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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绿色发展的制度逻辑与实践路径

2020-06-15刘刚

当代经济管理 2020年5期
关键词:绿色发展实践路径农业

刘刚

[摘 要]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制度经济学视角进行分析更有利于从全局角度解决当前农业绿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在顶层设计上实施统筹推进。文章从制度变迁视角分析了农业绿色发展的驱动因素及制度逻辑,探讨了当前和今后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应该着重解决好的关键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和自下而上的需求拉动促进农业绿色发展转型;农业绿色发展的制度逻辑包括降低交易费用、外部性内部化、实现规模经济、克服风险、改变制度的成本-收益结构;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应解决好道德问题、技术问题、规制问题、生产问题和市场问题。

[关键词]农业;绿色发展;制度逻辑;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F323.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0)05-0035-06

一、引 言

农业绿色发展是当前和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主题,是大势所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粮食产量连年增长,但不容忽视的是长期粗放式的增长也使得我国农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农业面源污染严重,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出。据原环保部和国土部2014年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污染比重达16%,其中农用耕地污染面积占比达19.4%。 [1] 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污染换取高产出的农业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现代农业必须转变发展方式,走产出高效、质量安全、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农业发展道路。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方式的重大变革,这既需要技术创新的支持,更离不开制度保障。制度不仅影响着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环节,同时也会影响绿色农产品及农业生态的价值实现。

当前,有关农业绿色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经济学视角进行分析,主要分析农业绿色发展的外部性问题及其内部化对策(严立冬等,2009;郑冬梅,2006) [2-3] 。二是从农业生产者视角进行分析,主要研究农户的绿色生产意愿、行为以及绿色技术采纳问题(候晓康等,2019;潘世磊等,2018) [4-5] 。三是从技术视角进行分析,主要研究石化投入品的减量问题、农业环境技术效率及绿色农业技术扩散等问题(孙若梅,2019;吕娜和朱立志,2019;崔和瑞和赵天,2018) [6-7] 。四是从产业视角进行分析,主要研究农业绿色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集聚、农业产业链的绿色化等(张永华,2019;薛蕾等,2019;陆杉和李丹,2018) [8-10] 。五是从区域农业发展视角进行分析,主要研究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涂正革和甘天琦,2019;金赛美,2019) [11-12] 。六是有关支持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性建议分析,包括对财政支持、投融资机制、农业保险等方面的研究(叶初升和惠利,2016;胡雪萍和董红涛,2015;罗向明等,2016) [13-15] 。本文将农业绿色发展转型视作一个制度变迁过程,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制度逻辑及实践路径选择问题,以期为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创新提供理论支持及实践指导。

二、农业绿色发展的驱动因素:制度变迁视角

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林毅夫定义了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其中,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和更替,或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是由一个人和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是由政府命令、法律引入和实行的 [16] 。本文将从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个角度分析农业绿色发展的驱动因素。

(一)诱致性驱动因素

农业绿色发展首先源于需求变化带来的获利机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消费者的收入水平、食品的消费结构、消费价值观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78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元,到了2017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5 974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增长22.8倍,年均增长8.5% [17] 。农产品的消费结构也从过去以粮食为主转向對蔬菜、水果、肉、禽、鱼、蛋、奶的更多需求。在对农产品数量满足、种类多元化要求的同时,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是在2008年三聚氰胺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之后。当前,很多消费者在购买农产品时,首先考虑的因素已经是质量而不是价格;部分消费者已经通过参与社区支持农业,甚至购买进口农产品等方式规避质量不安全的农产品。部分农业从业者顺应了这种农产品需求和消费价值观的改变,看到了农业绿色转型可能带来的潜在获利机会,早已开始了农业绿色发展模式的探索,成为农业绿色发展的推动者和创新者,如发展社区支持农业、农产品众筹和定制、生态休闲农业等。这种自下而上的实践,成为推动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基础和重要力量。

(二)强制性驱动因素

强制性驱动的主体是国家和政府,即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或引入法律来推动农业绿色发展转型。由于自下而上的诱致性驱动是渐进性的,一般是先易后难、先试点后推广,这个过程一般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面对我国农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趋势,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严峻性,农业绿色发展转型已经是时不我待,迫切需要政府做出一系列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同时,由于农业绿色发展的外部性,很多问题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需要政府的制度和政策创新来推动解决。当前,政府正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台之频繁、监管执法尺度之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的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进一步明确:“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这种自上而下的制度推力,推动我国的环境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农业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具体体现。为推动农业绿色发展,2015年农业部启动实施了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2016年国务院印发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农业部印发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方案》,并启动了农业绿色发展五大行动。一系列密集出台的政策成为促进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巨大动力,到2017年,我国农业灌溉用水总量实现了零增长;农药使用量连续三年负增长,化肥使用量也连续两年减少,同时农药化肥的利用率也提高了 [18] 。

三、农业绿色发展的制度逻辑

近年来,尽管我国农业的绿色转型取得了很大成就,但长期粗放式增长所积累的农业生态问题解决起来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仅依靠农业领域单独发力,而应统筹全局、协调行动。制度创新理论更接近于现实,从制度经济学视角进行分析更有利于从全局角度解决当前农业绿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在顶层设计上实施统筹推进。

诺恩和戴维斯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分析了制度变迁的动因及过程。他们认为制度变迁的过程可以视作一个均衡——非均衡——均衡的过程,制度创新的基本条件是贴现的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只有满足这个条件,个体或者集团才有动力去实施制度创新。农业绿色发展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创新,是对传统农业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根据诺恩等人的观点,由传统农业向绿色农业的制度变迁过程会受到以下三个方面因素的驱动:一是新的潜在收益的产生。这种新的潜在收益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即新技术应用及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利润、外部性内部化带来的利润、克服风险带来的利润、交易费用转移与降低带来的利润。二是组织或者群体(个人)操作一项新的制度安排的成本发生改变。三是政治法律的某些变化可能影响制度环境,进而影响利润获取及分配。 [16]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农业绿色发展的制度逻辑包括以下五方面,即通过以下改进可以使农业绿色发展实现预期收益。

(一)降低交易费用

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要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包括两部分,一是事先的交易费用,即在签订契约中规定交易双方的权利、责任等所付出的费用;二是签订契约后,为解决契约本身存在的问题、改变契约条款及退出契约所付出的费用。农业绿色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为公众提供质量安全的农产品。然而,农产品本身具有信任品属性,公众即使在消费之后也无法判断农产品的质量优劣。农产品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有关农产品质量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对于农产品质量,农产品生产经营者掌握的信息要远多于消费者。因此,农产品市场具有典型的“柠檬市场”特征,在市场中存在“逆向选择”行为,即优质的农产品无法卖出与其品质相符合的价格,造成农产品市场中的劣币驱逐良币。因此,农产品市场交易中存在较大的交易费用,为保护自己的利益、提防卖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消费者不敢轻率地在农产品卖方提供的信息的基础上做购买决策,不得不为购买到优质的农产品花费更多的信息搜寻成本。为了使农业绿色发展转型中所生产的高质量农产品能够实现“优质优价”,使绿色农产品生产经营者获得市场溢价和相应的收益,应通过制度创新降低农产品市场中的交易费用,如建立农产品分级制度、绿色农产品市场,完善农产品认证制度,优化农产品生产经营者信用体系建设等。

(二)外部性内部化

外部性指的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其他主体带来的影响作用。这种影响作用是非市场性的,市场机制难以对造成负外部性的经济主体进行惩罚,同时正外部性也不会获得相应的收益。农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外部性特征:一是农业绿色发展的正外部性。农业部门的活动会给非农业部门带来额外收益,而非农业部门对源于农业部门的收益却不需要做出对等的给付。农业除为公众提供农产品之外,还会为工业提供原料,无偿提供生态景观,同时对空气质量改善、保护植被、防止水流失等均可起到积极作用。二是农业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本内部化。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方面是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为公众提供质量安全的农产品。为此需要在农业生产投入和技术选择方面做出相应改变,主要表现为减少甚至停止使用化学投入品,更多地使用与环境相容的有机肥料和生物农药,由此带来的成本增加甚至是产量损失在很多情况下难以获得应有的补偿。三是农业被动地接受其他行业的成本外部化。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业日益成为成本外部化的受体。早期工业的粗放式增长带来的水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染直接给农业农村带来了负面影响。农业发展的基本环境由于被动接受了工商业转嫁的污染而日趋恶化,如土壤重金属含量超标、农业灌溉水水质不达标等。为了生产质量安全的农产品,改变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生产经营者不得不付出更多的额外成本,而这些成本理应由来自于其他行业的污染者来承担 [2] 。

外部性内部化就是使生产者或消费者产生的外部费用,进入他们自身的生产和消费决策,由他们自己承担或进行内部消化,从而弥补外部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差额,以解决外部性问题。外部性内部化的途径包括政府直接管制、基于市场的经济激励、基于产权思想的自愿协商(科斯定理)、社会准则或良心效应(赵晓兵,1999) [19] 。政府直接管制是指政府以非市场途径对外部性的直接干预,主要包括命令和控制。对于农业绿色发展来说,政府直接管制主要针对其他行业特别是工业污染对农业环境的影响进行直接干预;同时,加强对农药、兽药生产和使用的控制。基于市场的经济激励是指从影响主体的成本和收益入手,利用价格机制,通过采取激励性或限制性措施促使负外部性成本内部化。对于农业绿色发展来说:一方面,可以通过税收手段调整比价,改变市场信号以影响农业的生产方式和农产品消费方式,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绿色转型成本及消费中的绿色消费成本;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补贴直接补偿绿色农业生产经营者,对农业绿色转型所付出的额外成本进行补偿,或者是将农业视作其他部门污染的受损者而进行补偿。

(三)规模经济

一般来说,规模经济指在既定时期内,随着企业生产产品数量的增加,其生产的产品单位成本下降的情况,即通过扩大经营规模可实现平均成本降低及利润增加。马歇尔将规模经济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两类。其中,内部规模经济依赖于企业对资源的高效利用及经营管理效率的提高;外部规模经济依赖于多个企业间建立在合理分工、合理区域布局基础之上的联合。农业的经营规模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考虑:一是技术视角下的农业经营规模,即通过调整经营规模实现最佳的技术效率;二是经济视角下的农业经营规模,即通过规模调整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及最佳经济效率。农业绿色发展归根结底要靠农业经营主体来实践,而决定他们是否采用绿色技术,是否积极推进绿色转型的关键还是农业绿色发展能否达到甚至超过他们的预期收益,而经营规模是影響经营主体收入的主要因素。为此,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实现规模经济是农业绿色发展转型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四)克服风险

一般意义上的风险是指遭受损失或不利的可能性,是一种不确定性的表现。与其他经济社会部门一样,农业生产经营也要面对很多不确定性,即风险。Hardaker等(1997)将农业风险分为以下七类:一是生产风险,即来自于自然环境或者作物及牲畜生长的不确定性,如天气、虫灾或疾病,或者来自于其他不可预测的因素,如农业投入品的属性或机械使用效率;二是市场风险,主要来自于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及农业投入品市场价格的不确定性;三是货币风险,主要来自于国际贸易中汇率浮动对农产品及农业投入品进出口价格的影响;四是制度风险,主要源自于政府政策对农业生产经营利润影响的不确定性,如食品安全政策等;五是融资风险,主要来自于贷款渠道的可得性、融资成本的上升等;六是法律风险,主要来自于农业生产经营者对具有法律意义的承诺的履行情况,如环境安全责任、食品安全责任等;七是源于农业生产经营者自身的不确定性风险 [20] 。相比传统农业,绿色农业发展面临的风险更大:一方面,绿色农业的投入成本更高,自然灾害会给其造成更大的损失;另一方面,绿色农产品面临的市场风险更大,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的认可信任程度、支付意愿以及跟随一般商品的市场价格波动,对绿色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收益会造成更大影响,进而影响其继续进行绿色发展转型的积极性。为此,通过制度创新降低农业绿色发展的风险水平,是推进传统农业向绿色农业转型的关键。

(五)改变制度的成本-收益结构

前四方面改进的目的在于促进新的潜在收益的产生,改变制度的成本-收益结构的目的在于降低制度变迁成本及优化现有利润分配。这里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完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的重要作用在于从根本上影响利润的分配,如改变原有的农业投入分配结构,对农业绿色发展给予更大的资金支持;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对农业绿色发展的投入、补偿及转移支付有利于增加绿色农业经营者的利润,进而激发农业绿色发展的动力。二是技术。任何制度都离不开技术因素,技术的重要作用在于可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提升制度创新的效率和效果。技术创新是推进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很多技术直接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新技术的产生、扩散和应用对于农业绿色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四、农业绿色发展的实践路径

农业绿色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供给侧、需求侧同步改进,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政府、公众共同努力。基于前文所分析的制度逻辑即降低交易费用、外部性内部化、规模经济、降低风险、优化制度环境,本文认为当前和今后我国的农业绿色发展应该着重解决好以下五方面问题。

(一)道德问题

对公众进行正确的社会准则教育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所谓社会准则就是社会可以接受的方式,正确的社会准则可以产生外部经济性,减少外部不经济性。农业绿色发展需要绿色生产方式、绿色流通方式,同时需要绿色消费方式。当前,农业面源污染是发展绿色农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以工业部门为主的其他部门的污染的负外部性给农业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同时农业自身对石化产品的过量使用也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这有相关主体无意为之的因素,也有主观故意的情况,如部分工业企业在耕地周边的恶意排放造成严重的污染隐患;部分农户主观违规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高毒农药化肥,或者违规过量使用催熟剂、生长剂、保鲜剂。因为使用化肥、农药、添加剂或者是激素可以明显降低农产品生产的单位成本,从而增加利润。由于农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消费者无法识别农产品的农药化肥残留等质量安全因素,使得农产品市场逆向选择盛行,农户没有动机去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同时由于大量农户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使得政府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成本过高,进一步加剧了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动机。于是我国出现了一种“一家两制”的特殊情况,即向市场出售的农产品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或添加剂,对自己食用的农产品少用或者不用激素或化肥农药,如此也给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安全隐患 [21] 。在市场失灵和政府监管资源约束的情况下,依赖于社会机制的道德教育是一种可以有效减少主观故意行为的方式,为此应在农民培训中加大有关社会公德的思想教育,同时加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力度。

(二)技术问题

在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平均产出和边际产出均会下降。技术进步是支撑农业发展的关键要素,技术进步虽然不能消除收益递减规律,但却可以抵消收益递减规律对农业生产产生的负面影响。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科技支撑,技术水平直接影响农业绿色转型的成本,进而直接影响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当前,相对于农业绿色发展的要求,农业技术供给是不足的。一方面,绿色导向的农业技术创新还有很大空间,能够支撑农业绿色发展的技术体系建设任重而道远。以农业投入品为例,据相关报道显示,每年大量使用的农药仅有0.1%左右可以作用于目标病虫,99.9%的农药则进入生态系统,高能耗生产的农药大多成为环境和健康的危害之源,直接危害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22] 。农业绿色发展中的生态环境保护及修复问题、农业绿色发展的成本问题、绿色农业的产量问题、生物有机投入品的使用效率及产出效率问题、无农药化肥残留的种植技术大众化利用等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同时,农业技术的转化率不高,很多新技术长期停留在实验室或试验田中,真正大规模应用的效果还有待检验。另一方面,农业技术推广应用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技术推广中应充分考虑农户的需求、认知水平、应用成本及产出收益,将合适的技术以合适的方式、合适的成本推广到农户手中,实现绿色技术的大众化利用 。

(三)规制问题

农业绿色发展中的外部性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需要政府规制来破解。政府规制应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将负外部性产生的社会成本转化为私人成本,主要方式为征税,如对农田周边的污染企业征收更多的税。二是对农业正外部性所产生的社会收益转化为个人收益,主要方式是对农业绿色发展进行补偿。农业绿色发展的正外部性,如生态环境的修复、景观的无偿提供等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补偿,应通过建立补偿机制来弥补农业绿色生产经营者因环境保护、生态修复、绿色农产品生产而额外付出的成本,激励更多的生产经营主体选择绿色发展行为。三是通过直接的行政管制约束主体行为。加强对农业投入品行业的准入管理,设立绿色技术标准的负面清单;对农田周边区域划定工业发展的生态红线,设立行业准入的负面清单;加强对农户生产行为的指导和约束,设立绿色生产行为负面清单,特别是严懲部分农户违规滥用化肥农药的机会主义行为;加强生产经营者信用管理,降低市场交易费用,设立黑名单制度 。

(四)生产问题

选择合适的生产规模是农业绿色发展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为获得更多潜在利润,农业绿色发展要实现规模经济,避免规模不经济。与生产经营规模直接相关的是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选择。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改革确定了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业生产方式。但是在人多地少的现实情况下,家庭经营决定了农业生产经营规模不可能太大,特别是在农副产品市场化改革以后,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方式难以应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及自然风险的冲击,滞销现象时常出现。小农户在农业生产中可获得的收入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刺激使得大量农民离开农村进城务工,造成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现实。由此可见,当前我国农业绿色发展转型中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制约依然严峻,合适的规模化是必然选择。当前我国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主要包括传统承包户、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与社会化服务组织六种。根据职能和属性,可以将上述六种归纳为家庭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三大类经营制度(周应恒,2016) [23] 。面对市场需求的变化、自然条件的差异、物流条件的差异、农产品品种的差异,农业绿色发展的适度规模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从现实实践看,规范化养殖可能更适合企业经营,粮食种植更适合种植大户或家庭农场,果蔬种植更适合合作经营。为此,在农业绿色发展转型中应充分考虑农产品种类、农产品销售渠道、规模化成本、生产者能力及积极性、机械化作业效率、技术应用效率、自然条件等因素,最大限度激活要素、激活主体、激活市场,选择能够实现规模经济的绿色农业生产经营形式。

(五)市场问题

传统农业向绿色农业转型的关键在于潜在利润的产生,这就需要经营主体能够获取在传统农业的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得的收益。为此,应建立具有溢价功能的绿色消费市场。当前,我国农产品市场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消费者对食品消费的认知。很多消费者在购买农产品时的消费理念是物美价廉。然而,高品质的农产品一般需要更高的生产成本,其价格必然要高于一般农产品。二是农产品市场的逆向选择。农产品具有典型的信任品属性,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有关农产品质量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在农产品市场中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高质量农产品无法售出应有的价格而被低质量的农产品挤出市场。以上两个问题是建立绿色消费市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要支持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价值观。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很多消费者已经具备了对高品质农产品的支付能力,同时很多高学历、高收入年轻的消费者群体也具有强烈地消费更高品质农产品的意愿。这里要说明的是培育正确的消费价值观并不是鼓励所有消费者均购买高品质、高价格的农产品,而是应该建立一种农产品的分级消费市场。收入水平高的消费者可以购买高品质的农产品(营养成分更高);收入水平一般的消费者可以购买质量安全的农产品(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底线),尽管这个价格可能高于传统的农产品,特别是高于部分农户因过量使用化肥、农药降低单位成本而生产出的劣质价低的农产品。但这个价格应该是既要满足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又能满足农产品生产者对成本和利润的要求。为此,应培养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习惯,树立质优价优的消费认知。另一方面,要解决逆向选择问题。信号传递可以解决逆向选择问题,即高品质农产品的生产者向市场传递一种代表其质量水平的信号,这个信号形式可以是价格、广告、品牌、信誉、质量保证金等。但是由于农产品的信任品属性,其质量信息应由政府向公众提供 [24] ,为此应进一步完善农产品认证制度、农产品分级制度、农产品生产者信用管理制度等,通过这些具有政府背书性质的质量信号解决农产品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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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Practice Path for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Liu G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ianj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Tianjin 300384,China)

Abstract: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s a fundamental change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 and a systematic project.The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s more important to solve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and also promote co-ordination from top-level desig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riving factors and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and probes into the key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solved in the current and future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The results show that:top-down government promotion and bottom-up demand promotion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includes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internalizing externalities,realizing economies of scale,overcoming risks,and changing the cost-benefit structure of the system;to promote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we should solve the problems of morality,technology,regulation,production and market.

Key words: agriculture;green development;institutional logic;practice path

(責任编辑:李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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