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逸 常健聪

【摘要】国际上对于国家营商能力评价的指数体系较为多元， 相关理论、指标呈现碎片化特征， 这对于评估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及规划未来走向形成了不小的困惑。 在参考相应甄选原则的基础上， 对众多指数进行选择， 并挖掘影响评价结果的若干共性化指标项， 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进行综合分析， 厘清构建国家营商能力的关键性要素， 提出增强国家营商能力的建构思路与未来图景， 以实现对传统指数研究在观察视角、维度、策略上的突破， 切实为我国下一阶段国家营商能力形塑提供参考。

【关键词】国家营商能力;主流指数;关键性要素;元分析

【中图分类号】 F2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0）11-0121-6

一、引言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 我国的营商环境在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31位， 较2018年上升了15位， 连续两年列入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 特别是在“办理建筑许可”指标项上， 年度内提升了88位， 并在质量指标上获得了15分的满分[1] 。 与此同时， 世界经济论坛也发布了《全球竞争力报告（2019）》， 在141个经济体的竞争力综合排名中， 我国排名第28位， 位居金砖国家之首， 特别是在市场规模、创新能力、技术通信领域有着较为突出的表现[2] 。 此类国际主流指数与报告的发布， 所聚焦的是国家营商能力的发展现状， 预示了迈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新时代， 世界主要经济体所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新格局。 欧美国家的竞争力相对下降， 亚洲主要国家及城市逐渐成为全球经济重心转移的主角， 这已成为一种趋势[3] 。 在此过程中， 我国的国家营商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塑造与巩固， 并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探寻我国营商能力的发展动力与未来趋势， 重点在于明确关键性要素和作用机制。 通过对国际主流指数中的各项指标进行横向综合比较， 运用元分析方法提取共性化指标项进行观察与分析， 认识并厘清我国营商能力的现状及发展选择， 对于我国在新时期判断全球经济及社会发展大趋势， 正确把握高质量经济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 维持现有发展优势， 进一步服务于社会、企业、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价值。

二、国家营商能力的要素阐释

（一）理论研究回顾

国家营商能力是由多重力量构成的复杂系统， 对其进行研究并制定相关战略政策， 不仅要了解其决定因素， 而且要理解和掌握其相关作用机制[4] 。 对于有关要素和机制， 不同学者有着各自的理论及模型构建。 在理论构建方面， Porter[5] 的“钻石模型”认为， 本地要素、辅助产业、企业战略、市场需求四个主要因素， 以及政府和机遇两个辅助要素， 相互作用形成国家、城市营商能力优势， 促进本土化创新。 倪鹏飞[6] 构建了“弓弦箭模型”， 认为国家营商能力塑造如同弓、弦、箭的协同组合， 即硬要素、软要素的结合， 主要包括治理水平、产业定位、资源禀赋等。 Gardiner等[7] 的国家营商能力初始资产与竞争力结果动态关系机制模型揭示了经济环境、政策制度、社会环境、物质环境与产出之间的动态关系， 说明要素与结果之间存在着互相转化与激励的关系。 Begg[8] 构建的竞争力迷宫机制模型认为， 最关键的影响要素是自上而下的机构与宏观环境、公司特征、创新能力、商业环境， 其核心是国家或城市的经济绩效。 综上， 从理论层面来看， 已有文献主要揭示了要素与产出之间的关联性机制， 其中要素具有一定的丰富性， 包括商业环境、政策环境、社会基础、治理水平等多个方面， 以此论述了要素基础对于国家营商能力的促进作用。

在实证研究方面， 管伟峰等[9] 对全球500个城市样本进行分析， 运用结构方程挖掘影响国家营商能力的关键性要素， 发现发展当地需求、公共制度、当地供给、城市软联系是四类显著项， 其中公共制度是首要因素。 倪鹏飞[10] 运用全球566个城市的样本， 研究国家营商能力与金融服务、科技创新、产业体系、基础环境、人力资源的关系， 阐释了人力资源、基础环境、金融服务的直接影响效应。 综上可以看出， 实证层面的研究更强调运用计量分析来建立各类显变量对于国家营商能力这一潜变量的影响， 从中筛选出影响权重较大的要素， 相较于理论推演更具现实意义。

（二）研究方法与路径的新选择

综合各界学者从理论与实证不同维度对国家营商能力的要素与机制解读， 主要的分析逻辑线为“条件—结果”的实现路径、主次要素的效应分类、要素体系图景化建构等维度， 从不同侧面回应了对于国家营商能力的构建， 为明确所存在的各类显要素、潜要素提供了基础， 包括制度、资源、许可、环境等诸多方面， 为后续的深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是， 已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主要表现为： ①指标的碎片化。 设定依据多为主观判定， 内涵与定义存在较大差异， 且部分理论难以实际操作， 这不利于进行客观评价。 ②指标的普遍性局限。 指标多在单一理论的支撑下建构， 不同指标体系间的比较性分析不多， 诸多主次要素都是基于单一指标体系构建， 在其普遍性、推广性上略显不足。 ③缺乏动态性保障。 指标所伴随的动态性监测、检验不多， 多为单次或主题性的研究、截面化研究， 缺乏长期且持续的跟踪性研究、非纵惯性研究。

立足于过往有关国家营商能力的研究积累， 本文尝试以国际上多项主流指数为依据， 借助元分析的方法与逻辑， 对我国营商能力进行分析。 旨在突破过往研究在碎片化、普遍性、动态性方面的瓶颈， 转换研究视角与方法， 进一步厘清影响国家營商能力的关键性要素。 具体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三、共性指标项的挖掘

（一）指数甄选标准与原则

对指标项进行共性化筛选发现， 首先需要对指数进行甄别， 然后对所选定的指数进行具体指标项的筛选， 以最终确定共性化指标， 这是一个层次递进的过程。 国际上有关国家营商能力评价的指数较多， 可以分为定期与非定期、连续性指标与专项性指数等不同类型， 其发布主体也较为多样， 指标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以营商环境指数为例， 其发布主体有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普华永道《机遇之都》、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世界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等[11] 。 在众多的评价指数中， 选择能有效反映国家营商能力的指数显得尤为关键。 因此， 对指数进行元分析有助于厘清碎片化指数的体系性特征。 在选择所需要分析的指数蔟时需要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标准与原则： ①定期化。 鉴于指数的计算与发布有着不同的时间节点， 以单个自然年为评价周期的指数能较好地消除周期波动性， 也能实现不同评价指数间的横向比较。 ②连续性。 有较多指数是专项或短期性的， 会出现隔年、间断、不完整等情况， 这对于动态呈现经济现状及发展趋势形成了不小的阻碍， 因而确保指数的连续性， 是实现纵贯研究的基础。  ③权威性。 指数发布主体众多， 如政府、智库、高校、社会组织等， 其所发布的指数存在国内、国外及全球等不同的覆盖范围。 为了突出指数的广覆盖、权威性， 应选择具有国际视野的发布主体。 ④相关性。 对国家营商能力的评价与观察， 可以从人力、资源、制度、主体等众多维度切入， 不同的指数有着各自的选择偏好与理论依据， 要实现不同指数的元分析， 既要突出差异、也要强调相似之处， 在选择指数蔟时， 需要突出与评价指向（国家营商能力）的相关性， 避免指标项过度差异化、碎片化。

鉴于以上几个方面的考虑， 在对国内外众多指数进行评估后， 最终选择了四个较为主流的指数作为元分析对象（见下表）。 这些指数具有权威的发布主体、较广的覆盖范围、动态更新、指标间具有强关联性等特征， 较好地符合了指数选择的标准与原则。

（二）各类主流指标的管窥

1. 营商环境指数。 《营商环境报告》由世界银行于2003年首次公开发布， 其对于全球190个经济体及所选择城市的营商法规及其执行情况进行评估。 通过搜集与分析各国的定量数据， 对各国在不同时期的营商监管环境进行比较分析。 其指标主要包含10项， 大多涉及各经济体的真实现状， 指标具体为： 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获得电力、财产登记、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办理破产。

整体指标在数量上不同于其他各类营商或投资类指标， 较为精简且具有可横向衡量性， 指标选择的原则是横向经济体间的共通性考量。 从指标本身的属性来看， 基于较强的实践性基础， 例如开办企业、获得电力、办理施工许可证等， 都是源于商业投资与运营的基本流程与要点， 因而较易获得国家层面上的一致性认同。 同时， 该指标会基于统计数据的标准化来进行国别的排名， 以呈现与比较不同维度上的国别性差异， 其已成为反映国家商业、投资环境的重要参照指标。 我国在2019年的排名中位列全球第31位， 具体维度上的表现如图2所示。

2. 全球竞争力指数。 世界经济论坛从1980年起对全球主要经济体进行竞争力判定。 该指数包含了12大维度， 具体为机构、基础设施、ICT、宏观经济稳定性、健康、技能、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系统、市场规模、商业活力、革新能力。 其指标统计不同于营商环境， 既包含统计类指标， 如开业时间、R&D费用、通货膨胀率等， 也包含调查类指标， 如教育的批判性思考程度、公交服务效率评价、港口服务效率等， 是主观与客观的综合评价。 从该指数的设计与指向来看， 较营商环境指数更加丰富， 内容不仅基于基本业务流程与运营， 还引入了权益、行为、态度和观念等视角。

基于2019年的报告， 我国在141个经济体中位列第28位， 其中我国较有优势的指标维度为市场规模（第1位）、ICT（第18位）、革新能力（第24位）， 而相对来说有提升空间的则是劳动力市场（第72位）、技能（第64位）。 在具体的细项方面， 优势在于运输连接度（第1位）、电子化介入人口占比（第2位）、GDP/PPP（第2位）等， 而相对较为靠后的是进口货物与服务量/GDP（第131位）、职业化管理（第120位）等。 将统计类指标与调查类指标分开来看， 我国在诸多统计类指标项上均有优势， 而在调查类指标上受制于调查对象、样本与主观性限制， 在具体表现上不及统计类指标的得分与排位。

3. 世界竞争力指数。 从1989年起， IMD World Competitive Center公开发布世界竞争力指数， 旨在关注各经济体的长期性成长、就业与福利等一系列营商要素， 这不同于其他各类指数， 在突出例如基础设施、GDP、开业流程等刚性指标的同时， 更为关注满足公众柔性化需求要素。 从四大主要维度来看， 覆盖了经济表现、政府效率、商业效率、基础设施等方面; 在具体的细项指标呈现上， 涉及本土经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公共财政、税收政策、商业规范、生产效率、劳动力市场、金融、态度与价值、管理实践、健康与环境、教育等。 其指标均通过统计类数据的搜集与分析得到， 不同之处在于该指数在单项指标的统计方面， 多由多个细项指标复合统计形成， 具有一定的综合性。

我国在参与排名的63个经济体中排第14位， 较为有优势的指标是本地经济、劳动力市场、技术基础设施、科学基础等， 而价格、税收政策、健康与环境则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近年来， 提升较快的指标项为固定资产、汇率稳定性、开业时间等， 这些指标的变化与我国持续改善创业、商业环境， 以及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4. 经济自由指数。 由Heritage Foundation发布的经济自由指数源于1995年，  在国际上有较高的认可度。 该指标较为精炼， 主要包括法规、政府规模、管理效率、市场开放度四个维度， 在细项上有政府公信力、财产权、税赋负担、政府支出、财政健康度、商業自由、劳动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等。 在统计方法上还是以各国的统计数据为主。

在2019年的统计报告中， 我国位列第100位， 优势指标有裁定效率、财政健康度、贸易自由， 而尚有提升空间的指标为金融自由、投资自由。 伴随着我国各地的自贸区建设、资本流动加速、资本账户开放， 虽然金融、投资自由尚有提升空间， 但相较于历年的表现已有较大的改善。

（三）指数的解构与筛选

前述四个指数各自有着不同的构成， 有相似之处也存在差异。 从维度与指标项两个方面来看， 最为丰富的是全球竞争力指数， 包括12大维度103项指标， 有着较为细致的评价体系， 而其他三个指数一般都是4 ～ 5个维度， 细项指标约在10 ～ 20项之间， 较为精简。

从指数系的框架划分依据来看， 营商环境指数按开办、选址、金融、运营、安全五个方面划分， 其划分依据依赖于实际业务场景的贯通性。 而另外三个指数的框架设计则覆盖人力资源、法律、市场、基础设施等， 是平行设定的， 以求更为全面而整体地评价国家营商能力状况。 不同指数间在构建逻辑与基础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都深入于具体的成本、效率、收益、资源评价之中， 均能较好地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状况。 再观其具体指标的指向性， 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指数指标项内容是依照企业从开办至运营的业务流来设计的， 包括了开业申请、纳税、登记、电力、信贷等， 有着较强的业务流程性。 而其他三个指数， 具体指标项涉及成本、技能、健康、劳动力等， 在针对性上有所不同， 但都体现了经济发展中的相关具体事宜与内容。

对于指标的挖掘与发现， 需结合高重合性、较大权重、重点改善标准。 在众多指标项中， 依照以上三个标准， 最终发现3个维度、5个指标项有着一定的关键性。 分别为市场性维度（市场进入性）、金融&财政维度（信贷便利、税收水平）、成本效率维度（合同执行时间、合同执行成本）， 以上这些指标项在四大指数中均有体现， 由此体现了指标的共性特征，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指标对于构建国家营商能力的关键性作用。 因此， 选择这几项关键共性指标作为分析对象， 结合我国实际进行下一阶段的分析。

四、基于关键性要素的国家营商能力分析

上文提出的3類维度、5项指标的选定， 突出了其本身的共性， 在构建国家营商能力中是必不可少的关键性要素。 在此， 就这几项指标结合我国实际进行逐一解读（见图3）。

（一）市场性维度

我国的改革开放、加入世贸、自贸区的设立与发展这一系列战略举措激发了市场活力， 在金融、贸易、服务等方面较过往有了较大的突破， 如外资股权占比限制、FT账户资本项的自由流动、公共基础服务领域的开放等。 在整个评价对象体系中， 有关“市场准入”的指标项排名， 我国位于27 ～ 76位之间， 其中排名最高的是营商环境指数， 该指标主要从市场进入的时间、成本、许可三个维度进行观察。 对于该指标， 我国在近几年中持续提升， 特别是上海、北京两地， 分数分别为93.3、95.1， 其市场准入、开放情况位列世界前10位， 这反映了在市场准入的具体流程、手续、资料、资格等方面有了进一步的优化[12] 。

在我国得分较低的经济自由指数中， 市场开放（准入）指标主要由贸易、投资、金融三个具体指标项构成， 在投资、金融两方面的得分分别只有25、20分。 由此， 这两个领域成为阻碍市场准入、开放的瓶颈。 虽然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使得该问题有所缓解， 但在重点领域、环节上依然还是有着天然的屏障。 在投资导向方面， 通过账户所实现的海外投资项目， 依然有严格的限定， 多数情况下还是需要“一事一审批”， 程序上依然较为繁琐。 由于有“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资金监管要求， 各类投资依然较难真正进入国内市场， 对外的投资资金回流也有着一定的不便之处。 正是由于在市场可进入性上的得分不足， 直接拉低了我国在经济自由指数中的总体排名。 因而， 在满足普遍性需求的同时， 也需要关注特定领域、主体的需求。

（二）金融&财政维度

金融&财政对于整个经济环境有着较强的杠杆作用， 其中两项重要的指标项分别为信贷便利、税收水平。 信贷便利有助于提高整个市场中的资金流动性， 进一步促进市场主体发挥活力， 信贷背后有资源分配、信用体系两层支撑。 近几年， 国家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放贷力度， 切实解决了信贷集中性问题， 使得资金分配由集中领域、集中企业向更广覆盖范围进行辐射， 激发的是整体市场的活力。 对于税收体系， 对外的进出口关税、增值税等有了较大程度的减免， 平顺了国际贸易往来， 促进了贸易全球化。 同时， 针对国内企业、行业， 降低了所得税、增值税税率， 减轻了企业税收负担， 诸如前段时间的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改革， 更是进一步优化了税收体系结构， 消费税征收模式的改变精准推动了特定行业领域的发展， 助推了国家营商能力的多极化打造。

有关信贷便利性指标， 我国的排名位于55 ～ 80位之间， 其中排名最末的是营商环境指数， 主要问题在于审批周期较长。 而在税收水平方面， 该指标为负向指标， 即排名越低则税赋压力越小， 我国的排名则在72 ～ 123位之间， 可以看到存在着较大的排名差异， 这与所测量税种有很大的关系。 在全球竞争力指数中， 单一的关税税负并不算高， 但加入了综合税种后， 税收水平排名就一下拉高了近70位。 主要源于所得税这一项， 特别是个人所得税， 这是拉升税负的重要一项。 今年推出的6项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使得广大公众受益， 切实缓解了个人的税赋压力。 但从整体税收情况来看， 近几年税收占GDP的比重， 一直保持在17% ～ 18%较窄幅度区间内变化， 存在一定的突破空间。

（三）成本效率维度

各类商业模式、技术革新的涌现， 是对于传统生产方式、生产效率的变革与提升。 我国近几年的发展突破了诸多技术、流程、设施等方面的限制， 使得社会运行效率得到优化， 这对于强调以效率、成本为考量的市场化经济而言提供了基础性条件。 在有关成本效率的评价指标中， 合同（项目）执行费用、合同（项目）执行时间成为重要的衡量标准。 我国在此方面有着较为优异的表现， 排名区间在5 ～ 26位之间， 其所反映的是我国在市场经济中的高履约效率。 在此情况下， 如何突破新高点， 保持优势的可持续性， 成为该指标维度的关键。

五、国家营商能力塑造的路径选择与转向

综合4大国际主流指数在3大维度、5项指标项上的具体表现， 我国在市场性、金融&财政、成本效率方面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整个世界体系格局中占据了前端位置， 得分、排名的向上提升趋势明显， 国家营商能力进一步得到增强。 但与此同时， 这些影响国家营商能力的关键性要素依然透射出了一些系统性问题， 值得进一步回顾与思考， 为下一阶段的竞争力持续提升提供参考。 主要体现在：

（一）普遍性需求与特定性需求的结合

针对社会普遍性需求， 在市场进入方面， 原本制约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开放、准入已经得到改善， 有了较高的得分（75分）， 实现了横向广覆盖。 而在特定性需求方面， 可以看到金融、投资具有特定的专业性， 所覆盖的市场主体数量不及贸易那么广泛， 在相关的许可、准入、流程方面依然存在一定的局限， 需要进一步在此方面进行深化。 竞争力的塑造需由单纯横向维度向纵横相结合的路径发展， 不断细分市场需求， 逐步填补市场盲区， 精准聚焦服务供给能力的优化与提升。

（二）由流程規范转向系统能力的培养

在各类指数中， 诸多指标是偏向于流程、效率、成本的程序性规范， 我国在此方面已有不错的表现， 确保了流程规范的高效、准确执行。 规范流程属于国家营商能力构建的表象性要素， 其受场所、系统、工具等方面的约束， 有着一定的增长天花板。 若要突破， 则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系统性能力培养。 以信贷便捷为例， 审批速度较慢看似是流程性问题， 而支撑其根本的是信用体系评估、监管、资金发放等一系列体系， 其实现需要借助跨主体、跨部门、跨系统的资源整合， 其实质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 税收体系也是一样， 包括征税主体、税收比率、税种确定等， 也体现了一定的系统性。 因此， 在未来的竞争力建构中， 重点需由单一点上的流程性优化， 逐步转移至多点协同基础上的系统能力培养， 所增强的不仅是点上的能力， 更是面上系统能力的提升。

（三）定位优势要素， 确保可持续性

在五项关键性指标中， 我国具有相对优势的指标是执行效率、成本， 这源于我国原本的传统优势， 即高履约、高效率、低成本。 同时， 也离不开社会整体基础环境的改善， 如铁路、公路、ICT等， 这些指标都排名靠前。 很多情况下， 单一优势指标离不开其他相关体系的支撑。 在保持存量优势的同时， 也要从新的增量领域中寻找新的增长点和策动要素。 若要进一步实现突破， 或可从单一指标本身入手寻找解决方案， 也可从关联性指标中寻求新机会， 从而促进优势指标的提升。 诸多单项维度上的提升需要有相关联的一系列支撑要素来加以助推。 就如执行成本、效率指标， 要提升在此方面的表现， 还需借助基础设施改善、商业模式创新、政策制度突破等相关要素的进一步改善。

基于四大国际主流指数的总体概览， 借助对共性指标的分析， 结合我国过去、当前情况与未来展望， 聚焦于核心内容、核心要点， 转换思路与视角， 既保持优势， 又增益不足， 从“普遍—特殊”“流程优化—系统能力”“存量—增量”入手， 全面塑造与保持我国营商能力在世界格局中的领先地位。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 1 ]   World Bank.Doing Business 2019：Comparing Business Regulation in 190 Economies[EB/OL].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

bitstream/handle/10986/32436/9781464814402.pdf，2020-01-17.

[ 2 ]   World Economic Forum.Global Competitive Report：2019[EB/OL].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TheGlobalCompetitiveness

Report2019.pdf，2020-01-17.

[ 3 ]   倪鹏飞，徐海东，沈立，曹清峰.城市经济竞争力：关键因素与作用机制——基于亚洲566个城市的结构方程分析[ 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1）：50 ～ 59.

[ 4 ]   刘笑男，倪鹏飞，曹清峰.全球联系视角下经济竞争力的决定要素与作用机制——基于欧美332个城市的结构方程分析[ J].改革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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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Porter M. 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M].New York：Free Press，1990：134.

[ 6 ]   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56 ～ 59.

[ 7 ]   Gardiner B.，Peter T.. Competitiveness，Produ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 Across the European Regions[ J].Ronald Martin，2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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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Begg I.. Cities and Competitiveness[ J].Urban Studies，1999（5）：795 ～ 809.

[ 9 ]   管伟峰，张可，杨旭.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城市竞争力评价[ J].经济与管理，2010（11）：41 ～ 45.

[10]   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422 ～ 423.

[11]   刘江会，黄国妍，鲍晓晔.顶级“全球城市”营商环境的比较研究——基于SMILE指数的分析[ J].学习与探索，2019（8）：147 ～ 156.

[12]   杨传开，蒋程虹.全球城市营商环境测度及对北京和上海的启示[ J].经济体制改革，2019（4）：34 ～ 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