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峰

提要：在太行根据地草创时期，地方各抗日政权自筹自支，粮食征收无定时、无定额、无定制。黎城会议之后，制定了统一的合理负担政策，但存粮存款的征收导致农民发展生产的意愿下降。尽管太行根据地宣称统一累进税以“标准亩”计征，辛勤劳作增产的部分不纳税。但由于战争的长期消耗，太行根据地每年又会下达明确的粮款数额，合理负担和统累税细则最终成为村民计算分数的标准。为了减少自身的负担额，村民们互相揭发隐瞒，进行负担“挤分”，导致民主评议变成了民主摊派，本应以“农民—国家”维度呈现的负担轻重问题遂衍变成了农民之间是否公平的问题。面对任务导向的数目字征收，思想教育、良心检讨、榜样引领、革命竞赛等诸多策略被交替运用，展现了共产党对基层干部与群众的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

引言

坚持长期敌后抗战，“需要保持尽可能多的作战部队，相应地也需要巨额军费”。但是，“根据地的财力、物力，能否负担得起当地的武装及党政机关人员的开销(直白一点说就是能不能养得活这些人)？根据地人民的抗日积极性能否维持？这是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根本条件”。(1)齐武：《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太行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概述》，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六：财政经济建设》(以下简称为《财政经济建设》)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21页。特别是对前现代化的中国而言，分散而落后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负担的主要对象是农民，但进行的却是大规模的比较现代化的战争，战争需要人力物力财力巨大”(2)《晋冀鲁豫的财政经济工作》(1947年)，《财政经济建设》上，第390页。。

关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农民公粮负担研究，有立足于华北的视角对八路军的粮饷筹措及军事财政进行考察，(3)李玉蓉：《从进入山西到立足华北——1937—1940年八路军的粮饷筹措与军事财政》，《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4期。有以晋察冀为中心考察救国公粮、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政策，(4)郑立柱：《晋察冀边区农民负担问题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唐海华：《走向现代国家：晋察冀边区合理负担改革中的权力构建》，《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周祖文：《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政府、地主与农民———以晋察冀边区为中心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4期。有研究晋冀鲁豫边区的农民负担与正规化税收制度，(5)徐建国：《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减轻农民负担历史考察》，《阴山学刊》2004年第5期；王明前：《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正规化与科学化税收制度的建立》，《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有聚焦于晋西北地区的减租、救国公粮以及农民的非正常分家行为，(6)周祖文：《封闭的村庄：1940—1944年晋西北救国公粮之征收》，《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1期；董佳、李娜娜：《抗战负担与农民非正常分家：中共边区的另一社会景观——以晋西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科学·经济·社会》2012年第4期。有探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救国公粮与合理负担政策，(7)苑朋欣：《山东抗日根据地救国公粮的征收》，《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唐致卿：《山东抗日根据地合理负担政策述论》，《齐鲁学刊》2000年第5期。有对太行、太岳根据地的粮食危机及应对措施进行分析。(8)郝平：《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粮食危机及应对》，《安徽史学》2016年第6期。与其他区域相比，太行抗日根据地所受到的关注较少。

太行抗日根据地包括晋东南、冀西、豫北三部分，是华北敌后抗战的坚强堡垒，是华中、山东根据地同延安联络的重要通道。太行区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直接管辖，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曾先后设于武乡的王家峪与左权的麻田镇。1937年底，八路军总部率129师主力抵达和顺、辽县时，总数为9,000余人，到1945年9月发展到近30万人。(9)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97页。每个战士每年所需小米为1836斤，干部为1434斤，正常年景每94个农民可养活2个战士、1个干部。(10)《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第118页。但这仅是党政军人员的吃穿用度，还不包括必不可少的军事物资供应，1发炮弹的价格即相当于1家中农全年的收入。太行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奉献，即使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其所携带的数以百万计银元中，就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太行。(11)《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第279页。

面对地瘠民贫、石厚土薄的太行山区，其脱产人员所占比例又是除陕甘宁边区外最多的，而“过度消耗和饱经敌人摧残的农村经济必须保持一定的再生产能力”(12)齐武：《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太行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概述》，《财政经济建设》上，第20页。，局部执政的共产党面临着严峻的财政经济挑战。在根据地草创时期，地方抗日政权各自为政，随征随用。黎城会议之后，制定了统一的合理负担政策，超出的部分累进进行征收。为了防止农民怕多纳税而懒于耕作，统一累进税则以“标准亩”计征，规定辛勤劳作增产的部分不纳税。但太行根据地在制定具体条例的同时，每年又会下达明确的粮食征收数量，税收实施细则实质上变成了村民计算分数的标准。在此征收过程中，共产党展现出了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保证了抗战粮款供给的需要。

一、整顿税收：从合理负担到统一累进税

在根据地草创时期，统一的边区政权机构未能建立，地方抗日政权各自为政，制定了相应的筹款筹粮办法。1940年以前，晋东南大部采用了二战区的《战时农村合理负担办法》，此时合理负担与田赋征收并存。但由于没有明确的征收细则，粮食就地取给，部队作战流动性大，各地负担畸轻畸重，民众苦乐不均；征收无定额、无定时、无固定机关，县区村、军政民都可征收，“结果成了扰民的苛杂”；(13)李一清：《从太北财政经济建设中巩固太北抗日根据地——在太北区财经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40年7月1日)，《财政经济建设》上，第95页。在群众尚未发动的薄弱地区，无论土地肥沃贫瘠，只按亩数平均摊派，地主富农又使用各种办法转嫁负担，结果仍然是穷人小户负担；在群众发动较为彻底的地区，中贫农又常把负担“挤”向地富，形成了“富户捐”。“在屯粮斗争的初期，由于没有具体的规定，所以在讨论某地主应交多少公粮时，往往是采取举拳头表决的办法。群众对地主的家底一般是了解的。”(14)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以下简称为《土地问题》)，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5—446页。和顺城关大编村600余户中出负担者不过30户，仅为5%；李阳大编村700户中出负担者为55户，仅为8%。(15)《和顺县解决土地问题所经历的道路》(1941年4月5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土地问题资料选编》，平遥县印刷厂1983年印刷，第360页。合理负担之外，各地还开展了借粮运动。1939年的“囤聚救国公粮”运动中，榆社、郝壁、昔阳、皋落、武乡等村都普遍进行了大屯粮斗争，请大户并向大户借款借粮。(16)《老区落后村十年来土地改革初步研究》，《太行革命根据地土地问题资料选编》，第522页。武乡“的地主、富农(群众称为土财主)积存的粮食很多，只须开个借条，一次就拿他几十石”(17)《土地问题》，第436页。。“1940年以后，根据地富有阶层的窖存粮已经很少。”(18)齐武：《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太行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概述》，《财政经济建设》上，第8页。

随着抗日部队的迅猛发展，太行人民的负担量开始增加。武汉陷落后，日本回师华北，对根据地连续扫荡并实施“囚笼”政策，太行区面积逐渐缩小，财粮来源亦随之减少。晋西事变后，阎锡山停发了山西省政府给决死一、三纵队的军饷。1939年，太行根据地发生水灾，水冲地很多，又成为1940年春荒的主要诱因。在财粮管理上，由于缺乏统一的征收政策，“抓一把”的现象相当突出。在开支上又无预决算制度，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辽、榆、武、黎等腹心地区处在交通要道上，在差务繁重的几个月里，一个人一个牲口每月支差15—20天相当普遍，加上开会受训就更严重，熟荒地在全区普遍出现。(19)《土地问题》，第111页。以上情况说明，太行根据地统一负担政策，解决财粮供应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召开会议，提出负担面不少于全户数80%、负担额不超过其总收入30%的控制指标。8月，冀太联办成立，实现了太行、太岳、冀南三区财政收支的统一。9月，颁布《修正合理负担征收款项办法实施条令》，规定资产与收入负担分开，确立了资产和收入的征税范围；有了起征点的规定，资产为每人平均50元，收入为每年每人平均30元；资产部分按比例征税，收入部分按超额累进税率计算。“一年只征收一次，这比起过去随时摊派征收的应急办法，是好的多了。”(20)雪峰：《征收合理负担累进税的几个问题》(1940年9月)，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01页。但由于征收累进级差偏高，中小地主、富农的负担仍然过重。1941年8月，《晋冀鲁豫边区合理负担征收暂行办法草案》开始实施。资产和收入的征税范围更加明确；资产仍按比例计算征收，免征点在1942年由50元提高到100元；收入以7斗小米之时价为免征点，分22等累进；以人口为单位计算分数，以户为单位征收款项；计算资产与收入须将债务分别除去，以“元”为折合标准，以“分”为计算富力单位。但由于全部扣除雇工的工资、粮食收入，富农的负担要轻于地主和中农；由于存粮存款难以调查，干部难免出现刨墙挖洞之举。

在日本侵略者的扫荡蚕食下，太行沿平汉线的一、六分区都变成了游击区，正太沿线的二分区也被敌人分割，全太行区面积由1940年的100,662平方里缩小到了1942年的81,290平方里。(21)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4页。1942年到1943年，灾荒遍及太行区各处，不仅比其他根据地严重，而且超过了清光绪3年。1942年秋收仅两成年景，灾民达36万人之多。“半由战争引起和因战争而加重了的自然灾害，双管齐下，使根据地农村的积蓄迅速枯竭，人民生活条件极端恶化。加以医药设施的缺乏，引起疾病流行，形成另一种灾害。”(22)齐武：《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太行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概述》，《财政经济建设》上，第26页。一部分贫苦农民不得不出卖衣服、农具、牲口甚至土地。以武安60个村统计，1943年2月出卖衣服者6,218户，4月出卖衣服者4,242户，7月前出卖衣服者6,341户(约占全户数45%)。(23)《土地问题》，第134页。落后的农村经济、人民负担和抗战需要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

1942年2月，太行根据地开始了统一累进税的试点工作。1943年5月，晋冀鲁豫边区正式颁发了《统一累进税暂行税则》，统一累进税之征收，定为现款和粮食2种；“富力”为各种收入的计算单位，“分数”为计算征收单位；土地以亩产60市斗谷计1富力，农业收入以亩收入10市斗谷计1富力；免税点为1.2—1.5富力；农业税共分7等，税率起码数为3厘，最高税率为2分5厘。统一累进税累进计征，税率的级距呈平稳上升之势；把资产(土地)与收入统一起来，减少了分别征收之劳；为防止怕多纳税而懒于耕种的倾向，各种土地均以每亩常年收获量(即八成年景)为标准折成“标准亩”计征；为奖励节俭储蓄，除土地外的存粮、存款、存货、房产等免征资产税。1945年7月，边区政府对统一累进税暂行税则进行了修订，土地不再征收资产税；农业税由7等降为6等，起码税率由3厘提高到6厘，最高税率由2分5厘增为5分9厘5；免税点由1.2—1.5富力降为1—1.5富力。但由于计算方法过于复杂、每分征收的税额不固定等原因，抗战胜利后即停止了统累税的执行。

表1 抗战时期太行区人民公粮负担表

1943232,458石2.81亩1.5石1.63斗10.5从1943年开始,征收军草、军鞋1944307,000石2.9亩2石2.57斗12.75194550,997,875两

资料来源：①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版，第376页。②《财政经济建设》下，第449页。③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西通志·粮食志》，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4页。④《财政经济建设》上，第16页。⑤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623页。

说明：①1943、1944年度七、八专区(1943年刚收回)未计算在内，军草军鞋负担也未计算在内。②细粮一般为小米，按谷子六成或五五成折米。见《财政经济建设》上，第57页；《财政经济建设》下，第438页。

表2 太行区1943年各地负担调查表(单位：石)(24)《太行区一九四四年国民经济调查初步研究》，《财政经济建设》下，第453页。

抗日战争时期，太行根据地公粮征收经历了从合理负担到统累税的发展变化。由表1计算得知，1942—1944年这3年太行人民平均负担占其收入的13.4%。由表2计算得出，1943年的负担占其收入的7.77%，比表1低了2.73%。生活消耗占到收入的70.37%，净余占收入的12.35%。从所占百分比来看，财粮负担似乎并不算重，但农民在开支了生活消耗和缴纳税收之后，剩余极为有限，以至于能够用于再生产投资的积累很少，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制约了农业生产的效益。

“据抗战几年来的经验，一般年景人民负担占其总收入百分之十左右就负担得起，如到百分之十四、五，即感到勉强，百分之十六、七就很重了。在抗战时期我们提出人民负担平均最高不超过小米二斗八升到三斗，就是这个道理。”(25)《晋冀鲁豫的财政经济工作》(1947年)，《财政经济建设》上，第391页。1941年秋，黎城曾发生离卦道叛乱事件，公粮重、负担不起是其借口。(26)赵秀山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7年版，第287页。以上统计还“没有计算村负担，此种负担开始没有限额，一般相当于边区负担的40%左右。所以总的说来，抗战中太行根据地人民的负担是较重的。”(27)齐武：《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太行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概述》，《财政经济建设》上，第10页。这还不包括民力负担和社会负担，民力负担共分战勤、平时支差、粮食转运、村勤务、一般动员5种。(28)《晋冀鲁豫的财政经济工作》(1947年)，《财政经济建设》上，第392页。社会负担主要是优抗、代耕、拥军等活动，还有为民兵动员弹药费等。

二、民主评议：揭发隐瞒与负担“挤分”

1940年颁布的《征收救国公粮暂行办法》规定，专署要组织有各界代表参加的屯粮委员会进行领导，村要吸收各阶层代表对合理负担进行评议。到1943年，太行区调查评议村占行政村的比例为65.85%，其中一专区为56.46%，二专区为57.38%，三专区为90.42%，四专区为86.17%，五专区为50.53%，六专区为23.43%。(29)《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1943年9月12日)，《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624页。但在民众没有被发动的落后地区，“地主阶级利用政策上争取中间力量的空子把持评议会，隐瞒地亩，少报收入，甚至于偷改账簿，减轻自己的负担。”(30)《土地问题》，第119页。偏城鹿头村173户隐瞒负担分数1090分，其中15家大户就占840分。(31)《太行第五专署1942年1月至11月财政工作报告》，《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687页。受宗族、血缘、业佃等传统乡村伦理道德的约束，“一些穷人把贫困归根于自己命运不好，认为无论什么办法都难以改变世道。还有一部分农民虽然打心眼里拥护合理负担政策，对推翻按地亩门头派款盼之不得，然而他们担心变天，害怕顽固军回来后地主反攻倒算”，甚至“个别胆小的贫雇农又偷偷地把自己过去负担的一份送交给地主”。(32)《土地问题》，第451—452页。

为了发动群众起来进行斗争，太行区把负担斗争与反贪污、反维持、反汉奸、减租减息等运动相结合，(33)王志峰：《山西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中“左”倾偏向何以发生》，Rural 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 15,issue2(2018):277—307。并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式，如宣传教育、说理斗争、舆论施压、罚款没收等，对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进行惩办。负担斗争的环节“在于说服农民，帮助农民计算，告诉农民因为负担总数已有一定，慌[谎]报分数正是实质上便宜地主，自己反而吃亏。”(34)李雪峰：《土地政策与农民斗争问题——中央土地政策的讨论总结》(1942年4月)，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5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4页。但是农民一旦被动员起来就容易偏离轨道。“辽县一个182户的村，‘挤分’的结果，只有102户负担，就是说有45%的居民不负担粮款，不仅贫农不出负担，连若干中农也不出负担了。”(35)齐武：《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太行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概述》，《财政经济建设》上，第7页。“冀西赞皇因过分挤分的结果，胡家庵有三家富农破产。”(36)《战后太行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变化》，《太行革命根据地土地问题资料选编》，第69页。但地主富农窖藏的资财毕竟是有限的，特别是80%负担面的政策执行后，中贫农的负担明显加重。

每年太行区都会根据战争需要与民众负担能力确定总负担额，然后分配到各专区，各专区再依据人口、地亩、产量及年景等确定各县的分配比例，各县再将数额分解到各区、村。由此，税收实施细则实质上变成了村民计算分数的标准，后者根据资产比例和收入累进报出自己的负担分数，每分的负担分值可以由总数额除以负担总分数计算得出。村里对每户依分数征粮，分数越高则意味着缴纳的公粮越多。既然全村的“负担绝对数是固定的”，每分的负担分值也是相等的，那么“底‘分’愈多，每‘分’的负担额便相应减低。”(37)齐武：《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太行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概述》，《财政经济建设》上，第7页。各农户为减少自身的负担额，便不遗余力地揭发他人的瞒报及少报，这在《武北王庄合理负担斗争通讯》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呈现：

合理负担分数公布后，王庄全村起了很大的波动。起初有人以为“分数越多，公粮派的越重，村里就越吃亏”，因之对合理负担表示冷淡。现在，分数派到每个人的头上，那些从不关心负担问题的人，也在心里打着算盘，议论纷纷。

……

评议会也感到定分不公，有些畸轻畸重，但已经定分，不能推翻，于是便决定挤分。

挤分首先从阎恩起手：他有八口人，平地十七亩一分，水地三亩六分，两头牲口，收粮十七石三斗二升，负担分数十七分八厘。标准户阎有奇：人四口，平地九亩七分，水地一亩四，牲口一个，粮九石九斗，负担分数二十八分四厘。两相比较，两个阎有奇才能抵一个阎恩。有人提议加分，但加分须有根据。

这时便有人揭发出他家开过十二年杂货铺，一年赚一百五十元，存现洋一千八百元，报资财时，他打了埋伏，于是阎恩的负担分数，便变为三十六分四。

“我脱了裤子，你也得下水。”

阎恩脸红耳赤，他感到自己负担重了，也不能便宜别人，要在评议会上起模范作用。比了中农代子忱(负担二十九分)，又比张凤歧和张凤宽，把张凤歧由八十八分二厘，挤成一百八十四分八厘，张凤宽由原定五分七厘三，变为十四分二，把阎天义卖羊子的钱也挤出来了，张凤太被挤得自动增加了三分。阎×从二百三十一分，增为二百七十三分。

挤到张居来，大家与他比，有人说他卖料子，提议给他算上存款一千五百元，评议员阎有常连忙要求结束说：“算那个干啥”？原来他也卖过料面，阎恩瞪着眼睛说：“不能和和平平就马虎过去，给我算十二年的老账，别人也不能便宜！”于是阎有常，自动把卖料子赚了三百五十元，如数报清。

张居来还有些不服气，一个劲的嚷自己的分数太重：“我兄弟和我一样，怎么相差二十分，我卖料面谁能证明，我兄弟也卖过料面，为什么他的分数少？”于是卖料子的哥哥，挤出卖料子的弟弟，互相挤的结果，最后张居来承认赚钱五千五百元，他的兄弟也自动报出存款数目。

……

总计，挤分结果：两家地主挤出一百三十八点六分；七户富农，挤出九十分；十二户中农，挤出七十九点七分。全部挤出三百点七四九五分，由原定八百八十五点八分，增为一千一百八十六点五四九五分。(38)《武北王庄合理负担斗争通讯》，《太行革命根据地土地问题资料选编》，第314—315页。按：目前还没有发现统累税挤分的案例，但笔者以为其过程应与负担挤分相差无几。

如果按照累进比例进行征收，别人报多报少、交多较少都跟自己没有明显的利害关系，个体并不会因为他人多交而导致自己少交。村庄内的农民睁只眼、闭只眼，小心谨慎地维护着固有的人际关系网络，甚至为了减少本村的负担总量，村民之间相互包庇，隐瞒黑地、财产，集体对外来干部打埋伏。如果仅仅将资源征收任务分配到村庄，由村庄内部自行决定如何分摊，则国家权力难以延伸到村落内部。而合理负担和统一累进税税则的制定就使村民负担的分配具有了一定之规，“找到了可以克服富户捐、摊派制在村庄内部分配无序问题的权力技术，形成了一种能够将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的资源动员模式”，“超越了国民党地方政府所惯用的摊派模式”。(39)唐海华：《走向现代国家：晋察冀边区合理负担改革中的权力构建》，《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第61—62页。

如果采取计分征收的办法，不摊于彼则摊于此，他人少交自己就得多交，民众之间就发生了直接的利益联系。在封闭的村庄内部，今年打多少粮，有多少私产，大家对彼此门清。由于必须完成县里下达的分配数字，出于捍卫自身利益的本能需求，理性算计的小农开始互相监督、彼此揭发。“有许多群众生气吵闹”(40)《平北县合理负担总结》(1941年)，《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823页。，个个像斗士一般，争得面红耳赤，唯恐他人占了便宜，自己吃了亏。“正如老百姓说的：我们不怕重就怕不公”，(41)《太行第五专署1942年1月至11月财政工作报告》，《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687页。“不怕多只怕不均”。(42)戎伍胜：《合理负担调查评议中的几十个问题与偏向》(1942年1月26日)，《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861页。这样，公粮就“从原初的政府与农民的问题，已变为农民与农民的问题；而公粮畸重的问题，也已变为公粮公平不公平的问题”(43)周祖文：《动员、民主与累进税：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之征收实态与逻辑》，《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4期，第13页。。

再加上干部各种方式的引导和细密的组织动员，如挨门挨户的宣传、个别谈话、开会评议等，激励民众以大公无私的精神揭露他人的虚报，村庄内的“挤分”现象不但较为普遍，而且出现了像武北王庄那样激烈的斗争场面。干部们也会利用两姓、婆媳之间的矛盾进行调查，如东庄村岳姓婆婆虐待其媳妇，就从侧面向其儿媳打听，得知今年摘了花椒45斤、杏核5斤，与他家所报完全不符。(44)《平北县合理负担总结》(1941年)，《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824页。

“征收工作中如何发动群众使交粮交款成为群众自己的事，群众集体讨论，集体监督，互相鼓励，互相竞赛。负担不公，经过群众讨论个别修改，故意拖延抵抗的户，发动群众斗争，以及负担工作中各个步骤与决定(如评议调查计分等)，都以民主的方式，通过群众，让群众自己去解决，这同样是群众路线的具体步骤，对征收工作自然可以保证顺利的完成。”(45)《太行区财政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初步总结》(1945年)，《财政经济建设》下，第462页。对封闭的村庄而言，国家及其派来的征粮干部本属于外来者，但在村民互相“挤分”的过程中，国家的角色却由征税的主体转化为纠纷的仲裁者，不但打破了乡村脆弱的利益生态、消解了原有的内部平衡，甚而通过对农民公平心理的满足，实现了对征收过程的有效控制。

三、政治动员：条例具文与任务导向

在财粮征缴过程中，太行根据地一方面制定了征收的条例，另一方面又下达了征收的数字，由于战争的消耗逐渐增多，条例与数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1944年，赞皇等12个县13个村国民人均收入为6.208石谷子(副业及其他收入占18%)。除去生活消耗4.51石，再生产费用0.507石，当年负担0.424石，尚余0.623石。由于当年为九成年景，如按平年(八成计算)仅收入5.59石，除去消耗与再生产费用，仅余谷子0.502石，约为小米0.301石(以六成折米)，还不足边区所征粮款数目。(46)齐武：《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太行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概述》，《财政经济建设》上，第57页。尽管太行区党委一再宣传统一累进税，强调奖励劳动多生产，存粮存款不负担。但如按照统累税规定的八成年景征收，是无法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的。

虽然合理负担与统累税规定了明确的细则，但依据具文征收完不成分配下来的粮款数额，而且规定的数目字只是满足战争需要的底限，征缴数额最好超越于此。部分干部对此存在着畏难情绪，垂头丧气自叹：“真是点金乞术！民不堪命了。”(47)《山西省第三区行政督查专员公署关于合理负担摊款的指示》(1940年4月10日)，《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810页。干部和党员也因此就成为政治动员的首要对象，“政治动员就是要从政治上说明任务的严重，使被动员者自己动起来，愿为完成这个任务而斗争。”(48)待甫：《辽县实验县具体领导的几点经验》(1940年4月)，《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275页。晋冀鲁豫边区批评了干部们的“仁政观点”与“清高思想”，“只晓得抗战革命，不晓得革命是要花钱的，片面强调‘群众观点’，不仔细考察军事需要，看小不看大，见近不见远，清高自持，把革命开支所征的，必不可少的税收，也视为‘苛捐杂税’。”(49)《晋冀鲁豫的财政经济工作》(1947年)，《财政经济建设》上，第385页。“同志们要注意过去有好些地方村庄专拿拖延评议，借口评议不定而消极抵制，不缴纳合理负担的！你说他们不工作吗？他们在评议，你叫他们缴款吗？他说还没有评议好，拿评议来抵制缴纳款项。”(50)戎伍胜：《合理负担调查评议中的几十个问题与偏向》(1942年1月26日)，《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856页。“也有的将数字分配到敌人据点和我们永远也没做过工作——也不能做工作的区域，如分配于敌占区，分配一部到敌封锁沟内，下决心就不愿征收。”(51)《太行区粮食会议总结》，《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958页。

晋冀鲁豫边区批评干部们没有完成任务的信心，认为群众是具有爱国热情的，至于征收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往往是干部的方式方法不恰当所致。有些干部“不但不起模范作用，反而自私隐瞒，有的怕麻烦说合理负担是去不掉的痂，最可笑的是榆社竟有所谓‘干部地’一名词，评议干部地谁都不敢发言，或是故意评议低一些。”有些村干部本位主义思想严重，“袒护本村，最明显的如榆社的‘大锅底’，赞皇的‘边里厚’，即是在村边沿地(接邻外村的)评议得高，村中间或附近的地估计的低，这是打掩护，以免外村说话，‘腰里粗’‘戴大帽’(即开始评议几处高的，以后县区干部不在便都低下去了)等种种花样。”(52)《1941年度太行区财政总结》(1942年1月)，《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670页。有些干部主观意识浓厚，指派命令抓一把，如襄垣史家沟干部前几天“乘黄昏时分，挨门挨户喊老百姓开会，老百姓怕一弄弄到半夜，明天误工，耽搁了收秋种麦，可是又不敢不去，因为干部早就规定：‘开会不到罚油半斤。’开会了，村干部长长短短的讲了一大套‘统累税’，眼下种麦、粪土等困难，一字也没提。老百姓听得很不耐烦，有个叫史福林的贫农，悄悄溜回家，干部们知道以后，硬罚了人家四两油，还笑嘻嘻的说：‘下回开会，点油不困难啦。’”(53)《襄垣史家沟干部强迫群众开会》，《新华日报(太行版)》1943年10月25日，第1版。

为了有效解决粮款征收问题，太行区党委把重点放在干部教育上，批评了干部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并让村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做缴纳公粮的模范。同时增强民主工作作风，深入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使群众了解征收政策，并在群众中造成每人都应出公粮的舆论。对先进事迹、模范人物，采用多种方式不遗余力地进行报道，并予以公开表扬和奖励，如平北县10天内将公粮屯齐，11月底全部收齐了合理负担公款。(54)《平北县合理负担总结》(1941年)，《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816页。敌占区的民众也能踊跃交粮，“由于敌寇近在壶关敌占区的疯狂抢粮，激起了民众的愤怒，都纷纷向我抗日政府争交抗日公粮。××等九个村，在四天里已有七个村交清，其余两个村也快交齐。他们不分白天黑夜，都偷过敌人封锁线，挑驮过来。”(55)《敌占区群众争交抗日公粮》，《新华日报(太行版)》1943年11月29日，第2版。

那么实际情况又如何呢？1941年前，“我们曾实行过粮户认缴自存办法，结果赶到用时，老百姓往往把公粮吃掉了。”(56)《晋冀鲁豫的财政经济工作》(1947年5月)，《财政经济建设》上，第383页。除了春耕运动，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征收检查，但军队的供给仍未得到很好的保障。“常常是在夏收秋收后,要用几个月的时间向人民征粮要款,到了下一年又要用几个月的时间向人民催交粮款的积欠。”(57)戎子和：《晋冀鲁豫边区财政工作的片断回忆(八)》，《财政》1984年第8期，第33页。“真是‘常年要粮，季季突击’。把其他工作都搅得不能干了。弄得干部疲惫，群众怨恨，结果还是完不成任务。”(58)《晋冀鲁豫的财政经济工作》(1947年5月)，《财政经济建设》上，第383页。

如何打破这一困局呢？太行区党委再次使用了上述方法，让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克己奉公的革命精神，带动大多数群众实报多报，不要隐瞒丝毫点滴。改变过去“行政命令，摊派催讨的单纯办法”，以政治动员、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对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打通群众思想，启发群众觉悟，使群众认识到出粮出款是应尽的责任，是自己的光荣，是对抗战的贡献。”(59)《太行区财政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初步总结》(1945年)，《财政经济建设》下，第462页。同时开展革命的竞赛和奖励活动，使群众由感恩之心转化为感恩之行。

充分发挥榜样的引领作用，认真奖励并及时传播于各处。涉县六区台华村长讲：“今年台华收成并不好，可是老百姓都说：今年虽打的少，咱们少吃点，政府救济咱，军队保护咱，咱们也该爱护他们，交点公粮啊！一些减过租的人则说：统累税办法好，存粮存款羊群不负担，但咱们减过租了，今年虽打得少，怎样也得出公粮才对得起公家啊！”(60)《涉县六区村干部集会，布置统累税工作》，《新华日报(太行版)》1943年10月27日，第2版。黎城“东旺村劳动英雄王士成，第一个先交，又细又黄，而且自动多交三十斤。他说：‘政府领导咱们生产，还要亲自开荒种地，都是为的减轻咱老百姓的负担，今年我生产好了，要多交点好粮食给政府。’在他的影响下，雇工王海松也自动献给政府小米一斗。”(61)《黎城踊跃交公粮，南桥沟三天交齐》，《新华日报(太行版)》1943年11月7日，第2版。

开展良心检讨运动，让群众计算八路军到来以后所获得的利益，反省自己对八路军的态度。“政治动员决不是简单的‘打气’，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和严密的组织。组织政治动员对动员的成功与否有绝大作用。”(62)待甫：《辽县实验县具体领导的几点经验》(1940年4月)，《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275页。太行区召开各种会议、利用各种组织、采用各种形式，开展良心检讨、拥军运动。左权东庵村老百姓一致承认“身在福中不知福”，享了福却不知谁给的，做出了一些对不起八路军的事。按参加反省检讨的88人来说，不愿出公粮的19人，有的掺土掺糠掺坏粮；不愿借东西给八路军用、与军队吵过架的63人；对伤病员不好的22人；不满意军队的75人；战时不帮助军队的29人；有瓦解军队行为的8人。(63)《东庵村老百姓说出良心话：身在福中不知福》，《新华日报(太行版)》1944年2月13日，第1版。经过拥军反省，群众意识到自己能过上好光景是八路军的大功劳，也把人家八路军的称呼改为咱八路军，并承诺以后要交好粮食给咱的子弟兵。

以打擂台的形式展开革命竞赛活动，县与县、区与区、村与村、甚至个人之间纷纷举行挑战比拼。“政治动员与革命竞赛是分不开的，只有充分的动员，才能有真正的竞赛，这两者对于完成工作任务都是有力的武器。”(64)待甫：《辽县实验县具体领导的几点经验》(1940年4月)，《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276页。平北将“县、区干部集中县府，将合理负担作了一次深刻动员与讨论，并为了按期的胜利完成任务，特发起向平南的老大哥黎城的模范县挑起革命的竞赛，以便向先进地区学习，当即引起各区互相挑战。”(65)《平北县合理负担总结》(1941年)，《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822页。1944年小麦丰收后，武安县继城和西井两村展开交麦比赛，看哪个村交的小麦籽粒饱满，看哪个村交的小麦干净。(66)《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第170页。

上述办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虽然有这些成绩，可是我们不要自满。我们对军队照顾和帮助还有许多不够的地方，有些地方军民关系，还不见得尽善尽美，某些区公粮交得不够好，军鞋做得不结实。”(67)戎子和：《太行区三年来的建设和发展——在晋冀鲁豫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太行区会议上的报告》(1945年3月8日)，《财政经济建设》上，第302页。即使到了解放战争期间，即便被多年的思想教育所洗礼，农民头脑中的落后观念依然可见，“一种表现是愿意分浮财，不愿意要地，怕负担重”，(68)《土地问题》，第42页。只要够吃就不愿意再生产了。新中国建立后，又面临着分散的小农经济与重工业投资之间的张力，农民不愿勒紧裤带与城市商品粮需求之间的矛盾，只有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农民的私有财产几乎完全被国家集体化，“个体的人变成组织的人后，征粮动员中遇到的上述问题无疑就迎刃而解了。”(69)王建华：《群众路线是如何练成的——基于陕甘宁边区征粮工作的观察视角》，《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38页。

结语

在不断的战争消耗和敌人的反复摧残下，太行根据地创伤深重，元气日益耗尽。(70)齐武：《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太行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概述》，《财政经济建设》上，第1页。“人民生活贫苦，疲惫厌倦，觉得没有前途，得过且过，失掉了抗战和生产信心，避害重于趋利，中产阶级以上尤其是富农地主不愿意要土地，有牲口的人不愿意要牲口。一般贫苦人民也觉得差务负担太重(差务主要是贫人的负担)。”(71)李一清：《从太北财政经济建设中巩固太北抗日根据地——在太北区财经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40年7月1日)，《财政经济建设》上，第87页。而且“越是灾荒严重，越容易畸形浪费”，(72)《太行区一九四二、四三两年的救灾总结》(1944年8月1日)，《财政经济建设》上，第268页。甚至“赌博盛行，和毒化的日渐伸进到根据地来。”(73)若愚：《转变晋中的斗争形势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1941年5月)，《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第322页。为了提高人民的抗战信心和斗争毅力，克服可能增长的厌战情绪，太行根据地采用各种形式，随时随处开展时事教育，向民众“普遍宣传抗战胜利快要到来，黎明前黑暗，我党我军和抗日政府及广大群众，是能够克服的”，“负担重是一时的，将来可以减轻而且办法正在改善。”(74)戎子和：《进一步加强财经建设，开展对敌经济斗争——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的报告》(1943年2月)，《财政经济建设》上，第163页。

面对严重的财政困境，太行根据地及时总结经验教训，“1940、1941两年一再突击屯粮，而帮助人民发展生产的事情却做得很少”(75)齐武：《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太行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概述》，《财政经济建设》上，第4页。。1942年前，“我们曾体验到群众冬季死沉，对我们不好，春季活跃，对我们好，后来研究，才知道春季是给予群众的多(贷款、号召生产)，冬季向群众要的多(要粮、要款、要兵)”(76)《晋冀鲁豫的财政经济工作》(1947年)，《财政经济建设》上，第384页。。为此，在不伤害农民生产情绪的前提下，太行区政府根据公家的最低要求确定征收的数额。1943年的公粮征收，年初任务数就比上年度减少了16%强，(77)《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第371页。比1941年减少了近33%。(78)《毛泽东批发〈太行区三次简政总结〉》(1944年4月5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7卷，第63页。在取之于民的同时，政府撙节了不必要的开支，实行了精兵简政，开展了减租减息、救灾渡荒、大生产运动，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开辟财源上。

再者，由于强有力的基层干部的推动，旧式的“飞洒诡寄”般的税收欺诈行为大为减少。杜赞奇将统治乡村社会的“经纪人”分成“保护型经纪”和“赢利型经纪”两类，虽然两者并非泾渭分明。“赢利型经纪”视乡民为榨取对象，借着征税的名义大肆贪污勒索、中饱私囊，有时也被称为“掠夺型经纪”。(79)[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4—37页。共产党政权“对恶霸、地痞等原先的赢利型经纪群体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同时也取消了士绅、宗族等保护型经纪的合法性，并通过阶级话语建立了稳定而可靠的代理人队伍”，(80)耿羽：《当前“半正式行政”的异化与改进——以征地拆迁为例》，《中国乡村研究》第12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81页。使其既具有了高集中性权力，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高“基础性权力”。

最后，税制改革扩大了分配面，最穷苦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使负担在社会上实现了相对公平化。而在此过程中，国民党退到西南一隅，原先倚赖的现代化税收大幅度锐减，空前膨胀的战时掠夺以及不合理的负担分配导致农村各阶层的分化日益加剧。抗战之前本已存在的贫富差距，“置于上述这样的战时征收之下，就以未曾有过的规模和速度而扩大”(81)[日]笹川裕史、奥村哲著，林敏、刘世龙、徐跃译：《抗战时期中国的后方社会：战时总动员与农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页。。与国民政府面对民众井喷而出的不满相反，“赋税公平化对解决农民不满大有帮助，又不至如土地改革般引起扰乱与分裂”(82)[美]沙培德著，高波译：《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