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军

1936年10月19日，上海《社会日报》第743号第三版刊有一篇题为《穆时英的苦闷》的文章，文中说：“不久以前，南京发现了一种小型刊物名《艺坛导报》的，对穆时英大大的攻击了一下，穆時英看了这篇文章，大大的不快，便写了一篇回骂的文字，题名《清客的骂》，发表在二月十日的南京《朝报》的《副刊》上，说得可真刻毒，又婉转，又伤心，从那篇文字里，你们可以看出穆时英苦闷到什么程度了！”关于《艺坛导报》，似很少有论者提到。鲁迅曾在1936年1月15日日记中记载：“得陈约信并《艺坛导报》一张。”据《鲁迅全集》编者称，《艺坛导报》系旬刊，南京艺坛导报社编辑发行，1936年1月10日出版试刊号，20日正式出版。可惜，我未见到这种小型刊物，无法看到那篇“攻击”穆时英的文章，但在《朝报》1936年2月10日第709号第三张第十版《副刊》上找到了穆时英的《清客的骂》。这篇文章未收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版《穆时英全集》（严家炎、李今编），全文如下：

前几天有一位不十分相熟的朋友和我谈起南京的文坛，说南京现在是颇为热闹了，华林先生主持的文艺俱乐部在轰轰烈烈地驱逐了“不讲卫生”的黎锦明以后，接连举行了几个“什么之夜”;王平陵先生编的《文艺月刊》也按期出了两期，最近还有一种文艺报纸在市上发卖，于是，他又很关切似的接下去道：

“而且还提到你呢！”

虽然对自己是有着不能算是不透彻的认识，但对于旁人给我的批评还是相当关心的;我始终没有失去想知道在旁人的目光中的自己的兴趣。当时我倒兴奋了起来：“是批评我么？”

那位朋友露着为难的脸色，道：“好像是谩骂吧。”

听说是谩骂，我便心冷了下来。骂我的人，不过是为了私仇，泄泄心头气愤而已，当然不会是真的知道我的短处，所以也就打不起想看一看这篇文章的心情了。后来一想，谩骂不一定是无聊文章，譬如鲁迅先生就是以尖刻的挖苦人家的文章为人所推重的。于是怀着这样的心思巴巴地去买了来的，可是看了以后，却非常痛苦地失望了。因为我所读到的那篇杂文还不是一篇骂人文章，却是一篇无中生有的东西。我对人家的估值时常太高，这也许就是我时常被别人当作一个无用而柔弱的人的原因吧。如果我能抱一点轻视这篇文章的作者的心思，那我就不敢上了这个不大不小的当吧。而且那张东西的试刊号的宣言里边还有不少和我起草的晨曦社缘起相雷同的句子，而在它××号上面居然发现了骂我的文章，那真有点使人啼笑皆非了。

因此我却想起一篇做人的大道理来。虽然是一个破落户，倒也是个书香子弟，洁身自好的读书人的劣根性还是有的，处在这买空卖空的时代本来就不大合适。这时代，说得好听一点，是聪明人的时代。要懂得投机取巧、从中渔利的秘诀。然而我却愚蠢得很，同时又顽固得很。叫我去奉承别人颜色，固然是心所不愿，叫我掮着招牌，自称前进，去欺骗群众，可也中心不忍。虽则是生在这侥幸进取的清客世界，对于某些人的立身之道，却始终未敢效法。虽然，对于每一个人我都抱着相当的信任心和尊敬心，然而对于开口大众、闭口前进的清客们我却是一点信任心、一点尊敬心也没有的，因为我曾经受过不少的欺骗。尽管清客们对我说得天花乱坠，我却坚持着要他们拿出事实来。不但因这样而扫了他们的雅兴，有时还因为自己的心直口快，一不留心就在大庭广众之间戳穿了他们的买空卖空、欺上瞒下的聪明手段。这也许就是我所以有人怀恨在心，偷放冷箭的原因吧。

可是，谩骂由他谩骂，傻子我自为之。到现在我还是只希望做一些着着实实的事，而不情愿跟在清客们后面去混充志士，骗一些钱来娶小老婆的。

黎锦明读过这篇文章以后，因其中提到主持文艺俱乐部的华林“轰轰烈烈地驱逐了‘不讲卫生的黎锦明”，便给穆时英写了一封信：

时英兄：

昨天在《朝报·副刊》上读到你的短文章《清客的骂》，中有两句，提到我不讲卫生，被文艺俱乐部华林公所驱逐，而且哄传多人，颇为讶异。虽然这是笑话，不必认真，但偏偏我是个洁癖的人，所以总觉得有些颠倒是非。记得有一次，我在文艺俱乐部闲坐，华林公也坐在旁边，无意间我发现华公的袜上油腻甚多，且有些气味，不觉唾了一口沫，不幸而落在痰盂之外。因此，华公就宣传说某某好乱吐痰了。实际华先生也是文学界的巨头，且是留法的，说话自有效果，可惜其宣传不近情理，颇为识者所不取也。特愿声辩，免生枝节，以正文风。

弟  锦明

这封信载南京《朝报》1936年2月13日第712号第三张第十版《副刊》，题名《为“不讲卫生”黎锦明致书穆时英》;又载《北平晚报》1936年2月15日第5396号第四版《余霞》。

“文艺俱乐部”成立于1935年10月1日，由徐悲鸿、谢寿康、王平陵等仿效“国际笔会”和“法国沙龙”发起组织，其宗旨是“联络情谊，发展文艺事业”，总部设在南京中山北路247号，主要负责人是华林。“文艺俱乐部”经常举行“交际夜”或“交际夕”，即穆时英所谓“什么之夜”。

从黎锦明的信来看，他并未否定“被文艺俱乐部华林公所驱逐”的事实，但对其被驱逐的原因作了“声辩”：“记得有一次，我在文艺俱乐部闲坐，华林公也坐在旁边，无意间我发现华公的袜上油腻甚多，且有些气味，不觉唾了一口沫，不幸而落在痰盂之外。因此，华公就宣传说某某好乱吐痰了。”言外之意，“不讲卫生”者其实是华林，而他黎锦明则是个“洁癖的人”。

1935年10月17日，上海《时代日报·时代日报附刊》第27号有一篇文章，题为《南京文艺俱乐部的“门罗主义”——华林驱逐黎锦明始末记》，对黎锦明为什么遭华林驱逐提出了另一种说法。黎锦明因有一个《齐鲁春秋》剧本卖给中央摄影场，故到南京待了一段时间。为了节省开支，他便住在“文艺俱乐部”。“但是黎锦明却老实不客气，到他们吃饭的时候，也一屁股地坐下来。起先我们的华林诗人，是主张沉点的。不料黎锦明却一而再，再而三，于是驱逐的标语就揭出来了;黎锦明也就无颜再留！”

黎锦明被华林驱逐，到底是由于穆时英所说的“不讲卫生”，还是源于上海《时代日报》所说的“蹭饭”，抑或是出于别的什么缘故，不得而知。

那么，就把这件事当作现代文坛上一则好玩的掌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