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春潮》:描摹女性心底

2020-06-15隗延章

中国新闻周刊 2020年20期
关键词:春潮文光纪录片

隗延章

杨荔钠。图/受访者提供

14岁那年,杨荔钠还是长春市少年宫里热爱舞蹈的一名女孩。辽宁盘锦歌舞团来招人,她被选中,去了盘锦市歌舞团,成为一名专业院团的舞蹈演员。离开长春那天,她和她的家人都在哭。只不过,家人在哭与她分别,她在哭自己终于能脱离了家庭。

如今,人至中年的她,拍摄了一部讲述原生家庭题材的电影《春潮》。电影中既有她个人经验的投影,也包含她对中国母女关系的观察。影片曾在first影展和上海国际电影节亮相,还分别获得“观众最喜爱影片奖”和“最佳影片提名”。

最近,该片在线上上映,引发了众多讨论,故事中的妈妈纪明岚和女儿郭建波,被认为是少见的对于中国母女关系的精准描摹。“它是成千上万个纪明岚,成千上万个郭建波的缩影。”杨荔钠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投影

《春潮》的故事萌芽于2014年。那年,杨荔钠在纽约大学做访问学者,居住在布鲁克林,每天一边上网看与中国有关的文章,一边回想自己的故乡。那些与长春有关的记忆,在杨荔钠脑中清晰起来,她萌生拍摄一部“三代母女”故事的想法。

影片在她心里彻底定型,源于一次被杨荔钠形容为“像催眠一样”的经历。那天,她和女儿在英国一家教堂听古典音乐会。她看着台上古典音乐的演奏,思绪飘到电影。“当一场音乐会结束时,《春潮》的气质,人物,分场,甚至尾声都在脑海里呈现出来。”杨荔钠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春潮》剧照。图/ 受访者提供

影片中,核心冲突发生于郭建波和她的母亲纪明岚之间。纪明岚在家庭之外,热心于社区事务,在家里却是一个控制欲强,喜欢将情绪暴风骤雨一样宣泄到女儿身上的母亲。郭建波面对母亲的语言暴力,习惯性地沉默应对,内心却饱受折磨。

这种母女关系,有杨荔钠自身经历的投影。每次杨荔钠去母亲家,都会在心里计算日子。“只要和母亲在一起相处超过3天,必然会有一场战争。”杨荔钠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两人发生冲突时,她在母亲面前也只能选择沉默。承受不了了,她就一个人跑到家附近的咖啡馆哭上一个小时。

与影片中郭建波对纪明岚几乎彻底的疏离相比,杨荔钠人到中年有了孩子后对母亲的处境有了更多理解,“我知道那种怒气是从哪来的,她年轻时积累了太多不公平,太多宿怨,最后她就会吐出来,吐给身边的人。”杨荔钠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近年来,同样由女导演拍摄,讲述母女关系的电影还有《柔情史》。与《柔情史》中人物身上的时代痕迹被架空化处理不同,《春潮》中的纪明岚和郭建波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纪明岚在“文革”度过青春、结婚,如今喜欢带领社区老人唱红歌。郭建波则受80年代的思潮影响至深,如今在报社工作,是一个经历过幻灭的理想主义者。

与纪明岚和郭建波之间的纠缠、灰色的关系不同,片中的小女孩郭婉婷似乎象征着希望。在那个被纪明岚的暴躁和郭建波的沉默填充的房间中,郭婉婷总能用一种天真、幽默的语言,将气氛缓解。

这个小女孩的部分台词都取材于杨荔钠和女儿的日常对话。

杨荔钠在养育女儿时,曾反复提醒自己,不要像母亲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女儿。如今,她的女儿已经17岁,喜欢马术,打算未来去德国学习艺术。有时,她写完剧本,会让女儿做第一读者。

影片的拍摄地就在杨荔钠的家乡长春。拍摄的房间,是杨荔钠的大姨家。这不仅让这个现实主义故事的真实感得到了保证,也让导演杨荔钠回忆起诸多往昔。在她动荡、漂泊的少女时代,相比她自己的家庭,大姨家是一个更有归属感的地方。

梦境与直觉

《春潮》中,有很多超现实镜头:在郭建波坐地铁陪母亲撒骨灰时,出现了一个穿着粉红衣服的女人;夜里,医务人员在家中带走了一只母羊,镜头转到楼梯时,母羊又变成了纪明岚的样子;影片结尾,冰河融化,潮水流入病房、舞台。

杨荔钠有些遗憾,受限于影片的制作成本,没能将这些超现实镜头拍得更精细。片中的超现实情景,有些来自于杨荔钠曾经的梦境。

杨荔钠有记录梦境的习惯,“在梦里我能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所思所想,包括欲望和忧虑”,杨荔钠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己如果不做导演,或许很适合做一个帮人预测命运、解决烦恼的“大仙儿”。

相比逻辑、事实、理性这些坚硬的东西,梦境、直觉、感受是杨荔钠更愿意谈论的。她提到自己过往的作品的创作动机,会称那是“一团气息”。那团气息赶不走,挥不去,凝聚到最大化的时候,就该是我用逻辑和理性梳理出来变成作品的时候。

如今,因《春潮》的热播,杨荔钠开始渐渐进入主流视野。此前,她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一名独立纪录片导演,以及贾樟柯电影《站台》中的女二号。

1987年,杨荔钠离开盘锦歌舞团,在长春大姨家休养一段时间之后,去了吉林市歌舞团担任舞蹈演員和主持人。三年之后,她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毕业后成为总政话剧团的一名话剧演员。

在总政话剧团,她的理念总是跟团里创作的题材合不上拍。那时,她租房住在北京青塔小区,楼下常年坐着一群老头,她觉得这些老头“像一串糖葫芦串起来似的,非常好看”,便拿起DV,开始拍摄。拍摄时,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拍的作品叫做“纪录片”。

杨荔钠拿起DV拍老头那会儿,吴文光已经拍摄了《流浪北京》《四海为家》等作品,享誉圈内外,那时,也正是吴文光寻求突破的阶段,他接到杨荔钠的电话,邀请他帮忙看看《老头》的素材。回想起这段经历,吴文光称自己虽然给杨荔钠在《老头》的粗剪、字幕上出了一些主意,但过程中,杨荔钠也给了他启发,成为他创作的转折点,“我内心发生了暴风雨般的革命,彻底可以把那些大机器、大设备扔掉了。”吴文光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1999年,杨荔钠的《老头》在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获得亚洲新浪潮优秀奖。这个电影节是当时国内独立纪录片导演们最为看重的电影节。之后,该片又获得法国真实电影节评委会奖,德国莱比锡纪录片电影节“金奖”和“观众最喜欢的影片奖。”次年,杨荔钠又拍摄了《家庭录像带》。如今来看,在杨荔钠的独立纪录片生涯中,《家庭录像带》是内核最接近《春潮》的一部作品。影片是关于她父母离婚的故事。她父母离婚那一年,她正在舞蹈团工作,并不知情。这部纪录片,便是杨荔钠拿起镜头,对准母亲、弟弟、父亲,追问当年离婚原因的过程。

在吴文光看来,杨荔钠凭借直觉创作的《老头》和《家庭录像带》,意外走在了时代前列。《老头》之前,国内没有人用DV拍摄纪录片;《家庭录像带》前,国内鲜有导演会将镜头对准自己家庭的私人生活,直到很多年之后,“私影像”才开始流行。“你不可能想象那时有男性会拍这种东西,男性都是关心宏大话题、国家社稷这些全局性的东西,女性的话,才会拍摄这种私人家庭的、内部的、让自己揪心的東西。”吴文光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春潮》剧照。图/ 受访者提供

女性导演

《春潮》制作班底的形成,亦源于一种女性之间对自身处境的共鸣。有一天,杨荔钠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称想找一位制片人,制片人李亚平见到后,回复“我!”。李亚平读到《春潮》的剧本之后,觉得在其中见到了自己的故事。

演员郝蕾接到剧本时,亦觉得在其中见到自己的影子,“我十五六岁就离家开始出来拍戏,在父母眼中我永远是长不大的,我认为我妈看我,可能永远是我15岁离开家的样子。杨荔钠找我演郭建波是很对的,我能体会到那种(母女之间)无法交流的心情。”郝蕾这样说。

这不是杨荔钠的第一部“女性电影”。2011年,杨荔钠从独立纪录片转向剧情片创作之后,作品一直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她的上一部电影《春梦》,通过讲述一个中产阶级女性沉迷性梦的故事,探讨当代女性的精神困境。

在中国,女性电影长期以来一直是稀少的存在。戴锦华在《可见与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的电影》中写道,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女导演阵容,但绝大多数女导演的作品中,制作者的性别因素都难于辨认。

1949年后,中国第一位女性导演是王苹。她拍摄了《霓虹灯下的哨兵》《永不消逝的电波》《柳堡的故事》众多作品。这些电影中的女性,几乎都是以“苦难人民的代表”,“一个等待被拯救的”形象出现。

之后出现的女导演是王好为、石小华、石蜀君等人。她们电影中的女性,虽然不再是一种“被拯救者”的形象,却有浓厚的“无性别”特征:片中鲜有对女性本身特征、情感的探索,更多是强调女性和男性一样“能顶半边天”。

女性导演真正开始在电影中有意识辨识自己的性别特征,是在上世纪80年代。其中代表人物是导演张暖忻和黄蜀芹。前者的作品《沙鸥》中,讲述了一位女排运动员在精神上的探索。后者的《人·鬼·情》中,第一次将女性意识完整地展现在电影中。

90年代,电影市场化初期,女性电影又一度陷入沉寂。导演黄蜀芹在总结这一阶段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时说,“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绝对没有女导演的地位,我们现在看的很多片子,特别是商业巨片,一定是主流社会男人眼中的判断和甄别标准为准绳的,初级阶段的电影就是男人眼中的世界。”

21世纪之后,女导演李玉的女性意识最为鲜明。在她的“女性三部曲”中,《今年夏天》既有对女同性恋性别困惑的探讨,亦有对男权的鞭挞。而在《红颜》《苹果》中,她将探讨重心转为女性的生存状态。

近年来,出现了《嘉年华》《柔情史》等女性主义影片,相比以往,这些作品对女性处境的探索更为多元。其中最广受好评的作品是文晏的《嘉年华》,围绕一起性侵案,展开对不同年龄段女性困境的反思。

如今,因为《春潮》,人们又重新认识了女性主义导演杨荔钠。接下来,她打算拍摄一部名为《春歌》的电影,关于85岁的母亲和65岁女儿之间的故事。此外,她手上几个已经写好的剧本,也都是与女性主题有关。“我想从女性视角出发,探求人生和社会,包括对这个父权中心的世界提出质疑和关照。”杨荔钠说。

猜你喜欢

春潮文光纪录片
乡村春潮
Rough Cut
无痕
郭文光
天降喜事娶老板,完成生育任务后竟是你死我亡
等待
超级蚁穴
鬼宅
闹元宵
私藏家:它们真的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