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声荣

（贵州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一、文献综述

进入新世纪我国旅游业迅猛发展，旅游经济也逐渐变成带动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但随之带来的是各区域间旅游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类似现象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出现，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杨晚华等通过运用泰尔指数、基尼系数和区位熵方法研究了2005-2018 年湖南省14 个地市州旅游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1］；王晖等通过运用标准差、基尼系数、变异系数方法深入分析出湖南长株潭区域2008-2017 年旅游经济发展差异［2］；王少安通过运用锡尔系数、基尼系数等方法寻找出苏锡常三市2010-2017 年的旅游经济差异的时空特征［3］；吴海中用K值、标准差、离散系数对安徽省旅游经济地域差异化程度定量分析，通过GIS 和重心理论探究安徽省旅游重心演变格局［4］；乔花芳等通过运用赫芬达尔系数、基尼系数、标准差、首位度和区位熵等方式研究湖北省17 个市州2001-2016 年旅游经济发展的绝对非均衡性、相对非均衡性和比较优势［5］；陆保一等通过运用泰尔指数、标准差、变异系数和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梯度等定量方法，分析出2000-2016 年云南16 个州市旅游经济发展的差异特征及演变趋势［6］；杨风等通过运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标准差、变异系数等方法，探究出影响四川省旅游经济发展差异的因素［7］；李晶晶通过运用锡尔指数、地理集中指数等方法，研究出2001-2014 年山东17 个地级市旅游经济发展差异的空间变化特征［8］。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运用各种统计学、经济学方法分析了部分省份区域间旅游经济发展差异特征及变化，从选择分析方法看，国内目前没有统一标准；从选取相关数据看，选择的时间段长短不一；从得出的研究结论看，均站在不同角度分析出来区域间旅游经济发展差异特征及变化。不足之处：没有针对某一拐点来进行分析区域间旅游经济发展差异性。

本文研究意义在于，通过运用标准差、变异系数、区位熵等方法分析2014-2018 年贵州9 个市（州）旅游经济发展的总体差异和空间特征，找出贵州在进入高铁时代后各地区间旅游经济发展差异性，提出缩小区域间旅游经济发展差异的相应对策建议。

二、 数据说明和研究方法

1.数据说明

通常以接待国内旅游人数（单位：万人次）、接待入境旅游人数（单位：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单位：亿元）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单位：万美元）等相关数据，作为研究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在充分考虑到相关数据的易获得性、可比性及完整性，本文选择国内旅游收入（单位：亿元）作为研究指标，用于计算分析贵州省区域间旅游经济发展差异情况。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贵州统计年鉴》及9 个市（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研究方法

通过阅读大量相关文献，在借鉴相关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采用标准差（Sa）、变异系数（Va）和区位熵（LQij）作为研究方法，从总体和结构两个方面，分析高铁时代贵州各市（州）旅游经济发展差异。

标准差（Sa）是主要用于测度区域间旅游经济发展绝对差异的指标之一，若该数值逐渐变小，则说明区域间旅游经济发展绝对差异缩小； 反之亦然。

变异系数（Va）是主要用于测度区域间旅游经济发展相对差异的指标之一。若该数值变小，则说明区域间旅游经济发展相对差异变缓； 反之亦然。

标准差（Sa）、变异系数（Va）的计算公式如下：

上式中：Yai为第a 年第i个区域的国内旅游收入，n 为区域个数，表示第a 年各市（州）的旅游收入平均值（通过计算各市（州）国内旅游收入之和，然后平均而得）。

区位熵可以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主要是分析区域某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及其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9］。它能够清晰地反映出贵州省各市（州）相对于全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衡量其地区旅游产业专业化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上式中：LQij表示各市（州）旅游经济区位熵，Lij表示第j市（州）旅游产业i增加L值i表示第j市（州）同年的第三产业增加值表示全L省 的旅游产业增加值表示全省同年的第三产业增加值。LQij的值越高，说明j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全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则其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越低。

三、贵州旅游经济发展差异分析

1.贵州旅游经济总体差异特征分析

根据表1 和公式（1）、公式（2）计算出2014-2018年贵州旅游收入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表2），并作出图1、图2。

表1 各市（ 州） 2014-2018 年国内旅游收入 单位：亿元

表2 2014-2018 年贵州旅游收入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

图1 旅游经济总体绝对差异 （贵州）

图2 旅游经济总体相对差异 （贵州）

表2 反映2014-2018 年贵州旅游经济发展的差异，可以看出贵州旅游经济发展绝对差异的标准差从2014 年的224.06 增加到2018 年的593.11；而反映相对差异的变异系数从2014 年的0.7 下降到2018 年的0.565。

图1 显示出贵州省各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绝对差异呈逐年上升趋势，而且在2015 年以后上升的速度比较快；图2 显示了贵州各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对差异缓慢降低。

研究表明贵州旅游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提升显著，但是地区间旅游经济总量的差异逐年变大，出现相对差异缓慢缩小，绝对差异却越来越大的局面。

2.贵州各市（州）旅游经济差异变化的空间特征

采用各市（州）旅游总收入与贵州全省旅游平均收入的比值（即均值化处理），分析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差异变化的空间特征。

表3 各市 （州）当年旅游总收入占贵州同年全省旅游平均收入的比率

从表3 可以看出，2014-2018 年间贵州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不平衡性。第一档：贵阳市历年旅游总收入占全省旅游平均收入的比率在2.3～2.8之间，远高于其他地区；第二档：遵义市历年旅游总收入占全省旅游平均收入的比率在1.3～1.5 之间；第三档：黔南州、黔东南州、安顺市历年旅游总收入占全省旅游平均收入的比率在0.9～1.1 之间；第四档：铜仁市、毕节市的历年旅游总收入占全省旅游平均收入的比率在0.6～0.9 之间；第五档：六盘水市、黔西南州的历年旅游总收入占全省旅游平均收入的比率数值远远小于0.6。黔西南州历年旅游总收入占全省旅游平均收入的比率增速较快。

研究表明：贵阳市、遵义市、黔南州、黔东南州、安顺市旅游资源丰富且开发早于其他区域，黔西南州、六盘水市的旅游经济排名较靠后。可见，贵州省旅游经济绝对差异在逐年扩大。

3.贵州各市（州）旅游经济的空间结构差异

从表4 计算的各市（州）旅游经济区位熵可见其发展差异。第一档：安顺市、黔东南州、黔南州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一直都处于领先水平，旅游产业产业化水平高于全省其他地区，在全省处于绝对领先水平；第二档：贵阳市、遵义市、铜仁市、毕节市，尤其是铜仁市和毕节市则在2016 年以后快速增长，区位熵表现明显；第三档：黔西南州、六盘水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处于相对滞后区域。

表4 2014－2018 年各市 （州）旅游经济区位熵

四、影响各市（州）旅游经济发展的因素分析

这里利用累积循环理论分析区域差异形成的过程［9］。第一，经济发达的地区凭借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如城市节点分布密集而均匀，使得旅游基础设施设备投入和共享能够得到保障；反过来说，城市发展的配套基础设施的完善又为旅游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提供了各种优势条件，渐渐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循环。第二，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由于自身条件所限，如区位条件不佳、资源禀赋欠缺等，就会导致旅游经济发展的外部性条件欠缺和不足；反过来，又因为外部条件没能满足旅游经济发展的需求，使得外部资金无法落地生根，逐渐形成一种贫困恶性循环。基于这一过程，提出四点主要影响因素。

1.旅游资源禀赋因素

旅游资源禀赋是刺激旅游消费者产生旅游动机的根本原因之一，比如旅游资源的品位度、垄断度和集聚度等禀赋对旅游者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旅游资源禀赋不同，对旅游消费者的吸引力也会不同，通常旅游消费者比较倾向于选择有国家权威认证的旅游风景区（如5A、4A 景区等）作为旅游目的地。

贵州旅游资源主要有：喀斯特自然山水资源、人文景观资源、红色旅游资源和民族文化风俗资源等。全省旅游资源呈现出地域差异大、空间分布不均匀等特点，从而造成区域间旅游经济发展差异性和旅游竞争力不断加大。贵阳市、安顺市、遵义市、黔南州、黔东南州等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发较为完善，呈现出种类繁多、文旅融合高、旅游产品开发好等特性。比如有贵阳市花溪青岩古镇景区、安顺黄果树风景名胜区与龙宫风景名胜区、毕节市百里杜鹃景区、铜仁市梵净山旅游景区、黔南州荔波樟江景区等国家5A 旅游景区（见表5）。

表5 贵州各市 （州） A 级旅游景区 （4A 级及以上） 数量分布

2.配套基础设施和区位因素

一方面，配套基础设施是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尤其是现代旅游业和现代交通业发展相辅相成，现代交通便利程度不只是旅游目的地开发与利用的基本条件，还是衡量区域旅游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自从贵广高铁、沪昆高铁、渝贵高铁、成贵高铁相继开通，贵州发展也开始进入高铁时代，贵州旅游经济发展也呈现井喷式增长，与高铁交通可达性也非常显著相关。黔西南州、六盘水市的城际高铁尚未开通，虽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贵州其他市（州）。

另一方面，区位也同样是影响旅游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区位条件既是刺激旅游消费者的因素，也是发展旅游经济的重要条件。根据与外界联系多寡、区位条件等，贵州各市（州）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梯次：第一梯次贵阳市、遵义市；第二梯次安顺市、黔南州、黔东南州；第三梯次毕节市、铜仁市、六盘水市、黔西南州。贵州旅游经济发展与区位条件现状基本保持一致。

3.经济发展水平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目的地发展的作用表现在旅游供给能力上。区域内经济基础越强，为旅游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配套服务设施能力就会越强；反之，当地提供配套服务设施的能力越差。如省会贵阳市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同时建立了龙洞堡机场、贵阳北站、贵阳东站、轻轨等便利的交通设施及配套基础设施，这样会吸引国内外更多旅客，也为贵阳市旅游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4.政策导向因素

2017 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印发贵州省发展旅游业助推脱贫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17－2019 年）的通知》（黔府办发〔2017〕44 号），贵阳市、黔南州、安顺市相继出台相关政策；近几年来，随着当地政府政策的支持和推动，虽然黔西南州、六盘水市等地区旅游经济发展增速较快，但与贵州其他市（州）仍然存在较大差异。

五、结论与建议

1.结论

第一，步入高铁时代的贵州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明显提高。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的功能正渐渐显现出来，其总体发展趋势是贵州各市（州）间旅游经济发展总体差异逐渐扩大，相对差异不断缩小。

第二，贵州各市（州）间旅游经济存在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现象。从各地区当年旅游收入占全省同年平均旅游收入的比率看，贵阳市、遵义市、黔南州和黔东南州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省领先地位，而受各种因素影响，黔西南州、六盘水市旅游经济发展相较于其他地区滞后。

第三，从2014－2018 年贵州省各市（州）旅游经济区位熵来看，旅游经济区位熵表现显著的地区有贵阳市、安顺市、遵义市、黔东南州、黔南州，其旅游经济发展专业化水平高于其他地区；而旅游经济发展产业化水平处于相对滞后的地区有黔西南州、六盘水市。

第四，从影响各市（州）旅游经济发展的因素来看（即资源禀赋、基础建设、区位条件、经济水平及政策导向等因素），这几个因素不仅影响贵州旅游经济发展，也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贵州旅游业的区域发展格局。

2.建议

第一，贵州应该以建设国际知名的山地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为目标，在打造大旅游、大数据、大生态的旅游新业态的机遇中，强化“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不断深入推进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品牌影响力，发展属于贵州特色的旅游经济。

第二，缩小贵州各地区间旅游经济发展差异，各级政府需要在旅游发展规划、旅游人才培养、旅游业服务质量、旅游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上下功夫，创新探索“旅游+”新型模式，文旅融合，推动当地民族文化与旅游业相结合。

第三，黔中、黔北地区应该不断探索旅游发展新模式，打好旅游经济组合拳。创新开发旅游新产品，提升旅游目的地的承载力和竞争力，提高精品旅游、私人订制游的服务质量，打造康养旅游品牌，做好全省旅游经济发展的龙头，不断整合周边优质旅游资源，发展全域旅游。

第四，黔西南州、六盘水等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为落后，应该抓住2022 年全省“市市通高铁”的机遇，结合自身资源优势，切实做好因地制宜的旅游规划方案，打出地方特色，打造地方城市旅游形象，利用好“抖音、快手”等自媒体，做好旅游宣传营销，为旅游经济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