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新悦，宋时磊

（1.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2.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茶歌是指与茶文化有关的民间歌曲，它产生于采茶、制茶、饮茶的茶叶生产消费过程中，是产茶区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结晶。茶歌不同于茶诗，后者是古代文人士大夫在饮茶过程中创作的格律严谨的文学作品，不用于演唱；前者则是与茶有关的歌谣，最早源于采茶劳动，后来逐渐增添了卖茶、饮茶等内容，属于民间文学范畴。以往茶歌研究，多数是针对某一地域的茶歌进行分析；①参见李静等：《浅析湖南茶歌文化及其艺术传承》，《茶叶通讯》2019 年第3 期，第360—364 页；陈奇志：《湖南茶歌回顾与未来之路》，《湖南省茶叶学会2008 年会议论文集》，第130—135 页；郭永青：《试论粤西南江流域采茶歌的人文情怀》，《黄河之声》2019 年第7 期，第6—7 页；王旸：《陕南茶歌的地方文化特色与传承》，《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第3 期，第68—73 页.或从文化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角度出发，对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歌及其演唱方式进行考察；[1]或注重茶歌的艺术音乐特征，以及在音乐教学上的应用等。[2]这些研究多是从具体地域或领域在微观层面开展的考察，较少从宏观层面对茶歌的历史演变及其传播特征作整体性分析。茶歌作为一种悠久而鲜活、带有浓厚民间气息的艺术类型，对其纵向的研究可窥见社会、文化、技术等时代印痕对微观生活的深刻影响。

1 中国茶歌的早期生产与传播

目前所见最早的茶诗应是西晋杜育的《荈赋》②有学者据“姜桂茶荈出巴蜀”一句认为孙楚的《出歌》是最早的茶诗。孙楚虽生活年代比杜育稍早，但就该诗内容来看，主要是歌咏各地物产，并非专写茶事。，至于茶歌的起源时间则很难确定。有人依据皮日休《茶中杂咏》序“昔晋杜育有荈赋，季疵有茶歌”的说法，认为陆羽（季疵）创作了历史上最早的茶歌[3]，该说恐怕难以成立。陆羽《茶歌》早已失传，今天无法窥见原貌，但从陆羽的文人身份及其留下的《六羡歌》《会稽东小山》等诗歌作品来看，这首《茶歌》很可能仍属于茶诗范畴，与作为民间歌谣的茶歌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唐宋时期以“茶歌”为名的茶诗不在少数，如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熊蕃《御苑采茶歌》等，都是标准的古体诗或格律诗，因此可以推知陆羽的《茶歌》亦应如此。

真正的民间茶歌，产生时间应不晚于唐代。唐代是中国饮茶风气真正形成的时代，时人有“茶为食物，无异米盐”[4]的说法，明末王夫之也有“唐乃遍天下以为济渴之用”[5]的论断。“饮茶之风大盛”，推动了茶叶生产的扩大[6]，也催生了茶歌这一民间艺术形式。隐居于今江西、福建一带的晚唐诗人韩偓在《信笔》一诗中写下“石崖采芝叟，乡俗摘茶歌”[7]，这是目前所见关于茶歌的最早记载。尽管我们今天已经无从考察韩偓所言“摘茶歌”的曲调与歌词，但这一记载表明茶歌作为乡间传唱的劳动歌谣，最晚到唐末已经出现于南方。此后茶歌在民间渐渐流行，相关记述也多了起来，至南宋有了“采茶歌里春光老”（陆游《初夏喜事》）、“茶歌才了又田歌”（戴昺《四月节景》）的盛况。

从地域上看，茶歌分布区与产茶区保持高度一致。我国南方各省基本都有各自独特的茶歌传统，如安徽有皖西地区的《采茶》《锄茶歌》，黄山地区的《请茶歌》[8]；广东有南江的《采茶歌》，粤北地区的采茶戏曲等；浙江有建德灯调，经典曲目包括《顺采茶》《倒采茶》等[9]；湖北茶歌内容丰富，主要产生于鄂西南山区，土家族民众是传唱主体，研究者将其划分为劳动茶歌、抒情茶歌、仪式茶歌三类[10]；湖南有著名的辰溪茶山号子；茶歌在江西民歌中占有很大比重，并发展成了风格多样的采茶戏[11]；广西、贵州、四川、云南、福建、台湾等南方其它省份也都有茶歌分布。北方省份中，信阳地区流行着《炒茶》《小小扇子二面画》《采茶歌》等茶歌曲目，陕南地区也有《顺采茶》《倒采茶》《手提二封茶》等。不过，这些地区只是被划入了北方省份区划之中，作为国内产茶区的一部分，它们在风俗文化方面仍然属于南方。

茶歌主要产生于南方山区和丘陵地带的产茶地，在交通不便的农业时代很难走出原产地，因此各地茶歌往往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呈现出多元并立的发展样态。不过，也有部分茶歌在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中突破了地理限制。由于相关历史资料的缺失，我们今天很难复原茶歌在各地之间流传演变的具体过程，但一些记载仍然能够提供许多信息。比如《曲律》就记述了明代南曲在传播过程中逐渐演变出茶歌分支的情况，所谓“南之滥流而为吴之‘山歌’，越之‘采茶’诸小曲”[12]，一方面揭示了部分茶歌的来源，另一方面南曲的分化也反映出古代民歌传播的过程较为漫长，曲调往往容易发生演变。当然，也有一些具有传播优势的茶歌曲调能够基本保持原貌，成为传唱甚广的大众歌谣。如黄允箴《论“采茶家族”——一首“采茶歌”的流变》一文通过对一支广为流传的茶歌曲调进行乐谱分析，揭示了这支茶歌曲调经由茶叶商人、民间艺人、移民等流动人口之手，从吴地流传到赣南最终遍及整个南方的传播史。[13]

2 现代民族国家下的茶歌传播新变

在前现代，一些文人学者已经在茶歌搜集、记录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如清代吴震方《岭南杂记》、屈大均《广东新语》就收录了内容颇为相近的几首月份采茶歌，但这些记录往往见于文人笔记，带有分散性和随意性。甚至个别搜集工作还是出于阻碍传播的目的，如同治年间江苏巡抚丁日昌列出《小本淫词唱片目》对民间歌谣演唱进行查禁，其中就有《采茶山歌》[14]。

在民国时期和二十世纪下半叶，现代国家文化体制建立并强化，开始介入茶歌传播领域。民国时期，随着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北京大学等院校和以《歌谣周刊》为首的一些杂志掀起歌谣运动，做了大量民歌搜集和整理工作，茶歌因其在民歌家族中的重要地位，自然也在被关注之列。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刊登过茶歌的报刊就有《歌谣周刊》《民众周刊》《现代农民》《农友》《茶报》《茶讯》《先导月报（上海）》《茶讯（福州）》《浙茶通讯》《新音乐月刊》《茶声半月刊》等十余种。学界和媒体掀起的歌谣运动也渐渐带动了地方上的茶歌搜集整理工作，如抗战时期的《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就搜集了当地的不少茶歌[15]，留存至今的东莞《十二月摘茶歌》也是依据民国三十一年当地抄本整理而成[16]。

除采集外，民国学者也对包括茶歌在内的歌谣进行了归类和研究，如朱自清的《中国歌谣》不仅罗列、收录了一些茶歌，还在讨论民歌分类时将“采茶歌”作为职业类歌谣单独列出。当时的一些文人还主动参与了茶歌的改编创作，为原本朴素自然的茶歌注入了一些现代性、政治性的元素，如姚正斋《采茶歌》中动员抗日、提倡自由平等[17]，《新茶歌（仿秧歌）》中国货自强、支援抗战等[18]。

不过，民国时期的茶歌搜集虽已有了现代学术的指导，但仍无法摆脱分散性，茶歌搜集作为附属于歌谣运动的一个小分支，总体上规模不大，整理、研究、改编的水平也不甚高。歌谣运动与现代报刊为茶歌提供了新的具有现代性的传播途径，这是其主要意义所在。

新中国成立后，在重视民间文艺的思想导向下，民国时期的茶歌搜集整理工作得以延续，规模也有所扩大。不仅《畲族山歌：畲家翻身唱新歌》（1961 年）、《广西民间歌曲集》（1962 年）、《江西新山歌》（1964 年）等地方民歌整理成果中包含大量茶歌，一些专门的茶戏音乐集和茶歌集也开始出现，如《赣南采茶戏音乐》（1953 年）、《南昌采茶戏音乐》（1954 年）、《吉安采茶戏音乐》（1958 年）、《赣东北采茶戏音乐》（1959 年）、《桂南采茶音乐》（1985 年）等。除茶歌搜集整理外，二十世纪下半叶茶歌有三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第一，茶歌新编。茶歌新编是指文艺工作者将茶歌作为一种民间艺术予以发掘整理后加工再创作，民国时期已经开展了一些类似的工作，但当代茶歌新编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它是在官方背景下有组织地进行的。其中较为典型的新编茶歌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融合了贵州茶歌风格的《茶山新歌》，融合了江西茶歌风格的《请茶歌》；六十年代根据浙江茶歌改编的《采茶舞曲》；九十年代根据湖南茶歌改编的《古丈茶歌》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新编茶歌，尤其是五六十年代的新编茶歌增加了讴歌革命精神的红色元素，如《茶山新歌》中的“清水浇茶，献给边防军”，《采茶舞曲》中的“多快好省来采茶”，这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民国茶歌改编的政治化色彩。

第二，专门和专业的创作。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文化工作者在采风之中，灵感受到激发，创作了一批脍炙人口、全国广泛传唱的茶歌，如创作于1960 年由白诚仁谱曲、叶蔚林作词、何纪光演唱的《挑担茶叶上北京》，通过烟香茶的传递抒发了对毛主席的深深思念之情，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醒龙2012 年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即以此茶歌命名。改革开放以来，通俗化的流行歌曲盛行，出现了由专业人员创作的大量茶歌，如杨钰莹《茶山情歌》、张维良《茶禅一味》、周杰伦《爷爷泡的茶》、金志文《那盏茶》、王力宏《柴米油盐酱醋茶》、庞龙《茶》、韩红《茶马古道》、双笙《采茶记》等。另外，政府部门为搞活当地茶叶经济、推广地方文化，在举办各种茶文化活动中，通过文艺演出、公开征集等方式，推出了众多茶歌公益歌曲，如导演田七作词、藏族歌唱家降央卓玛演唱的《我以茶之名》是在福建政和县第二届中华紫薇文化节上推出的一首名曲。

第三，茶歌的影音化。无论是新编茶歌还是采集而来的民间茶歌，都有部分曲目被制作成影音产品。传统民间茶歌中鄂西的《六口茶》，广西的《刘三姐采茶歌》以及上文提到的新编茶歌《茶山新歌》《请茶歌》《采茶舞曲》《古丈茶歌》等，都因实现了影音化而广为传唱。

3 互联网时代茶歌的转型传播

新世纪以来，茶歌的传播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加快，民众生产生活环境发生改变，逐渐占据人口多数的市民群体不再拥有茶叶产地的生产生活经验，对茶歌的亲切感降低；另一方面，随着网络传媒的出现和发展，茶歌传播效率相较于传统影音时代并没有大幅提升，反而因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互联网中生存空间相对萎缩。笔者统计了互联网影音播放平台和社交软件平台上的茶歌相关数据，整理如表1。

表1 各网络平台茶歌传播度数据统计表③数据来源：哔哩哔哩、抖音短视频、快手、网易云音乐、新浪微博等网络平台。关键词抓取量，系在网络平台上以“茶歌”“采茶舞曲”“茶山新歌”“六口茶”等关键词检索获得的音视频总数。播放量对比，系茶歌单品最高播放量与平台首页热门单品播放量之比，后三种数据对比亦然。表中全部数据以2020 年第一季度为准。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除抖音短视频外，茶歌在各网络平台的传播度均比较低，不仅关键词抓取量小，单品关注数据与热门音视频的比值均在5%以下，其传播度显然无法与主流文化产品相提并论。

不过，尽管互联网时代茶歌很难再现传唱大江南北的以往盛况，更无法成为年轻一代人的大众文化记忆，但这并不意味着茶歌已经丧失了艺术活力、失去了传播价值。横向上，茶歌的确无法像流行音乐那样吸引众多的互联网群体，但与其他民歌种类如打麦歌、牧歌、挖渠歌等相比，相关音视频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关注度上都更胜一筹。茶歌在传统民歌中的一枝独秀，与茶文化的整体支撑是分不开的。尽管茶叶生产对于当代市民来说已经相当陌生，但饮茶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活习惯仍拥有广泛的接受群体，因此与饮茶密切相关的采茶和茶歌很容易引起茶叶爱好者爱屋及乌式的关注。纵向来看，哔哩哔哩、新浪微博、快手和网易云音乐分别创建于2008 年、2009 年、2011 年和2013 年，茶歌在这些平台上均表现平平，而在真正代表移动互联网浪潮的抖音短视频（上线于2016 年9 月）上却如鱼得水。更微观的层面上，据笔者观察，热度较高的茶歌音视频在2019 年10 月到2020 年3 月的半年间，基本都实现了两倍以上的播放量或点赞评论数增长。如果说在个人电脑时代（PC 时代），首次与互联网结合的传统茶歌还有些“水土不服”，那么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茶歌已经适应了传播媒介的新变化。种种迹象表明，茶歌正在从古老的民歌类型转型为一种较为成功的小众文化，并且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进入了一个传播上升期。

除了绝对数据上的增长，互联网时代的茶歌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创新活力，而不是仅仅成为化石式的文化产品。首先，尽管网络上有相当数量的茶歌音视频是一些中老年人对茶歌记忆进行怀旧的产物，但那些热度较高的音视频则往往是由电视台、互联网平台等传媒主体推动的，这些音视频选择《请茶歌》《采茶舞曲》等经典曲目，由汪小敏、霍尊、SNH48等年轻人耳熟能详的艺人和艺人团体演唱，有利于吸引年轻人的关注，这为茶歌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群众基础。其次，互联网时代的茶歌已经不再局限于演唱功能，而是与茶产品推广、旅游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经济文化活动结合起来，开始向复合功能转变。

另外，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过程中，茶歌改编现象也在悄然重现。在茶歌关注度最高的抖音短视频平台中，出现了一些使用《采茶舞曲》《六口茶》等经典曲调展现当代生活的作品；在网易云音乐中，还有歌手将《六口茶》改编为英文版发布出来。这些改编往往是音视频制作者的自发行为，体现了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特点。与此同时，官方背景下的改编也不乏其例。2020 年2 月，在全国爆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势下，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通过其官方微博账号发布了公益宣传歌曲《防疫茶歌》。该歌曲由浙江音乐网监制，西湖景区管委会和浙江大风音乐艺术专修学校出品，将浙江传统茶歌曲调与疫情防控内容相结合。从产生方式上来说，该茶歌是建国后茶歌新编模式的延续；从社会功能上来说，它又与民国以来改编茶歌带有的劝谕性质一脉相承。上述这些改编茶歌的出现，表明茶歌这一古老的民歌种类仍然具有创新活力，这未尝不会成为新时代茶歌复兴的端绪。

4 阶段特征、趋势与前景展望

中国茶歌产生于饮茶风气普及的唐代，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歌谣。因为与茶叶生产消费密切相关，传统茶歌的分布区与产茶区基本一致，中国南方各地均有各具特色的茶歌。在农业时代，无论是民间艺人的创作与传播，还是茶叶商人、移民群体的传唱，茶歌传播主要都是依赖口口相传的模式，因而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传播过程较为缓慢。

进入民国，随着现代学术和传媒机制的介入，茶歌传播的主要方式由自发性、分散性的传唱，转变为有目的、有组织的搜集整理和传播。具体而言，这一阶段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茶歌的传播载体发生了变化，由口口相传转向纸媒登载。尽管歌谣运动时期的多数报刊仅收录了茶歌歌词，但也有少量报刊将茶歌乐谱一并附上，如《茶声半月刊》的《采茶歌》[19]。纸媒登载使得茶歌的内容变得相对固定和统一，有利于茶歌的经典化和稳定传播。二是茶歌改编现象的出现。民国时期的茶歌改编不同于以往民间艺人的加工创作，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这使得部分茶歌的属性发生了变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劳动号子或朱自清所认为的“多为情歌”了[20]。

从民国时期到二十世纪下半叶，学术、传媒等现代国家文化体制对茶歌传播的影响继续深化，这种深化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茶歌搜集整理的规模空前扩大，由于官方力量的介入，各地茶歌得以被系统地搜集，同时也大多得到了整理出版，这为茶歌传播到全国各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茶歌传播媒介的变化，这种变化既表现为纸媒内部的由刊到书，即从民国时的多为报刊登载，转变为当代的多为歌谣集收录，歌词、乐谱俱全成为了茶歌书写的标准形式。同时，这种变化也表现为茶歌载体从纸媒向影音制品的拓展。传播媒介的变化，意味着传播规模扩大，也意味着传播技术的提高。三是茶歌改编的体制化与社会化。民国时期与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茶歌改编都带有较为浓厚的政治性，但前者是地方文人受到自发的抗战救亡热情的驱动，后者则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灌注，并且主要由体制内知识分子来完成。不仅是改编过程，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茶歌搜集、整理和传播也都表现出了一定的体制化倾向。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流行文化和通俗文化的盛行，给茶歌带来了新变，商业演唱和地方茶文化公益活动，推动了茶歌的创作和繁荣，茶歌的社会传唱随之增多。

二十一世纪初，尤其是作为互联网浪潮第一阶段的PC 时代，茶歌已不再是大众文化产品，一度未能适应时代带来的新变化。但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茶歌的传播度稳步上升，逐渐实现转型，主要表现有：传播主体方面，不仅国家文化体制继续推动茶歌传播，网红艺人、茶叶企业、文旅企业等商业主体也积极参与了茶歌传播活动；受众群体方面，既有自发的中老年人怀旧模式，也有传媒平台推动的与流行艺人相结合、吸引年轻群体的模式；传播载体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茶歌书刊和传统音像制品的空间萎缩，网络音视频成为了传播的主要载体；传播内容方面，茶歌改编和传播已经褪去政治色彩，逐渐回到服务于人们日常精神文化需求的正轨上来。

总体而言，茶歌传播机制随着技术进步而有所发展，虽有波折，但始终能够不断调整，适应新的现实环境。二十世纪中国茶歌从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传播规模和技术水平上都有了极大的提高，茶歌开始突破地理因素的限制，实现了全国性的传播。不过在这一过程中，过度的政治化和体制化一度使茶歌获得了空前的文化影响力，却也压抑了茶歌的多样性和创造力，这是其进入互联网时代后逐渐边缘化的原因之一。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茶歌原有的多样性和创造力重新被释放出来，推动了茶歌传播机制在新时代的转型。

不过这种转型目前来看尚未完成，甚至可以说是刚刚起步，这里有必要对茶歌传播机制转型的前景和意义作出阐释，以引起学界和公众的关注。一方面，茶歌传播的互联网化对于中华茶文化的复兴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茶文化的一部分，茶歌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正如上文提到的，茶歌的传播需要茶文化整体性支撑，反之，茶文化的兴盛也需要茶歌这一鲜活载体的宣传。茶歌的传播有利于培养民众的知茶爱茶意识，一些网民在音视频中将茶歌与茶艺、汉服、民乐等传统文化元素相结合，更是有利于整个传统文化生态的恢复。反过来，传统文化生态的恢复又将有利于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茶歌的进一步传播，从而形成茶歌、茶文化与传统文化生态之间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茶歌的互联网转型也将推动中华茶文化的海外传播，增强中华茶文化的竞争力。音乐是全人类的艺术，外国人可能听不懂茶文化科普，却一定能够听懂茶歌曲调。据统计，截止2019 年第一季度，抖音海外版Tik Tok 的75 个语种产品已经覆盖全球超过150 个国家和地区，全球下载量超过10 亿人次[21]。茶歌既然能够适应以抖音为代表的本土移动互联网浪潮，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也终将随着这次浪潮涌向海外，把中华茶文化推向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