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燕平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 河北 保定 071002)

既有药物史研究中，药物的作用不只限于对抗疾病，也是参与社会文化塑造的个体。例如清人用大黄外交制裁的举措并非今人看来的“迷思”，而是“药性、食物、身体与方土”等因素组成的世界观下真实有效的陈述①。民国“新”抗疟药物常山的发现，是“国产药物的科学研究”计划下西医社会技术网络转译传统中医知识的结果②。另一种抗疟药物奎宁的原料——金鸡纳在台湾从珍贵药物变为普通树木的背后，是二战前后的国际政治剧变③。一个时期的药物知识偏好里，往往牵连着更多治疗疾病之外的社会文化变动。以此来看当归，不论是当归浓缩丸的药物说明书，还是两种服食当归的人类学个案④，或笔者接触的日常，都赋予了当归明显的性别偏向：专治女子疾病似乎成了一种不言自明的常识。可是，翻检现行药典以及后文征引的传统本草，治疗女子只是其中的一类功效，并非叙写主体⑤，那么女子药的标签何以形成？

从《神农本草经》以来的当归药物知识开始梳理，汉宋间的轨迹已有李贞德厘清，从最初无性别偏向且主要用于止痛的药物，历经唐宋直至金元妇人以血为本的观念成为主流后，当归亦在此时成为女子要药，元以后并入四物汤的生命史⑥，未作专门考察。而与成为女子要药的脉络不同，换从当归的总体功效来看，女子疾病治疗并未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功效。接续的元明以至近代，传统本草自身的转变、国药科学化等变动正在进行⑦，以及在前引当归作为女子药的日常和人类学考察之前，性别偏向是否即在这一时期形成？另外，近代药物知识的传播方式有了新变化，报刊广告出现并深刻影响了社会观念和消费文化⑧，其中医药广告在塑造滋补社会风习上效果显著，即便有造假也未能阻断⑨。但医药广告和药物性别偏向形成间的关联尚待探讨，本文将以当归为例加以论说。

一、元至民国间的当归药物知识谱系

接续前述汉宋，先来梳理元至民国间的情形，且主要利用记录一个时期药物知识框架的本草和药物学书籍来整理。可分为两段：其一，元至晚清间当归药物知识承自汉宋，仍旧在传统医学的脉络中变化；其二，晚清民国的变局中，西医学和药物知识大量传入，同时中西医论争不断升级，当归药物知识书写明显偏向女子药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和形成。

金元延续并刊行了宋人雕刻的《政和经史证类本草》，与李贞德梳理的宋代当归药物知识并无二致，当归是治愈女子疾病的要药。此外《汤液本草》和《本草发挥》记录的另一线索，则重在作为“血药”的适用症，只在结尾摘录《药性赋》的“补女子诸不足。此说尽当归之用矣”⑩，即言女子的诸种“不足”症状写尽了当归效用，但从撰者甄权(唐代)以至金元医家延续的药物知识来看，治愈女子并未成为当归主要的药物形象。

接续的明清，《本草纲目》和《本草述钩元》的记述最为完备，叙写主题是作为“血药”的当归，女子病症并不突出。先有《本草纲目》整理了《神农本草经》以来到万历前的内容，主治“咳逆上气，温疟寒热洗洗在皮肤中，妇人漏下绝子，诸恶疮疡金疮”等症，“气”、“血”、“诸痛”等不分性别的症候记述更为普遍，女子并非叙写主题。再参阅李时珍对当归得名原由的梳理和前述李贞德的相关研究，无关性别“能使气血各有所归”的药物知识形成更早，“女子要药”相对较晚。此外《本草述钩元》详备梳理了明以来、道光前的知识流变，着重在“血”、“气”药的叙写。医家杨时泰参照阅读和行医经历来记述的当归功效有三类：“养血”、“和血”与“活血行血”，与“血”有关的症状叙写中妇人类仅为一小部分，接着又以“证治不能概定，惟在引用合宜”来解释功效与疾病的关联，治愈对象由药物的适用症来确定，病患性别并非分水岭。又有：“当入心为心之使药，并入血分气分，若只判入血，便失当归本来面目矣”，即“血药”之外，“气”同样也是当归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功效。当归“女子要药”的叙写与该书“女科主帅”的香附子类似，于女子用药而言都十分重要，但若将此放置到当归可以应对的所有疾病来看，治愈女子并非最突出的部分。

其他明清本草与两书类似，治愈女子疾病同样未成为当归的主要药物形象。无论是明清医界推重的《神农本草经疏》，或者刊刻多次且受众广泛的《本草备要》，还是书成后藏于内府直至民国间才刊行的另一部明代重要本草——《本草品汇精要》，女子疾病只是其中并非主要的一类。再有《本草崇原集说》牵系的另一线索，该书以明末清初医家张志聪的《本草崇原》为蓝本，又参清代陈修园、姚球、徐大椿等医家的论说后写就，女子病症也不作为主要书写。又检诸多本草中妇人疾病用药的开篇总论，以受众广泛的《本草纲目》和《神农本草经疏》来看，需当归入药的病症并非主体，且用药随症改变不主当归。

晚清民国在承继以往的同时也开始出现变化，女子病症的叙写显著增加。这一时期西医的传播大致有两类：一是民国学人撰写的新本草或药物学，另一部分是展示当时药物供销图景的报刊广告。从呈现的基本药物知识来看，与重在制造消费且各有侧重的广告不同，新本草架构的内容相对更为公允。其脉络大致以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界：此前承自明清以降，女子疾病还未成为最突出的功效叙写；之后“女科圣药”、“调经”等与妇女病痛有关的内容显著增加，新增的药物知识书写有明显的性别偏向。

首先是20世纪30年代的当归药物知识概貌，承继明清的同时开始出现变动。当然这不仅是药物书写上的变化，还需要回归到清末民初的中西医论争中来理解。一方面中医存废之争方兴未艾，尚在起步阶段的国药科学化是重要的可行路径之一，大多数药物尚未成为研究对象，当归的书写也还在延续明清。民国卫生部虽将已有的“新医”(即西医)成果集结为《中国药典》，但尚未有相关研究的当归并未收录其中。同年出版的《中国药学大字典》中有收录，但只添加了破血剂、止血剂等西医分类词汇，新瓶旧酒没有实质性的增益。同年的《国药字典》表现相同。稍晚在两位传统医学临床医家——朱振声、翟冷仙的相关记述中，女子病症也只是其中一类。另一方面西医对本土当归书写的影响已然出现，但女子疾病尚未成为主要内容。以1930年医家陈仁山写就的《药物出产辨》为例：

看《万国药方》卷三，九十七篇，所论当归，只论开胃暖胃，全不知此药能祛风活血、妇科之圣药。其归尾跌打用之去瘀血。西医所未明了。

陈翻阅《万国药方》的相关内容之后，认为只论“开胃暖胃”的疗效记述偏颇，于是增补了本土“祛风活血”、“去瘀血”和“妇科之圣药”的功效表达。可以知晓在陈的撰书时期“妇科圣药”是当归书写的必要内容，但还不是主体。其中征引的《万国药方》多次重印且受众广泛，光绪十二年(1886)成书后得李鸿章作序推介，到民国六年(1917)已重印至第十三次，是清末民国间医家论及中西药差异时往往参阅的书目，陈的书写并非一隅之论。

30年代以来，“调经”和“妇科圣药”等女子疾病开始成为当归的主要功效书写。其间相关研究往往以德国怡默克药厂的当归制剂——优美露为开端，用以佐证当归的“科学”意义和验有实效。其功效定位对国内的当归书写影响深远，调经等女子疾病开始成为当归能够有效治愈的主要种类。到1943年《新药本草》成书时，治愈女子病痛已然成为叙写主体，甚至不再记述其他功效：

当归按照旧书，称为妇科圣药。多用以调经。以临床言之，当归为子宫补药，与肥孛嫩，北美黄连等品之效力相同，于子宫有镇静功效，能抑制子宫出血。多用以治疗月经不调，如经多、痛经、经闭等病，当归确有使子宫收缩及增加紧张之力。

《新药本草》以1930年官方《中华药典》为蓝本，作者系从业三十余年的医学、卫生学博士谢增恩。在整理既有药物科学化的研究成果之外，又增补了《中华药典》未备的药物知识，当归即是。作者撰书虽以“中医为宗”，但主体是西医知识解说的药理。这一主旨应用到当归书写时只选取了“旧书”中作为“妇科圣药”的部分，并改以西医学来解释。

以上明显偏向女子病症的表达，在20世纪40年代的新本草书写中占据了突出位置，但并非全部面貌。以医家章成之的《药物学》为例，女子疾病的书写不突出，但也显现出相关叙述增多的迹象。章在整理本土药物知识之外，又新增植物学、西医药理等知识，并未突出女子疾病的叙述。但在最后记录作者心得的“编者按”部分，主要论说了当归治疗“子宫病”的药理，且“专长”痛经是“中外无异辞”的共识，还附有治疗该疾的西药说明书(优美露)，整体而言女子疾病的叙写确有不少增加。再比如反对中医西化的孟仲三的《药物学》，当归功效承继自明清，不涉及类似偏向。那么，在1930年代以来的绝大部分当归知识书写中，女子疾病书写的增加和明显偏向如何形成？下面先从对此影响深远的优美露(Eumenol)开始分析。

二、从作为调经药物的优美露开始转变

优美露是德国怡默克药厂用中国当归提炼的流浸膏，也是国产当归制剂最先效仿的药物，直至国产行销多年后仍旧享有未能取代的赞誉。1942年4月11日，法国植物学博士王兴义和震旦医学院教授吴云瑞在今上海徐家汇所在的自然博物馆举办中国药物展览会，特别以“西洋各药房所售之Eumenol”即由国产当归制成作为展品之一，意在展示国产药物同样具有科学研究价值。时间稍晚医家章成之和邱倬撰写的新药物学中，优美露仍旧是作者唯一提及和推重的当归制剂品牌，享有的殊荣需得从产销初期的怡默克与中国说起。

20世纪初优美露畅销中国前，怡默克已拥有通达的国际贸易网络，并具备生产当归流浸膏的技艺。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年的德国等西方国家的药理学研究居于领先地位，生物碱的提取和试验药理学在这一时期的欧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怡默克药厂于1668年在德国创立，1827年第四代子孙海因里希·伊曼纽尔·默克(Heinrich Emanuel Merck)接管后开始生产化学生物碱，即用化学方法提取植物的有效成分。到1860年“国外如纽约、伦敦、巴黎、圣彼得堡、莫斯科，以逮其他通邑大都”均设有专销分店。又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自主研发的默克研究所，之后不断拓展海外市场。中国市场方面，1931年之前交付上海兴华公司打理，到1933年为应对日益增多的业务往来，开始在上海租界的四川路专设上海怡默克药行。此外怡默克也是礼和洋行的主要供货方之一，礼和分支机构所在的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重庆、太原、沈阳、青岛、昆明等商埠，均可以销售怡默克产品。另外20世纪30年代前后资本主义世界正值经济大萧条，寻求海外市场来转嫁危机是颇为平常的做法，怡默克与中国业务往来的增多也是在这一时期，的确难以切断两者间的关联。

在20世纪30年代怡默克销往中国的化学试剂和药品中，优美露占据重要一席，药物说明和功效定位与当时的国货运动密切相关。上海药行设立次年，自办刊物《怡默克大药厂成药汇编》出版，其中的优美露说明书：

优美露由中国名药当归，用科学方法炼制而成，问世以来，已越三十余载。早为欧美医师公认之调经圣剂，诚今日妇科中之至宝也。

本品乃当归之流浸膏，棕绿色，味略苦。当归本为中国妇科中要品，现复经化学方法，去其渣滓而取其精华。宜乎其功效神速，毫无副作用也。本品经多数著名医家之临床试验，确实证明对于调经有特殊之作用。Hirth及Müller博士在西历一八九九年即在杂志中发表关于应用优美露之论文，详述应用本品后，妇女骨盘内各脏器之炎症病变，多获良好之效果。遇天葵迟来或经血淡薄之妇女，服用本品效验尤确云云。又据Ziemann博士之经验，举凡妇女之月经不调，令服优美露，无不立刻见效，尤以神经性月经不调为灵验。

余如Arndt，Propoviciu，Gazala，Langes，Palm及Kohn等诸大家对于优美露亦有成绩良好之报告。

由是观之，优美露专治月经不潮，月经困难，月经过多及过少，经前疼痛，幻觉妊娠，以及经期之头痛恶心呕吐等。

优美露性质平和，毫无毒害。服用以后，绝无败胃之弊，即误投怀孕之妇，亦无危险发生，故医家均喜用之。

汇编的41种药物中只优美露注明了产地——中国，并在开篇写明“中国名药”和“中国妇科中要品”，表明其与“国货”的密切关联。一方面是与作为怡默克目标消费者的中国有关，另一方面当是受到贯穿中国整个20世纪的国货运动的影响。从葛凯的研究来看，国货运动从文化、制度和观念层面，“使民族主义融入了中国新生的消费文化的方方面面”。诚然优美露用中国当归做原料以及与既有药物知识调经相同功效的做法，减少了国货运动的中国社会对“洋货”的抵触。再以带有进步、科学话语的西医药知识来解释药理，综合中西医药物知识来证明优美露擅长调经，又列举诸多欧美医师的成功临床实验来构建优美露的科学形象，与中西医论争中的科学化国药的路径相契合，也是对后续国产当归制剂影响最深刻的所在。

在优美露之前，当归已是近代最早一批获得国内外医家认可的有效中药。而这一共识从优美露的生产商德国怡默克而言，当与东方医学知识的西传有关。西传路径中《本草纲目》令人瞩目且有迹可循，当归也在其中。1735年杜赫德法文编写的《中华帝国全志》在巴黎首次出版，1746年德国纽伦堡法文本出现，此外“由于法语在18世纪为欧洲精英所使用的语言，以法语刊行的《中国帝国全志》”多少也借此广泛传播，其影响“持续到19世纪末”，当归即是其中介绍的中国医生的常用药物之一。《中国帝国全志》出版前的1726年，法国科学院专门为巴多明介绍回国的几种中国草药举行了研讨会，当归也在其中，《本草纲目》即是巴多明撰稿时的主要参考书。此外，巴多明也是杜赫德编书时的供稿人之一。那么可以认为在优美露投产之前，德国怡默克已经对当归的东方疗效有一定了解。再有前述优美露的药物说明书部分，诸多西方医家的验有实效的临床案例也说明了优美露的生长土壤优渥，当然还与前述西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用化学方法提取植物碱的药理学发展息息相关。

优美露在20世纪50年代前仍旧是本土医家最推重的当归制剂，国产虽未能获得同样的赞誉，但显著推进了民国时期当归书写的变化。优美露的功效定位对国产制剂的药理书写有深刻影响，从优美露的“调经圣剂”、“妇科中要品”，进一步形塑为更加全能的“妇科圣药”，近代当归的新药物学书写和消费文化亦随之改变。国产制剂利用怎样的策略和社会情形完成了书写偏向的形成，下节将论的药物广告在补充相关材料不足的同时，线索也相对清晰明了。

三、国产当归制剂的接续延伸与“妇科圣药”的形成

前述清代的当归书写并无明显性别偏向，妇女何以在民国成为当归的主要治疗群体？当归制剂的功效定位在调经是原因之一，另外从连玲玲和葛凯对民国女性消费的研究来看，将女性作为目标消费者后，无论是百货公司还是国货运动均有不小的推进。的确造就新消费偏好的有效途径，药商定位为调经药物的当归制剂也很难放弃这一利好，而且积极参与其中。国产制剂在延续优美露的功效之外又增添其他效用，促成了当归作为女子药的药物形象。其中除耀华药厂着重温补文化将当归补血精作为补药，没有性别年龄的差别之外，其他如佛慈当归素、新亚当归儿、信谊妇美素或者民生健美露等制剂，都将妇女作为唯一的治疗对象，调经是其中着重推介的功效。以上制剂中佛慈和新亚从民国至今仍有当归制品产销，民国时期的医药广告当是其成功经营策略的体现，可以作为梳理药物知识变动的不错路径。又当归素的上市时间最早，得到的市场认可至今也在延续。因此可主要以当归素广告为例，梳理药商如何在时代变局中将其中的一类功效，构建为当归主要甚至唯一的药物形象，以及在此影响下的新药物学书写。

(一)国药科学化与位于上海租界的佛慈

佛慈建厂与贯穿20世纪的国货运动和国药科学化研究密切相关，厂址和门店又位于商业繁荣的新消费主义孕育区——上海租界，两者对新药当归素的推广颇有裨益。佛慈用“科学方法整理国医国药”，以中药西制见长。无论是自办刊物的名称《科学国药》，还是取得“上海市国货陈列馆”的展览许可，积极参与构建民族主义消费的国货展览，都将产销与时人关心的社会议题——国药科学化研究、国货运动联系起来，让服用新药的意义不再限于个人疗疾，而是赋予更广大的社会意义。厂址所在区位也呈现出汇通时代局势的意味，厂房、门市部和事务所均设在有“十里洋场”之称的租界区南京路以北，与众多客流密集的百货公司毗邻，享有繁荣经济区位的同时，这里本就是一个国货与“洋货”、西化与民族主义等内容碰撞融合的空间，有利于推广中药西制的新药。药厂命名方面更多借助已然深刻融入社会生活的本土化宗教，筹建人静安寺住持太虚法师的影响也不能忽视。自办刊物中的药厂愿景不局限本土，而是希望通过“国产药物之科学化”来达到“中国医药之世界化”的目标，与民族自强的路径联系起来。得益于此的佛慈在民国时期取得了不错的发展，1921-1949间上海开设的4家中药制药厂中仅佛慈一家尚存。

当归素的制造技艺汇通中西，是用“真空蒸馏器与低温真空干燥器”提炼后添加辅料制成，剂型上是对本土丸散膏丹和优美露“干膏”的折中。“干膏”属于优美露溶、片两种剂型中的后者，有效成分相对溶剂要高。当归素在优美露的调经书写上又有延伸，“医治作用”有：

专治妇人气血虚弱，月经不调(或前或后、或多或少、或逾月不至、或一月再至)、月经停止，经来疼痛，赤白带下，小腹冷痛，唇口干燥，久不受孕，不妊症，及胎前产后一切疑难诸症、有不可思议之特效。

可以看到与优美露关切女子自身的经期不适相比，当归素还增加了治疗不孕的疗效。但在能够吸引的消费人群上有着颇为不同的意义，从经期不适到不孕，关怀的主体也发生了变更，从女性自身是否舒适的身体感，到社会赋予女性身体的责任——孕育子嗣，功效种类的增加也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消费群体的扩张。

当归素广告与《科学国药》的药物说明书不同，在关切女子身体之外还借用不断变动的时局为所凸显的功效赋予疗疾之外的社会意义，并藉此将日常当归塑造为带有明显性别标签的药物。当归素至晚在1931年投产，次年广告见报，主要在《申报》、《新闻报》和《大公报》上刊登，《申报》更早且数量最多。此外《申报》在1932-1949年除两次短暂的停复刊之外，其他时间序列完整。由于1941-1944年《大公报》(桂林版)不设刊登医药广告的专栏，缺失部分改由《新闻报》来补齐。广告内容的变动大致有三个阶段：1932-1935年，1936-1940年，1940-1949年。

(二)1932-1935年

初创期多种知识杂糅并现，着力叙写延续自优美露的调经效用，以及由此具备的科学意味。此外还将与之有关的本土药物知识选择改写后刊登，东渐回传的药物知识也加入当归素的阐释和消费者的招徕上来。

一方面德国医家的卓效调经医案、佛慈的制药技艺等因素都彰显着当归素的科学与进步，另一方面从本土药物知识中抽取与调经有关的内容，再加入“补血”、“温宫催孕”等部分，用“科学”整理“国医国药”的形象吸引消费者。1932年的当归素广告，可以囊括1932-1935年间叙写的功效，该时段还未完全形塑为“妇科圣药”。“妇科圣药”的题法在1933年的《申报》中相对常见，1934年零星见刊，1935年又回归到“灵药”和“特效药”的表达上来。

1932年的广告主要通过叙写调经功效来凸显当归素的科学，国货运动的取向、本土和东渐回传的药物知识也是其间不断增加的内容。广告主要有简、详两种，相较而言简版能更扼要地表达药商最想传递的疗效，主要有三种。

三种广告的共同主题是调经，目标消费者为女性。图1是所见《申报》中最早的当归素广告，其药厂标语“改良国药科学救国，宣扬佛法利济众生”中，改良国药、科学、宗教都是个人在服用佛慈药物疗疾之外可以获得的社会意义。到了当归素则以“请试科学化的国药”，俨然成为科学国货。图2摩登女子的画像以及“德国医界公认的调经求嗣特效药”，展示了不同于传统当归的科学和现代意义。图3又用女子和儿童画像强调了当归素“调经补血，温宫催孕”的作用。

图1 广告(一)

图2 广告(二)

图3 广告(三)

详版广告的信息更丰富，德国医家调经医案继续占据主体的同时着力向国货靠拢的迹象明显，选择改写后的本土药物知识增加，东渐朝鲜又回传国内的内容也夹杂进本土药物知识的行列。主要分析三例，见图4、图5、图6。图4以大幅版面展示了佛慈“当归素为调经特效药”的主要诉求，孕育子嗣也是其中不太凸显的功效之一。广告只叙写与调经有关的本土当归药物知识，甚者以调经为中心，着意改写和拔高调经功效在本土当归药物知识中的位置。

图4 广告(四)

占据四分之三强版面的是德国医家颇有成效的调经案例，并佐以醒目的西人画像。然后用不到四分之一的版面叙写本土药物知识，从入药史、地道的选料和科学的加工技艺，以及相对传统丸散和外国当归精的“殊胜”优势塑造了当归素的优越形象。但所援引的本土内容，只抽取与调经有关的部分作了以偏概全的改写，将“补血调经、温宫妊娠”叙写为当归的全部功效。以其中提及的《神农本草经》和温经汤为例：无论是今人参酌敦煌文书辑校的《神农本草经》，还是明清颇受医家认可的缪希雍注疏，当归并非妇科的“唯一圣品”；或者《金匮要略》的温经汤，当归是辅助用的臣药，吴茱萸才是该处方的君药。

图5、图6展示的另一类广告中，德国医案自此不再作为主要内容，本土当归药物知识的分量明显增加，东传朝鲜的内容也以本土既有药物知识的面貌出现。

图5 广告(五)

图6 广告(六)

图5及1932年之后的广告中德国医案不再作为主体，并用“西洋无”而“中国有”的表达，着重拔高中国当归对月经症状调理的贡献。时隔半月图6的消费群体又有变动，从以往的“德国”和“欧美”，扩大到“世界妇女”。这与优美露说明书中提及的西方医家的实验临床一致。在图5的基础上又增加朱丹溪和张仲景的论说来解释调经与子嗣的关联，其中“胞一名子宫，有寒则无子”的论说，并非出自张仲景。而朱丹溪的著作也没有与广告相同的题法，虽然旨意上并无乖谬。伪托朱丹溪的内容实则为明人楼英《医学纲目》中的内容，是后世妇科著述也多会征引的经典条目。

而这一张冠李戴的讹误却牵系出广告的药物知识来源，与中医东渐又回传有关。且在医学知识的传播中，伪托名医也并非广告独有的做法。《东医宝鉴》在朝鲜本土流传颇广，其中记有与广告相同的内容。是书由明代万历之前东传朝鲜的中国医籍改编而成，“删减、改写”是作者许浚常用的撰写方式，本不重溯源的广告语也很难厘正原书的错误。广告语源出1565年付梓的《医学纲目》，而记有错讹的《东医宝鉴》要晚至1613年刊行，朱丹溪部分的讹误很有可能是中医东传过程假托名医、便利传播的意愿所致。东渐回传的广告语与佛慈创建人玉慧观有关，1891年出生在朝鲜，后在朝鲜和日本成长求学，1919年来到中国，习得的医学知识更多来自朝鲜和日本，当归素广告中频繁出现的高丽女子的照片也是佐证。

而广告中托名的妇女疾病叙述并非个例，与同时期的妇科通识并无不同，都是民国当归药物知识的不同表达。民国医家用来教授医学生的妇科学讲义，也可视为当时妇科知识的基本框架。讲义的开篇多能找到《内经》中月经与妊娠关系的论述：“女子七岁，发长齿更，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接着铺陈调经与子嗣等内容的关联，中医知识为主，兼有西医，意在表达本土医学脉络中《内经》记录的经水和子嗣的关联，承传至民国仍旧是验有实效的医学知识，广告则征引了其中较浅显的部分。

(三)1936-1940年

这一阶段科学叙述话语仍在，药厂自办刊物仍旧坚持科学国药的定位，但不再作为广告主要凸显的内容。新的变化是本土药物知识继续加入，尤其是新生活运动和生理学知识的影响显著增加。

本土药物知识的增加方面，除沿用伪托朱丹溪的论说之外，又改写元代李东垣、明人李梴，以及未提及姓名的民国医家秦伯未的相关论述，解释了女子月经正常与生育子嗣之间的密切关联。继而再从我国历代太医院用药和方书中摘录以当归命名的处方，用来佐证当归利用的丰富历史经验，确能实现“调经催妊”的疗效。又利用生理学子宫与经血的论说进一步说明月经是女性健康的“测量表”，当归素则是可以治愈“月经病”的特效药(图7)。而广告凸显的“健美”又与当时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密切相关，“健美”也是商家颇为倚重和行之有效的营销策略，当归素也不例外。

图7 广告(七)

与广告着重增加本土知识的做法不同，同年出版的自办刊物再次向公众表达了佛慈中西汇通、借助西医改良国药的初衷。《科学国药》重刊了1933年的《佛慈药厂改良国药标准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系由当时民国政府颁布的《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改写，《草案》以“科学方式”解释本土药物学，剔除与之相悖的内容，保留和发挥“近世学理无”而我国成法验有实效的部分，从而实现“改进国医药学术”的目的。旨义相对局限的《大纲》着重改良国药，只生产“中西医诸公”认可的药物。当归素即是这一理念下的产物，药理获得中西方认同，兼具科学之名和原有的当归消费文化。当归素的推销方式并非个例，几乎同一时期的中法大药房在推销龙虎人丹和艾罗补脑汁时，也有类似的策略。

1937年广告的西医内容继续减少，接续1936年日常生活化的病症叙写开始更常见，从具象的日常症状吸引女子来消费当归素，与前述新生活运动的健美观念一脉相承，调经补血开始成为最鲜明的药效叙述，“妇科惟一圣药”、“调经温宫催孕之惟一圣药”等关于妇科“惟一圣药”的叙述频繁出现。1937时局开始动荡，直至1940年6月日军占领佛慈总发行所和药厂之前，广告没有新变化。1937年底上海沦陷，随即《申报》因不接受日军控制停刊，1938年10月复刊。期间仅有的一则广告难言变化，改用《新闻报》补足，但包括1939年《申报》的所有广告在内，药效和适应症的叙述与1937并无大的不同。

(四)1940-1949年

1940到1942间日军控制佛慈总发行期间，当归素广告开始出现诸多过度延伸的叙述，可以治疗的病痛类型急剧扩张，将此前着力塑造的调经妊娠药物，叙写成可以生育男嗣、驻颜美容、防止衰老等的万能保健药，诸如“能令妇女多子”、“调经活血催孕，积谷防饥，养儿防老”、“月经调顺，气血旺盛，面色红润，妩媚倍增”……1943至1944年期间，直至1945日军投降佛慈收回发行所，广告又恢复到日军占领前相对素朴的药物说明上来，不再出现此前万能保健药一类的过度延伸。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3年取得了转折性的胜利，日军在中国战场投入更多，但难以改变颓败的趋势，直至1945年日军在中国战场总体败退，其间无暇顾及对佛慈总发行所的控制。1942到1943年底《申报》再度停刊，《新闻报》的几则广告中也未出现此前万能保健药的叙述。1944年的广告也只是突出了之前就已经呈现的“妇科圣药”，1945年《申报》和《新闻报》不见有当归素广告。1946年开始广告延续了日军占领前的药物形象，调经补血等既有药效仍然在列，药厂创立初期“改良国药”的宗旨，开始成为新时期最鲜明的广告语之一。1947到1949年之间，在既有的“调经补血”叙述之外，“气血两亏”、“面黄肌瘦”等并非妇女经期独有的症状，也开始被叙写为当归素可以治愈的病痛类型。

广告中的当归素销售地点，以及其中刊登的来函寄赠的药理说明书，从物质和印刷文化两个方面向国内外传递了当归素指代的药物知识和消费文化。从1932年当归素首次刊登广告开始，除了上海仁记路的总发行所之外，还在南京、青岛、香港设有分发行所，并写明“各埠各大药房均有出售”。到了1932年底，除了前述的分发行所之外，新增洛阳、天津、张家口、杭州等16个城市，东部城市占据绝大多数，西部仅有昆明，海外有新加坡。1933-1935和1937-1947年间不再详细列出地点，标明的“各埠”、“全国”药房有售，已然显示出当归素据有了全国市场。其间1936年销售地点有大的变动，在中英、正威登八家大药房之外，先施、永安等五家百货公司也开始出售当归素，前述1936年当归素广告叙述中展示出与新生活运动积极合流的迹象，而构筑新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主力之一——百货公司也成了推销当归素的理想场所。但1936年之后购买地点仍旧回归药房，也可以说明到百货公司推销的策略成效不大，当归素的主要社会形象仍旧是药物。1948-1949年市场不再限于国内，国外也成为当归素的市场。

当归素之外，新亚的当归儿、信谊的妇美素、民生的健美露等国产制剂在广告中有类似的塑造过程，但借助的医学知识和社会文化各有侧重。国产当归制剂借助科学改良国药、国货运动、新生活运动等深入影响日常生活的情形，赋予了制剂在个人疗疾之外的诸多社会意义，服用制剂成为爱国、支持国药科学化、追求健美新生活的有效路径。从优美露的调经，到增加本土既有当归药物知识中补血、催孕等效用，将德产优美露定位的调经圣剂进一步形塑为妇科圣药。当归素享有的报刊发行区，以及其他当归制剂各自的运销网络，都加入了将当归制剂塑造为妇科圣药的过程。而这并非仅是商业广告对日常消费文化的影响，前述民国初年和晚期医家撰写的新药物学也呈现出此种变动。其他承传至清末与女子疾病无关药物知识，成了新药物论著中无须赘言的内容，当归也因此成为一种带有明显性别偏向的药物。

四、结语

元明清时期的药物知识延续了汉宋，着重在当归作为“血药”的诸种适用症，并未偏重记述女子病症。民国间中西医汇通的情形远较此前深入，受到中医存废论争双方认可的国产药物的科学化研究也已然开始，但当归并未成为早期的研究对象。同时新本草相关的书写承继明清，鲜少变更。20世纪30年代开始当归叙写的变化出现，与德国怡默克的优美露畅销中国密切相关。和本土当归利用不同，单以当归做原料的优美露功效只是调经。之后涌现的国产当归制剂从调经向其他女子疾病延伸，最终完成了由单一调经圣剂向更为全能的妇科圣药的转变。

国产制剂的当归药物知识转变，则与民国时期中西医汇通的深入、国药科学化、国货运动等息息相关。在这一过程中，遍及国内外的运销网络和报刊新媒体的作用颇为显著，药物广告尤其突出。其中佛慈将国货运动、科学整理国医国药、新生活运动等利于民族国家构建的社会动向积极加入广告书写，赋予当归素在治疗个人疾病之外更多的社会意义。当归素广告增添的“本土”药物知识来源驳杂，一部分从明清本草脉络中抽取与妇女疾病有关的内容伪托改写，并非药物知识的全部面貌，另外一部分与中医知识的西传东渐又回传国内有关，民国当归制剂的肇始优美露与中医知识的西传和回传相连，当归素广告又呈现出东渐朝鲜又回传的迹象。药商则在民国变局下，将原先本土效用众多的当归塑造为专治女子疾病的单一指向药物。

偏向女子药的叙写不仅限于药物广告及影响下的日常，20世纪40年代的新本草和药物学中也有类似的改变。稍晚于广告的新本草种增加的当归药物知识中，治疗女子病的中西药理是主体，与此相关的功效成为当归最符合科学国药等时代变局的内容。本草到新本草相关记录变化的细部例证很少，而广告在补充和展示日常药物知识变动侧像的同时，也提供了当归制剂由调经向全能妇科圣药转变的丰富知识线索。在广告和新本草等媒介共同记录的变化下，40年代后期的当归具有了明显的性别偏向，此后女子药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中不言自明的标签。但至少有两个例外：在这些绝大部分的变动之外，近代同样参与病患治疗但承继明清、拒绝西化的药物学书写中，确没有类似的转变；当归作为女子药的“常识”之外，更多不分性别的其他功效仍旧在参与历史时期以至当下的病痛治疗。

注释

①张哲嘉：《“大黄迷思”——清代制裁西洋禁运大黄的策略思维与文化意涵》，《“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湾)2005年第47期。

②雷祥麟：《常山——一个“新”抗疟药物的诞生》，见李建明编：《从医疗看中国史》，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39-383页。

③顾雅雯：《1930-1960年金鸡纳与奎宁在台生命史——时空特征与意义转化》，《新史学》(台湾)2016年第3期。

④例如佛慈的浓缩当归丸的功效“补血活血，调经止痛，用于血虚萎黄，月经不调，经行腹痛”，其他更多品牌说明书与此几无不同，详情参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官网及各公司相关网页。两则不错的人类学个案分别是，张珣：《文化建构性别、身体与食物：以当归为例》，《考古人类学刊》(台湾)2007年第67期；安勤之：《论中药作为保健食品：以四物汤的生命史为例探讨药品与食品范畴的革命》，《科技、医疗与社会》2010年第11期。

⑤国家药典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5年，第134页。此前1985、1995、2000、2005和2010年的历药典中，记述有相同的当归“主治与功效”(分别在第105、107、102、89、125页)。

⑥李贞德：《女人要药考——当归的医疗文化史试探》，《“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湾)2017年第88集。

⑦汪燕平、余新忠：《宋元以降本草书写与地道药材建构谈论——以肉苁蓉和锁阳的入药史为例》，《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李秉奎：《民国医界“国医科学化”论争》，《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

⑧参阅连玲玲：《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21-281页；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8-109页。

⑨参阅《第三章广告之梦》中黄楚九成功运营中法大药房的案例，见高家龙：《中华药商——中国和东南亚的消费文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41-69页；张仲民：《晚清上海药商的广告造假现象探析》，《“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湾)2014年85期；黄克武：《从申报医药广告看民初的上海医疗文化与社会生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湾)1988年17期下册。

⑩王好古：《汤液本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年点校本，“汤液本草序”，第9-10页，以及同书卷3《草部》，第78-80页；顾梦圭：《序一》，见徐彦纯：《本草发挥》，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年校注本，第1-2页，以及同书卷2《草部》，第34-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