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东，赵文莉

（1. 华北电力大学 教育基金研究中心 ， 北京 102206；2. 北京大学 教育基金会，北京 100871）

一、问题的提出

公益精神是与利他意识有关的一种心理态度或价值观念。公益精神是社会公益文化的具体化，体现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充满正能量的公益精神与公益文化，能够增益社会福祉，提升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整体和谐与文明进步。弘扬公益精神，提升社会整体公益文化水平，人生观、价值观处于形成与发展阶段的大学生群体是关键。探索大学生公益精神培育路径，优化公益精神培育方式，提高他们的利他意识与公益情怀，对于提升整体社会的公益道德水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大学生公益精神培育既是大学人才培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学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在现有大学生公益精神培育框架中，大学基金会是重要的践行平台与培育基地。大学基金会作为非营利慈善机构的性质，以及其所接受捐赠项目的多样性，使得高校基金会可以从多个不同方面对学生进行综合培养或训练。[1]有针对性的公益项目能够引导大学生在公益活动的各个环节，以各种身份感知公益力量，增强社会责任感与向善理念，实现知行合一，同时实现自身的全面综合发展。与此同时，在大学生公益精神培育过程中，大学基金会也在诸多层面获得了持续发展的动力与支持。

事实上，我国部分高校已经借助基金会平台，开展了一系列大学生公益精神培育项目，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唐仲英先生资助的全国多所高校唐仲英爱心社，就以“服务社会、奉献爱心、推己及人、薪火相传”为宗旨，开展一系列爱心活动，已经成为一个宣扬爱心精神、传播爱心理念、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学生社团品牌项目。然而，目前依托高校基金会进行的公益精神培育项目路径不够明晰，特色不够鲜明，互动模式有待进一步梳理，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

二、文献综述

美国公益慈善环境、大学生公益精神培育基础与我国大不相同，相应地其相关理论或文献直接体现大学生公益精神培育与大学基金会发展之间关系的较少，大多围绕学生参与、学生管理等内容展开。我国有关学者也曾经提出过这一问题，但研究有待深入。

（一） 学生参与相关文献

公益精神培育离不开学生的积极主动参与，学生参与、学生投入等学生发展理论对在校生参与行为进行了分析。阿斯汀（Astin）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学生投入(student involvement)以及学生参与（student engagement)的概念，他认为学生参与指的是学生用于学校各种活动上的身体或心理的精力。[2]这一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学生投入到各种大学活动的时间，与其在心理、学术、社会和专业方面的收获成正比。具体地，学生参与校园学术活动和社交活动的时间和精力越多，其对校园生活和学术知识的印象越深刻。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方式、人道主义与公民价值观也逐渐养成。[3]这一理论为学生参与公益项目提供了理论基础。

此外，学生参与理论认为，学生在校期间的经历将会影响他们毕业后对母校的捐赠行为。格雷厄姆(Graham)和吉西（Gisi）（2000）研究了学生在校期间，教学氛围、参与学生组织和学生事务工作等经历对大学整体体验的影响，他们认为这些体验影响着学生对母校的满意度。其中积极的校园生活记忆会使学生对他们的学术和课外经历感到满意，最终改善校友对母校的捐赠情况。[4]加洛（Gallo）和胡布斯曼（Hubschman）也认为，大学期间参与各种活动，会进一步影响个人作为校友今后为母校捐赠的意愿。[5]盖尔（Gaier）(2005)发现，对在校经历感到满意的学生，更愿意支持母校事业发展。[6]

特鲁伊特（Truitt）（2013）开发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校友捐赠者参与模式（SCMADP），该模型说明了学生体验、学生参与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三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着校友参与行为，见图1。[7]

图 1 以学生为中心的校友捐赠影响分析图

（二） 学生事务相关文献

从学生管理目标来看，早在1937年，美国教育协会就发布了一份名为学生管理人员操作指引（Student Personnel Point of View）的手册，其中提到高等教育应致力于将学生培养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公民，这也是大学的责任之一。[8]1994年，美国高校事务管理人员协会（American College Personnel Association）针对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问题，形成了一份名为student learning imperative的报告，报告倡导学生事务要以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和促进其个人发展为核心，此外还提到学生事务良好实践的几项原则，其中包括帮助学生建立连贯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倡导学生承担社会责任等，报告还提到大学应该营造诚实、平等、尊重的学习氛围。[9]

从学生管理方式来看，1987年，针对大学教育存在的若干问题，齐克林(Arthur W.Chickering)与甘姆森(Zelda F.Gamson)提出了本科生教育良好实践的七项原则，其中包括鼓励师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鼓励学生之间的合作；倡导积极主动学习；对学生的高期望；尊重不同的学习方法与个体才能的多样性等。[10]

乔治亚（Robert T.Georgia）对比了电影和话剧两种艺术表现手法在观众互动性、参与性方面的差异，进而提出学生发展事务应采用话剧模式，更好地吸引学生参与及互动。[11]这些表述为大学基金会参与公益精神培育的实施路径提供了参考。

（三） 公益文化有关文献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大学公益文化问题。范玛南（Van Maanen）(1983)将大学生社会化阶段与大学公益文化营造进行了匹配，他认为大学生在进入大学生活后会努力成为大学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因此大学是进行文化培育的最佳时机。[12]这为大学公益精神培育提供了社会学基础。

特赖斯（Trice）和拜尔（Beyer）(1993)认为大学的组织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往往包含若干子文化，组织中的个人能够在不同的子文化之间穿梭。[13]赫维茨（Hurvitz， Lori A）认为这一表述对于大学公益精神培育的重要性在于，学生将从学生子文化过渡为校友子文化，但两种子文化的主体内容接近。[14]因此，在校学生公益精神的培育对大学持续获得校友捐赠显得尤为重要。卡拉（Karla A.Williams）认为公益精神或公益文化包含很多方面特征，其中包括公益人人可为、公益必不或缺、钱少亦可公益、公益体现合作等。[15]

培养路径与方式上，施恩（Schein）（1992）认为，大学组织文化或子文化的培育，并不局限于重大决策和显性资源分配，领导者和普通成员的日常行动更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16]克拉克（Clark）（1971）认为大学生应将公益精神的学习作为校园生活的一部分，只有当他们切身感受到这种公益力量并内化于心时，公益文化才会真正内化为大学文化的一部分。[17]具体地，佩妮（Penny Rue）认为大学公益精神有赖于学生与校方伙伴关系的构建，以及以学生为中心决策机制的形成，最终体现为一种代际沟通与文化传承。[18]

（四） 大学基金会与公益文化培育

我国也有部分学者探讨了高校基金会在大学生德育教育与公益精神培育过程中的作用发挥问题。赵文莉（2013）以北大基金会为例，认为大学教育基金会应围绕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优先发展学生项目，不断探索创新并逐步形成高校基金会的育人理念，培养学生的人文关怀和责任感。[1]杨维东（2015）认为，大学基金会对公益精神的传承功能，不仅仅体现在学校层面，它还会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在整合社会资源方面也起着非常重要的平台作用，将改善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推动公民的道德文化建设。[19]

董强（2016）发现，目前我国高校基金会并没有推动在校学生公益理念的养成以及校园公益氛围的形成。高校基金会几乎不开展校内的公益活动或者与校外的公益组织联合开展面向在校学生的公益项目；不注重培养在校学生的公益理念，难以真正在学校层面形成公益氛围。他认为，高校基金会应促进公益理念在高校的传播与扩散，通过公益理念的传播塑造出有公益情怀的新一代的知识青年。[20]

通过梳理上述文献发现，由于美国社会整体的公益氛围较为浓厚，大学生在步入校园之前，已经从家庭或社区感受到了公益理念，参与了公益实践。因此美国大学更多地关注于大学生对母校的情感维系、捐赠习惯的养成，从而有利于大学筹资的顺利进行，相关的研究也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这些研究只是公益精神的一个方面对大学捐赠基金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没有过多地论述大学基金项目及其管理对公益精神培育的作用机制。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指明了大学基金会在公益精神培育过程中的应然作用，也提出了现有机制的不足之处，但大学基金会与公益精神培育的良性互动机制并没有述及。

三、互益框架

综合以上对理论文献的论述与思考，结合我国大学基金会发展实际及大学生公益思想特点，本文将对公益精神与高校基金会这两个互益主体的互益目的、互益模块、互益基础、互益内容、互益效果等进行分析，进而提出一个公益精神培育与高校基金可持续发展的互益框架。

（一） 互益目的

将公益精神培育与高校基金可持续发展置于互益框架下，首先的目的在于提升公益精神培育的操作性与针对性。将公益教育融入教育基金日常管理项目中，能够形成教化抓手与教育平台，进一步提高当代大学生的利他意识与社会责任；其次，通过捐赠意识的培育及公益氛围的营造，两者互益能够塑造更多的未来捐赠者，拓宽大学筹资渠道；最后，互益模式的建立，延展了大学基金会参与学校事务的方式与路径，加强了基金管理模块与学生事务、校友管理等模块的交流与互动，整体上提升了大学管理效能，优化了大学行政管理体系。

（二） 互益模块

互益框架的两个模块分别是大学生公益精神培育与高校基金会发展，两个模块之间的互动是通过学生的双向参与实现的，两个模块互为因果、互嵌其中，进而形成知行合一的公益精神培育模式。这一模式的构建，有利于解决当前大学生公益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参与性及互动性不强的问题。

（三） 互益基础

互益基础是两者进行良性互动的前提，主要体现在大学生公益精神与大学基金会发展的互补性特征方面。大学生公益精神既是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社会公益精神的初级阶段，具有内外互联性；同时，个人的公益精神总是处于变动发展状态，但大学阶段是公益精神形成的关键时期，具有相对稳定性；最后，处于特定发展阶段的大学生群体，更容易接受融入性、实践性较强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能动性。

在与高等教育相伴而行的发展实践中，大学基金会也形成了自身的独特规律，如捐赠平台的内外融合性、捐赠主体的身份过渡性、捐赠主体的行为惯性等。从上述特征分析看出，大学生公益文化与捐赠基金在不同维度上具有一定交叉性、互补性，这构成了两者的互益基础。

（四） 互益内容

公益文化培育与大学基金管理上的互益是以互动为前提的，相应的互益内容就体现为两者的互动机制，具体体现为组织、项目、资源三个方面。

组织互动是指学生事务、发展事务部门之间的协同协作，也包括大学行政机构与学生团体之间的互动；项目互动是指学生资助、人才培养、学科发展等大学基金日常管理项目，与公益精神培育项目的设计、推动、弘扬等环节的对接与互动；资源互动是指为了开展公益活动及教育基金项目而投入的一切要素之间的整体协作，如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信息资源、时间资源等，其中人力资源中的志愿者及校友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资源的融合是两者互益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组织、项目及资源三方面之间的相互融合及良性互动，有效地推动了互益过程。

（五） 互益效果

互益带来的效果体现在对两个模块的直接影响以及对其所依托主体的间接影响两个层面。通过互益，大学基金项目能够实现常规向多元的转变，公益精神培育模式能够实现从被动说教向主动参与转变；此外，大学的捐赠基础也会随着互益过程逐渐扩大，个人的公益精神也实现从萌芽向发展、成熟的转变。

综上所述，大学生公益精神培育与大学基金可持续发展的互益关系如下图2所示：

图 2 大学生公益精神培育与大学基金可持续发展的互益关系

四、互益路径

本文分析了大学生公益精神培育与大学基金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互益关系，构建了以学生参与为基础的互益模型。鉴于我国社会公益文化发展状况及大学基金会实际情况，本文认为应该从四个方面提高大学基金会参与公益精神培育的参与程度，提升校园公益思想培育的质量与水平，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大学基金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一） 拓展基金会辐射范围，丰富公益项目内涵

大学是由诸多行政部门、院系组成的庞大管理体系，尽管大学基金会具有独立法人资质，但目前仍属于大学体系当中的一个子模块，其作用的有效发挥难以脱离现有行政体系。因此，大学基金会只有将自身项目体系最大限度地融入后勤、学工、国际交流、团学、教务等行政体系，嵌入院系工作框架，组织的公益作用才能更好发挥，对公益精神培育的支撑作用得以体现。

在这种协作体系中，基金会与学工、团学系统的协作关系尤为重要，这也是美国大学多年筹资工作积累下的宝贵经验。德雷兹内（Drezner）(2011)认为，学生事务部门与筹资发展部门之间的协同与配合，已经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筹款过程中的一种趋势。[21]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新生入学教育、学生奖励项目、奖助学金项目、学生社团及志愿者协会管理、毕业生辅导等职能大部分都由学工及团学系统负责，这些项目都是公益精神培育的契机，也是大学基金会发挥作用的主要平台。两个模块之间的深度融合，能够形成公益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发展态势，有利于营造校园整体公益氛围，有利于在校生感知更多的校园公益元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总体水平。这种模块间的互动与融合，是公益精神培育与大学基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所在。

（二） 聚焦本科生群体，找准公益精神培育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教育部长陈宝生也提出，要坚持“以本为本”，大学核心价值体系首先要在本科确立。因此，抓住本科四年这一价值观养成的关键期，在高校开展公益精神培育，是对育人规律及学生成长规律的遵循，也是母校情感维系、大学基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事实上，美国高校将本科生校友视为最重要的财富，在教学、科研、后勤保障等方面用心提高本科生满意度，同时引导本科生积极参与筹款运动、志愿服务等公益项目，全方位培育其公益情怀，在这一过程中，大学捐赠基金也获得了持续发展的校友基础。美国大学尤为注重的本科生校友捐赠比率，是大学凝聚力、校友情感与母校情结的重要体现。

应根据新时代当代大学生，特别是本科生可塑性强，主动性强等特点，按照其成长规律分阶段、有层次的开展公益精神培育工作。基金会也应更加注重对本科生群体公益精神的培育，尽早融入本科生价值观培育体系，加强与本科生管理部门的沟通，设计更多的本科生公益项目，资助更多的本科生公益活动。

（三） 优化基金项目管理机制，探索互益长效机制

公益精神培育与大学基金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互益关系，既需要灵活多样的项目丰富培育实践，也需要相对稳定的长效机制进行支撑。

一方面，结合大学自身文化，营造感恩氛围。耶鲁大学的埃里胡年度筹款运动，是通过连续性的制度设计，传递感恩精神，传承回馈精神的典范。[22]每年的埃里胡年度捐赠感谢活动日当天，耶鲁学生在耶鲁基金赞助下，可参加一系列活动来纪念埃里胡以及其他捐赠者。伴随着捐赠项目的延续，大学公益基因得以传承，大学生公益精神与认同感得以增强。另一方面，结合捐赠反馈机制，形成捐赠者与在校学生的良性互动。定期举办奖助学金捐赠人与受益学生座谈会，拉近公益捐赠供给端与需求端距离，形成粘合作用，既能使捐赠人感知公益力量，从而有利于实现复捐，又能培育受益学生的公益情怀。

（四） 适应时代特点，创新学生参与公益项目的方式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大学生公益精神培育过程同样如此，应更加注重引导大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公益理念，做到知行合一。从公益精神培育与大学基金可持续发展的互益框架看出，两者互益关系的纽带是学生参与，应结合时代特点，借鉴美国一流大学发展经验，从组织、项目、资源三方面不断创新参与形式，拓展大学生公益项目参与平台，提升互益效果。

1.培育学生公益筹款组织

很多美国大学近年来发起成立了学生基金会，在发展校园捐赠文化，培育学生公益精神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堪萨斯州立大学学生基金会的定位是大学公益慈善方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大学基金会的得力助手，使命是激发引导校园公益力量支持大学事业发展。基金会与学校行政体系通力配合，定期举办学生筹款活动，培育校园公益慈善精神，同时致力于推动捐赠者和受益人实现互动，拉近校友与在校生之间距离。

2.孵化特色公益项目

大学及其基金会应适应时代特点，根据大学生发展阶段设计特色学生参与项目，将公益精神以潜移默化的形式融入其中。引导、鼓励学生针对他们感兴趣的领域进行筹款，并引导他们感知由公益带来的改变。在亚利桑那大学搭建的学生公益筹款平台上，学生社会发起了“1885挑战计划”的筹款项目以感谢1885年成立的母校，这一项目旨在征集1885名学生20.18美元的小额捐赠。捐赠者当中的毕业生可以在2018年的毕业典礼上受到特殊礼遇。[23]

3.投入必要公益资源

公益项目既需要使命，也需要资源，大学生公益项目更是如此。在互益过程中，大学基金会的资源投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扶持学生公益项目健康发展。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部分大学基金开始尝试从现有捐赠资源中，以班级为单位向学生提供1000到5000美元不等的资金支持，鼓励学生自主决定资助对象。[24]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公益意识、协作意识、决策能力得到了同步提升。

学校方面的资源支持还可以体现在学生筹款配比方面。2012年，普雷里维尤农工大学发展事务部门向学生会提出了创建学生发展行动计划（Student Development Initiative）的想法，学生会发起的全民投票一致同意每学期每人增加10美元注入这一基金，其出发点是“学生参与慈善，慈善为了学生”，学生会希望这一活动能让8400名学生中的15%参与进来。作为对此项目支持的一部分，大学对学生的所有捐赠进行一对一配比支持。目前这一基金经过投资积累，已经从2018年开始从中支付奖学金。[25]

五、结语

大学基金会这一组织形式扎根中国已经有25年历史，实践证明大学基金会已经成为推动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大学基金会的组织优势并不完全限定在筹资与拓展大学资金渠道方面，本文通过对大学生公益精神培育与高校基金会可持续发展互益关系的描述，试图为激活大学基金会的公益潜能提供支持，为建设更为全面的“双一流”大学提供保障，为提升整个社会的公益文化贡献更多力量。同时，也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对大学基金会的诸多拓展功能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挖掘其更多组织潜力与制度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