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敬伟 王晓波

生物物种的引进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从汉朝引进的葡萄、石榴，明清引进的玉米、马铃薯、辣椒，到现代社会引进的“小龙虾”，等等，为我们饮食的丰富性甚至是人口的增长发挥了促进作用。不过，物种的引进同时也伴随着外来物种入侵的风险。外来物种是指那些本来不属于某特定生态系统，但通过“人为”或者“某些非自然因素”被引入某特定生态系统中的物种。

世界性难题：物种引进与物种入侵仅一步之遥

对我国而言，一方面，很多外来物种对经济社会发展是有益的或者不可或缺的;然而，另一方面，不恰当的引进容易导致外来物种不受控制地大规模泛滥，挤占当地生物物种的生存空间，进而引发生态系统的失衡，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生态破坏，即所谓的“外来物种入侵”。

在我国，最为知名的入侵物种之一是“水葫芦”。“水葫芦”（又名“凤眼莲”）最早作为花卉植物后又作为畜禽饲料被引入中国，由于繁殖迅速，又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和天敌，现已遍布南方各省水域。除“水葫芦”外，原产于南美洲的水花生，同样作为饲料引进中国，随后逸为野生。该植物水陆均可生长，繁殖蔓延快，生长迅速难以控制，与本地作物竞争生长，对本地生物多樣性和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不仅在我国，物种入侵已经成为世界性难题。澳大利亚自17世纪中期引进兔子之后，直到现在仍旧遭受兔子大规模泛滥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和生态破坏;新西兰为了发展毛皮工业从澳大利亚引进刷尾负鼠后，造成其不受控的大规模繁殖，不仅破坏牧场，还传播病菌，成为新西兰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威胁;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为解决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水藻和微生物泛滥问题所引进的亚洲鲤鱼，最终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和五大湖地区大规模泛滥，严重威胁和挤压当地鱼类的生存空间，造成原有生态系统的失衡，等等。国内外众多鲜活的例子已经表明，物种引进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防范物种引进的生态风险需多管齐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为生物物种的引进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同时也为物种入侵提供了多样化的传播路径。因此，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物种引进风险防控制度，为丰富我国物种资源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障。

在物种引进过程中，要坚持风险评估原则，充分地论证物种引进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损害的机理，同时对该物种引进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以免将来对生态造成巨大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损害。在行政管理上必须实施物种引进许可制度，运用行政力量干预外来物种的引进，避免物种引进的无序化。通过立法，明确物种引进许可的对象范围、审批程序、法律责任制度。根据我国现实需要和外来物种的特性，建立物种名录制度，将可能会主动引进的物种分为禁止引进类、限制引进类和许可引进类等类别。经风险评估认为物种引进会对我国生态安全和生态系统产生破坏的或者有破坏之虞的，应当作为禁止对象;经风险评估认为物种引进可能会带来生态环境负效益，但是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控制的，同时该物种引进能够带来巨大经济或者社会利益的，可以作为限制对象;经风险评估确认不会带来生态环境风险或影响甚微的物种，则许可引进。

物种引进的跟踪监测制度对于防范物种引进生态风险也十分重要。我国复杂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生态系统决定了外来物种的引进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需要不间断对外来引进物种进行跟踪监测，以防止在利用过程中对生态系统造成严重且不可逆的破坏。还可通过经济等手段，根据“受益者负担”原则对物种引进行为征收生态环境税或建立物种入侵防治基金，以解决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费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