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0年是青海油田创业65周年。青海石油作家协会组织了专题纪实文创活动，从不同侧面记录、展示奋战在“天际线”上的石油人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时代风采。其中，石油女作家李庆霞的长篇纪实文学《石油花》专门挖掘、书写了10个女性职工和10个女性家属，她们都是经过柴达木岁月检验的、精神品质值得信赖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代表，她们是这片高原的精神图腾。这样集中打捞和整体亮化高原石油女性方阵的文学创作还是第一次。碍于篇幅所限，节选刊发，以飨读者。

在柴达木盆地的尕斯湖畔，有一片雪山融水哺育的草原，名叫切克里克，距离柴达木石油重镇花土沟有30多公里。

切克里克草原四周是大面积的戈壁荒漠和盐滩沼泽，因此，这片草原便成了花土沟地区难得的一片绿色，更成为柴达木石油人最喜爱的一片沃土。

美景只属于到此一游、短暂停留的人们。对于那些一年四季，几年甚至几十年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或许又是另外一番感受。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青海油田西部试采指挥部曾在这片草原开荒盖房，建起农场牧场，种植小麦，放牧牛羊。农业及牧业，这两个本来与石油并无关联的行当，是当时青海油田为改善职工生活，弥补食品短缺而开发自然资源的阶段性举措。

这里，曾经麦浪滚滚，土豆花飘香;这里，曾经驼铃叮当，羊肥牛壮。这里的粮食和牛羊，曾给在艰难困苦中为油而战的石油人充饥裹腹，口留余香。

这里，曾经工作生活着青海油田的职工、家属、合同工以及待业青年。本文记叙的主角，是青海油田唯一的一位牧民家属，她的一生都在昆仑山下为油田牧放着羊群。

她，叫宋玉花。

一

宋玉花，1962年出生在甘肃武威长城乡上营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家中兄弟姐妹5个，她排行老二。

1982年，经人介绍，她与上沟村一个叫孙延永的人相识并结婚。

孙延永，1954年出生。18岁那年，也就是1972年，青海油田到他的家乡武威招收挖土方的合同工，当时包括孙延永在内的100多人与油田签定了用工合同。于是，孙延永便从老家来到了花土沟，成为了一名开发建设柴达木的合同工。

开始，他被分配到土方队工作。每天上山下沟，拉土运石。刚刚成年的孙延永个子矮小，土方队的工作对他来说干得有些吃力。后来，油田牧队招人放牧，孙延永因在老家经常放羊，有经验，也喜欢，就报名去了牧队。

从此，他便成了切克里克长达40多年的“草原王者”。

1982年，28岁的孙延永回到老家，与20岁的宋玉花结了婚。

结婚之后，宋玉花就跟着孙延永来到了花土沟，同丈夫一起，以草原为家，放牧昆仑。她说，自此她便过上了比在老家当农民还苦的日子。

据她回忆，当时的羊群有四大群，差不多2500只，还有很多骆驼和马。牧队只有5间平房，油田职工住在里面，他们住的是活动帐篷。

高原的冬天最低气温达摄氏零下30多度，况且经常遭遇大风大雪。帐篷外边寒风刺骨，帐篷里面滴水成冰。而夏天，阳光晒得整个大地都发烫冒油，帐篷里更热得像蒸笼。草原上的蚊子一到夏天就铺天盖地，无孔不入，让人无处躲藏。

因此，无论春夏秋冬，牧队的日子都很难熬。

那个年代，生活物资相当匮乏，时常缺吃少穿。孙延永一个人每月20斤的定量口粮，两个人根本不够吃，只有靠他平时打打猎获得一些肉类做补充。没有菜，仅有的萝卜、土豆和白菜也是油田不远千里万里从内地拉运进来的。不是冬天冻成冰疙瘩，就是夏天闷得发霉变质。水果，更是一年到头见不到一个。

宋玉花记得1983年吃过的唯一一次水果，是花一块钱买的一个西瓜。至今，她都记得那个西瓜的味道，真甜！

那时候从草原到花土沟，一般骑骆驼或马，要不就搭油田的生产车，来回一趟特别不方便。况且，花土沟没有他们的住处，没什么大事他们很少离开草原。他们将自己的命也长进了草原。

二

1983年，油田撤了切克里克的农场和牧队，把人员、机具、骆驼等转移到了大柴旦和敦煌南湖农场。当时2000多只羊只留了300只母羊，其余全部宰杀供应给了油田职工食堂。

这300只母羊，油田指定让他们夫妻继续放养。

这个决定是时任青海油田西部钻探指挥部的领导尹克升同志做出的。孙延永和宋玉花是当时放牧队伍里最老实、最本分、最会放牧的人，因此，领导把信任给了他们。

300只羊是他们继续在草原上生存下去的理由。孙延永夫妇没有辜负油田的信任，像珍惜自己的生命那样，守护着、放牧着、壮大着这支羊群，源源不断地为油田提供着鲜美的羊肉。

这一年的10月，草原上的大队人马都撤走了，只剩下孙延永一家三口和300只羊、几匹马和几头骆驼。荒原深处，三个人相依为命。

宋玉花的儿子是这一年3月在昆仑山里生下的，是丈夫孙延永为她接的生。儿子出生后，宋玉花走到哪里就把儿子背到哪里。牧队解散的时候，儿子才刚刚半岁。

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待竟是几十年。

每年冬天，羊群都要转场到昆仑山里过冬。因为那里拥有更充足的草料。而每年的冬季，也是母羊产羔的季节。

300只母羊要生产300只羔羊，这是硬指标。孙延永夫妇为了保证300只小羊的成活，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他们时刻准备着为母羊接生。

没有羊圈，所有的羊全部都在冰天雪地里生产。小羊羔一生下来，他们就立刻抱到帐房里保暖，第二天再抱到太阳下面晒一晒。两三天后，确定小羊没事了，才把它们送回到母羊的身边。

300次接生，宋玉花顾不上儿子吃饭睡觉，更顾不上寒冷与饥饿，同丈夫一起不分昼夜地忙碌了整整一个月。

昆仑山里没有人監管，没有人督促，身为合同工的孙延永夫妇一心想着不让公家的羊群遭受损失，一心想着母羊小羊们的吃喝与安全。这种品质，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从未改变。

宋玉花每天背着儿子一起去放羊，儿子像是长在她身上的一块肉。随着儿子体重的不断增加，宋玉花背着越来越吃力，但又不敢把他一个人放在帐房里，因为草原上有狼、熊等野兽。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把一岁半的儿子送回了老家，交给父母哺养。

三

1984年12月，宋玉花的第二个孩子已孕育了7个月。

可这段时间丈夫孙延永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吃啥吐啥，浑身无力。孙延永便动身去了花土沟，要检查一下身体。

宋玉花一个人留在牧队照顾牛羊。

4天过去了，还不见丈夫回来，宋玉花有些着急了。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宋玉花没法与丈夫取得联系，也不知道丈夫究竟得了什么病。于是，第5天，她急匆匆走出草原，挡了一辆油田的工程车到了花土沟。

她来到医院，一打听，原来丈夫得的是黄疸型肝炎，3天前就转到冷湖医院住院去了。走得匆忙，也没来得及给她捎个话。

宋玉花出了医院，已是傍晚时分。花土沟没有家，认识的朋友也不知道住在哪里，她不知道夜宿何处。中午没有吃饭，这时肚子饿得咕咕直叫。

她一个人挺着大肚子在采油厂菜窖附近不停地转悠，饥寒交迫，不知所措。

正当她几尽绝望的时候，采油厂“五七站”站长代刚碰到了她。因为牧队经常为“五七站”的饭店供应羊肉，彼此认识，被安置在代刚的办公室住了一晚，宋玉花才没有露宿街头。

丈夫病了，羊不能没有人管。第二天，她就急匆匆回了牧队。

回去没几天，羊群便到了要转场的时间。每年这个时候，他们都要把羊赶到昆仑山的沟里去过冬。宋玉花对此了然于心。丈夫也不知道啥时能回来，但转场的事不能再拖。于是，宋玉花决定一个人赶羊进山。

这一天凌晨3点多钟，宋玉花便起了床。收拾了帐篷、被褥、锅碗、粮食等生活用品，一一放到骆驼背上。还有两只刚出生没几天的小羊羔，她也装到麻袋里，放到骆驼背上。

她牵着骆驼，赶着500多只羊摸黑向昆仑山口走去。她顾不上肚子里已经7个月的孩子，也顾不上寒冷的侵袭和路途的遥远，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公家的羊一个也不能丢。

一个孕妇。一头骆驼。几匹黑马。一大群羊。

不是所有的羊都老实听话，不是所有的马都听从指挥。宋玉花有时得快速追回远离队伍的羊，有时又不得不让羊群慢下来，等待那些体弱的小羊。累了，就找块石头坐下来休息几分钟。饿了，就啃几口冰凉的馒头。她以极大的耐心和气力维持着羊群的秩序，以极大的勇气直面一个孕妇长途跋涉可能存在的风险。

从凌晨走到天亮，从上午走到下午，从下午走到黄昏，又从黄昏走到了黑夜。将近20个小时的行走，上百公里的戈壁滩，宋玉花就这样挺着肚子、牵着骆驼、赶着羊群，一步一步挪着向前，一米一米走向昆仑。

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见，只有戈壁，只有大山，只有寒风，只有满戈壁的枯草和乱石可以作证，一个怀孕7个月的女人，为了一群羊，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艰难挺向昆仑深山。

那天的月亮很圆，一路照着她前行。走了20个小时的宋玉花，腿走肿了，脚磨破了，手冻僵了，眉毛上、额头上结满了冰。

到达昆仑山东沟草滩时，已是夜里11点钟。宋玉花累得瘫坐在地上，休息了好长时间才又撑起身体，搭建帐房，燃起羊粪。

这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长途跋涉让宋玉花动了胎气，肚子疼得她直不起身。

起初，她觉得孩子肯定保不住了，并做好了流产的思想准备。但羊饿了就要跑着去吃草，渴了就要去河沟里喝水。如果不管，就会跑丢，甚至掉下悬崖摔死。因此，宋玉花肚子再疼，也得硬撑着去放羊。羊群不能有闪失，否则没法向油田交代。

于是，每天宋玉花都用双手托着疼痛的肚子，步履艰难地跟着羊群，爬高下低，跋山涉水。

冬天最怕下雪，雪一下，平地上的草就被盖住了，羊只好爬到山坡上找草吃，人也就得跟着羊群上山。加之高寒缺氧，宋玉花经常累得眼冒金星，双腿发软。

宋玉花牧放着羊群，羊群也在牧放着宋玉花。在外人看起来轻松浪漫的放牧工作，实则充满了困苦与艰险。现实既无奈又无助，宋玉花只能咬緊牙关坚持着，忍受着，甚至连一滴眼泪都没掉。

她哭给谁看呢？

丈夫一个人在冷湖住院，也没个人照顾，本身已够可怜。况且，天远地远。

冰雪覆盖的昆仑山里，一个怀着7个多月身孕的女人，独自应对着黑夜、严寒、孤寂、劳累之苦，时刻提防着野兽侵袭的危险。她默默承受着生命不能承受的痛与重。

或许是肚子里的孩子，实在可怜妈妈一个人在这大山里的艰难，竟然慢慢安静下来，不再折腾。宋玉花在羊群吃饱喝足休息时，也能享受片刻的宁静，晒着冬阳，摸着隆起的肚子，心境安详。

可是，天一黑下来，她的心情就没那么轻松了。漫漫长夜，她一个人孤独地面对整座大山，安静得有些瘆人，似有不祥之兆。

一天夜里，两只大哈熊袭击了她的羊群。

之前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但有丈夫在，有丈夫的猎枪在，她也没觉得有多可怕。但是，那一刻，她却不敢出去，也不能出去。她一个大肚子女人实在无法对付那样凶猛的庞然大物。因此，只好任它们肆无忌惮地在羊群里为非作歹，胡乱撕咬那些可怜的羊儿。宋玉花只有躲在帐篷里，紧张、恐惧地听着羊群里的虐杀。

两个小时后，熊吃饱了，折腾够了，走了。

天一放亮，宋玉花就冲出帐篷查看损失，收拾残局。那一夜，竟有20多只羊惨死熊爪。

宋玉花这次哭了，哭得肝肠寸断，天昏地暗。为那些惨死的羊，也为无能为力的自己。

昆仑静默，羊群呆立，只有一个无助女人的哭声在山谷里回旋，飘荡……

四

一个多月过去，依然不见丈夫的身影。

1985年1月20号晚上，宋玉花感觉肚子有了反应，她预感到可能要生了。于是她在炉子里多加了一些羊粪，把提前做好的小褥子拿了出来，并准备好了剪刀、热水、卫生纸等物品，然后就安静地等待孩子的降临。

帐篷之外，刚下过的雪还没化完，羊群白天吃饱喝足了，正相互依偎着进入梦乡。吹了一天的劲风，也没了气力。

宋玉花不是娇气的女人，肚子只疼了两个小时，孩子就顺利地生了下来。她咬着牙，自己剪断脐带，然后提起婴儿的小脚，在孩子的屁股上“啪啪啪”拍了几下。“哇”的一声，孩子哭了。她这才仔细确认了一下，是个女孩。

她给女儿做了简单的擦洗，就用小褥子包了起来。等她清洗收拾完，天都快亮了。

她起身抓了一把米放在锅里煮，然后就躺在女儿的身边，缓解一下身体的疲惫。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天就大亮了。

羊群开始发出“咩咩咩”的叫声。她知道，羊儿饿了，要去找草吃了。于是，她把稀饭从炉子上端下来，匆匆喝了一碗。米还没有完全煮烂，有些夹生。

她穿好棉衣，把刚刚出生的女儿用一个羊皮大衣包裹起来，抱着就出了帐篷。一天的放牧生活又开始了。不同的是，怀里多了一个孩子。

这一天，这位刚生下孩子两个小时的女人，抱着刚刚出生的婴儿，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昆仑大山里，跟着羊群沟沟坎坎，山坡平地，不停地奔波跋涉……

为了让羊群填饱肚子，宋玉花顾不上自己需要静养的身体，也顾不上需要保暖的女儿。没有奶水，宋玉花每天就给孩子煮点面糊糊吃。有时实在累了，就把女儿包裹严实，找块大石头把女儿放在上面，自己便跟着羊群走，一走就是几个小时。这期间，任凭女儿自己在石头上挨饿受冻，甚至面临被野兽吃掉、被老鹰啄伤的危险。

有一天，宋玉花背着只有十几天大的女儿回到帐篷时，手一下子碰到了女儿冰凉的小腿。她这才发现，一路上只顾赶羊，女儿的腿竟露到了外面。第二天，女儿的大腿到小脚全都肿了。

看着可怜的女儿，宋玉花心急如焚，却毫无办法。

几天后，当丈夫终于出现在她的面前时，她的眼泪一下子涌出眼眶，所有的委屈在这一刻全都迸发了出来。丈夫看到可怜的妻子和被冻坏的女儿，也心疼地落下眼泪。

其实，孙延永的病也没有完全好。

他住在医院里，心却一直在草原上。他计算着羊要转场的日子，也计算着妻子生产的日子。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他的担心与日俱增起来。最后，他不得不向医生说明了情况，带了针和药离开医院，急匆匆赶回了昆仑山。

结果，还是晚了。

半个月过去了，女儿的下半身还是肿的。不能再拖，孙延永便骑上马，一路风尘去了花土沟。

他找到儿科大夫说明女儿的病况。大夫开了药和针剂，并告诉他，如果肿到肚脐以上，孩子就保不住了。

女儿命大，病情没再恶化，且一天一天好了起来。

牧队生活艰苦单调，女儿一出生就跟着大人放牧。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玩耍，没有好吃的，也没有好穿的。通常，被大人背了一天，回到帐篷，就再也不想靠近父母，宁愿一个人在地上坐着或爬着玩。束缚了一天的胳膊、腿脚需要舒展，小小的身体需要解放。女儿天天被妈妈捆在背上，冷了、热了、疼了、麻了只能忍着……

宋玉花说，女儿2岁那年，牧队断了粮。没有面粉，只有肉。大人还能对付，女儿太小吃不了肉，每天只能喝一点面糊，饿得直哭。曾经装过馒头的蛇皮袋子里有残留的馍馍渣子，女儿自己爬过去把袋子翻个底朝天，把仅有的一点馍馍渣子倒出来，坐在那里用小手一粒一粒拣着吃。她看着，心疼得直掉泪。

女儿长到3岁，宋玉花实在背不动她了，于是，也把她送回了老家让母亲哺养。

而这个時候，在老家长大的儿子已经不认识他们了。

五

孙延永从70年代初就一直在切克里克放牧，因为表现突出，油田在1987年将其身份从合同工转成了正式职工。从此，宋玉花的身份也从一个合同工的家属转成了一个正式职工的家属。

虽然有些晚，但他们还是修成了正果。

自此，他们在油田有了户口，有了社保，有了医疗，有了菜篮子，还分了房子，一家四口的生活有了更好的保障。

儿子4岁半那年，他们把他从老家接到了花土沟上托儿所。

因为要放牧，宋玉花没法留在花土沟照顾儿子，只好把儿子送全托，并交给一个青海的老乡帮忙照顾。

直到儿子上了小学，宋玉花才把一双儿女带在身边，陪他们在花土沟上学、入托。她找了一份打扫卫生的工作，一直到儿子小学毕业。

90年代中期，儿子到了上中学的年龄，刚好，他们在敦煌也分上了楼房，宋玉花便暂时离开了花土沟，离开了牧队，到敦煌照顾两个孩子。一直到他们高中毕业，她才又回到了切克里克，重新开始了放牧生涯。

1997年，孙延永已经被人称作“老孙”了。

那时牧队条件已经好了很多，有房子住，有菜吃，米面油也供应充足，烧炉子用的是落地原油。

有一年春节，我去牧队看望孙师傅一家。正值母羊生产的时节，草原上，暖暖的阳光下，一只只母羊领着一只只小羊在冬日的草地上悠闲自在地漫步、吃草，画面格外温情动人。

孙师傅说草原上没人来，好久都没说话了，都快不会说话了。他说有时憋得慌，就对着羊说上几句，可它们听不懂，没反应，也就不说了。

其实，生活中并不一定需要语言。

六

2013年，孙延永到了退休的年龄。

虽然办了退休手续，但草原依然离不开他。于是，单位又返聘他继续在牧队工作。宋玉花也就一直跟随丈夫在牧队生活。

儿子中专毕业后，回到油田，成了一名采油工。

女儿大学毕业后，也回到油田，在职工医院当了一名医生。

当我问道在牧队生活那么多年，有没有什么遗憾，身体有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时，宋玉花叹了一口气，心情一下子复杂起来。

她说，在草原上没有菜，没有水果，只吃肉，热量太大，我们的头发早早就白了。尤其是两个孩子，都不到20岁就开始长白头发。医生说是血热，没什么治疗办法。

儿子从小在老家长大，和我们之间有隔阂。女儿经常抱怨缺父爱。女儿3岁之前，我几乎天天背着她去放羊，忙得没有时间和她说话，因此，长大后就一直不爱说话。那时年轻，不觉得有啥，现在想想，真是亏待了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都是在山里生的，我都没有坐月子。生了孩子就接着干活，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毛病慢慢都出来了。眼睛风一吹、太阳一照就疼，两条腿天一冷就开始疼……

停顿片刻，她又充满希望地说：“再有两年，合同就到期了。我们就不干了，就回敦煌生活。只是有些担心回敦煌能不能习惯太清闲的日子……”

她把一辈子的光阴，都扎在昆仑山下孤寂的荒原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