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成功传播的经验

2020-06-18韩超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5期

关键词：制度化儒学儒家

引用格式：韩超.儒学成功传播的经验[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5）：32-36.

中图分类号：B2;G1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0.05.005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5-0032-05

摘要：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儒学一直在接受着统治阶级的选择，接受着“异端邪说”的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中儒学之所以能得以成功传播，其经验在于：具有强烈的为现实服务的精神;保持着开放的特征;一代代儒士的奋斗;借助于制度化的力量。

关键词：儒家;儒学;制度化

儒学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其在中国统治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春秋儒学产生伊始，到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到玄学和佛学的冲击而一度衰微，再到宋元明清儒学的地位达到鼎盛时期。儒学是在百家争鸣中逐渐脱颖而出的，是在与统治阶级反复斗争中逐渐被接受的，是在应对其他学说的挑战过程中吸收其积极因素而逐渐改进的。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儒学一直在接受着统治阶级的选择，接受着“异端邪说”的挑战，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既为统治阶级所接受，成为封建专制国家赖以统治的理论基础，又为群众所接受，成为指导社会成员生活的价值标准。儒学的成功传播，应当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至少有以下可圈可点的经验。

一、儒学成功传播的内在品质——具有强烈的为现实服务的精神

在春秋战国和汉初各种思想观念的角逐中，在几千年中国社会的时代变迁中，儒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根本原因在于儒学满足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需要。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应当指出，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有其产生的土壤和社会环境，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时代的需要。和儒家产生于同一时代的法家、道家、墨家和后来的佛家，都有与中国当时社会相契合的因素，但总体来说，儒学与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需求更为契合。

其一，儒学具有为封建统治提供合理性论证的功能。杨念群[2]指出，在汉代，从教化之儒中分化出一支王者之儒，这一新的派别，将儒学转换为政治意识形态，为王权提供了权威的神圣合法性。儒学奠定自己的独尊地位，是从董仲舒开始的。董仲舒提出了君权神授理论和天人感应理论。他曾说：“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董仲舒还利用阴阳学说，进一步论证封建统治的合理性。

其二，儒学具有维护既定社会秩序的功能。叔孙通所说的“儒者难于进取，可与守成”道出了儒学维护既定社会秩序的功能。面对春秋时代的社会纷争，孔子提出了“正名” 思想，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孔子认为，“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孔子奋斗一生，就是要实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有道之世。《大学》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朱熹对此解释说：“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也;然而国之所以事君事长使众之道不外乎此。”这样的论证就使得民众对君主的服从显得非常合理了。到汉代，董仲舒更是明确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对于维护封建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

其三，儒学具有缓解社会矛盾的功能。周桂钿[3]65指出，儒学的社会作用，主要在于协调关系，协调关系有利于社会稳定。基于儒学仁爱的理念，儒家坚决反对法家的强权政治，极力推崇仁政，主张以德治国，认为统治者要“修己以安人”，更多地采用道德教化的手段治理国家。而儒家的礼制，则是一种伦理控制。蔡仁厚[4]认为，礼制“上可以治理国家安定社稷，下可以提供生活的秩序，同时还可以为人类未来的福祉奠定基础”。蔡仁厚还具体指出了礼的文化功能：人文教养，陶冶国民品性;化民成俗，培养礼让之风;崇信尚义，救济功利之弊;敬业乐群，促进和谐进步。

二、儒学成功传播的核心因素——儒学的开放性

自孔子开始，儒学就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保持着开放的特征，不断因应现实，吸纳新的思想，发展新的理论，根据现实社会的需要特别是政治的需要而转型发展。孔子非常重视根据时代的变迁进行损益。孔子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形成了不同的派别，为儒学未来的多向度发展提供了基因，如“亚圣”孟子就“受业子思之门人”。荀子则师承子弓，形成了孟、荀差异较大的儒家思想。荀子适应战国时期的政治需要，提出“隆礼重法”，不仅发展、完善了孔子“礼”的思想，而且以儒家为核心，广泛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极大地丰富了儒学思想。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为适应汉王朝统一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政治需要，以儒学思想为主，把孔孟的学说宗教化，同时吸纳阴阳家的阴阳五行思想，又兼容道、法、名家和其他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建立起适应当时大一统局面和中央集权专制需要的一套外儒内法的指导思想。董仲舒对儒学的这种改造和对儒学经典的阐发，显示了儒学适应政治需要的能力，为儒学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有学者指出，尽管对于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后世褒贬不一，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这种改造确实将儒学直接推上了官学的地位，解决了儒学的政治前途问题[5]。隋唐以降，隨着佛教的兴盛，中国社会形成儒、释、道三家鼎立的局面，儒家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面对挑战，韩愈适应现实，吸收佛道思想，重振儒学，建立起以儒学为核心的“道统论”，宣扬孔孟之道为自古以来一脉相承的真理。“道统论”因符合封建社会后期统治阶级的需要，成为儒学进一步发展的指导思想。宋明时期，儒学再一次改变自己的形态，吸收佛教、道教的思想因素，形成了宋明理学。例如，宋儒之“心性义理之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儒学化了的佛性理论。宋明理学的修行方法也由“修心养性”转向禅宗式的“明心见性”，正如朱熹所说的“豁然贯通”，陆象山所说的“多类扬眉瞬目之机”，王阳明更是明确指出，“本体工夫，一悟尽透”。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邵雍的《皇极经世》、二程的天理论、朱熹的“理一分殊说”，都有明显的佛教、道教的色彩。经过此番改造，到封建社会结束前，儒学的统治地位一直没有动摇过。

三、儒学成功传播的基础——一代代儒士的奋斗

由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这个大变局是如何产生的？对此，周桂钿认为主要是儒家学者的原因，儒家中有一些杰出人物，能够适应新的社会制度，能够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3]65。在儒学发展史上，每个有为的儒士，均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追求，以传播儒家价值理念为己任。“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道出了儒学为现实服务的强烈追求。孔子为了使儒家思想为统治者接受，周游列国14年，怀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决心，对统治者进行游说。尽管，“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累累如丧家之犬”，但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仍积极传播他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知识，促进文化发展。孔子去世后，其“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为王师者”[6]3116，继续广泛传播儒家思想。孟子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向国君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然后，离开邹国，游说于齐、鲁、滕、梁等国之间，其政治抱负依然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7]荀子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甚至在实行文化专制的秦国，打破儒者不入秦的传统，见过秦昭王和应侯范雎，也是以弘扬儒学为目的的。

孔、孟、荀以降，后世儒士继承儒学入世传统，或积极投身政治，或筑坛讲学，为儒学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汉初的叔孙通在汉高祖刘邦以儒冠为溺器、发出“为天下安用腐儒”的言论之时，并没有自甘沉沦，而是积极带领儒生们对大臣用儒家礼仪进行训练，得到刘邦的赞赏，使朝廷上下对儒学刮目相看。汉初的陆贾，在高祖面前为儒學据理力争：“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6]2699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立足于汉初大一统的政治需要，进一步改造儒学，以儒家仁义道德为核心，吸收其他诸子的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终于成为官方正统思想，最终走上独尊地位。

宋明时期，儒学大师们面对佛学的反动，更加重视传播儒学，实现儒学为社会服务的功能。理学大师张载说：“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学，则道可传矣。”理学宗师程颐也说过：“圣学不传久矣，吾生百世之后，志将明斯道，兴斯文于既绝，力小任重而不惧其难者，盖亦有冀矣，以谓苟能使知之者广，则用力者众，何难之不易也！”基于这样的理念和追求，儒士们或为官，或兴学，继续向社会各个阶层灌输儒学理念。此时的其他儒学大师如朱熹、张拭、吕祖谦等，都对儒学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儒学成功传播的外在力量——儒学的制度化

儒学在其传播的过程中，将其理论与社会的政治、文化、教育等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深深嵌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功。帕森斯[8]曾指出，“价值系统不会自动地实现，而要依靠制度化、社会化和社会控制一连串的全部机制”。干春松[9]曾把儒家称为“制度化儒家”：“制度化儒家包含有‘儒家的制度化和‘制度的儒家化两个层面。所谓儒家的‘制度化是通过孔子的圣人化、儒家文献的经学化和科举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设计来保证儒家的独尊地位及其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儒学的制度化是儒学成功传播的重要外在力量，儒学正是借助于封建国家政权的支持，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才得以成功传播的。

其一，儒学成为封建国家官吏选拔的核心内容。自汉代以来，儒学成为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标准。汉代选拔官吏采用察举制，儒学开始被作为选官的政治标准。汉代中期以后，在招士对策的过程中，也常常以儒学为题，并且要求以儒学的原理解决实际的政治问题[10]。余英时[11]指出，从西汉起，名臣奏议凡涉及吏治的问题几乎无不持儒家教化之说。魏晋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候选人是否符合儒家伦理道德标准也都是重要的甄选因素。自隋朝以降实行的科举制，则是直接以儒家学说作为命题、答题的依据。自科举制实施以后，一直到科举废除的一千多年间，朝廷各级官吏都是熟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学浸染的人。

其二，儒学典籍成为国家官学的基本教育内容。

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汉代开始设立太学，并“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后世的历代封建王朝，均沿袭汉代的做法，设立了官学，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构成了传播儒学的核心系统。官学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育内容，其主要任务就是传授儒家经书。汉代官学的教材，大多是儒家经典。隋唐时期，中央官学有六学二馆，地方官校有州学、府学、县学，它们多以儒家经典为教材，如国子学“五分其经以为业”，讲授《周礼》《尚书》《易经》《礼仪》《春秋三传》《论语》《孝经》等。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立国子学，而定其制。设博士，通掌学事，分教三斋生员，讲授经旨……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12]。明朝在京师设置国子学，地方设府州县学和卫学，并严格规定朱熹集注的四书五经为各类官学的规范教科书。清朝也把儒学经典作为官学的基本教学内容，乾隆帝曾谕示编选明清两朝名家的八股文集《钦定四书文》作为各类官学的钦定教材。

其三，私学被纳入国家体制。中国具有悠久的私学传统。汉代以降，历代统治者除个别外，均在对私学持开放甚至鼓励态度的同时，对私学实施严格管理。宋代以后更是由地方学官兼管私学，特别是书院的事务。朝廷还通过表彰、颁布经书、资助财物和提供科举名额等手段对私学施加影响。清代许多书院甚至是受朝廷之命建立起来的，经费由官府直接拨付，书院事务均由官府操控，实际上与官学已无多少差别。这些私学大都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例如，西汉末平帝年间，徐子盛“以《春秋》经授诸生数百人”;朱熹在主持白鹿洞书院时，更是颁布了《书院教条》，提出“五教之目”，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并以此作为书院教育的根本内容。实际上，这也是历代各书院普遍遵守的学规、教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2]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1.

[3] 周桂钿.中国儒学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8.

[4] 蔡仁厚.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M].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138-139.

[5] 唐明燕.儒学何以成为传统文化的主干[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35.

[6]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 孟子[M].万丽华，蓝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97.

[8] 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M].梁向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143.

[9] 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

[10]夏增民.儒学传播与汉晋南朝文化变迁[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57.

[1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