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定范

张耀淇是我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军队保卫系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当时是黑龙江省军区政治部保卫处干事，小老虎是我给他起的外号。几十年过去了，在我们同学圈里，很少有人喊他的大名，而小老虎却是响当当的。用东北人的话说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说起位于北京市复兴门外木樨地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这是全国公安战线的最高学府，可这地方的大学里怎么会有一个军队的系呢？其实这很简单，我党是先创建了军队，再创立了新中国，这军队的保卫工作就是国家公安工作的根，公安工作的历史是从井冈山红军时期的锄奸团开始写起的。公安大学建校时，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决定给军队留一个系，当时叫五部，后来逐渐规范为军队保卫系，简称军保系。我和张耀淇是1993年3月入校，参加为期三个月军队保卫处科长培训班。这个培训班和地方县市一级的公安局长岗前培训班同步，分开编班，统一授课。毕业后没有多久，小老虎就去了中俄边境的密山边防某团任政治处主任。我当时并不知道密山在哪里，他在电话里说，你听说过兴凯湖吗，查一下地图就知道了。

后来他告诉我，兴凯湖在唐代时叫湄涂湖，金代改称北琴湖，到了清代才叫兴凯湖。她原本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直到1861年中俄勘界一分两半，成了中俄的界湖，湖的一半包括湖东的一大片领土被沙俄抢占了。就现在这半个湖，也是烟波浩渺，一望无际，其面积仅次于青海湖，相当于78个西湖、10个梁山泊、2个太湖。站在兴凯湖边，游人看到的是碧绿的湖水，呼吸到的是甜甜的空气，品尝的是美味湖鲜。可只要稍懂一点近代史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军人、中国边防军人，站在这里举目一望，就会有一种令人窒息的不爽扑面而来，这么好的一个大湖，明明是我们的，咋就一夜之间只剩下一半了呢？

2015年的冬天特别冷，我俩在哈尔滨的冰天雪地里相遇，铁锅炖大鹅热气腾腾的，几杯东北小烧下肚，两个早已脱下军装的哥们仿佛又回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他说，老哥，边防军人有一种特殊的情怀，你不在边防线上走上几年，那是绝对感受不出来的。身后是祖国，面前是界碑，边防无小事啊！我在密山边防团干了两年，铁丝网那边的人可不省心了。“一支枪惊动了党中央，一条路捅到了外交部”，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每次到前沿巡逻，到了界碑总要停下来，就算一点事没有，都要上去摸一摸，四周转一转，反复打量，多看几眼才觉得心里踏实。这几千里中俄边境线上的每一块界碑，联想起来，哪一块都有令人扼腕的心酸故事。

他猛喝一口酒，繼续说界碑的故事：

我们防区的一块界碑，原本应该立在山顶的山脊线上，因为这是国际惯例啊，后来不知咋的却到了山下，这里就有一个无法启齿的真实故事。据说，当年清政府和对方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好不容易把对方的一大堆蛮横无理的要求给顶了回去，勘边定界，约定某年某月某时设立界碑界桩。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事，对方自然非常重视。到了设立界桩之日，他们出动整队的军人，荷枪实弹，四驾马车，浩浩荡荡开到山上，挖坑立桩，拍照留影，然后欢呼而去。我们呢，负责谈判的钦差大臣由于严寒和疲劳卧床不起，无法理事，弥留之际把几个他认为比较信得过的地方官叫到床前，叮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好，并把身上所有的银两全部交给了所托付的人。谁知，这事却一下成了这几个地方官的肥差，他们先把银两扣下一半，几个人分入囊中。然后装模作样，任务逐级下派，银两层层克扣，立碑的事情最后落到了两个大字不识的农民身上，说把这块石头抬到山顶埋好，每人赏银子一两。两个农民很高兴，抬着界碑往山上爬，越往上爬越累，抬着抬着两人就抬不动了，便开始合计：“这破玩意死沉死沉的，有啥用啊，干嘛非得抬到山顶上，在这里不行啊？”“有啥不行的，我看这里就挺好！”于是乎，两人把界碑往路边一撂，其中一个人一脚将界碑踹下山沟，下山领了银两回家喝酒去了。

过了几年，双方根据约定对边界进行复勘。对方的界桩纹丝不动立在山顶，我们的界碑呢，踪迹全无。咋整啊？一级一级兴师问罪，找呗！这哪用找呢，把两个当年的农民抓来一审就明白了，我们的界碑静静地躺在山沟的荒草丛中。对方一看哈哈大笑说：“尊敬的阁下，实在不好意思了，这是你们自己把界碑定在这里的，那这里就是你们认定的边界。我们对此表示尊重，我们国家的界桩今天必须移到这里来！”在场的官员面面相觑，哑口无言，眼睁睁地看着人家把边界又向我方推进了几公里，并且不费一枪一弹。耻辱啊！据说，事后这两个农民被斩首，几个官员也都革职查办，但失去的领土却永远也回不来了。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彼此约定，等退休之后要专门到中俄边界的每一个哨所走一趟，把每一块界碑的故事都写出来。  （本栏目责任编辑 徐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