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 400067)

一、引言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中要求加快构建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努力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创新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是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事关全国社会发展的引领性文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体现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基础设施能够极大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各区域城市基础设施协同发展，实现两个一体化发展：基础设施一体化及区域贸易一体化，达到加乘效果，为区域经济发展加一把力，然后无缝衔接全国经济发展。对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差异进行分析比较，是提高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加强人流、物流、资本流、信息流的时空关联和空间溢出的实现路径。通过对长江经济带基础设施进行要素投入、产出衡量、结果分析，探讨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空间差异研究。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探讨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优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效率及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空间差异。

Arrow and Kurz、Aschauer、Barro、Holtz—eakin等学者通过将基础设施(资本)独立于社会总投资(资本)，仅仅测度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张学良(2012)对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是采用设计空间影响溢出模型来实现的。欧阳艳艳和张光南(2016)采用生产函数形式的一般均衡模型剖析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和效率对“中国制造”的影响机制。史雅娟等(2016)以北京市基础设施为研究对象，通过对1978-2007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是34.9%。Ahmad,F,等(2018)使用时间序列数据，探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汇率、收入和人力资本影响了东盟四国样本中大多数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Fare等(1994)证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也同样可分解为效率变化(Efficiency change)和技术变化(Technical change)两部分，纯技术效率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合成效率变化，对技术变化做进一步探讨。

范欣等(2017)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考察基础设施对打破中国市场分割的影响；Shi等(2017)的研究发现，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落后地区的交通设施。张学良(2007)通过生产函数法对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了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推动作用，同时通过对空间表现差异进行探讨，表明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空间集聚效应。Kristian(2011)指出基础设施发展能够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向云波、彭秀芬和徐长乐(2009)通过对上海与长江经济带之间经济联系的定量分析，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的空间等级分布不均，经济联系随着空间距离加大而减弱。

三、模型及指标选取

(一)样本选择及模型选择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评价需求，本文选取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经济发展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所有数据选用的数据是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各省市2007-2017年的截面数据，全部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17-2007)。实证采用非参数估计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衡量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Charnes、Coopor、Rhodes最先提出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主要原理在于通过保持决策单元(DMU)的输入或者输出不变，借助于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确定相对有效的生产前沿面，将各个决策单元投影到DEA的生产前沿面上，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偏离DEA前沿面的程度来评价他们的相对有效性。

(二)指标选取

文章采用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年度基础设施投资支出作为决策单元投入指标，涵盖城市电力、燃气资源类基础设施；交通、仓储流通类基础设施；信息、软件等通信类基础设施；水利、环境等自然生态类基础设施；科教文卫等社会建设等基础设施。用各省市年度人均GDP作为产出变量。具体指标为：input1: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nput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nput3: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nput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nput5:科研、教育、文化、卫生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output1:人均GDP。使用DEAP2.1软件的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投入导向的CCR模型计算出来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如下表1所示。

表1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2007-2017年基础设施投资效率

从表1可以看到，2007年到2017年的10年间，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的基础投资的有效单元数在4个的时间居多，除2008年有效单元数为3之外，其他时候均为5，可能是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环境恶化所致。200年之后，整体水平向好发展，这得益于国家2008年推出的“四万亿”计划，大力投资“铁公基”，大力投资建设硬件基础设施，力求助推全国整体基础设施水平上升的同时，减少全社会失业率。

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整体上，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呈稳重有升的趋势发展。地处长江上游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四省市，贵州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每年均为1，可能是得益于贵州丽江地理位置特殊，具有重要的联通作用。重庆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呈“V”字型变化趋势，在2013年为0.712，其他年份均在此基础上上升。地处长江中游的江西、湖北、湖南三省，江西近10年间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均为1，表明江西的基础设施投资不存在投资不足或者投资过剩的情况；湖北和湖南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均小于1，10年中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但是和同为长江中游的江西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存在差距，还需要不断改进生产要素投入结构，提高资源投资效率，增强长江中游整体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地处长江下游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省市，上海和安徽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基本都为1，上海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规模经济效应明显，安徽主要在于各种基础设施要素投入结构合理，要素的生产效率较高，使得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够有效促进当地经济增长。江苏和浙江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较低，可能是由于地方经济联通效率低下所致，但总体投资效率是在不断提高。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近10年的基础设施投资面板数据，运用DEA方法计算各省市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可以看到，整体投资效率呈现增加态势，但是长江上中下游各小区域间发展呈现不平衡的状态，折射出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借此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逐层发展与全局发展

长江经济带区域整体的高质量离不开每个省市的高质量发展，每个省市的高质量发展会助推区域整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各地政府在制定基础设施投资决策预算时，应将本省市发展目标和区域整体发展目标相结合，目标一致，形成合力，在各省市层面提高本省市投资效率，形成规模经济，与周边省市联动，形成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合力，最终实现全局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坚定供给侧改革，提高要素生产效率

对各类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时，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追求效益最大化。当然，这个效益不仅指经济效益，更包括社会效益，将政府财政投资用到最需要建设，最需要投资的地方。例如，将以往城市里面修了又修的公路改到修建农村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带动贫困边穷地区经济发展，一步步缩减城乡收入差距，带动区域经济增长，齐力共进的效果比少数几个地区硬拉拖后腿的贫困地区带来的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