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桐 王竹影 孙洁莹

摘 要：目的：体力活动社会生态模型的提出引发各界对物质环境（如体育设施）与体力活动关系的探讨，而老年人作为体力活动干预的主要目标群体，其体力活动水平与体育设施的关系研究尚未展开，研究旨在检验中国老年人体力活动与体育设施的关系。方法：利用加速度计和GIS技术测量老年人体力活动水平及体育设施可达性、可得性和功能性等特征并运用logistic回归检验变量间的关系。结果：仅47.5%的老年人达到体力活动推荐量，距老年人最近的设施以多功能健身广场为主，500 m和1 km缓冲区内拥有的设施数平均为4.39和7.01个，其中以广场空地的存在率最高。体育设施可达性和可得性均对老年人达到体力活动推荐量有积极影响，但缓冲区范围的增加会削弱设施可得性与体力活动的关系，在调整社会人口因素后此关系仍然显著（OR500m=1.42，OR1km=1.17，P<0.01）。最近设施的类型与老年人体力活动无显著关联（P>0.05）。设施功能性与老年人体力活动存在不同的对应关系，并且这种关系会因缓冲区大小的不同而发生改变，在500 m缓冲区内，公园的存在是老年人体力活动的促进因素（OR=2.26，P<0.01），大球场地和有氧舞蹈馆的存在则呈阻碍作用（OR=0.37，OR=0.30，P<001），增至1 km缓冲区后，公园和大球场地的存在与因变量的关系消失（P>0.05），有氧舞蹈馆的关系仍存在（OR=0.46，P<0.01）;此外，棋牌室的存在也呈现显著的阻碍作用（OR=0.54，P<001）。结论：体育设施特征与老年人体力活动有特定关系，提示未来在居民区新建和（或）改造体育设施时应科学规划，协调设施的距离和数量配置以达最优效益，对老年人喜闻乐见的项目给予物质设施支持，以期有效提高老年人口层面的体力活动水平。

關键词：体力活动;物质环境;体育设施;老年人

中图分类号：G80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20）06-0027-09

Abstract：Objectiv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ocial ecological model of physical activity has led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including sports facilities and physical activity， while the elderly as the main target group of physical activity interven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and sports facilities has not been carried ou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activity and sports facilities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Methods： Accelerometers and GIS techniques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physical activity levels of the elderly and the accessibility， availability and functionality of sports facilities and to use logistic regression to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ables. Results： Only 47.5% of the elderly reached the physical activity recommended， and the nearest facilities are mainly multi-functional fitness squares. The number of facilities in the 500 m and 1 km buffer zones is 4.39 and 7.01 respectively， of which the highest occupancy rate of the square open space. The sports facilities accessibility and availability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hysical activity recommendation of the elderly， but the increase of buffer zone will weak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ilities accessibility and physical activity， which is still significant after adjusting social demographic factors （OR500m=1.42， OR1KM=1.17，P<001）. The type of nearest facility was not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hysical activity in the elderly （P>005）. And there is a diff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ility functionality and physical activity of the elderly， and this association will change due to the size of the buffer. In the 500 m buffer zone， the presence of the park is a contributing factor to the physical activity of the elderly （OR=2.26，P<001）， the presence of the stadium and aerobic dance halls were hindered （OR=0.37， OR=030， P<0.01） .With the increase of 1KM buffer zo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k and stadium and dependent variables disappeared （P>0.05），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erobic dance hall and chess room remained （OR=0.46， P<0.01）; moreover， the existence of chess room also showed significant hindrance （OR=0.54， P <0.01）. Conclusion：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sports facilities a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older adults' physical activity， suggesting that scientific planning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and/or reconstruction of sports facilities in residential areas， and the distance and quantity of facilities should be coordinated to achieve optimal benefits.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sports facilities what supporting the elderly favorite exercise program with a view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physical activity levels of elderly population.

Key words： physical activity; physical environment; sport facility ;older adult

体力活动（Physical activity，“PA”）被证实与人体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密切相关[1]，也是降低全因死亡率和发病率的关键卫生行为之一[2]。老年人既是最不活跃的群体，却也是能从体力活动中获得较大健康效益的群体[3]，经常参加中等甚至小强度体力活动更是健康老龄化的重要促进因素[4]。因此，老年人是体力活动干预中极为重要的目标群体，而确定老年人体力活动的影响因素是制定有效促进策略的基石。先前大部分研究较多关注个体因素和社会人际因素对体力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不尽相同。近年来逐渐发展成熟的体力活动社会生态模型指出，除上述因素外，环境因素尤其是物质环境（如体育设施、绿色开放空间等）同样会影响体力活动水平[5]。鉴于此，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从20世纪末开始关注物质环境对国民体力活动的影响。

近年来，已有不少国外学者检验了体育设施可达性（accessibility/proximity）、可得性（availability）与学龄前儿童、青少年、成年人体力活动之间的关系[6-7]，仅少数研究探讨了其与老年人体力活动的关系。并且多数研究采用问卷调查老年人體力活动水平，此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个体的回忆偏差和社会期待，可能导致对体力活动水平的高估[8]。另外，有证据表明缓冲区的大小会影响物质环境属性与老年人体力活动关系的检出率，然而目前大多数研究中缓冲区大小的取决具有任意性和经验性的特点[9]，故采用不同的空间尺度检验二者的关系尤为重要[10]。还有观点认为除体育设施的数量和距离外，其他特征也可能影响老年人的体力活动，例如功能单调，单一化的器械就很难激发老年人的锻炼热情[11]。根据社会生态模型理论推测，不同类型的体育设施可能与个体中高强度体力活动（Moderate to 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存在特殊关系。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在客观性、全面性等方面仍显不足，研究结果也并不一致，而该领域的研究目前在国内更是十分罕见，随着我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这方面的探索亟待展开。

本研究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经验，结合加速度计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测量老年人的体力活动水平及体育设施特征，并进一步检验二者的关系，旨在为我国老年人口宏观层面的体力活动促进提供理论依据，为我国健康城市建设与改造提供实践指导。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法，在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秦淮区、鼓楼区、建邺区、栖霞区随机抽取32个社区，在每个社区中招募30名60岁及以上具备自主运动能力的社区常住人口为受试对象。共调查了811名老年人，其中，613名老年人提供了有效的体力活动数据，有效率为75.6%，另有73人未能提供正确的家庭住址信息，整合两部分信息后有效样本共569人，综合有效率为70.2%。样本基本情况见表1。

1.2 研究方法

1.2.1 问卷调查法

采用一对一辅导的方法当场填写人口学信息问卷并回收，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收入、居住情况、健康状况等基本信息。

1.2.2 测量法

受试者连续7天（包括5个工作日和2个周末日）佩戴ActiGraph wGT3X-BT型三轴加速度计监测其体力活动水平。设定采样频率为10 s/epochs，加速度计统一佩戴在右侧腰部，除洗澡、睡觉和进行游泳等水上运动时移除仪器，其他时间均要求佩戴。数据采集时间为2017年6月—2018年4月。加速度计的设置、初始化、数据导出及计算均在专业软件ActiLife6.0（v6.13.3）中实现。有效数据的筛选方案[12]如下：佩戴期间至少有3个有效日（含2个工作日和1个休息日），每天8 h及以上有效佩戴时间（连续60 min以上计数为0的时间定义为非佩戴时间，期间允许≤2 min的计数在99以下）。选择Freedson Adult（1998）方程[13]计算MVPA时间，界值（Cut Points）为MVPA≥1952 counts/min。

1.2.3 GIS空间分析法

使用GIS软件包（Arc Map 9.0）客观测量体育设施特征。空间数据收集自南京市全民健身服务网内的“健身地图”版块[14]。将老年人家庭地址重新地理编码为新图层，体育设施可达性操作化为住所到最近设施的距离，体育设施可得性操作化为参与者住所两个不同大小的欧几里得缓冲区内的设施总数，缓冲区分别为500 m和1 km，体育设施功能性操作化为缓冲区内存在的设施类型。本研究中，体育设施类型包括公共的广场空地、健身路径、乒乓球场（馆）、羽毛球场（馆）、网球场（馆）、篮球场（馆）、排球场（馆）、足球场、游泳池（馆）、棋牌室、老年人活动中心/社区文体中心和公园（包括所有对社会免费开放的公园和对南京市老年人免费开放的公园）。在统计设施功能性时，每个缓冲区内若有多个公园或同类型的设施只在该类别下计为1，即存在此类设施，公园或设施的任意一点在缓冲区内均予以计算。

统计完成后，所有老年人在1 km缓冲区内均无免费的游泳池（馆）、网球场（馆），故后续不包括此类设施，另外羽毛球、足球、篮球和排球的场地拥有率极低，其子集下的样本量不符合统计学要求，故对篮球、排球、足球场（馆）合并处理为大球类场地、羽毛球馆与乒乓球场（馆）合并处理为乒羽场地。应注意的是，在统计最近的设施类型时，对于聚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场地或场馆不予拆分计算，如老年人活动中心/社区文体中心内可能会包含乒乓球馆、棋牌室等，室外多功能健身广场可能会同时配有广场空地和健身路径。

1.2.4 数理统计法

老年人MVPA数据呈正偏态，根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提出的老年人体力活动推荐量[15]，以30 min/d的MVPA为界值进行变量转换，不足30 min/d MVPA的重新编码为0，定义为未达推荐量，每天30 min及以上MVPA的重新编码为1，定义为达到推荐量。对老年人人口学信息、体力活动水平和体育设施特征进行描述分析。以老年人体力活动为因变量，体育设施的可达性、可得性和功能性为自变量，分别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并调整混杂因素。显著性水平定为P<0.05，所有统计均在SPSS 24.0软件中实现。

2 结果与分析

2.1 老年人体力活动及周边设施特征情况

老年人的体力活动状况如表2所示，老年人每天MVPA的平均值为35.69±30.36 min/d，中位数为28.36 min/d，75%的老年人体力活动不足50.57 minMVPA/d。根据CDC推荐量进行分类后，仅47.5%的老年人能够达到30 min/d的体力活动推荐量。

老年人居住社区设施情况如表3所示，为便于结果的比较和解读，将住所到达最近设施的距离等分为三组，分割点为170.10和221.30，最小值～170.10赋值为1，170.10～221.30赋值为2，221.30～最大值赋值为3，分别定义为较近、适中和较远。总体上，最近的设施主要为多功能健身广场（28.6%），广场空地（27.2%）和健身路径（19.5%）。500 m缓冲区内设施数的中位数为4个，平均值为4.39±1.52个，即在500 m缓冲区内约有4个场地或设施可供其使用。拥有最多的设施类型为广场空地（94.6%）、健身路径（89.6%）和乒羽场地（83.0%），约28%的老年人有可供使用的公园。在1 km缓冲区内，老年人可使用的设施数的中位数为7个，总体平均值为7.04±1.99个。在扩大缓冲区后广场空地、健身路径和乒羽场地仍是拥有率最高的设施类型，其他类型设施的拥有率也有所增加。

2.2 设施可达性及最近设施类型与老年人体力活动的关系

设施可达性和最近设施类型与老年人体力活动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单变量模型（模型1）显示，设施可达性是老年人体力活动的显著预测因素，与距离设施较近的老年人相比，距离适中和较远的老年人达推荐量的可能性分别降低72%和89%（OR=0.28，P<0.01;OR=0.11，P<0.01）。未发现最近设施的类型与老年人体力活动存在对应关系，与最近的设施为广场空地相比，其他类型设施未显现出与老年人体力活动的差异性关系（P>0.05）。在分别对设施的可达性和最近设施类型进行调整后（模型2），设施可达性仍是老年人体力活动的显著预测因素（OR=0.25，P<0.01;OR=0.08，P<0.01）。最近设施类型在调整可达性后，不同功能的设施表现出与老年人体力活动的具体联系，最近设施为多功能健身广场的老年人达到推荐量的可能是最近设施为广场空地的老年人的2.74倍（OR=2.74，P<0.01）。而调整混杂因素后（模型3），多功能健身广场与老年人体力活动的关系消失，可达性与老年人体力活动的关系则未受到影响。未发现不同类型设施与老年人体力活动的对应关系。

模型1为单变量回归结果;模型2为分别调整设施可达性和功能性的回归结果;模型3为模型2调整混杂因素后的回归结果。

2.3 500 m缓冲区内设施可得性和功能性与老年人体力活动的关系

500 m缓冲区内设施可得性和功能性与老年人体力活动关系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单变量结果显示（模型1），缓冲区内设施可得性和功能性均与老年人体力活动存在显著关联。具体来看，每增加一个设施老年人达到推荐量的可能性增加16%（OR=1.16，P<0.01）。同时结果也提示不同类型设施的存在与老年人体力活动存在具体关联。缓冲区内存在有氧舞蹈类场馆与老年人体力活动呈负相关，与缓冲区内无有氧舞蹈类场馆的老年人相比，存在此类设施的老年人达到体力活动推荐量的可能性下降54%（OR=0.46，P<0.01），公园的存在则是老年人达到推荐量的促进因素，缓冲区内有公园可使用的老年人达到推荐量的可能性是无公园可使用的老年人的2.3倍（OR=2.30，P<0.01）。

调整设施功能性后（模型2），可得性仍与老年人体力活动积极相关，并且影响程度较单变量模型略有上升。在调整设施可得性后（模型2），有氧舞蹈类场馆对老年人体力活动的影响程度明显上升（OR=031，P<0.01），这也意味着有此类设施存在的老年人达到推荐量的可能性下降，大球场地的存在也显现出对老年人体力活动的阻碍作用（OR=0.37，P<0.01），公园的存在并未受到调整因素的影响（OR=2.37，P<001）。调整混杂因素后（模型3），设施可达性以及有氧舞蹈馆、大球场地（馆）、公园的存在与老年人体力活动的关系及影响程度未发生变化。所有模型中均未发现有其他类型设施的存在与老年人体力活动有显著关联。

2.4 1 km米缓冲区内设施可得性和功能性与老年人体力活动的关系

由于1 km米缓冲区内广场空地和健身路径的存在所对应的结果样本量不符合统计学要求，为保证模型的有效性，二者未納入回归模型。最终得到的1 km缓冲区内设施可得性和功能性与老年人体力活动关系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单变量结果（模型1）显示此缓冲区内设施数与老年人体力活动积极相关，每增加1个设施老年人达到体力活动推荐量的可能性增加12%（OR=1.12，P<0.01）。并且还发现有氧舞蹈馆和棋牌室的存在与老年人体力活动也有显著关联，缓冲区内有此类设施的老年人比无此类设施的老年人达到推荐量的可能性分别下降43%和36%（OR=0.57，P<0.05;OR=0.64，P<0.05）。在调整设施功能性（模型2）和混杂因素后（模型3），设施可得性与老年人体力活动的关系无明显变化。但设施功能性在调整可得性后（模型2），有氧舞蹈类场馆对老年人体力活动的影响程度有所提高（OR=0.47，P<0.01），而棋牌室则未受到影响。调整混杂因素后（模型3），设施功能性与老年人体力活动的关系及影响程度未发生变化。所有模型中均未发现其它类型设施的存在与老年人体力活动有显著关联。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体育设施的可达性，不同缓冲区内设施的可得性和与老年人体力活动有显著关联，并且在调整体育设施的功能性和人口学信息后仍显著相关。此外，与以往研究中将体育设施当作一个整体而不考虑其具体功能有所区别，本研究结果提示，不同类型的设施与老年人体力活动存在特定关系，并且在不同缓冲区内也存在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老年人体力活动干预和健康城市规划提供了一些新思路。

3.1 体育设施可达性与老年人体力活动的关系

到达最近体育设施的距离与老年人达到推荐量显著负相关，即设施可达性与老年人体力活动呈正相关。这也得到了国内相关研究的印证，中国社区体育研究（Study of Community Sports in China）中调查了3926名各年龄段参与者到达最近体育设施的通勤时间和体力活动水平，其结果发现通勤时间越长的参与者达到体力活动推荐量的可能性越小[16]。近年来，国内一项基于体力活动社会生态模型的研究提示，我国老年人的体力活动水平除受个体因素（如身体功能、运能技能和社会经济因素等）和人际因素（如社会支持和社会规范等）的影响外，社区和物质环境同样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例如社区安全性较高和接近体育设施的老年人更可能有较高水平的日常体力活动[17]。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在检验最近设施的功能性与老年人体力活动的关系时，仅在调整设施可达性后，最近设施为多功能健身广场的老年人比最近设施为广场空地的老年人更有可能达到推荐量，而继续调整人口学因素后这种关系消失。这可能是因为多功能健身广场能为参与者提供更多的活动选择，老年人若距离其较近也能够较容易获得其偏好的设施进行锻炼，进而提高体力活动水平。但是在调整人口学因素后，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较近距离的多功能健身广场本身的存在率可能较少;另一方面，对于年长者或者活动能力较差的老年人来说，在此类设施进行长时间的锻炼可能难度较大，从而难以积累足够的体力活动以达到推荐量，这些都可能会削弱甚或消除二者的关系。

3.2 不同缓冲区内体育设施可得性与老年人体力活动的关系

本研究中两种大小缓冲区内的设施可得性均与老年人体力活动积极相关，但二者的影响程度又有所不同，相比较而言，500 m缓冲区内的设施可得性对老年人体力活动促进作用更大。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移动能力下降并伴随着生活空间的缩小，这也意味着他们比其他年龄段人群更加依赖邻近的社区环境[18]，其大部分日常活动都是在邻近的社区环境中进行的，体力活动也不例外[19]。但这也不意味着可以忽略较大缓冲区内设施可得性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积极影响，有证据表明，即使相对较少地增加规律性体力活动也有利于全因死亡率的降低和预期寿命的增加[20]。正如欧洲的一项最新研究结果所提示的，当地儿童超重和肥胖风险不仅是由于缺乏运动，部分原因要归咎于体育设施的可得性[21]。鉴于社区环境的改善会长期地惠及大量人群，因此即使社区物质环境的改善只会在个体层面带来相对较小的体力活动提高，也可能意味在人口層面带来普遍的健康效益[22]。这也提示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相关部门在制定体力活动物质环境干预策略时，需要把握好“惠普”与“提高”的侧重关系，集中有限资源解决现阶段主要问题的同时做好长期规划。

与本研究结果类似，瑞士邻里与体力活动调查项目（SNAP）[23]结果显示，住所1000 m缓冲内有4个及以上体育设施的成年人会进行更多的MVPA，并且达到推荐量的可能性也更大。韩国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结果显示[24]，充足的设施数和较高的可达性与老年人经常参加体力活动积极相关，不同的是该研究中的设施可得性和可达性均采用问卷的方式获得，其更倾向于老年人主观感知的设施特征与其体力活动的关系。

关于设施可达性、可得性与体力活动关系的深层机制，目前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行程时间和交通压力都是常见的运动障碍，而较快地到达设施点可以减少进行体力活动的生理障碍和心理障碍[24]，并且较近的距离也会促使周边居民更为频繁地使用这些设施。也有观点认为，体育设施对体力活动的促进并不仅仅在于使用这些设施，同时也可能是以一种视觉刺激的形式存在，从而提高总体人群的体力活动水平[25]。这一观点也得到一项最新研究的辅证，Mackenbach[26]等在研究中同时检验了主观和客观的体育设施可得性与休闲体力活动的关系，并探索了是否使用设施为二者关系的解释机制，其结果显示客观的设施存在仅与休闲性步行显著相关，而感知的设施可得性与休闲总PA、休闲MVPA以及休闲性步行均积极相关，另外在感知有设施存在的居民中，使用设施的参与者比不使用设施的参与者有更高的PA水平，但无论是否是使用设施，感知设施存在的参与者的体力活动水平均显著高于感知无设施存在的参与者。

3.3 体育设施功能性与老年人体力活动的关系

本研究中，500 m缓冲区内公园的存在是唯一对老年人体力活动有促进作用的设施类型。近年来，国内外研究普遍认为增加与优化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是提高居民体力活动的可行途径，尤其是高可达性、设施完善、免费或低收费的城市公园[27-30]。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公园作为一种保障公共健康的基础资源已得到完善发展[31]，并且有大量研究证实，公园的使用者会进行更多的MVPA，拥有更好的健康状态[32-33]。公园的建成环境特征同样也会影响居民的使用和体力活动。正如Schipperijn[34]等认为，公园等绿色空间的距离与总户外体力活动的关系并不强，公园的存在及特征只会促进那些在公园中活动的人群的公园体力活动水平。Coombes[35]等研究发现，绿色空间的利用率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下降，生活在靠近公园的，更有可能达到体力活动推荐量，也更有利于降低超重的肥胖的可能性。

除公园的可达性外，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等国家的研究认为公园的距离、面积和质量等特征与其周边居民的体力活动水平有显著关联[36-37]。Cauwenberg等[38]也发现公园的可达性和质量对澳大利亚中老年人的体力活动有促进作用。上海市一项最新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其他年龄段人群，公园的可达性对60岁及以上人群的公园MVPA有着重要影响，公园的一些其他特征，如环境安全性、配套设施等、审美性等，对60岁及以上人群的公园MVPA也有显著的影响。另外有研究还发现步道是居民使用公园进行体力活动最重要的设施特征[39]。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可以看出，公园作为建成环境中基础设施的种类之一，其本身的建成环境属性也会对老年人利用其进行体力活动产生影响，后续应使用有效途径采集公园内部建成环境特征，深入剖析其对老年人或周边居民的体力活动影响机制。

除公园外，未发现两个缓冲区中有其他类型设施对老年人体力活动有促进作用，我国学者王东敏[40]等在其研究中发现，社区中是否有室外健身路径老年人体力活动呈边缘性负相关（P<0.1），而本研究中则发现两个缓冲区内有氧舞蹈馆的存在均与老年人体力活动呈显著负相关。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与有氧舞蹈馆的管理有关，如有氧舞蹈馆的开放时间、配套设施等条件都可能对老年人进行体力活动有所影响。另外，由于此类场馆主要进行的是集体性的舞蹈项目，深受我国女性老年群体的喜爱，往往参与人数较多，因此场馆的面积大小也可能成为其限制老年人体力活动的关键因素。

此外，500 m缓冲区内大球场地的存在和1 km缓冲区内棋牌室的存在也与老年人体力活动呈负相关，这与上述类型设施所对应进行的活动项目密切相关。篮球和足球等大球项目有着强度大、对抗性强的特点，更多的是年轻人参与其中，其周边的氛围较为激烈，加上近年来诸如洛阳王城公园篮球场“抢地”事件的频频发生，都可能不利于老年人在周边进行体力活动。我国学者冯建喜[41]等认为小区周边体育馆、博物馆等设施对老年人的吸引力不如棋牌室和公园广场，具体缘由可能与中国文化本身的集体化倾向有关，文化的特殊性导致我国老年人更加偏爱集体活动，而棋牌室和公园等往往会聚集大量同龄群体，因此也更容易同时满足我国老年人的锻炼需要和社交需求。棋牌运动作为一种智力运动项目，其具有“安全”和“安静”的鲜明特征，虽然有研究报道进行棋牌运动有利于延缓老年人智力水平的下降，预防老年人痴呆症的发生等健康效益[42]，但长时间静坐为主的运动形式决定了其活动强度必然较低，不仅无助于老年人达到体力活动推荐量，长期如此可能会导致日常久坐时间增长，从而引发一系列不良健康结果[43]。因此，适当的智力活动结合一定的体力活动会更加有益于老年人整体健康水平的提高。

4 结论、建议与研究局限

4.1 结论

本研究通过客观测量的老年人体力活动及其周边体育设施的可达性、可得性和功能性等特征，并进一步检验二者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1）体育设施的可达性和可得性是老年人达到体力活动推荐量的促进因素，1 km缓冲区内设施可得性的提高均有助于老年人达到体力活动推荐量。2）设施的功能性与老年人体力活动存在不同的对应关系，并且这种关系会因缓冲区大小的不同而发生改变。老年人住所附近500 m范围有公园的存在会促进其体力活动，但有氧舞蹈馆和大球场地的存在却有阻碍和限制作用，当范围扩大至1 km时，除与有氧舞蹈馆的存在关系仍显著外，公园和大球场地的存在無显著关联，但棋牌室的存在也会阻碍老年人进行体力活动。

4.2 建议

1）建议在社区物质环境方面加强对老年人的体力活动干预，新建或改造公共体育设施和公园时应注意选址的科学性，如利用GIS的缓冲区技术协调设施的距离和数量配置，最大限度地提高体育设施的辐射范围，以达到设施建设的最优效益。2）在尽量扩大场地设施实际服务范围的同时，还应对老年人喜闻乐见的项目给予物质设施支持，以期有效提高老年人口层面的体力活动水平。对老年人体力活动可能产生阻碍作用的设施并不是没有存在的意义，可能是由于管理运营等其他原因导致其作用受阻，应加强对相关场地设施的管理，提高使用的规范性和安全性。3）提供足够的设施仅是行为改变的必要条件，但未必是充分条件。 还应培养老年人科学的健身意识，多元运动方式，尤其是对于偏好棋牌运动的老年人，除进行棋牌运动外还应积极参与更多的体力型活动，如健步走、器械锻炼等。

4.3 研究局限

1）本研究中使用的结果变量为参与者的总MVPA水平，而并没有准确地获取老年人在体育设施上所进行的体力活动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模糊二者的关系。2）仅测量了体育设施的可达性、可得性和功能性，缺乏对体育设施特征更为详尽的调查，尤其是公园内部的建成环境特征，可能造成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不足。3）横断面的调查研究无法揭示二者的因果关系。未来应加强此类问题的纵向研究和干预研究，为城市规划和物质环境干预提供精准依据。

参考文献：

[1]Warburton D E R， Nicol C W， Bredin S S D. Health benefits of physical activity：the evidence[J]. CMAJ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 journal de l'Association medicale canadienne， 2006， 174（6）：801-809.

[2]Lee IM， Shiroma EJ， Lobelo F， et al. Effect of physical inactivity on major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worldwide：an analysis of burden of disease and life expectancy[J]. The Lancet， 2012， 380（9838）：219-229.

[3]Anonymous. Physical Activity and Public Health in Older Adults：Recommendation from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nd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CSM/AHA）[J]. Geriatric Nursing， 2007， 28（6）：339-340.

[4]Buman M P， Hekler E B， Haskell W L， et al. Objective Light-Intensity Physical Activity Associations With Rated Health in Older Adults[J].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010， 172（10）：1155-1165.

[5]Bauman A E， Reis R S， Sallis J F， et al. Correlates of physical activity：why are some people physically active and others not？[J]. Lancet， 2012， 380（9838）：258-271.

[6]Autran R G， Abreu S， Silva P， et al. Perceived physical activity facilities nearest home do not affect MVPA in a Portuguese adolescent sample[J]. Sport Sciences for Health， 2015， 11（3）：313-320.

[7]Sang A L， Ju Y J， Lee J E，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facility accessibility and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Korean adults[J]. Bmc Public Health， 2016， 16（1）：893-898.

[8]Visser M， Brychta R J， Chen K Y， et al. Self-Reported Adherence to the Physical Activity Recommendation and Determinants of Misperception in Older Adults[J]. Journal of Aging & Physical Activity， 2014， 22（2）：226-234.

[9]Telford A. Perceptions about the local neighborhood and walking and cycling among children[J]. Preventive Medicine， 2004， 38（1）：39-47.

[10]Brownson R C， Hoehner C M， Day K， et al. Measuring the built environment for physical activity：state of the science[J].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09， 36（4）：S99-S123.e12.

[11]Aspinall P A， Thompson C W， Alves S， et al. Preference and relative importance for environmental attributes of neighbourhood open space in older people[J]. Environment & Planning B Planning & Design， 2010， 37（6）：1022-1039.

[12]Carlson J A， Sallis J F， Conway T L， et al. Interactions between psychosocial and built environment factors in explaining older adults' physical activity[J]. Preventive Medicine， 2012， 54（1）：68-73.

[13]Freedson P S， Melanson E， Sirard J. Calibration of the Computer Science and Applications， Inc. accelerometer[J]. Med Sci Sports Exerc， 1998， 30（5）：777-781.

[14]南京市全民健身服務网. [EB/OL].http：//www.njspo.com.cn/skywcm/webpage/ggfw/tycg.jsp.

[15]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2013.How Much Physical Activity Do Older Adults Need？[EB/OL].[2013-04-11].http：www.CDC.gov/physical activity/basics/older_adults/index.htm.

[16]Guo X， Dai J， Xun P， et al. Sport facility proximity and physical activity：Results from the Study of Community Sports in China[J]. European Journal of Sport Science， 2015， 15（7）：663-669.

[17]Yi X， Pope Z， Gao Z， et al. Associations between individu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habitual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older Chinese adults：A social–ecological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Sport and Health Science， 2016， 5（3）：315-321.

[18]Satariano W A， Guralnik J M， Jackson R J， et al. Mobility and aging：new directions for public health ac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12， 102（8）：1508-1515.

[19]Forsyth A， Oakes J M， Lee B， et al. The built environment， walking， and physical activity：Is the environment more important to some people than others[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 Environment， 2009， 14（1）：42-49.

[20]Wen C P， Wai P P M J， Minkuang T， et al. Minimum amount of physical activity for reduced mortality and extended life expectancy：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J]. Lancet， 2011， 378（9798）：1244-1253.

[21]Albaladejo R， Villanueva R， Astasio P， et al. Sports facilities， socio-economic context and overweight among the childhood population in two southern European cities：a cross sectional study[J]. BMC Pediatrics， 2019（19）：307.

[22]Sallis J F， Cerin E， Conway T L， et al. Physical activity in relation to urban environments in 14 cities worldwide：a cross-sectional study[J]. Lancet， 2016， 387（10034）：2207-2217.

[23]Ulf E， Daniel A， Kristina S. Availability of exercise facilities and physical activity in 2，037 adults：cross-sectional results from the Swedish neighborhood and physical activity （SNAP） study[J]. Bmc Public Health， 2012， 12（1）：607-618.

[24]Kim Y， Kosma M. Psycho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rrelates of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Korean Older Adults[J]. Research on Aging， 2013， 35（6）：750-767.

[25]Sallis J F， Hovell M F， Hofstetter C R， et al. Distance between homes and exercise facilities related to frequency of exercise among San Diego residents[J]. Public Health Reports， 1990， 105（2）：179-185.

[26]Mackenbach J D， Matias M D P， Faber E， et al. Exploring the cross-sectional association between outdoor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and leisure-time physical activity：the role of usage and residential self-selec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Nutrition & Physical Activity， 2018， 15（1）：55-65.

[27]王開. 健康导向下城市公园建成环境特征对使用者体力活动影响的研究进展及启示[J]. 体育科学， 2018， 38（1）：55-62.

[28]吕和武， 吴贻刚. 美国建成环境促进公共健康对健康中国建设的启示[J]. 体育科学， 2017（5）：24-31.

[29]Evenson K R， Jones S A， Holliday K M， et al. Park characteristics， use， and physical activity：A review of studies using SOPARC （System for Observing Play and Recreation in Communities）[J]. Preventive Medicine， 2016：153-166.

[30]Pleson E ， Nieuwendyk L ， Lee K ， et al. Understanding older adults' usage of community green spaces in Taipei， Taiwa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 Public Health， 2014， 11（2）：1444-64.

[31]Godbey G ， Mowen A . The Benefits of Physical Activity Provided by Park and Recreation Services：The Scientific Evidence[J]. Australasian Parks & Leisure， 2011， 14（1）：26-29.

[32]Evenson K R， Fang W， Hillier A， et al. 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Parks to Physical Activity using GPS and Accelerometry[J]. Medicine & Science in Sports & Exercise， 2013， 45（10）：1981-1987.

[33]Han B， Cohen D， Mckenzie T L. Quantifying the contribution of neighborhood parks to physical activity[J]. Preventive Medicine， 2013， 57（5）：483-487.

[34]Schipperijn J， Bentsen P， Troelsen J， et al. Associations between physical activit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green space[J]. 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 2013， 12（1）：109-116.

[35]Coombes E，Jones A P， Hillsdon M. The relationship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overweight to objectively measured green space accessibility and use[J]. Social ence & Medicine， 2010， 70（6）：816-822.

[36]Floyd M F， Bocarro J N， Smith W R， et al. Park-Based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J].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11， 41（3）：258-265.

[37]Richardson E A， Pearce J， Mitchell R， et al. Role of physical activ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green space and health[J]. Public Health， 2013， 127（4）：318-324.

[38]Cauwenberg J V， Cerin E， Timperio A， et al. Park proximity， quality and recre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mid-older aged adults：moderating effects of individual factors and area of reside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Nutrition & Physical Activity， 2015， 12（1）：46-53.

[39]方飛. 城市公园建成环境对使用者体力活动的影响研究 ——以上海市杨浦区为例[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20.

[40]Kaczynski A T， Potwarka L R， Saelens B E. Association of Park Size， Distance， and Features With Physical Activit[J].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11， 98（8）：1451-1456.

[41]王东敏， 武继磊， 南希·莫罗·霍威尔，等. 我国城市老年人体力活动状况及环境影响因素分析[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8，35（3）：300-308.

[42]冯建喜， 杨振山. 南京市城市老年人出行行为的影响因素[J].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12）：1598-1608.

[43]刘君雯， 魏书敏. 不同休闲活动方式对老年人智力水平的影响研究[J]. 现代预防医学， 2013， 40（20）：3801-3804.

[44]Bauman A E， Ding D， Bennie J. Too Much Sitting and Cardio-Metabolic Risk：An Update of Epidemiological Evidence[J]. Current Cardiovascular Risk Reports， 2013， 7（4）：293-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