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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盛典,完全打开的会议《代表手册》

2020-06-15闫树军

读书文摘 2020年5期
关键词:中央人民政府全体会议代表

闫树军

共产党人为这次大会的成功召开做足了功课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会期共10天。会议闭幕次日,即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中国共产党为了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费尽心思,缜密组织,高效进行。这次会议完全体现出人民的意志,是民主的结晶。这样的大会,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大会,在中共的历史上也是头一次、第一回。

概说这头一次,是因为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召集包括各党派、团体、区域以及特邀代表,还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妇女、自由职业、华侨、宗教等多个界别的各阶层代表总数达662人,一起来共商国是的大会。

概说这第一回,是因为这次大会代行中国的立法机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大会要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要决定新中国国旗、国徽、国歌等,还要选举首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这次会议一定要开得圆满,一定要开得成功。共产党人为了这次大会做足了功课。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开始接管防务的当晚,周恩来就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集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行政处处长周子健、交际处第一处处长申伯纯、交际处第二处处长金城,开门见山,明确任务:2小时准备,出发去北平。尽管是深夜,但命令如山倒,四人简单收拾后,乘卡车前往北平。

2月3日,四人在前门箭楼上参加了解放军入城式。而此时,周恩来的电报又追到了城楼上。叶剑英看过电报,马上告知城楼上的齐燕铭,周恩来让他们迅速接收中南海和北京饭店、六国饭店等,将民主人士安排在北平最好的饭店住下。

中共中央從农村进城后,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不停地会见民主人士。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由中国共产党和赞成“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等23个单位134位代表参加。这次会议,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名单,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济深、张澜、沈钧儒、谭平山等21人为常务委员。当晚,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推举毛泽东为常委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会议设立6个小组,在常委会领导下工作。第一小组,主要拟订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名单及代表人数,组长李维汉,副组长章伯钧;第二小组,起草新政协会议组织条例,组长谭平山,副组长周新民;第三小组,起草共同纲领,组长周恩来,副组长许德珩;第四小组,拟订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组长董必武,副组长黄炎培;第五小组,起草宣言,组长郭沫若,副组长陈劭先;第六小组,拟订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组长马叙伦,副组长叶剑英。

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推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秘书长。在秘书长下还有几位副秘书长:沈体兰、赖亚力、孙起孟、阎宝航、齐燕铭、罗叔章、林一元等。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是梁蔼然,负责对外联络;副主任是王仲方,主责对内会务工作。秘书处行政组负责人是左达,秘书处文书组负责人是孙超,新闻处办公室负责人是宦乡,摄影组负责人是徐肖冰,庶务处处长是周子健、副处长是罗子为,警卫处处长李广祥,会议室负责人是马健。

庞大的会务筹备工作紧张有序运行,而最先确定的是一份由党派、区域、军队、人民团体和特邀代表组成的600多人名单。毛泽东看过这一名单后,高度评价:“这可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天书。”周恩来以他那周全的性格和宽容的胸怀,几乎把各民主党派领袖和著名民主人士无一遗漏地包纳进了“天书”。对于这份名单,周恩来说,李维汉“出的力最大”。代表名单初定,又经反复协商,征求各方意见,前后达三个月之久,最终确定662位代表名单。

《代表手册》成为以后举办会议的模板

名单确定后,代表如何来北平参会,中共也考虑得非常周全。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代表司马文森从香港来北平参加政协会议,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共不开无准备之会。筹备处发一个电报给某一代表时,早就安排好交通工具及旅途上的安全,人一起程,等你上岸的口岸早已接到通知,为你安排好一切。不管你带多少行李,只要交给他们就行了。你进了招待所,行李已到房间。进到招待所后,到大会办公室报到、拍照,制作通行证。有了这个通行证,才能进出招待所。住到有浴室和卫生设备的房间后,工作人员送来《代表手册》及半个月的饭票。”

司马文森说的《代表手册》,每个参会代表人手一册。其详尽程度,让我们一目了然。今天的所有会议议程,包括所有的会议准备,都是那个时期会议样式的翻版。

70年后的今天,我们仔细阅读一下这份《代表手册》。这一手册长28.5厘米,宽12.5厘米,共14页。封面白底红字,上方印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名称,中间印有“代表手册”4个大字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下面分两排印有“秘书处印”“一九四九年九月”。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历史上第一次有关会务须知的手册。

这份完全打开的手册,包括8个方面的内容:一、签到办法。二、使用汽车办法。三、诊疗办法。四、代表席上扩音装置的使用方法。五、会场注意事项。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部门负责人一览表。七、各会议室及休息室一览表。八、会场图解。

其签到办法有三条:一、每次全体会议(包括预备会、开幕式、闭幕式等),为了节省时间,代表们均采用卡片签到的办法。二、签到卡片由秘书处印制,发给各代表。三、代表于每次莅会前在卡片上亲笔签名,于到会时交签到处以完成签到手续。

汽车的使用办法有四条:一、代表使用车辆,由招待处交通科统筹供应。二、代表单独使用,可向所住招待所填写乘车通知单,换取乘车证,用毕须在乘车证上签名交驾驶员持回报销。三、开会期间,车辆全部集中,以供公用。四、因私事乘用汽车请尽量节约。

代表席上扩音装置的使用方法有四条:一、在会场中除主席台及司仪处备有话筒(麦克风)外,在代表席上约四位代表共用一只话筒。二、代表发言时,如因声音较低不能普及全场,拿起话筒放在嘴的正前方說话,即可使声音传达全场。(如声音较高,可不使用话筒)三、代表在使用话筒发言时请注意三点—— 1.话筒离嘴须在二寸以内,否则声音不会清楚。2.讲话时务请将话筒保持直立(正对嘴前方),如倾斜或放平,则声音变小。3.发言完毕后,务请将话筒照原样放回。四、全场扩音器由总机管制,同一时间内,只能一人发言,故在代表请求发言时,请先用举手或起立等方式知会主席,经主席同意指定发言后,再拿起话筒讲话,否则扩音器不起作用。唯主席可随时发言,不受此限制。

会场注意事项:一、代表在场内如有需要,可向服务员招手,请勿扬声呼唤。二、代表均发有记事册和铅笔以供临时记事之用,会场内不另供给便条及铅笔。三、休息室备有纸烟、汽水,以供代表使用,场内不再供给。四、会场各代表席均备茶水一杯,开会时不再加水,如有需要可通知服务员。

从“各会议室及休息室一览表”和“会议图解”中,可以得知当时会议代表参加会议的地方以及居住地点主要在中南海怀仁堂、中南海勤政殿、中南海春藕斋、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华安饭店、中国旅行社和华文学校等处。

司马文森盛赞共产党会议组织得相当好,让代表们感到像回到家一样。他在日记中写道:“如要洗热水澡,从下午6时起至11时止,可以打开水龙头放热水。如你要出门,只要写一张通知单到交通科,就会有人安排小汽车。如你需要香烟,洗衣、理发,药品,只要在领物单上注明所需,工作人员会及时办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两份报纸每天准点送到。在大会期间,要把近700名的代表从分散的招待所送到大会场,绝非易事。筹备处从天津、上海和北平调来车辆,在不妨碍当地交通的原则上,接送代表。代表有固定的乘车证,老先生乘小汽车,年轻的乘大汽车。出发半小时前,会有工作人员摇铃,代表们听到铃声凭乘车证的号码去找自己的车。大会确定汽车分三路进入中南海,分配在四个停车场,所有代表在原处上下车。因是固定场所,招待所的警戒及会场警戒,均不成问题。但去会场路上的警戒,就比较麻烦,须提前一个半小时布置好。散会前半小时又照样布置,但并不采取戒严断绝交通的措施。进入会场,代表都要签到。……进入会场的要求极为严格,必须持有自己的代表证,毛泽东、朱德也一样。……当天开会的程序表,各发言人当天的讲话词等,由大会新闻处印好,放在代表们桌上,每人一份。开会期间,为防代表们疲劳,会间有一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可进食茶点,也可抽烟、散步。”

会议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

周恩来派四人小组先期来到北平,接收了中南海和六国饭店、北京饭店。接收完毕,即进行简单的整理和修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两次会议都是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对于“新政协”一词的使用,新政协组织法起草小组首先提出异议。他们认为以一个“新”字来区别于旧政协,这种提法并不够确切。新政协组织法起草小组的意见首先得到周恩来的认同。于是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里“闭关”一周,于8月22日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的初稿,把“新政治协商会议”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梁思成领衔设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哪里召开?筹备会经过研究,最终确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

为保证有史以来第一次属于人民的政治协商会议能在怀仁堂举行,筹备会邀请梁思成领衔,带领徐悲鸿、叶浅予、张仃、钟灵等共同参与设计,全部建筑工程由公兴顺营造厂承包。

梁思成说:怀仁堂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会场。在清末,它正面是正殿,左右是配殿,朝北是一座戏台,四者围成一个四合院子。按北平旧习惯,堂会唱戏时要在院子里搭个天棚。袁世凯时代也用此方法,以钢铁为架,搭起这座永久性的“天棚”来,但它在设计上并不是很美观。这座“天棚”的修建至少在35年以上,因为时间久了,上面的部分虽完好,但地板已开始朽坏,内部也有许多不适用的地方,尤其是不适于这次大会之用。

在对怀仁堂进行设计改造时,必须把大会的需求考虑进去,首要的是座位。座位数目原定为722个,最低700个,这在布置上是一件颇费周折的事。另外,因为大会的重要性,代表们不仅要坐听而且还要伏案写些东西,同时还要顾及每个座位都能很容易地看见主席台上的发言人,于是设计组决定把主席台改成圆形,会场座位也按半圆形来排列,使每一位与会代表坐在座位上能正对着发言人。主席台本来可以略小一点的,但筹备会方面为了要顾及可能作演出和晚会之用,要求至少可以扭秧歌和演出平剧,所以主席台的尺度稍放宽大,便于两用。主席台的面积大了,座位所占的面积便相应少了。

第一次计划可容纳722个座位,因为代表团的组织关系问题,经多次研讨后,不得不改变其排列法,即中间空出走道,代表团的座位两边分列,中间的两排每排八个座位,两旁又各留走道,走道两旁又各有半圆形的座位一排。因为两旁配殿和柱子的关系,会场不能做到每排座位数目一致,多的达每排14个,少的只有3个座位。

在设计工作上还有一个重要之点,怀仁堂的地板本来是平的,后面的人看不见前面,这次修改时将地板分成四层,后面的高度与正殿取平,前面的部分则要放低,随着弧形座位的排列而成弧形的四层台阶,这样就保证了坐在后面的代表视线上不致受阻。

每个座位前后的长度为1.15米。为了减轻代表们的疲劳,椅子也是特别设计的,宽达58厘米。同时为了保持会场安静,每个椅子腿下都钉有橡皮垫。桌子下面另安装一层搁文件的复板,但复板与桌面间的距离并不大。这一设计让与会代表坐下后可以把腿跷起来休息。

礼堂内部环境也做了优化。在“天棚”间的高窗下,原来有很多很难看的电线、汽管,为了把它们隐藏,在上面安装了一个架子,架子的框也被涂成红色,蒙布为米色,上画青绿点金彩花图案。会场内外,除部分旧的宫殿外,墙壁上一律涂饰米黄色,座位、主席台等用楠木色。主席台原为戏台,后改建成半圆形台,四周有半圆形台阶。台上另高起一个小台,可坐九人(主席团),小台下方为发言台,两旁为记录席。小台和周围的台阶都是活动的,把它们完全拆除后,就成为一个半圆形的舞台。主席台背面是用浅蓝及橙黄色的绸子做成的有折纹的背幕。

这就是当时政协代表的简历表,很简单。除一般的个人自然情况外,主要反映的是代表单位、现任职务、学历和著作。社会职业及其政治活动,凸显了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们的特色。

与代表简历表一起下发的还有一份填表说明。填表说明有三条:一、本表请于九月二十五日以前填就,由各单位联络代表汇交怀仁堂联合办公室刘兆伦同志亲收。二、像(相)片已由本处备妥,于本表交回后,负责贴上。三、请用毛笔或钢笔填写清楚。秘书处。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钤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秘书处。

毛泽东当选主席缺少的那一票,留下了一个永远无解的谜

1949年9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秘书处下发关于24日下午召开第四天会议的通知。9月2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秘书处下发关于25日上午举行政协会议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会议的通知。9月2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秘书处下发《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知》。9月26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秘书处下发关于27日下午召开第六天会议的通知。

9月27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全体代表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四个议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本年为一九四九年;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大团结。会议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法案。

9月28日,政协全体会议休会一天。9月29日的大会,通过了四个重要文件: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全体委员的名额》,三、《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四、《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关于代表提案审查报告》。会议一致通过,由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致电联合国,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选举之中央人民政府为唯一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并否认广州国民党政府派往参与联合国会议所有代表的代表资格。当晚,大会主席团会议还决定:全国机关、学校、工厂、部队除因执行不能休假的任务必须照常工作者外,一律于10月1日、2日、3日放假3天,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这也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放假日。

会议第八天,也就是9月30日的会议日程是: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全体委员,讨论和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闭幕式。

9月30日的大会,到会代表638人,具有选举权的代表576名。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的办法,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全体委员。当执行主席刘少奇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575票”时,话音刚落,全体起立,掌声雷动。

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和56位委员中,只有一半中共党员,其余为民主党派和其他人士,而在不久后成立的政务院中,非中共领导人一样占了很大比例,真正实现了中共在1948年“五一口号”中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诺言,获得了人民的广泛赞同。毛泽东当选主席缺少的那一票,留下了一个永远无解的谜。

聚餐通知与典礼程序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招待处向每位代表下发关于30日散会后的聚餐通知和入席证。关于这次聚餐的具体细节,与会代表印象深刻。叶圣陶记述:当天晚上,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庆祝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的胜利闭幕。政协筹备处副秘书长孙起孟则回忆道:9月30日夜,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了,时间已近晚上9点,全体代表近800人到北京饭店参与了盛大宴会以示庆祝。这是一个大场面,毛主席坐在第一餐厅里,喜气洋洋。代表们纷纷下位向毛主席敬酒,工人、农民、青年代表和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也先后向毛主席敬酒,毛主席有敬必饮。当时的招待科科长郭英回忆说:为庆祝会议成功,当晚在怀仁堂举行盛大国宴。周恩来满面春风,高举酒杯,朗声说道,为新中国干杯!毛泽东和所有代表都举起酒杯一饮而尽。从这些回忆性文字中,我们看到,代表们有的说9月30日的晚宴宰怀仁堂举行,有的说在北京饭店,到底在哪里?我们认为应以聚餐通知的时间地点为准,那就是在北京饭店。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秘书处向全体参会代表下发关于10月1日参加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通知,要求代表们携带上代表证。与通知一块下发的还有典礼程序。

在致力于文献书刊收藏与历史文化研究的宗绪盛手中,有一份10月1日杨克煌代表的典礼程序。这份典礼程序,对程序进行了精确到几分几秒的记载。这一看似平常的记载,却为开国盛典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不可复制的见证。

毛泽东那洪亮的湘音传遍寰宇,响彻四海

中央人民政府虽然在9月30日已经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但却不是这一天成立的。因为新政府还没有完成其成立的必经程序—— 组织机构和就职施政。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第一次会议,宣布就职。这次会议的作用在于,表明中央人民政府已正式施政,使随之而来的从庆祝典礼开始的一切政府行为具有了合理合法性。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有30万人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上,毛泽东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公布了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和施政纲领。自此,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就职行政。所以说,这一天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成立日。

为了新中国的成立,为了毛泽东那洪亮的湘音传遍寰宇,响彻四海,政协筹备处的工作人员费尽心思,再次做出了卓越成绩。

1949年10月1日,电信、广播领域的专家、高级官员和广播员李强、梅益、李伍、胡若木、黄云、傅英豪、徐树滋、陈起璞、杨兆麟、李志海、齐越、丁一岚等来到天安门城楼上,他们要对天安门城楼上的音响设备进行调试,以确保它们都处于最佳状态。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不承想,打开全部机器设备后,扩音器竟发出刺耳的噪声。专家们当即判断是机器与外界的音响发生了共鸣。广播局的一位同志急中生智,急忙摘下头上的帽子扣在播音员前面的话筒上,消除了噪声,随后技术人员进行处理,彻底解决了噪声问题。

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后,毛泽东走向话筒。这时,在天安门城楼上负责主宾台技术设备的李志海见毛主席个子高,迅速将话筒提升到最佳位置。很快,一个长久定格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空的声音传了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穿透乾坤的湖南口音回荡在天安门上空,广场上的人们欢声雷动。此时,城楼西侧的齐越、丁一岚开始交替朗读广播稿。这一在开国大典时首创的实况转播,将彼时真实动人的场景及时报告给了国内外亿万听众。瞿独伊则用俄语向世界播出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

盛大阅兵和群众游行结束后,代表们回到驻地,心情难以平静。有的代表一夜未眠,相互交谈;有的代表还在拿着《代表手册》翻阅,盛赞大会开得好;有的代表说:“这本《代表手册》,可为史、可传后。”代表黄炎培则写下《天安门歌》。参会代表陈毅也诗兴浓浓,写下《开国小言》组诗。参加完开国大典的二野代表邓小平则对在人民革命战争中牺牲的无数先烈和战友表示缅怀,无限感慨地为邯郸新落成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挥笔题词:“永远铭记着:在过去长期艰难的岁月里,人民英雄们用了自己的鲜血,才换得了今天的胜利。”这充满深情的题词,表达了他对来之不易的中華人民共和国的无比珍重,对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的由衷敬重!

(选自《党史博览》201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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