国青年和知识界将成为其主要的文化渗透、影响对象。”司马文森敏锐的政治洞察，对狙击颜色革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如今，中国已傲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任列强宰割的屈辱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在国际事务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一个强大的祖国，对定居在海外的中国人又意味着什么呢？是无上的尊严、光荣；是海外孤儿屈辱日子的终结，可以挺起腰来做人！”这是作为从泉州走向亚洲、非洲、欧洲的大文化使者司马文森在海外工作这些年，深刻体会到的至高无上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