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信中“凡人多望子刊、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句话，百余年来广为传颂在士人之间。自己身为大官，却不愿儿子做大官。曾国藩的这种家教启迪了千千万万望子成龙的家长：“龙”不是“大官”，而是君子！

曾国藩谕纪鸿

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夜

字谕纪鸿儿：

家中人来营者，多称尔举止大方，余为少慰。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尔之所知也。

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唯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手谕。（时在江西抚州門外）

曾国藩谕纪泽

咸丰六年十月初二日

字谕纪泽儿：

胡二等来，接尔安禀，字画尚未长进。尔今年十八岁，齿已渐长，而学业未见其益。陈岱云姻伯之子号杏生者，今年入学，学院批其诗冠通场。渠系戊戌二月所生，比尔仅长一岁，以其无父无母家渐清贫，遂尔勤苦好学，少年成名。尔幸托祖父余荫，衣食丰适，宽然无虑，遂尔酣豢佚乐，不复以读书立身为事。古人云：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吾虑尔之过于佚也。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作羹，勤于纺绩，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针黹之工;所织之布，所寄衣袜等件，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也。余在军中不废学问，读书写字未甚间断，惜年老眼蒙，无甚长进。尔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掷光阴。四年所买衡阳之田，可觅人售出，以银寄营，为归还李家款。父母存，不有私财，士庶人且然，况余身为卿大夫乎？

余癣疾复发，不似去秋之甚。李次青十七日在抚州败挫，已详寄沅浦函中。现在崇仁加意整顿，三十日获一胜仗。口粮缺乏，时有决裂之虞，深用焦灼。

尔每次安禀详陈一切，不可草率，祖父大人之起居，合家之琐事，学堂之工课，均须详载。切切此谕。

唐浩明评点

曾国藩写给曾纪鸿的这封信文字虽短，然内容丰富，情意真挚，用语浅直，倾注了他疼子爱子的一片慈父之心。笔者以为，此信可称得上曾国藩上千封家信中最堪铭记传诵的一篇。

曾国藩的小儿子曾纪鸿此时年方9岁。曾国藩在一连生了4个女儿后，直到38岁才生纪鸿，对这个儿子他自然极为疼爱。

曾国藩以一种较为少有的温婉语气，给9岁小儿子单独写了这样一封信，谆谆告诫儿子习劳习苦，不要沾染官家气息，保持寒素家风;读书写字不能间断，早上要早起，以此培养勤奋的习惯。曾国藩希望儿子把重点放在德行的修养上，不必过多地考虑功名之事，因为功名不能完全由自己做主，而德行是可以由自己来修炼的，并以举止端庄、不说妄语作为培养德行的基础。

曾国藩此信的特点是不仅讲明道理，而且提出了具体的措施。这些措施都是极平易简单的，不难做到，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使自己一步步地向“君子”靠拢。以极具操作性的简易行为去实现崇高远大的目标，曾国藩这种独特的教育方法在此信里得到充分的体现。

信中“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句话，百余年来广为传颂在士人之间。自己身为大官，却不愿儿子做大官。曾国藩的这种家教启迪了千千万万望子成龙的家长的心扉：“龙”不是“大官”，而是君子！

相对于9岁的小儿子而言，第二封写给18岁的大儿子曾纪泽的信口气要严厉些。曾纪泽春上完的婚，至今不过半年时间，仍处新婚宴尔。作为父亲，最担心的是怕儿子沉溺于男女缱绻之中而荒废学业。故在儿子结婚不久，曾国藩便劝他离家，从师求学，此信又再次叮嘱他“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掷光阴”。并以自己为例，虽在军中亦不废学问，但年老眼蒙，无甚长进。以此告诫儿子，把握青春年华的重要性。

本来，人的一生中，唯青少年时期是最佳时光，各方面都处于上升长进的时候，一辈子的体格、品德、学问都在这个时候奠定基础。今后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这段时间可谓起着一半的作用，另一半则取决于信念和机遇。中年之后再发奋苦学虽然也是好事，但毕竟已过生长期，所学的东西难以进入血肉之中。所以古往今来有识之士总是劝告人们要抓紧小时候的宝贵光阴，切莫虚度年华，像“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样的话，世世代代被视为金玉良言，实在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语，切莫当作老生常谈。

然而在过去，又有一件事与之大相悖违，那就是早婚。男孩子十五六岁结婚较为普遍，曾纪泽18岁结婚已不算太早。结婚后影响读书，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曾国藩曾经说过两句湘乡俚语：“床头添双脚，读书束高阁。”许多男孩子便因过早结婚而不思上进了。补救的方法，便是要让新郎官充分认识到青春时刻读书求学的重要性，具体措施则是离开家，跟着外面的师傅去学习。

曾国藩青少年时代，家境并不宽裕。在衡阳乡下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曾国藩的老家与衡阳接界，他少时就读于衡阳金坑乡唐氏家塾。家塾规矩，学生每月得交二十筒米，曾国藩常常交不足。筒子是竹子做的，其底部通常也有寸把高。塾师汪觉庵爱其好学而怜其贫寒，在给曾国藩量米时，则将竹筒倒过来，用其底部量，一面高唱：曾少爷的米，一筒，二筒……二十筒。量了二十筒，不过是别人的四五筒。既为曾国藩省了米，又顾全了他的脸面。

这个传说是否真实已不可考，但曾国藩家境不宽裕却是事实。其《年谱》中有这样的记载：（道光十七年）“十二月，公谋入都会试，无以为资，称贷于族戚家，携钱三十二缗以行，抵都中余三缗耳。时公车寒苦者，无以逾公矣！”

哲人说：苦难是最好的学校。曾国藩大约是深知这个道理的，晚年他自撰一副联语：“世事多因忙里错，好人半从苦中来。”他将此联广为书赠门生部属，把自己的人生体会传授给社会。

正因为此，曾国藩深恐生长在舒适环境中的儿子走入邪路，故将“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切切告诫儿子。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实在值得物质生活日趋富裕的今日父母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