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洪萍

(台湾师范大学 教育学系，台湾 台北 106)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在国内外的母职研究文献中，有关阶层和家庭发展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这些研究综合来看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总体而言，国外的母职研究已较为系统，国内诸多母职研究多是以国外的母职研究成果为蓝本进行的拓展。近年来，中国母职研究已经基本脱离了西方母职论述取向的母职话语，将母职经验更加细致、本土化地呈现出来，贡献了东方女性母职的独特一面。

就国外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包括几种经典的母职论述。南希·乔多罗(Chodorow,N.J.)从性别分工和心理学视角对母职进行研究，指出“母职是性别分工的基础构成要素”，即女性的母职是性别分工的核心[1](P 14)。亚莉·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A.R.)研究了女性的劳动情况，并创造性地将女性在工作场所的劳动称为“第一轮班”(the first shift)，将家庭中的体力劳动称为“第二轮班”(the second shift)，而将应对家庭中成员情感需求的劳动称为“第三轮班”(the third shift)；同时她指出这些已婚育女性多在结束工作后，将继续承接“第二轮班”和“第三轮班”[2](PP 35-36)。上述研究将女性所承担的劳动划分为三类有助于增进对母职劳动差异性的认识，但却依旧难以深层地理解母职劳动历程的复杂性和社会历史性。在此之后，莎伦·海斯(Hays,S.)针对女性的劳动投入情况，提出“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的概念，即女性应以无私的姿态实践母职，投入大量时间、经济力量和情感，以确保通过孩子的成长实现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卡伦·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R.)则对应“密集母职”提出“延展母职”(extensive motherhood)的概念，即女性为了应对自己在养育中部分或全部缺席的母职实践情况，会选择借助于“团队式养育”(collective mothering)或“代理人母亲”(surrogate mother)履行对孩子的照顾责任[3](PP 55-56)。不可否认，西方学术界无论是从性别、心理还是从社会视角进行的研究，均对东方的母职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内母职研究著作和论文中都或多或少会提及西方母职话语论述。

在国内的母职研究中，新近的一些文献资料较多地在教育市场化和教育竞争的文化背景下对母职实践进行研究。如杨可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指出在竞争式文化背景下母职呈现出一种母职“经纪人化”的新趋势，并指出母亲会以“教育经纪人”式的职业标准来追求子女在教育市场中的经营业绩[4]。金一虹、杨笛研究了教育“拼妈”现象，指出这一现象乃是竞争性教育和“家长主义”泛滥的产物[5]。田毅鹏、陈凤楼则表明母亲不仅是儿童生活、起居的照料者，更是儿童教育最重要的参与者和陪伴者[6]。上述研究均体现出教育对东方女性母职再造的重要影响。实际上，相较于西方母职意识形态对母职实践的陈述，从教育视角切入对母职的探讨是中国社会更为关照的现象。诸多本土化研究不仅呈现了不同于西方母职实践的东方经验，而且促使人们对西方母职意识形态是否完全适用于中国女性进行反思。陈蒙曾指出，中国以及东亚其他国家的研究发现，母亲的核心劳动是高度介入教育，并不断将自身的母职实践与媒体话语中的理想母亲形象、专家育儿信息等相互比照。在此意义上“密集母职”“延展母职”等源于西方社会的母职意识形态论述无法准确概括东亚社会的母职再生产过程[3](PP 55-56)。

其次，从研究方法层面而言，国内外有关母职的研究以质性方法为主，也有少量的量化研究。比如林晓珊运用民族志和个案的研究方法，详细描述了女性产检的过程和体验，指出当代医疗话语建构了女性产检的经验[7]；许怡、刘亚则运用自我民族志与网络民族志的方法，细致描写了初为母亲的女子是如何进行哺乳实践和养育孩子的[8]。值得一提的是，刘千琪较早使用贯性研究设计及分层分析的量化方法对产后初期母职压力的变化进行了追踪研究[9]。

最后，从研究对象的阶层属性来看，研究中存在不同阶层面向的研究，即劳工阶层和中产阶层，但总体而言，对劳工阶层的关注和研究较少，更无法形成一个阶层比较的视角。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劳动阶层的母职实践关注方面，中国台湾地区的文献提供了一定的借鉴，目前较多是针对原住民、新移民身份的母亲在母职实践困境及其应对和转化策略展开的本土化研究。如唐文慧研究了离职妇女在结构限制下的母职实践困境[10]；郑忍娇、周丽端研究了劳动阶层都市原住民女性的母职生活经验[11]；邓荫萍的新移民母职研究中，则从家庭生命周期观点出发，指出新移民女性母职角色调整的四个阶段，且各阶段有不同的挑战和应对方式[12]。这些研究呈现了中国台湾地区对弱势母职女性的关照现状。蓝佩嘉在2014年的研究中更是直接指出亲职故事和教养实践中阶层不平等的影子[13](PP 97-140)，并于2019年的最新著作《拼教养：全球化、亲职教养焦虑与不平等童年》一书中对中国台湾地区“新移民”家庭亲职教养进行研究，介绍了他们如何在局限的经济处境中保障下一代安康[14](PP 193-304)，并考察了全球化对其产生的影响。除了上述弱势群体和“新移民”的母职实践，中国台湾地区也有学者聚焦中产阶层的母职实践，如梁莉芳对中产阶层母亲的工作与母职实践的研究[15]。在中国大陆，近些年亦陆续有一些关于进城务工女性的研究出现，但有关进城务工女性母职实践的研究偏少，多是对于城市中产阶层家庭和女性的母职实践研究。陈蒙指出自己研究中关于理想母职的探讨只包括城市中产阶层家庭，并未涉及其他社会经济处境下的家庭，无法形成一个阶层比较的框架[3]。这也从侧面表明，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母职的阶层性，流动务工女性的母职实践研究将成为理解中国母职实践不可或缺的面向。

综上所述，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从家庭问题的角度来检视家庭阶层与母职问题行为或困扰的相关性研究较多，且已有的研究成果或多或少地回答了家庭内部的问题与外部阶层处境或工作脉络之间的相关性。本研究的目的是在辨识上述关系的基础上，亦试图在实践方面有所突破，即希望协助劳工家庭成员增进自己对问题的了解，并探取有效行动以改变问题的情境。那么我们对家庭内部与外部各种作用力量在问题形成历程中所产生的作用，特别是这些因素如何透过家庭关系模式的运作影响成员意识与行动的作用历程，就需要更仔细地了解[16](P 23)。此种“仔细”了解，涉及劳动面向所体现的家的阶层背景和家内结构、成员关系的复杂性等面向，这正是“家为社会田野”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所擅长的。本文将此理论视角与叙事研究结合，更加突出从家的条件、变迁、互动和文化传承方面去看劳动对家庭阶层处境和女性的影响，并最终协助劳工阶层女性辨识其家庭阶层处境以及可能的行动空间。这也是本研究在最后提及“身心复元项目”的重要原因。此外，“家为社会田野”亦是本土化的研究家庭的理论视角和工作方法。本文将此应用到对中国劳工阶层家庭之母职研究中，即是尝试寻求东方母职话语论述的突破。

因此，本文尝试解答以下问题：进城务工女性(1)本研究的进城务工女性特指进城务工的母亲，她们从农村流动至城市务工，时长均超过15年。的母职实践如何展开？“家”的动能是如何促使这些女性对劳动认命的？“家人关系”是如何承载工厂机器快速转动的“分离”作用和对“情感”的压缩的？新教养脚本下的母职实践在何种“家的条件”下前进？与学校教育之间又经历了怎样的博弈？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对进城务工女性群体的母职研究有所呈现。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框架

家庭是进城务工女性母职实践的重要场域，家庭作为一种制度对于女性母职实践的作用影响不容忽视。目前研究中对家或家庭的界定很多，一般认为，家内包含了家庭成员关系、生养责任、劳动、经济，甚至政治、历史、文化等各面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中，丰富进城务工女性母职实践的研究，特别是细致和深入地研究城市边缘打工家庭中的母职实践对于认识东方母职实践之全貌具有重要意义。但若仅从西方论述角度出发，对于中国家庭所面临的复杂多层次社会系统中母职实践的局限和困境进行思考，这种解释模式显得过于单薄。

因此，为了更真实地理解进城务工女性的丰富母职实践经验，本研究选取家庭整体作为切入点来研究母职实践，即以“家为社会田野”为研究视角。“家为社会田野”是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夏林清所发展的一种理论视角与工作方法，并将其命名为“斗室星空”(a small room with starry sky)，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让一生劳动养家、辛苦不堪的成年男女能打开自我的封锁，将身心负重的、伤痕封印的家庭经验进行沟通分享，让内心感受流转，使生命有提升转化的机会[7](PP 238-239)。夏林清形容家庭像是一只“口袋”：在忙累的生活中，每个人在这只口袋里爬进爬出，每个人都渴望在口袋中得到亲密、照顾和休息，但这种需要在许多家庭中却不易获得。有的“口袋”穷得底都被掏空了，有的“口袋”里架起了日夜无休的机器，有的则突然富裕起来，以至于“口袋”内外的感官享受，在商品消费刺激下充血式的高涨。不管属于哪一种，“口袋”里的矛盾经验冲撞着每个人。“口袋”内外都消解不了的经验，向内会使自己“变形”，向外则容易对别人造成冲突挤压。在家人劳动身形、交错话语与混杂体验交相编织流转之间，性别、阶层等留下烙印[17]。本研究正是在“家为社会田野”的一种理论视角下，研究生活在其中的城市进城务工女性并辨识其社会政治历史性。

“家为社会田野”的理论视角，呈现了对于“家”的三个层面的观点。第一，视“家为社会田野”，在本质上即要理解家被作为整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具有的社会资本的差异，在观察家的移动和家人劳动的身影时，她们所具有的家的社会阶层处境即得以呈现；第二，家内矛盾、家人关系的社会性被更清楚地辨识，避免将家内矛盾化约为个体与人际的冲突或斗争；第三，家的养育条件以及教养子女的方式被更清楚地呈现，同时，“家为社会田野”亦是一种家庭工作方法，暗含了作为行动者的家人得以返身解压缩的行动逻辑，即认同家以多元形态存在的真实性、现实条件与限制，并催化一种“人”在结构限制中朝向行动改变的力量与动能。具体而言，工作者带领参与者返回自身的家庭处境，通过对话，让不同的家的样貌得以呈现；在对话中，彼此的家被看见、辨识与重构。在彼此的参照、学习与辨识中，原本私密化的个体经验得以在公共空间流转，基于经验的共振催化社群的产生与发展，从而朝向结构改变。此部分会在最后结尾处探讨。

可以说，“家为社会田野”的理论视角不同于一般的家庭理论，它没有进入家庭内部考察家庭的类型，绕开了对不同家庭类型的差异研究，而是通过对个体的劳动和移动的考察以细致呈现阶层处境中的家以及家庭成员关系、家庭结构的社会历史性，并分析他们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及其成员在其中的行动策略，从此视角切入能更为切适地观察结构与行动的互动。从这一理论视角看待这些进务工女性的家庭时，更能看到的是其自身的处境、劳动的变化、移动的身影，及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和成员在结构挤压下产生的主体性知识。总之，视“家为社会田野”的理论视角是对过往母职研究视角的突破和发展，更为细致、全面地揭示了东方母职实践的复杂性和整体样貌，同时置母职实践研究于更本土的场域和历史时空中进行分析。

(二)研究方法与对象选择

本研究主要运用叙事研究的方法。叙事研究(narrative inquiry)的概念已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是经验的再现与反思，也是意义生成的途径。相较于量化研究的简约化处理问题而言，叙事研究更具有特殊价值，非常适合于解决研究中的复杂性、文化性和人类中心性的议题[18]。本研究正是以进城务工女性的母职经验的社会复杂性为研究核心，因此选择叙事研究的方法展开，以进城务工女性之打工生涯和生命历程为时间轴、以“家为社会田野”的理论视角为分析框架进行书写。笔者以社会工作者的身份参与到已经开展了6年服务的“身心复元项目”(2)本研究的6位研究对象全部为毅行社会工作机构的“进城务工女性身心复元项目”参与者。该项目是研究者与该机构于2018年共同发起的项目，其中王芳萍老师给予了大力支持。项目主要针对机构所在工业区的进城务工女性“身心复元”历程进行行动研究。中，与研究对象深入接触且建立了彼此信任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使用叙事研究的方法力求对进城务工女性的母职经验进行深入研究，主要采取两种收集资料的策略。第一，自我叙说。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邀请研究对象进行个人生命史和家庭故事的叙说，每次1-3小时不等，以自我叙说的方式为主，在此过程中强调的是研究对象对自身故事的主体性叙说。第二，团体协作叙事。通过组织进城务工女性协作叙事团体的故事分享，营造具有支持性、发展性的协作叙事团体关系。在此强调协作(collaborative)，即双方有共享与互惠之意，强调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彼此的平等关系。

在具体的对象选择上，本研究重点选取了6位进城务工已婚育女性(见表1)，主要考虑3个方面因素。首先，因为笔者主要以家庭阶层处境为主要考虑因素，关注点放在社会田野中的家与劳动方面。这与本研究强调阶层处境中的家以及家庭成员的劳动和社会历史性的“家为社会田野”的理论视角相契合。案例的选取亦考虑其与本研究议题的契合度。本研究对象主要聚焦劳工阶层母职女性，具体研究对象是东莞市X社区的进城务工女性，选择她们的原因有二。第一，从文化的视角来看这些女性，她们从十几岁就外出务工，并在中国不同的城市流动，打工地和家乡之间距离动辄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她们流动在中国城市的角角落落，也不停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往返移动。第二，从政治经济角度看，她们多为改革开放后的进城务工人员，其政治经济地位不高。其次，案例的选择具有典型性。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都是来自参与“身心复元项目”的女性，具有丰富的母职实践经验。因为这些进城务工女性，尤其是在婚后生养了孩子的女性，她们极少轻易结束婚姻。正是因为她们都生养了孩子，也并未在艰涩的婚姻关系中选择离婚，因此她们经历了长时间的打工跨度和各种条件限制下的“生、养、育”的磨练，这凸显了她们丰富、深刻的母职实践经验。最后，本研究亦考虑了对6个案例跟进的深入度和便利性。

总体来看，这些进城务工女性都属于劳工家庭，一般不到20岁就外出务工，且长期在外，并都已婚已育。所以若以此来了解同样具备这些条件的进城务工女性的母职实践亦有可借鉴性。

表1 研究对象基本资料

三、结构性限制与磨练：进城务工女性的母职实践

(一)做工人：移动和劳动身心刻痕下的母职实践

1.“年轻不知苦”的离家打工妹

本文研究的进城务工女性的原生家庭都属于普通的农民家庭，她们在打工潮里被“冲刷”到城市工人聚居的社区中，有的甚至与父辈两代人的生活经验都在城市。每个人的家都是一个社会性的田野，每个人的家也都是大社会冲刷下的田野。

首先，这些进城务工女性是在城市认命劳动且心系农村家人的“打工妹”。她们大多年龄很小就辍学离家，流动到城市中开启打工生涯，并且在各行各业体验过多种工种，在深受“打工磨练”的同时十分想家、惦念父母。比如刘二姐，她初中毕业辍学在家学习理发，后来听别人说去城市打工能赚更多钱，就偷偷跑出去打工，这一离家就在外待了将近30年，先后在广州、东莞、深圳等多地打工；进过鞋厂、玩具厂、口罩厂；做过工厂文职、流水线工人和生产线小组长。刘三姐也是初中毕业后辍学，当时(1990年)才16岁的她误打误撞开启了在广东的打工生涯(3)刘三姐16岁那年就跟父母提出外出打工。她当时坐车到了镇上，但没有坐上去城里的大巴车。刘三姐说那时候也没多想，就觉得要是就此回家太丢人，于是打定主意进城打工。那时候她胆子比较大，遇到几个男人带着包袱，料定也是外出打工的，就跟他们搭伙，其实她完全不认识那几个人。就这样，刘三姐跟着他们到了东莞，还一起分摊住宾馆的费用。现在想想当时的情形让刘三姐感到后怕。。她进过纺织厂、鞋厂、皮革厂、电池厂、电子厂等，体验过各种工种，十分辛苦。比如在纺织厂期间，刘三姐起初因为技术不娴熟，每个手指都被绣花针戳破流血；后来因为工作速度太慢收入太低(计件工资受速度影响)而悄悄离开(4)那时候辞工并不规范，都是偷偷摸摸离开，刘三姐也是连夜翻墙逃跑的。当天晚上6点多，别人都在吃饭，门卫也不在，刘三姐把行李从墙上扔出去，翻出围墙就逃出去了。出来后没车，就靠步行，一路从凤岗镇走到隔壁的清溪镇车站，那时已经晚上12点多了。后来有人问她当时不怕被拐走吗，刘三姐笑笑说：“没想过别人把我拐走，我当时就想着背着我的行李往前走，一直往前走。谁问都不做声，反正就是一直往前走。”(刘三姐故事2018-1)。。出厂后她去广州找工作，但因年龄太小又处处受限，后暂被老乡收留在宾馆。之后刘三姐进了广州的一家鞋厂，主要工作是给鞋贴底。刘三姐回忆，当时的工作“要用很大的力捏起来，然后再放到机器上压。鞋垫刚产出来的时候很热，夏天时更热，而且就要赶着热的时候贴上去，冷了之后又贴不上去。当时才16岁，皮肤嫩，五个手指都起泡，疼得哭，还经常挨领班骂”。(刘三姐故事2018-2)所以她只能强忍疼痛工作，手指经过反复起泡、起茧之后反倒对疼痛习以为常了。刘三姐在鞋厂咬牙坚持做了5年，后来回老家结婚就离开了。大概2007年的时候，她又带孩子到东莞打工至今。

其次，进城务工女性的打工生涯一直受到工资、工作环境、工作时长等劳动制度的限制。比如，刘氏姐妹在20世纪90年代初到广东打工的时候，一个月工资300-800元不等，她们那时候为了多赚钱会拼命加班。这种加班的境况在她们的打工生涯中一直未曾改变，直到现在她们在目前工作的口罩生产厂也是经常加班。平时一周休息一天，忙的时节连续7天无休，工作时间从早上8点到晚上7点，如果加班要到晚上10点，算下来一天不止工作12小时。而且，因为生产口罩需要无菌环境，所以她们的工作服都需要包裹全身，只露出两只眼睛。工作服是塑料制品，人待在里面容易呼吸困难。口罩厂的工作环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空调会开得特别低，因为细菌在温暖的环境中会滋生，所以工厂就把空调常年开到20度左右，且经常在20度以下，以保证产品的无菌环境。但是这样的温度对于常年在里面待着的人来说过低，尤其对女性的身体伤害很大。曾姐也提起自己进厂的经历，她笑称自己当年“年轻不知苦”，并表示“那时候我年轻，现在我肯定都受不了”。(曾姐故事2018-2)后来曾姐听说广东赚钱多，就来到广东打工，直到认识自己的先生结婚。婚后她才开始做起大厂的外包生意。

本文将这些进城务工女性从十几岁外出打工到20岁左右结婚生育的打工生涯和生命历程描述为“打工妹”时期，在漫长的打工生涯中她们凭着“年轻不知苦”的斗志所历经的磨练获得生存与发展的资粮。同时，时代赋予这些女性的特殊性在于她们远离父辈、远离生养她们的村落，离开了原本的母职经验的“社会学习场”，容易造成母职经验的断裂。

2.养娃又养家的“陀螺”

一般而言，这些进城务工女性打工多年后，大多数便往结婚养家的“生命之河”走去。她们在结婚生育之后会在工作选择上有所调整。比如，婚后女性为了照顾孩子会尽可能选择满足孩子照顾需要的工作，像做民办学校的生活老师、学校食堂的工作人员等。相比而言，这类工作更加边缘化，面临的是工资少(比之前更少)、工作时间被无限拉长等问题。黄姐是某私立学校的生活老师，她本来可以到工厂上班每月领到4000元左右的薪水，但因需要照顾孩子，她选择到孩子所在学校做生活老师，薪水不高又工作繁重。黄姐一般每天早晨5∶30起床，一个人负责18个一年级孩子的穿戴、洗漱和吃饭。学校实施分寝模式，18个孩子分3个宿舍，生活老师需要每个宿舍来回奔走叮嘱一些注意事项，同时还要照看“特别”的学生(比如生病的学生)。黄姐从起床开始就跟陀螺一样转起来，每每提起自己的这份工作，她就觉得真是操碎了心，加上因为月子没做好，落下腰椎疼痛的毛病，尤其不能弯腰，给她的工作带来不便。但为了生活和孩子，她只能继续。想到工作中自己付出的感情和精力，以及遭遇到的家长的不理解，黄姐在访谈中也是一度落泪。其实黄姐的工作收入每月不到3000元，一周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可以休息，且一周中除了周六和周日上午之外其他时间都必须要住在学校，工作需要随叫随到，因此工作时间被无限拉长。黄姐在应对繁杂工作的同时又要照顾具有不同作息时间的两个孩子，好在先生下班后和不加班的时候可以帮忙，但主要还是由黄姐安排具体的事宜。楠姐与黄姐的情况类似，也是由楠姐主导安排照顾在城市中接受教育的一双儿女，先生有所协助。

此外，有的女性为了照顾孩子选择与先生一起经营小本生意，如此可较为灵活地参与孩子的照顾工作。这类家庭生意主要依赖的是工业区的人流量(客流量)和大厂的外包制度。一般而言，常规性的生意事宜会交由先生处理，而女性自己则如“螺丝钉”，随需要进行时间调整。曾姐是典型的“80后”北方姑娘，性格爽朗，她的先生则是四川人。两人在结婚前都在工厂打工，后来经人介绍做起了中高档箱包的外包生意。但是2018年他们依托的一家大型中高档包的工厂搬迁到了越南，导致从之前1个月可以接30余万元的订单，减少到1个月只能接1万多元的订单。曾姐说自己家的生意“是运气不好，刚开始做，好不容易赚点钱，就没了门路”。(曾姐故事2018-3)实际上，中国劳动力成本增加，诸多大型工厂考虑到生产成本转移至东南亚等地以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这导致以大型工厂为依托的“小生意”纷纷歇业。曾姐家生意变差后，画图师傅辞工，曾姐家也请不起新工人，于是她就自学画图技术，先生则负责做模型和生产。但是因为画图技术不熟练，即便很少的画图量，她几乎也要每天不眠不休地工作。曾姐表示自己做小生意虽然有艰辛的一面，但时间可以灵活安排，这样就可以兼顾孩子。在曾姐看来，自由与辛苦是并存的。另外，汪姐与先生年轻时候也是在工厂打工，结婚后，夫妻二人一起经营面包实体店，实体店所得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虽然收入可观，但清早备料和熬夜看店的作息很难兼顾孩子。无奈之下，孩子只能带在身边，作息也以大人为主，常常要到半夜12点多才能休息。汪姐觉得十分亏欠女儿，因为女儿出生后就跟着妈妈一起熬夜看店，导致小小年纪就脾胃不好。近些年，汪姐家的生意同样是因为大厂的搬迁，大批工人离开，客流量急剧下降。之前店里雇了2个工人，而现在只能请1个临时工帮忙，用汪姐的话来说就是“做这种生意，就是赚的自己的钱而已”，她表示“(生意)很累，但是也要撑着，因为要养孩子”。(汪姐故事2018-1)。

实际上，经济全球化固然创造了更广阔的市场、更低廉的劳动力，但相应的利润与机会往往只为具有经济资本、可移动资本的专业能力者所享用。对于没有能力移动的人，不仅难以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反而更容易受到关厂歇业、外劳竞争的波及[15](P 201)。这与珠三角地区经济全球化对流动务工者的影响不谋而合。当资本因追逐利润而出走他地时，大批务工者因工厂搬迁导致生活工作变动不定，带来下岗失业、夫妻分居、孩子留守、养老难题等问题。他们只能做点小生意，相当于“赚自己的工资而已”，“养娃又养家”的双重责任让这些流动女性更能体会其中的影响。

综上可见，这些进城务工女性婚后虽然工作调整有所不同，但都是为了照顾儿女不断妥协，也为了生存而奋力工作。这一调整形成“养娃又养家”的“陀螺模式”，使她们经历家内与家外双重劳动的挤压。这与中产阶层的女性大有不同。首先，虽然都是为了照顾儿女而妥协，但进城务工女性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上相对不足，深受工作的不稳定、工作时间长、工资少等多重因素影响。这种工作调整在本质上不但未逃离其劳工阶层的处境，反而更加剧了其工作的边缘性，同时也增加了组建家庭后女性的家内劳动负担。其次，进城务工女性找工作既要考虑照顾孩子又要尽可能补贴家用，她们的收入甚至对家庭起到重要作用，没有这份收入可能会使家庭陷入贫困。面对困难，她们都从未退缩，而是勇敢“当家”，拼尽全力在城市中“养娃又养家”。

(二)做妻子：质地粗糙却坚韧的婚姻中的母职实践

“家为社会田野”不仅呈现出进城务工女性的阶层属性，亦彰显了其家人关系的社会作用力。对于这些务工女性而言，作为妻子的生育实践是其重要的社会责任，她们的母职实践亦是伴随着“生孩子”的实践而开启的。因此作为妻子的生育实践是这些女性母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这些进城务工女性在养育子女的责任与动能中亦尽力维持家的完整性。

1.履行生育责任的妻子

婚后，身为妻子的她们在“重男轻女”文化观念和离家导致的母职“经验断裂”的双重结构夹层中履行着生育责任。

首先，“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对女性生育颇有影响。刘二姐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生产经历比较曲折，这与当时的重男轻女观念颇有渊源，此种结构性文化作用常通过婆婆具体实施。刘二姐的婆婆会“要求”她生男孩，刘二姐也曾经因此有过两次引产经历。生第一胎时是由老家的赤脚医生接生的，医生技术不好，当时也没有麻药，非常痛。经历过第一次惊心动魄的生产，刘二姐对痛格外敏感，也暗下决心不再生育。生产恢复后刘二姐就“躲”到外面打工，但是每年回家都会被催生。最后实在躲不过只好积极备孕，但后面两次怀孕也都因孩子的性别以引产告终。刘二姐现在讲起自己的生育经历时还不时眼泛泪花，提起这段往事，她气愤地说：“我就是在生小孩上面吃了亏，我下辈子不做女人了，做女人太辛苦了。”(刘二姐故事2018-1)刘二姐是一个背负生子重任的女性，被“应该生孩子且要生男孩”的观念束缚，以至于即使经受苦难也要生子。

其次，母职女性之间存在的世代经验断裂影响其生养的具体实践。20世纪70-80年代，许多人因为过早外出打工，导致生育经验存在世代断裂的现象。刘氏姐妹就坦言因为很早外出打工，不在母亲身边，结婚后很多事情需要自己摸索，养胎、生产、照顾婴儿、坐月子等都很成问题，最明显的就是坐月子经验不足，因此落下病根带来一辈子的病痛折磨，比如产后颈椎病、腰痛、见风头疼、见风咳嗽等。对女性而言，坐月子是其认识婚姻、辨识家的复杂性并获得再次成长的学习场。刘氏姐妹在坐月子时，父母不在身边，与婆婆也几乎没有沟通，因此也没什么具体经验。刘二姐月子一做完就回到工厂上班，根本无暇顾及身体后续的恢复，后来才发现自己落下“月子病”：每年9月一过，她就得用热水洗手，因为只要碰到冷水手就一阵刺骨的痛。刘三姐则表示自己和先生其实根本不懂如何照顾孩子，也没有老人及时的指导。

此外，有些女性选择在城市生产，需要有老人来城市照顾，这又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黄姐生二胎的时候就是由婆婆来照顾月子。婆婆在农村习惯串门，在城市狭小的空间不习惯，整天想外出，但她人生地不熟也不知道去哪里，只能下楼走走。而且她也不适应城市的卫生习惯，亦不知道如何照顾孩子吃饭穿衣(过往带孩子的经验在这里都没办法施展)，就连普通话也听不懂，沟通都是困难。所以各种事务就只能由黄姐一手操持，她在月子里就下地干活，后来觉得既然婆婆也难适应且帮不上什么大忙，10天之后就让她回老家了。婆婆离开后，黄姐一个人带两个娃，还要做饭。她现在想起来开玩笑地说：“(我婆婆)要是懂普通话我非得和她吵起来不可！”(黄姐故事2018-1)这句话是玩笑，更是无奈。她从自己这么多年的辗转四处流动打工的经验推断，农村婆婆来到城市生活，肯定有诸多不适应和不懂之处。也确实如她的经验感知一样，婆婆的问题有城乡之间的经济、文化差异方面的原因。黄姐也深知这不能只怪婆婆，但是自己因为这次月子落下腰椎痛的病根，也让她感到后悔。面对这些结构差异对具体现实的影响，黄姐选择了“向前看”，即寄希望于通过身体锻炼和养护将身体调理好。

两代人照看孩子的母职实践经验在这样的家庭结构限制中难以传递，但也因此“逼迫”这些进城务工女性在不断“摸索”中独立自强，不断创造一种母职存在样态的平衡。

2.尽力维系家庭完整性的妻子

这些女性在“重男轻女”和“经验断裂”的双重结构夹层中完成了生育责任，同时研究中发现，无论婚后夫妻一起移动到城市共同生活，还是多年两地打工分开居住，妻子都在尽力维持“家”的完整性。夫妻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曾姐、楠姐、黄姐、汪姐选择将孩子一并接到城市养育。比如曾姐婚后从孩子的一日三餐到饮食起居再到生病照顾都由她一手操持，家中凡是关于家务、照顾孩子这样的活动基本都是由曾姐来做。曾姐的先生是四川人，在饮食上与她很不一样，先生比较喜欢吃米饭和菜，但是曾姐因为是河南人喜欢吃面食，比如馒头、饼、面条等，两个人吃不到一起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姐就需要做两样。饮食上小小的差异，在具体生活中造成繁琐，不仅每天做饭时都要考虑到，还经常因此产生争执。除此之外，夫妻二人也会因为孩子教养方式问题的差异而争吵，甚至因为一点小事动手打架。比如曾姐的先生主张不要打骂孩子，但是他并不具体参与孩子照顾和学习辅导，因此曾姐认为先生在管教孩子的方式方面并没有发言权，这让夫妻二人产生分歧，且矛盾越积越深。但是她通常将这一类事情看作“磨合”的过程，而通常不会看作“他不爱我”或“我不爱他”的私人情感的破裂，更不会选择离婚。

多年和先生两地打工分开居住的刘氏姐妹对孩子的养育则出现两种情况。刘二姐公婆在湖南老家照看孩子，夫妻二人分别在不同城市打工生活，只有过年才见面，平时也几乎不打电话、不见面。当年结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刘二姐坦言“脸都没看清就结婚了”。(刘二姐故事2018-1)婚后先生还沾染上赌博的恶习，欠了一大笔债，由此夫妻之间争吵增多。刘二姐并不奢求先生能留在身边，“只要他能务正业，在哪里都好”。(刘二姐故事2018-2)只有在备孕的时候，二人才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在刘二姐怀孕后就分开各自工作生活。直到现在大女儿都20多岁了，夫妻二人依然在不同城市打工，各自挣钱各自花。也因此，刘二姐在生完孩子坐完月子之后，对孩子多维持每年见面、平时电话、邮寄生活费等生活方面的参与，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平添了刘二姐更多的愧疚感。刘三姐的遭遇与刘二姐一样波折。刘三姐在20多岁时经人介绍认识邻村的先生，当年就领证结婚。刘三姐的先生是继母养大，所以对她而言婆婆是“继婆婆”。“继婆婆”当年带着一儿一女嫁给刘三姐的公公，因此刘三姐从结婚开始就被“继婆婆”视为“争夺家产”之人。“婚后分家只给我一个陶瓷罐，说是我老公亲妈留下的。”(刘三姐故事2018-1)有了孩子后，刘三姐起初间断性地外出打工，后来就彻底回到老家，在家经营起合作社，先生在县城也另外开了一家店，这样夫妻两个都在老家经营生意。但是好景不长，先生瞒着刘三姐在外欠下一大笔债务，被迫出逃躲债，而家里公婆也觉得媳妇可能会提出离婚，就各种提防，当时刘三姐儿子才9岁。她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想过离婚，但是始终没有狠下心来。于是她继续经营其中一家合作社慢慢还钱，但后来合作社也经营不善，房子车子都拿来抵债，她就带着儿子到广东打工。出来后，夫妻二人都在工厂上班，聚少离多。直到现在，她先生只是偶尔才来到东莞与她和孩子短暂相聚，接着就匆忙回厂上班。刘三姐一直在一家工厂打工不敢离开，因为她觉得孩子读书需要稳定，不能经常换学校。先生因为不用照顾孩子，倒是可以经常换工作的地点。可以看到其家庭成员是如何妥协退让和坚韧地维护一个家的存在。妻子看到了先生爱玩的一面，于是在先生选择频繁换工作挣不到钱又不能稳定下来照顾孩子的时候，还是毅然决然地迎难而上，坚守住一份工作；儿子也是在父母工作还不稳定的时候，选择独自一人完成半年的学习过渡期(5)刘三姐刚来东莞时在一个镇上的工厂里上班，并把儿子安排在就近的学校读书。后来她为了收入到市区工作，儿子则留在镇上独自上完一个学期。当时刘三姐的儿子才10岁，就自己一个人住，早晨自己设定闹钟起床洗漱上学，有时赶不上校车就自己坐公交车到学校。上完一个学期，才转学到城区。在刘三姐看来，儿子很懂事，从未抱怨妈妈把自己留在镇上。，而丈夫最终在另一个城市找到还算理想的工作。实际上，刘三姐与先生两地打工分开居住，让她的母职参与变成近乎单亲妈妈的境地，但是即便如此，因为夫妻二人在法律层面还是维持着婚姻关系，这让刘二姐觉得“家”还是完整的，孩子至少还有“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情维系。这些夫妻两地打工分开居住，其中妻子过往的家庭经验，如经历过很小就外出打工做“打工妹”时期，让她们更懂得分离的无奈，这促使她们对夫妻关系的看待也有不同。家的生活现场早已不在“家屋”之内，家人各分东西、四散谋生，她们触不到但真实存在的家人关系、夫妻关系发挥着实质的作用。从这一视角诠释，可以看到这些进城务工女性坚韧婚姻中母职实践的复杂性和真实性。

(三)做家长：新教养脚本下的母职实践

从“家为社会田野”的视角来看，首先，进城务工女性的“养”和“教”不会被“问题化”看待；其次，这些进城务工女性的家的社会阶层处境需要被看清，以进一步明晰她们究竟在何种家的条件下养育子女。

1.“养”：尽力践行“精养模式”的家长

“养”重点强调了进城务工女性在孩子3岁之前的照顾工作。一般而言，孩子3岁之前，有些父母在母亲坐完月子或孩子断奶之后会选择将孩子留给家中的祖辈照顾，比如楠姐就是在孩子3岁需要上幼儿园的时候才接到东莞来上学的。西方营养学强势建构了“现代精养”的观念。肖索未、蔡永芳在一项有关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抚养方式的研究中指出，具有强城市化取向的家庭有演练中产阶层式科学育儿的意愿和实践[19]，而精养则是其实践之一。在提到孩子健康时，黄姐表示很无奈，她说自己的孩子在2-4岁之间每个月生一次病。至于小时候频繁生病的原因，黄姐表示“可能那时候真的是带得太精细了，特别是我先生就是很夸张的，这个是什么营养搭配什么的……”(黄姐故事2018-1)黄姐现在才明白不应该那么精细。之后黄姐吸取带老大的教训，二胎宝宝(女)就养的比较“粗”，喂饭时也不把菜切碎，而是直接把菜叶煮给她吃，女儿反倒是吃的津津有味。现在二宝的饭量是哥哥的两倍，也基本不生病，还参加了学校篮球队。黄姐也由此从喂养老大和老二的对比中得出“喂养太精细，抵抗力就会低”的结论。这个结论也许有失偏颇，但确实反映了“精养”不仅增加了母职实践难度，而且也未达到“孩子身体好”的预期效果。钟晓慧、郭巍青也认为，女性的育儿难度在不断加大，“精养”对妈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除了花时间陪伴、最大限度地在场之外，掌握科学喂养、安全陪伴、早期教育等方面的知识也变得非常重要[20]。一定程度上，精养的益处是具有社会建构特质的，认为孩子一出生就应该提供最好的养育条件和教育环境以增强孩子的身体素质，为后续教育的参与提供好的身体和智力条件，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否绝对统一，仍需参看更复杂的场域和政治历史时空。

2.“育”：新教养脚本下的家长

首先，进城务工女性普遍存在教育执念和迷思，即坚持将孩子留在身边照顾和教育。这里有社会和个体两方面的原因。社会因素是农村教育和“留守儿童”教育的落后，导致家长普遍认为要到城市接受教育。个体因素是进城务工女性也都想做“完美妈妈”，认为若不能将孩子留在身边照顾，则没能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条件和爱，是不称职的，这一逻辑导致她们坚持将孩子带在身边照看。个体和社会的双重作用导致人们越来越认可孩子一定要在身边照顾并接受教育的教养脚本。从研究来看，进城务工家庭亦认同这一教养观念。楠姐与其他几个80后母亲一样，选择了将孩子留在身边自己带。她始终认为，孩子在自己身边会好，尤其到了上学的年龄“就是一定要在父母的身边”。(楠姐故事2018-1)楠姐主要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自己可以尽责照顾；二是到了学龄，要跟紧孩子的教育，这是祖辈们做不到的；三是需要培养孩子的城市文明习惯，以使其更好地适应城市社会。曾姐、黄姐和汪姐也都提到了类似的想法，并且坚持将孩子带在身边照顾并接受城市教育。

其次，近些年，家校合作成为现代教育的新趋势，这一趋势主张家庭应该配合学校教育，家庭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和补充[21](P 386)。在这一背景下，学校教育任务“带回家”已经成为必然趋势。田毅鹏、陈凤楼的研究指出，教育回家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潮流，面对教育投资的外部竞争，母亲的角色开始专力倾注于儿童家庭教育[22]。带回家的教育任务包括各种家庭作业以及亲子互动的作业内容。上述带回家的教育任务无一不是在挑战劳工阶层的现实条件，这一改变促使母职从传统的家务劳动转型为家庭教育的引领者和参与者，承接孩子在家中的作业检查与辅导大任，母亲成为孩子家中的“老师”。但进城务工女性自身受教育水平有限，知识储备也与学校要求有差异，承担起“老师”的工作成为她们的“苦差事”，孩子也并未因此受益，反倒增加了亲子间的冲突与矛盾。汪姐、楠姐和曾姐都曾化身孩子的“家庭老师”以协助孩子复习课程，也尝试讲解知识点，但是对孩子的学习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她们也曾想求助于辅导机构，但市场化导向的辅导机构费用对她们而言较为昂贵，很难长期投入。

最后，不打不骂的教养脚本实践。曾姐的大女儿读小学，在老师、同学的眼里，女儿是班上的“问题学生”。她经常在班上对其他同学“动手动脚”，无故推搡别人，为此好几个孩子家长每到家长日见到曾姐都会跟曾姐抱怨，希望曾姐管好孩子。后经学校老师的邀请，曾姐参与了学校组织的正面管教课程的学习，也试着用专家教授的方式跟女儿沟通。但几次沟通下来，并不见成效，再后来曾姐就开始训斥女儿。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沟通也沟通了，骂也骂了，孩子还是改不过来”。(曾姐故事2018-2)曾姐表示经常经历“不知道怎么教”以及“一遍遍说也不听”的挫折，孩子的学习成绩和社交困难成为她的“心头烦”。

曾姐的事例呈现了以“打骂”为主的教养方式反映出的进城务工女性母职的结构性困境。一开始曾姐因为接触学校开设的家长教养课程，对权威的管教方式有所动摇，因此在现实中会尝试学习和采纳这一方式(启用世代断裂的叙事)。但实际上，由于“家”这一场域的复杂性和多层次社会系统的挤压，这些“新教养”脚本在劳工阶层那里很难具体执行，她又不得不选择延续上一代打骂的“权威”教养策略(回到世代延续的叙事)。蓝佩嘉曾指出，相对于中产阶层的“世代断裂”叙事，劳工阶层常常使用“世代延续”的叙事，即他们会延续父辈，采取接近华人文化传统的“管教”和“勤管严教”的模式[14](P 210)。曾姐虽然出现了对“权威”管教的动摇，但是在一次次沟通无效后，还是选择用打骂的方式。这一反弹的出现直接引发了曾姐“不知怎么教”“一遍遍说也不听”的挫败感，同时与先生的教养冲突也再度升级。曾姐的“动摇”其实说明曾姐已经开始模仿“新教养”脚本，但无奈的是，她在其特定的“家”的场域中无条件践行。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网络和学校对西方“新教养”脚本的强化推广，进城务工女性的教养策略会在“世代延续”和“世代断裂”之间摆荡，而并非单一的叙事模式。通常进城务工女性会尝试启用“新教养”脚本，但在其无效后，会反弹回“权威”教养模式，并因此遭受心理上的强烈挫败感。

四、行动与结构转化：母职实践难题之多层次社会系统的辨识

乔治·米德(Mead,G.H.)认为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能够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在杂乱无章中，可以发现现代社会的架构，也可以阐明男女的种种心理状态[23](P 3)。同样，家不可以抽离社会系统。“家为社会田野”即是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理论视角和工作方法，它看重“人”在结构限制中朝向行动改变的力量与动能，亦能从作为具有力量与动能的行动者视角“看见”层层结构的挤压。

(一)打工之苦：阶层处境与生存之道

通过对进城务工女性“做工人”之打工生涯和母职特质的勾勒，我们看到了她们所经受的兼顾劳动与孩子照顾的“打工之苦”，这种“苦”是劳动条件限制和兼顾“养家又养娃”的双重责任所触发的。换言之，在劳动时间长、环境差、流动性强以及劳动保障弱的多重因素作用下，她们经受了一般中产阶级所未经历的“打工之苦”。但由于该群体的弱势与边缘性导致其生存处境受到的重视不够，进城务工女性的生活世界普遍是不透明的，万千工人都有此种经历，也有多样性。她们对处境的应对或改变动能也难以被看见。在研究中可以看到：进城务工的流动女性先是因为肩负对父母的责任，希望自己能挣钱带回家分担父母的压力，而成为离家打工妹；结婚生育后又要担负起“养娃又养家”的双重责任。一方面，她们自身会发生变化，变化的结果是焦虑、倦怠、失眠、颈椎病等在她们身上落下印记。这些打工所经历的种种，都像某种印记般“长”在她们的身上，透过这些，可以看到“刻痕”在她们身心的工业化的历史印记，以及看到她们因各自的生存压力而不能停止劳动。另一方面，她们没有在“打工之苦”中沦陷，反而因为她们所担负的对“家”的责任、眷恋与改善“家庭条件”的愿望和养娃的责任，而“本分”地在城市工厂中任命劳动。无论如何，她们生存了下来，至少在“摸爬滚打”中历练出一种谋求一个生存位置的能力。在这种能力的支持下，她们供儿女读书、养父母之老。

(二)婚姻之韧：婚姻挤压与家的维系

通过对她们“做妻子”之生育责任和维系完整家庭之责任的描述，可以看到她们的“婚姻之韧”。进城务工女性一般在20岁左右结婚，并很快担负起生育重责，从年轻不知苦的“打工妹”到任劳任怨的妻子。她们若要生孩子多会选择中止打工，但是在生完孩子之后又会回到工作状态，不过此时的工作会根据家庭照顾和孩子的教育时间进行调整。她们的打工生涯与其婚姻生活是镶嵌在一起的，呈现了其独有的婚姻样貌——质地粗糙但却坚韧的婚姻关系。在如此的婚姻关系脉络中，她们也创造了独特的母职生育实践。

有些进城务工家庭夫妻长期分居，家庭亲情散落四方，夫妻各守一地，但是女性通常会竭尽全力维持家的完整性。有时反而因为“分居”策略实现了婚姻的稳定，“只要他务正业，在哪里都行”，这是务工女性们对另一半的看法，这样的看法松动了夫妻关系的紧张。有些夫妻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我们更多的看到这些女性婚后处在生养孩子、照顾孩子、照顾先生的母职与妻职的繁杂劳动之中。她们以“家不散”的朴实婚姻观，跨越了中产阶层之“核心家庭模式”的幸福标准，并在实践行动中尽力维持着家的完整性，保全了家的功能。作为成年女性，她们的生活被工作、家庭的双重劳动所占据，她们的婚姻没有影视剧中的轰轰烈烈，更没有那些言情剧中呈现的柔软，而是非常的粗糙而坚韧。粗糙到日常生活和先生、家人分居缺少支持但始终以家庭和孩子为重难以想到自己；坚韧到因遭遇家庭债务旋涡与先生婚姻关系的紧绷，且与其分居数十载而不得在一起生活，但还能保持家庭的完整，以对子女尽养育义务、对老人履行赡养之责。她们婚姻并不精致，但足够坚韧，也“托住”了家人的生存与发展。

从控制论的观点来看，进城务工女性婚姻的变(改变)与不变(稳定)是互补完形的。布莱福德·齐尼(Keeney,B.P.)在《变的美学》一书中指出“凡事愈不变，愈变，反之则不变”。他举例说就好比走钢索的人必须藉由不断晃动来保持平衡，或者站在独木舟上时，保持平衡的办法就是让它摇晃[24](P 216)。若将此观点应用到社会系统中，分析进城务工女性的婚姻，在不断的变动中(如夫妻分居、不断在各个城市中为谋生而换工作)也保持了家庭的完整性(一定程度的稳定)，而不至于困于一居而分道扬镳。这一控制论的“变”与“不变”之间的辩证，正是“家为社会田野”所指出的“家人关系是承载住生长与发展活动的一个篓子，而这个篓子十分有弹性”[16](P 7)。在此，夫妻关系被这些女性延伸为“家人关系”，“家不散”就意味着夫妻关系不散，反之亦然。虽然进城务工女性的家充满工业化的“粗暴”痕迹(比如分离的作用和对情感的压缩)，但还是努力维持了其完整。而正是“家”所具有的承载社会差异结构的“弹性”，以及各地流动打工和分居生活为其婚姻关系创造了“喘息”空间，并得以保全。女性因各地打工的经历，奠定了独立的基础，与其在家庭结构限制中进一步塑造的独立自强母职经验相互强化。这展现了进城务工女性家庭形态的复杂性，亦是真实存在的样态，而不是主流所认定的“病态化”的家庭关系或家庭样态。

(三)教养之难：教养困局与条件创造

“养”强调的是3岁之前父母的照顾职责。这些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务工女性的养育方式深受西方营养学的影响，是“传统粗养”和“现代精养”混合与冲突的产物。但进城务工家庭多面临住房空间的局限(多是租房住宿)、孩子祖辈没办法融入城市生活习惯等的问题，并最终因此未获得孩子祖辈的人力资本支持。在此基础上，进城务工家庭若要演练“精养模式”则更是难上加难。因为“精养”是建立在西方科学育儿观念的基础上的，西方的这一整套观念实践，首先要具有足够人力资本条件，比如中产阶层家庭可以雇佣保姆，以减轻女性的部分照顾工作。

“育”强调的是孩子3岁之后进入制度性学习中的“教”。此时，母亲这一角色完成了从生理性到社会性角色的过渡，成为家长。在中国独有的社会环境下，“重视教育的传统”导致家长这一角色很快被学校要求的“家长参与”所束缚，其中包括了作业的修改、孩子行为引导等，都是从学校场域外延到家庭之中的。这对疲于应付各种劳动的女性而言更增添了负累。

总体而言，进城务工女性在教养层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结构性限制。首先，因为进城务工家庭资源少、工资少、人脉少，无法买房，也无法解决孩子的教育户籍问题，那么孩子难以进入很好的学校。家长又困于“城市教育好，农村教育差”“留在父母身边好，送回老家不好”的迷思(myth)之中，这种城乡二分下结构的偏见，让大多数父母选择将孩子带在身边。其次，家校合作成为必然趋势，教育任务被“带回家”。最后，诉诸权威的管教方式已经被教育脚本所摈弃，当今社会的“新教养”脚本为正面管教、不打不骂。那么对于劳工阶层而言，“新教养”脚本是压力还是培力？在审视“做家长”这一角色时，笔者观察到她们多选择尽力融入中产阶层“做家长”的实践，但是她们所处家庭的资源、条件和能力都不尽如意，其拙于言词的阶层属性与重视说理沟通的“新教养”脚本之间还是相差甚远的。

但值得一提的是，首先，她们长年在外打工生涯的磨练，对子女的教养中有种“开明”态度是与中产阶层所言“母职肩负起一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教育任务”[20]是大为不同的。开明态度是指，她们的期望并不是子女一定要成功，且在教育期望达不到时，并不会因此而过多焦虑，这其中的差异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究。其次，若不从西方固有的形式化家长参与的要求去看她们，会发现她们本身在家长参与这件事情上，付出不少努力，只不过因为她们本身经济条件有限，所以多将家长参与的力度放在为孩子创造更好的教育条件上，但并不意味着她们只管给孩子钱。通过研究发现，进城务工女性开始愿意选择性地接受一些新的教养观念，并通过一些方式习得操作办法，这是她们“做家长”之能动性的重要体现。

总体而论，所有这些限制会集聚到“家”内，且多层次社会系统是相互卡嵌在一起发挥作用。齐尼曾提出“母子盒”(Chinese boxes)这一概念：“将这些层次看成是一盒包一盒的母子盒——系统内的系统再包含系统。盒子全部包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视其为一个整体；全部拉开的时候,就能看出不同的节点、阶级或层次。整体与部分是两个不同的视角，却也互补的观点……我们必须谨记，人类的互动及其复杂。探究某一部分的过程、形式或递回层次，最终只能获得有限的认识。”[24](P 82)夏林清认为“母子盒”用以形容人的经验世界是具有阶层性、递归性的,人与体制系统的关系就犹如母子盒般，每个个体都是各种层次组织的一部分，而每个社会机制都被更大的社会机制包覆，并以递归的方式包覆下去。所有的系统和反馈循环都像母子盒一样层层自我包覆[16](P 10)。母子盒的概念非常具体而形象，人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不断移动，而母子盒始终卡嵌在人的身上，我们无法完全摘掉这个盒子，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返身回看、反映对话、实践中认识对自身的存在做出选择与行动。拆看进城务工女性的母职实践历程的母子盒系统，拉开她们身上的层次和历史脉络，可以清楚看到她们身上层层叠叠的社会结构，看到她们奋力生活、谋生存的社会历史地景，也看到其生命历程中被“体制与权力”碾压的痕迹，更看到其在“婆媳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中存在的社会关系张力。

五、“家为社会田野”：进城务工女性母职经验流转与生命转化之路

情绪压力向内收放的涵养历程可能成就了一个不冀求夫妻亲密支持的勤于劳动、勇敢当家、自我照顾的母职女人[17](P 312)。实际上，这些进城务工女性情绪压力并不都是向内收放，但是她们确实都没有陷入对夫妻亲密以及所谓美好家庭幻想的旋涡，而是勤于劳动、勇敢当家。她们做工人、做妻子的经历对家的维系给予了情感和经济的支撑。她们所经历的身心损耗和教养压力反过来考验着家的韧性，也进一步激发她们奋力谋生存的斗志。尽管如此，也不意味着这些女性所经历的“苦”可以被忽略。因此，如何将她们的母职经验流转和转化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议题。“家为社会田野”暗含的实践逻辑，让我们不仅仅从理论视角进行分析，也可从现实实践层面促进“经验的流转与生命的转化”。

第一，“家为社会田野”的工作方法的目的与逻辑。一是带领参与者进入家庭的社会阶级处境，认识家的社会性面貌，进而得以从家的阶层处境中再审视家以及家人关系。二是将“家”之私密性发展至某种公共性而彼此看见，通过参照与学习，家内经验亦在此得以“拆包晾晒”，将原来包裹起来的“私密痛苦”经验说出来，获得流转的机会，并寻求改变。笔者在开展研究的同时深入参与了研究田野中社会工作者运用“家为社会田野”的工作方法开展的“身心复元项目”，该项目围绕此目的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比如，通过组织进城务工女性协作叙事团体故事分享，营造具有支持性、发展性的协作叙事团体，在此期间有3个方面的作用浮现。首先，看见与辨识。这些参与其中的女性开始学习辨识社会阶层处境中的家庭经验。其次，解构与重构。在互相学习中，家人关系得以被看见，家庭经验比如“不光彩”的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在此刻被“拆包晾晒”，进行经验的解构与重构。研究发现，进城务工女性的家其实完全不符合中产小家庭的图像。若视西方中产阶级小家庭为家存在的唯一标准，那么多数进城务工女性的家将会被标定为“有问题”的家，她们的家人关系亦会存在“污名化”，这种污名也直接或间接加剧了家内矛盾。因此，对其解构与重构显得尤为重要。最后，连接与转化。活动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的发言机会，邀请进城务工女性到团体中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促使她们进一步建立与社会的连接和互动，而创造这种分享型的共学环境的目的在于，在彼此的分享中，找到生命的共振，她们可能就在留下的眼泪或一声叹息中或放声一笑中将这一痛苦的体验放下，而后又学着自我重构，这促使她们的经验体验得到转化。事实上，许多参与这一项目的女性在这一“叙事团体”中将自己的故事贡献出来，在学习辨识自己的阶层处境中同时进行个体行动层面的改变。

第二，“家为社会田野”方法强调行动者主体性的发展以及结构与能动的互动。一般而言，社会结构性的改变既可通过宏观的制度政策改变来实现，也可落实到进城务工女性作为能动的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来改变。因此，作为社区层面的实践团队在工作中逐步将结构改变聚焦为进城务工女性母职实践经验体验的结构性改变，这种改变发生在她们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是在家庭中、生活中的改变，以此促进更加宏观的改变。这是从行动者的角度关注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改变，认可人是具有主体性的社会行动者的观点。此种观点受社会学家图海纳(Touraine,A.)的启发[25](PP 88-102)，他从作为集体行动者或实践者的人的主体性发展的立场来界定社会改变。他认为人的改变，即发展人的主体性，培养每个人都是具有主体意识的社会行动者和历史构建者，这与“家为社会田野”方法所暗含的行动者的实践逻辑不谋而合。因此，在这些进城务工女性“做工人”“做妻子”“做家长”的母职实践历程中，可以看到她们所处多层次社会系统的限制，亦彰显她们身上的主体“能动性”。

第三，“家为社会田野”的方法注重以本土经验为基础，通过团体中的协同行动研究、叙事研究等方法具体操作。比如“身心复元项目”，它以定期组织的刮痧、养生操、拍打训练等中国本土关照人身体的方式为介入载体，运用行动研究、叙事研究的方法，深入了解进城务工女性的家庭现场和劳动场域，探讨劳动与她们的身体关系及其家庭的多层次社会系统，发展其家庭经验。在此种意义上，“身心复元项目”实践以进城务工女性的家庭经验为土壤，希望能发展出本土方法路径以转化女性之经验体验，可以对中国土生土长的女性进行辨识，看见她们生存与生活的经济政治条件以及她们的家庭经验是如何在她们的行动中发挥作用的。基于此种实践经验发展出的本土化家庭理论，或许能避免陷入对欧美资本主义家庭理论的挪用。

综上可见，将“家为社会田野”的理论与方法合为一体，不仅有所创新，亦对妇女发展的相关政策具有启示意义。从“家为社会田野”的视阈审视，以女性母职的经验流转与生命转化为政策关怀，本文建议尽快建立以中国本土家庭周期经验和个人体验为基础的家庭政策，具体建议如下。

首先，在全国范围内有针对性地对典型的进城务工女性及其家庭的整体情况进行个案研究，建立反映进城务工女性母职实践真实情况的“典型家庭档案库”。通过质性研究丰富已有的量化统计资料，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本研究6个典型案例已为理解进城务工女性的母职实践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个案家庭经验材料，若在全国范围建立一定数量的典型家庭档案，将会为正确认识与精准把握进城务工女性母职实践以及其所发生的家庭情景提供充足的个案资料，这些资料将成为家庭政策关照庞大且相对弱势与被忽视的进城务工家庭的重要依据。这也是建立以中国本土家庭经验为基础的家庭政策的重要一环。

其次，完善与实施以家庭成员能力建设为核心的家庭政策，尤其注重女性能力建设。本研究强调结构与能动的转化，若有政策层面的支持，相信流动女性的能动性会在结构限制中更具力量。笔者认为家庭政策可在社区层面与社会治理、社会工作协同推进，这将促使家庭政策对家庭成员的能力建设目标的进一步实现。比如可通过家庭政策设立由财政支持的、常规性的、以提升能力为核心目标的“生计发展计划”“社区儿童照顾计划”“健康计划”等项目；具体操作可由街道或乡镇具体负责实施，项目直接面向社区妇女或家庭开放申请。此外可运用政府购买服务，由社会组织或专业社工机构提供技术支持与陪伴。这在解决进城务工女性现实问题的同时，通过项目实践，发展了家庭成员的能力。

再次，强化家庭政策的性别视角。从本研究来看，虽然进城务工女性尽力维持家的完整性，保障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但并不意味着婚姻家庭中女性的权益可以被忽视。相比男性，女性在婚姻家庭中承担了孕产带来的身体病痛，以及更多的抚养带来的身心耗损、教育带来的无助与压力。因此，“看见”与“承认”女性生、养、育的社会价值十分必要。对此，可以建立家庭育儿假(合并女性产假和男性陪护假)、加大孕产哺乳期的政策性补贴、提供更为普及的社区层面的婚姻家庭辅导与社会支持；同时，加大性别平等的倡导力度，营造夫妻共担子女养育责任的社会氛围，以促进家庭政策性别平等的落实。

最后，家庭政策需具有整合性，即以家为整体的政策取向。家不仅是人工作、生养的重要场域，家(家内与家外)也是人与社会之关系发展的关键接合面。家的多层次社会系统的作用力道，会集中在家内“爆发”，这就要求家庭政策建设更具“以家为整体”的发展观，方可更系统地、实质地应对问题。从本文研究可见，这些进城务工女性的母职实践，横跨了劳动、生育、儿童养育等多面向的困境，笔者认为可利用家庭政策推动妇女相关的就业、生育、儿童照顾等方面的政策的整合与创新。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家为社会田野”从理论到具体实践路径的梳理与讨论作结，并以“身心复元项目”实践为“家为社会田野”的方法之例证，以与包括进城务工女性母职体验密切相关的家庭政策建设的思考与建议收尾，希望对女性母职实践多层次社会系统的改变，既可落实到她们作为能动的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亦可通过宏观的社会政策对其处境有所促进与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