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画僧人所坐榻形高座和椅形高座

2020-06-15杨森

敦煌研究 2020年2期

杨森

内容摘要：敦煌壁画中的高僧坐具，从箱形榻式高座发展到椅式高座，说明佛教在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学习、借鉴华夏固有的用具以融入当时社会。椅子输入中土，又经过僧俗大众的改造，椅式高座，也纳入汉译佛经专有名词中。至宋西夏元还出现过附加高木梯的大高座。在榻式高座和椅式高座发展的同时，宋代民间还有榻椅合一的高座。榻式高座在清代绘画偶有所见，但椅式高座罕见。伊朗、印度绘画中仅见国王宝座为椅式高座。20世纪初，日本有僧人椅式高座的绘画和寺院实物。

关键词：敦煌;壁画;床榻;椅子;高座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0）02-0001-10

Bed and Chair-shaped High Seats Used by Monks

in Dunhuang Murals

YANG Sen

（Dunhuang Textual Research Institute， Dunhuang Academy， Lanzhou， Gansu 730030）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eats for monks in Dunhuang murals from box-bed like high seats to chair-like high seats indicates that during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Buddhism continually studied and took reference from Chinese items so as to fit into Chinese society. The chair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Central Plains of China and was transformed by both Buddhists and Chinese citizens into a type of chair-like high seat. These seats are even recorded among lists of objects i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contemporary Buddhist sutras. An especially high seat with an attached wooden ladder also appeared in the Song， Western Xia， and Yuan dynasties.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seats resembling beds and chairs， another kind of chair combining the form and function of both appeared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bed-like high seat is occasionally depicted in the Qing dynasty paintings， while the chair-like high seat is very rare; in Iranian and Indian paintings from similar periods， however， the chair-like seat was only used by the king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both paintings and physical examples of the chair-like high seats for monks began to appear in Japan.

Keywords： Dunhuang; mural; bed; chair; high seat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本文略談僧人讲经说法时所坐的箱形榻式和椅式高座。敦煌壁画中北朝只出现框床式和四腿独榻高座，唐初才出现箱形榻式高座。宋西夏维摩诘经变壁画中仍有榻式高座，是加四立柱撑顶的盖小帐。另外出土的宋西夏和元代佛经版画中有附设高木梯的高榻式高座，明清时少见榻式高座。至于椅式高座，唐代以前少见，敦煌五代方出现椅式高座图，之后也罕见椅式高座，在近现代的日本寺院中则有椅式高座图和实物。笔者就这二种高座的产生、演化拟作分析，借此管窥高座从名词到家具的转换，到寺院实际使用，再成为高大豪华的座具，据此可见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历程。

一文献中出现的高座名称

1. 佛经类

汉译佛经中有不少高座名词。佛教自传入伊始就不断地学习、借鉴华夏固有的用具以融入当时的社会生活。

《六度集经》有“讲堂施高座”[1]，《普曜经》卷5记“道场供养菩萨，持交露台中有高座”[2]，《贤愚经》卷1载“作三高座者，一为如来，二为本生母，三为今身母”[3]，《法句譬喻经》卷3记“大风吹其高座，世尊高座淡然不动”[4]，《道行般若经》卷10载“我师来出上高座说般若波罗蜜”[5]，《大宝积经》卷81载“于殿中间敷一高座，其座七宝所成，高于七人”[6]，《药师经》卷1载“扫洒净处敷设高座”[7]，《佛说华手经》卷1有“菩萨各以上衣积为高座”、世尊“升于高座入佛三昧”[8]。讲戒律的《梵网经》卷2有“法师比丘不得地立为四众说法，若说法时，法师高座香花供养，四众听者下坐，如孝顺父母敬顺师教”[9]。还有不少佛经中有高座名词，此不赘述。

2. 论、记、疏类

《瑜伽师地论》卷38有“不为无病处高座者而说正法”[10]，《大般涅槃经义记》卷1有“阿难结集法时，先升高座，而说偈言”[11]，《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卷15有“智论云‘少德无智能，不应处高座”，“三中六法，初礼三宝，二升高座，三打磬静众，四赞呗，五正说，六观机进止，问听如法乐闻应说，七说竟回向，八复作赞呗，九下座礼辞”[12]。

3. 南北朝时的讲论坐具

中国第一位到印度求佛法的东晋法显（334—420）撰《佛国记》载印度“那竭国界醯罗城，中有佛顶骨精舍”，“国王敬重顶骨”，佛骨“置精舍外高座上”[13][14]，此高座非僧人所坐。《开元释教录》载西晋时西域沙门帛尸梨蜜多“善持咒术”，时人呼为“高座法师”，卒后以其墓起寺，称“高座寺”[15]。《高僧传》“倡导”载有佛事活动，“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13]417。《高僧传》卷2载“设大会请（鸠摩罗）什升座说《转法轮经》”，“龟兹王为造金师子座”[13]330。同书卷6载东晋僧人慧远写信请鸠摩罗什来中原，说“今往比量衣裁，愿登高座为著之”，罗什升高座为国主姚兴讲经？譹？訛。东晋十六国或更早，僧人已坐高座讲经，高座形状可能是床榻式。同书卷7载南朝宋竺道生“年在志学便登讲座”，元嘉十一年（434）“于庐山精舍升于法座”，“观听之众莫不悟悦”[13]366。此“讲座”“法座”应指高座。北魏驸马都尉“（卢）道虔”第三任妻子元氏“甚聪悟，常升高座讲《老子》”[16]。北齐重臣崔暹子“达拏年十三，暹命儒者权会教其说《周易》”，“令达拏升高座开讲”，权贵们听讲[17]。梁武帝中大通元年（529）“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升讲堂法座，为四部大众开《涅槃经》题”[18];北周武帝于建德二年（573）召集群臣及儒释道，自升高座主持辩论会，论三教先后，终以儒先、道次之，佛为后[19]。以上数则资料中的高座，是床榻式或椅式高座均不明，笔者倾向于床榻式。北朝时期儒、道、佛均在使用传统床榻，笔者以为他们用的高座，形状应是加高的床榻座具。从时间论，佛教用高座似在先，儒道在后。

4. 唐宋时期的讲论坐具

武后天授元年（690）“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使僧升髙座讲解”。此乃武周开国之讲。受宠僧人薛怀义，“一名比较有天分的佛教宣教者”被“令升高座讲说”，这是武后为其树威[20-22]。唐“明皇于勤政楼，以七宝装成山座，高七尺，召诸学士讲议经旨及时务，胜者得升焉。惟张九龄论辩风生，升此座”[23]。肃宗上元二年“诏于唐兴寺设高座讲论二教。七月癸巳于景龙观设高座讲论道释二教”。佛道均用高座。代宗永泰元年九月“内出仁王佛经两舆，付资圣、西明二佛寺，置百尺高座讲之” [20]7176[21]280[24]。此类高座理论上应是加高的榻式高座，非椅式高座。而百尺高座，可谓史上最高的高座，敦煌壁画等佛教艺术品中未见。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山东青州都督府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建有新罗人的赤山法华院，说法和听法僧俗人等均是新罗人，用新罗仪轨。“其讲师登北座，都讲登南座”，分别“开经目”、“唱经题目”[25]。文中的南北“座”，应与大唐其他寺院相似。如懿宗咸通十二年，“制二高座，赐新安国寺。一曰讲座、一曰唱经座，各髙二丈，砑沉檀为骨，以漆涂之，镂金银为龙凤花木之形，遍覆其上。”[21]4625 [26]此数丈高座，属豪华檀木金银平脱漆器道具。二僧人相对而坐或并排而坐高座，莫高窟第156窟顶南披法华经变中，二僧人各自坐高座的榜题恰好一个是“问法时”，另一个是“说法时”（图1），这与新罗僧人南北“座”道具形式以及懿宗赐新安国寺二座具用途同。

5. 敦煌文献

P.2286《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序》有“大士到日不用高座”。？椎269《四面唱花文》有“高座为众诵，世间教戒师，开说令泉解”“高座为众诵，现教和上（尚）师，传说令众解”。P.3849v和S.4417《俗讲仪式》记唐宋敦煌僧人俗讲和讲经文时，开场要“说押座了”，中間“说开经”，结束说解座文[27]，按佛规僧人当坐高座讲解。约南北朝至隋唐时道经P.2429、P.2389、P.2476、P.3091、 P.2357b、 P.2396、 P.2755、 S.3173、 S.2122（罗振玉贞松堂藏本）《太上妙法本相经》记“斋主请法师开讲”，“法师升高座”前和“定座”、“下座”前均咏唱[28]，似模仿佛寺俗讲形式。

二榻式高座的出现与发展

从前述史料看，高座形态不明，而敦煌北朝、唐宋时的壁画及其他寺观壁画、版画则有十分形象的描绘。我国古代画工（画匠、画师、画博士、文人等，唐宋时敦煌有画匠都料、画匠博士、画人、画匠[29]等），尤其是敦煌的画工们能画出榻式高座，应是借鉴了当时当地固有的床榻予以再创造。

1. 敦煌北朝时的床榻式高座

莫高窟隋第303窟顶西披法华经变普门品，右侧二僧人各自盘腿坐于四腿上面四周有围栏的框床或独榻上，下方各有二、三位僧徒听法，背后站一僧徒;右边是二观音化长者身各坐四腿独榻上，右手各持一杖，下方各有三僧徒跪坐听讲。同窟顶东披普门品变中观音现“帝释”身，坐方丈中的四腿独榻上，向五位僧徒说法。这二种座高度相对下坐弟子确实高（图2）。笔者以为这应是北朝僧人讲经时所坐的高座形态，升座需配梯或凳。进入唐代，隋第303窟类型的高座几乎不见。

2. 敦煌唐宋西夏时代壁画中的高座图

敦煌唐宋壁画中僧人坐的高座图像，实际是把床榻加高而成。外观方框形，四面均装饰壸门，底有托泥，其高度常比坐下方弟子的要高。其高度的增加是渐进的，最早出现高于床榻高度的高座图像是初唐壁画的。敦煌唐宋文献中记载的高座名称和壁画中出现的高座图，与外地高座大体相同，只是别处少见保存下来的图文资料。这类寺院家具后来也称“法门道具”。这种高座在家具史著作中罕见。

北朝时椅子未被僧人作为高座，缘于华夏文明的对抗。椅子是外来物，国人不愿用;椅子在当时尚未普及，僧人多用于坐禅起居;倚坐椅子与百姓传统坐卧习惯和礼俗即跽坐和盘坐相抵触;席坐时代，房屋高度较低，倚坐椅與席、榻不协调。五代《韩熙载夜宴图》中有倚坐，韩氏盘坐椅子上。晚唐五代宋，椅子在国人日常生活中已流行;椅子重量和体积比床榻小，坐椅比床榻舒适，摆放也便利。加上房屋高度和跨度渐增，国人观念变化，逐步认可凳、杌、椅等;佛教倚坐造像也会从心理上影响、改变国人席坐习惯，进而接受使用椅子。

2. 敦煌五代壁画中的椅子高座图

莫高窟五代第61窟东壁维摩诘经变中，一僧人坐在四出头高腿椅子上，搭脑为弓形的高座，这是敦煌壁画中最早的椅子高座（图10）。同窟西壁五台山图中，大佛光寺中就有一僧人盘坐在一把四出头椅子上为四弟子说法。该椅子虽不及东壁维摩诘经变中的高腿椅高座的高度，但它仍符合佛规高座的规格。

3. 伊朗绘画中的椅子高座图

伊朗椅式高座应是受伊斯兰文化影响所致。15世纪初的绘画《鲁拉斯波王子听臣下报告》中，王子端坐在高腿围屏椅式高座（宝座）上[41]。

4. 印度绘画和史料中的椅子高座图

印度原始佛经和佛教中的高座名称与实物，或与中国寺僧的高座有别。古代印度的佛教僧人少见坐四腿床和椅式高座。藏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巴尔胡特出土的公元2世纪石雕作品托胎灵梦，佛母所卧四腿床[42]，这仅是卧具。阿玛拉欧阿提出土2世纪佛传图上，有一空的椅形佛座，腿并不高？譹？訛。贵霜朝约4世纪的银币上有弹琴乐师倚坐椅[43]。笈多王朝（320—510年）铸造的金币上，国王倚坐靠背椅？譺？訛。上述座都不属僧人高座。约公元500年建的阿旃陀第17窟壁画仅见一人坐四腿方凳，也非僧人用（莫高窟北周第290窟《佛传》人物就坐四腿床）。北印度戒日王（606—647）供奉佛牙精舍，“每于斋日，出置高座，数百千众烧香散花”;南印度的伽蓝大精舍有“一切义成太子宝冠”函，“每至斋日，出置高座”，此高座仅是作为供案。北印度羯若鞠阇国所建伽蓝“岁一集会诸国沙门”选一沙门“若戒行贞固，道德淳邃，推升师子之座，王亲受法”。师子座的形态不明，也与僧人说法升高座之规不符。师子座、须弥座、金刚座、莲花座通常是佛教神祇的专座，属非实用家具。西印度摩腊婆国国王为苾刍贤爱“设论座，告婆罗门”，“贤爱服弊故衣，敷草而坐”？譻？訛。笈多（4—8世纪）至巴拉王朝（8—12世纪）椅子高座仍少见，印度佛教已逐渐衰落。当伊斯兰文明融入印度时才有椅式高座，专属国王宝座。（明朝使者至，印度榜葛剌国）“王饰八宝冠，箕踞殿上高座，横剑于膝”[44]。印度18世纪的绘画中也偶见国王等坐高椅腿的专用宝座高座（图11）[45]。这类高大的椅式宝座史料与绘画相吻合。

5. 日本绘画中的椅式高座图

日本正仓院保存着宽大椅子实物和室町时代（1334—1600）高僧盘坐宽大圈椅图，此类椅子高僧多是起居或坐禅用。1907年菱田春草绘《贤首菩萨》，高僧盘坐于高腿靠背椅上，旁置供几[46]。

6. 日本寺院中实物椅式高座

明治末至大正的日本老照片上，一僧人手持拂尘，盘坐高三层的四方圈椅式高座上？譹？訛。这是目前在东亚所见的高腿椅式高座实物（图12）。

四床榻和椅合二为一的高座

床榻和椅合一的高座即座上加座的施复坐，在唐代或更早就已存在。唐懿宗赐给安国寺高二丈宝坐，就“上施复坐”[47]。至宋代民间婚礼上，新郎就坐榻上放置的椅子“高坐”上[48]，如“儿女合卺之时，婿登高座赋诗催妆，为常礼”？譺？訛。此高座似榻上摞椅子的高座。宋欧阳修记载则不同：婚礼上“以两倚（椅）相背，置一马鞍，反令壻（婿）坐其上”“谓之上高坐”[49]。

甘肃酒泉文殊山万佛洞西夏（元？）贤愚经变中，一僧人坐四面均装饰壸门的榻又摞椅子的高座上说法，面前置帷幕条案，背后立三折扇红色高大屏风（图13），这是榻椅合一的高座代表。此类高座图清初还有所见，英国画家在1693年据耶稣会士沈福宗描述所绘的《官府宴饮图》中，清朝官员就坐在四腿独榻摞的椅子上举杯喝酒。这些高座图，可补宋人文字记载的缺憾。“榻和椅子是低坐与高坐时代的代表”，是一种新旧结合的表达方式[50]，但在近现代更罕见。

五关于登高座的梯子

敦煌壁画初唐开始出现僧人、维摩居士坐高座。盛唐、中唐、晚唐、五代、宋西夏时期的故事画和经变画中出现的高座，其高度往往比盘腿坐者还要高许多，故登上它必然配有人上下的梯子。敦煌文献S.1776《后周显德五年某寺法律尼戒性等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状（二）》记“大床肆张，内壹在妙喜。床梯壹除”。据此可知：古代人们上床时早就有床梯，而脚踏也有类似的功能。文中“床梯”是否上高床、登高座用的呢，或是凳子类呢？马未都在某收藏讲座中说，中国早期的凳子实际并不是为了就坐，而是为了登高处用的，凳字的上部是“登”、下部是“几”，意乃“登几”。敦煌唐宋壁画中确实可看到一些凳子多数不是坐具，有踩凳剃发、扬谷子、添灯油等场景。莫高窟盛唐第445窟北壁弥勒经变一僧尼踩四腿凳子为女子剃度？譹？訛;五代第61窟南壁弥勒经变中一女子站四腿凳子端着簸箕扬谷物籽壳;五代第146窟北壁药师经变一侍者踩四腿凳子手持盏给灯轮（树）添油、同窟甬道顶南披《瑞像图》有一人站在高方凳上等。这些可佐证马氏的说法。前引《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中，张九龄因“论辩风生，升此座，余人不可阶也”，此处的“阶”，应是登上高座的阶梯;上引《大正藏》图像十载日本《三宝物具钞第六》所列出的“法隆寺西室讲座”高座，的确配有阶梯式梯子;“法隆寺讲堂高座”即小方丈高座，也配有扶梯，它们与敦煌壁画和藏经洞出土的绘画维摩诘经变居士所坐的高座样式几乎相同[31]69，70，只是背后无屏风。前举敦煌五代（曹氏归义军统治时期）文书S.1776能为唐、五代时上床和上高座用梯作佐证。宋、西夏等时期佛画上的高座旁附设的高木梯图像都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但敦煌壁画中均未见高座旁有阶梯。

六小结

从初唐到宋西夏，敦煌壁画中多见榻式高座图像，它们之间应有传承关系。而敦煌元代壁画中却不见这类榻式高座。据图像也可见佛教中国化的慢慢历程。从考古发现和传世的宋西夏、元代佛经版画艺术品中仍可见这种加高、加大的榻式高座，并且確实配有登高座的高木梯。这些也多少可证实唐天子为高僧配备的百尺高座讲经说法是真实的。普通寺院实际使用的家具中，可能并不存在高大的高座，仅限于皇家和名望极高寺院及佛教艺术品中。高大的榻式高座，是对中国传统坐卧具“榻”的加高、加大，其名称来自佛经。敦煌壁画中到五代第61窟维摩诘经变中才出现高椅式高座。该窟《五台山图》大佛光寺僧人为僧俗弟子说法盘坐的椅子，也可认定为椅式高座。这些同时说明晚唐五代椅子家具在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已普遍流行起来了。15世纪的伊朗和18世纪的印度国王或王子也坐高椅式高座，实乃宝座，均与佛教无关。20世纪初椅式高座，日本佛寺中仍有使用，有绘画和实物可证。中国境内的佛寺中，椅式高座似乎早已不存在了，连榻式高座也罕见，这与近现代我国社会动荡等导致佛教的衰落不无关联。

参考文献：

[1]大正藏：第3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47.

[2]大正藏：第3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515.

[3]大正藏：第4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354.

[4]大正藏：第4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598.

[5]大正藏：第8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474.

[6]大正藏：第11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466.

[7]大正藏：第14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406.

[8]大正藏：第16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1296.

[9]大正藏：第24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1009.

[10]大正藏：第30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503.

[11]大正藏：第37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