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榆，作家、文化记者。多次访问海内外思想、文化、政治精英，报道大量具有公共意义的人文事件，成为记录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的文本见证。应邀访问瑞典、挪威、波兰、德国，自2005年起，多次报道“诺贝尔奖颁奖盛典”。著有长篇小说《我的独立消失在雾中》《我的神明长眠不醒》《黑暗纪》;随笔集《黑暗的声音》《白天遇见黑暗》《在异乡的窗口，守望》《在时代的痛点，沉默》等。获《人民文学》散文奖、新浪潮奖、在场主义提名奖、中国报人散文奖等。

如果一个人来自深海，来自深渊

1

《戴草帽的自画像》（Self-Poralt with a Straw Hat）。温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作于1887年的自画像，我看到过多次，当然都是印刷品。真正见到原作我的心脏还是会狂跳。这幅自画像单独陈列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二楼“欧洲艺术”厅，编号为6015。镶嵌在金色镂花画框的原作摆放于银灰色展台，观众透过矩形钢化玻璃罩观看它。这幅自画像是梵高用平常绘画使用的帆布背面画出来的。戴在头上的黄色卷檐草帽，粉色而消瘦的面容，浊黄又忧郁的眼珠，挺直的鹰钩鼻，满腮浓密的褐黄色胡须。我久久凝视这幅画，仔细察看画布上笔触和色彩的纹理，凝视这画仿佛看见了梵高的真容，看见他握着画笔骨节暴突的手，仁慈而饱经忧患的心灵，敏感又狂暴的头脑，都由这画境浮现。梵高习惯握画笔的手握住7mm口径的左轮手枪压着自己的腹部扣动扳机。

没错。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我是來看梵高的。

2017年9月29日，我到纽约的第四天。依旧喜欢徒步穿越曼哈顿区，我愿意在纽约街头徒步行走，在摩天大厦的丛林里穿行，脚踏纽约的大地可以更真切体验这座城市的灵魂。头顶是湛蓝天空，轻羽般流云，阳光炽烈如同炉火炙烤。从我们下榻的宾夕法尼亚酒店出来，沿着长街走。时代广场。卡内基音乐厅。林肯中心。百老汇。我让身体对这些地标性建筑保持着直接的触感。这一天我要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到那里看梵高。

在纽约帮助我的是一份纽约交通图。这是从日本大宝石出版社《纽约》里掉下来的，因为频繁的翻阅而开胶，册页都是散的。我喜欢书籍被翻破的状态，以为更有纪念意义。在曼哈顿市区图上，必需前往之地，我都用笔作出标识。大都会博物馆在纽约第五大道82号大街。我们从中央公园穿过，看到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恢弘雄阔如圣殿。它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外观由理查德·莫里斯·亨特设计。博物馆的使命是跨越所有文化和时期收集人类最伟大的艺术成就。通过安检进入辉煌的大厅，我知道我进入了人类艺术的宝库。

带着导览图直奔二楼的“欧洲艺术区”，到那里寻找我深怀渴望的梵高。因熟悉而亲近，因亲近而渴望，这是我对梵高所怀有的心迹。以朝圣般的心意去看一个人，这是从未有过的体验。对梵高，我愿意怀有这样的心意，虔敬而诚挚。

展厅里悬挂着梵高的画作，《向日葵》《麦田与丝柏》《看书的吉诺夫人》等，与梵高并置欧洲艺术展厅的是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的《万福玛利亚》、保罗·塞尚的《静物：水罐、杯子和苹果》、克劳德·莫奈的《圣阿德列斯的花园》、爱德华·马奈的《穿斗牛士服装的V小姐》、埃德加·德加的《舞蹈课》，这些作品已成为人类艺术史的瑰宝。

然而我愿意长久伫立在梵高的自画像前，沉浸于个人的追念与缅想。看到过梵高不同时期的自画像。除了《戴草帽的自画像》，还有1887年作于巴黎的《戴灰毡帽的自画像》（油画41x32CM）已经能看出梵高后期的消瘦面容和抑郁的内心状态。带给我心头震撼的是梵高1889年作于阿尔的自画像《抽烟斗的人》（油画51x45CM），戴着灰黑皮帽，皮帽之下从耳朵到脸颊以至下颏缠着厚厚的绷带。他的眼神更加抑郁，然而满脸的褐红胡须消失了。这是梵高在疯狂割掉耳朵之后画下的自画像。倒霉而永不走运的面容，混杂着忧郁和哀伤的眼神，被白色绷带缠绕着布满创伤的头颅，这些画像总是令我有难以言说的隐痛。

2

“他坠落于幽暗险境交错的深渊，这是充满挫败的世俗生活，如同炼狱的艺术生涯，存在之绝望构成的深渊。他在这深渊里挣扎。天才总是由上天拣选的，而上天会有试炼天才的方式，使他饱经磨难久历苦痛的同时也会照拂他。梵高的弟弟提奥就是照拂梵高的人。他们心智契合，情义笃深，即使辞世也在同一时期。梵高如同璀璨的星辰，在炽烈燃烧之后陨落，而他的弟弟提奥也在梵高辞世之后逝去，终结他的天命。”这是我读欧文·斯通《渴望生活：梵高传》时写下的随感。我曾经有过不同版本的《梵高传》，最早的《梵高传》是1983年我开始做矿工，在工余时间用第一个月领取的工资96元到北京旅行，在一家书店买下精装版的《梵高传》。从北京回到矿区，下矿井的时候我会带着阅读。避免蹭满煤屑的手脏了书页，我给书包着塑膜封皮，再用旧报纸包着揣在怀里带到矿井之下。在我看守变电所的石头硐室里，将《梵高传》放在膝头阅读。我习惯用手指触摸印在硬封上的梵高的自画像。

对梵高的亲近是源于这个人而不是绘画艺术。我是远离艺术也远离一切风雅事物的人。生于幽暗之地也活在蒙昧之间。一个生存于矿区的人，从天空降下来的不是幸运之星，而是黑色的沙尘。“我记得我年轻时坐公交车衣服每天洗。”这是我少年时代爱恋过的姑娘在多年后的追忆。而我能记起的是飞扬在空气中的煤尘从陈旧肮脏的公交车破裂的玻璃窗涌进来落到头发上、落到衣服上。公交汽车沿着坑洼的公路颠簸而行，这是令人畏惧的旅程，车体扭动晃荡使人头晕目眩肠胃翻腾。这样的坑洼道路并非一处，而是横贯从矿上通往不同方向的道路。然而地下的黑暗、脏污和祸患丛生远甚于地上。

梵高走在博里纳日矿区的身影令我有血缘的亲近感。泥泞的道路，幽暗破败的工棚，危险的矿井，他满脸的煤屑，肮脏的手掌。这当然是表面的情形。而我看到并识别的还有他痛楚充满自我鏖战与失败感的灵魂，以及他永在困顿中的际遇和命运。梵高让我看到的是，一个人在世间存在所能有的孤独，孤独所能抵达的深度，他对孤独感的抵御和承受，以及这个孤独之人寻获的心灵慰藉。

“我画了一幅素描，画的是矿工，男男女女正迎着清晨的光辉走在雪中，路边长满荆棘，他们的影子在黎明的暗光中若隐若现。画的背景是矿井的大型建筑物和大片的煤渣堆，它们模糊地屹立在苍穹下。”1880年7月梵高在博里纳日写信给弟弟提奥。1913年12月提奥的遗孀约翰娜追忆梵高，这年温森特来到博里纳日矿区，最初他和一位名为范登哈根的牧师住在教堂路39号，每个月需付30法郎生活费。在晚上他教孩子们读书识字，拜访穷人，给他们布道。他尤其热心照顾那些生病和受伤的人，他将所有的东西都奉献出去，他的钱，他的衣服和床。他租下一间条件简陋的棚屋。同时他开始画一些矿工们的服饰和工具的素描。

在博里纳日矿区到处是巨大的烟囱和高大的煤山，它们耸立在煤矿的入口。在温森特租住的棚屋附近有一个地方，从那里可以远眺，可以看到矿区的全景。那里有烟囱、煤堆和煤矿工人的村舍，这些每日匆匆而过的小黑影，像是巢穴里的蚂蚁。然而在博里纳日，温森特也发现了令他内心震动的美。比如在圣诞前夕的黑暗日子里，大地银装素裹，博里纳日景色如画，每一样事物都会让人想到中世纪的绘画。矿工们在漫天白雪中，从黑夜走向光明的回家之路是一个独特的景象。当这些人从黑暗的煤矿里出来时，他们黝黑的样子就像是扫烟囱的人。他们的住所很小，这些小棚屋散落在下陷的道路旁、树林里、山坡上。这里处处还能看到苔藓覆盖的屋顶。夜晚，一束灯光透过小窗格照射出来，温馨而美好。博里纳日到处笼罩着一层薄雾，云的光影的明暗对比形成的奇异效果让梵高想起伦勃朗或者是米歇尔的画作。在雷雨之间夜色漆黑的夜晚，闪电的光造成奇特的效应，让一切事物在瞬间变得可见。在这座幽暗而巨大的煤矿旷野中，温森特独自站着，眼前的景象让他联想到《圣经》中巨大的诺亚方舟，在可怕的滂沱暴雨和黑暗的洪水即将漫延之时，一道闪电的光芒照亮了一切。

然而梵高的所见并非只有美景。在博里纳日矿区，几乎所有的男人都下矿井。他们在不断发生事故的危险中干活儿，工资却低得难以糊口。他们住的是破烂的棚屋，他们的妻子女儿几乎一年到头都在忍受着寒冷、热病和饥饿的煎熬。牧师对梵高说：“温森特，如果有一个地方的人民需要有人向他们布道，使他们得到安慰的话，那就是博里纳日的人民。” 梵高跟矿工一起下到了700米深的井下，探究这个地下世界里的角落。1880年7月，梵高在博里纳日给弟弟提奥写信时说：“我在一个煤矿里度过了大概6小时。那是这附近一带最为古老且最为危险的煤矿，它叫做马卡斯，这个煤矿早已臭名昭著，因为已经有很多人死在了里面。有人死于下矿井或从矿井底下上来的时候，有人因为吸入毒气体而毙命，有人死于瓦斯爆炸，还有人死于地下渗水，或者老旧隧道的塌陷。”

3

坠落在深渊的人，这是梵高的自况。深渊有可见的，比如穷苦的矿工每天进入的矿井;也有不可见的，这是梵高身陷的困境。以上帝使者的身份向身陷黑暗和困苦中的人传递福音，这是梵高最初的职业志向，然而后来他发现上帝拯救的力量并没能阻止矿井灾难的发生，也没能拯救穷困者的病苦。再后来梵高自己也身陷生存的泥潭，在困厄中苦苦挣扎，饱经失败的世俗生活的煎熬。“梵高，一颗破碎的心所感受到的不幸，比美满的幸福对你更有好处。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在饥肠辘辘走投无路的时候，梵高去跟一位画商借钱未果，画商教训他：“艺术家靠痛苦滋养，如果你挨饿，沮丧而又十分不幸，你应当高兴，那是上帝对你发善心啦。世界上最好的艺术家是这样一种人——无论上帝和魔鬼都不能摧毁他们。”

然而终身都未能摆脱缠绕的困苦，饱尝世态炎凉的梵高最后只能自我摧毁。

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看望梵高，是对我精神光谱的溯源，也是向一代杰出者的致敬。离开纽约前我再次到大都会博物馆去看梵高。这次是坐地铁到大都会博物馆。纽约地铁入口的狭窄令我惊诧，我无端地会担心它的拥挤。银色的地铁列车，门侧印有星条旗。全列车乘客很少。黑肤的妇人戴着耳机闭目假寐。在座位的另一端是身穿T恤、戴着黑框眼镜梳着麻花辫的亚裔女子。这次我们是从大都会博物馆后街的公园穿行而过。公园的街角有独自坐在长椅上拉大提琴的老人。再次进入大都会博物馆辉煌的展厅，我可以更从容地观看。

《麦田与丝柏》。也是我熟悉的画作。这是梵高在圣雷米精神病院所作。天才的激情与世俗生活的孤寂和困厄带给梵高心灵的疯狂和精神的分裂。然而身处精神病院带给他更加奇异的体验。在圣雷米的时期，梵高画了一系列作品，專为捕捉普罗旺斯乡间缀着丝柏和橄榄树的景色。1889年7月2日，梵高在写给弟弟提奥的信中描绘了这一系列中最新的一幅作品，就是他从六月开始的一幅画：“我有一幅布油画，上面有丝柏、一些麦穗、罂粟和蓝天。蓝天就像一块多色彩的英格兰格子花呢，使用了厚厚的颜料，好像蒙蒂切利的画那样。”

梵高认为这幅洒满阳光的风景是他描绘夏季的油画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当他在精神病院住到三个月时，他找到了一个关于丝柏的主题。这把他从自身的烦恼中解脱出来，使他超乎于所遭受的一切痛苦之上。那些丝柏树高大魁伟。前景是低矮的荆棘和灌木丛，后面有一些紫罗兰色的山。绿色和玫瑰色的天空上挂着一弯下弦月。他把前景的荆棘丛涂得很厚，带着黄色、紫罗兰色和绿色的笔触。晚上当他看着自己这幅油画时，他明白自己已经摆脱了这个深渊。当晚，温森特没有如约回到精神病院。次日，人们在达拉斯贡和圣雷米之间的一个地方，发现他脸朝下匍匐在一条沟里。

梵高生前创作过大量的作品，然而只卖出过一幅画作。如今梵高的绘画作品已经成为艺术博物馆的镇馆藏品。《星月夜》（The Starry Night）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中最为著名的作品，这是梵高在切掉自己耳朵之后创作的作品，当时的梵高经常因为精神病发作而使自己受伤;《圣雷米的群山》（Mountains at Saint Remy）收藏于古根海姆博物馆，自己切掉耳朵的梵高在第二年便住进了法国南部圣雷米的精神病院。他所描绘的就是在当时所看到的山脉。“我觉得体内有一股需要释放的力量，一把我不能扑灭的火焰，必须保证它一直燃烧着，虽然我不知道这会给我带来什么结果，也不该乱猜着会不会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这是梵高给弟弟提奥写的信里的话。心头燃烧的火焰催生了杰出的艺术，也最终使艺术家的激情和生命化为灰烬。

现在那些陈列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梵高的画作就在我的摄影集里。

《看书的吉诺夫人》（Marie Julien，1848-1911），绘于1888-1889年。吉诺夫人是梵高在阿尔时期的旅店女店主。梵高、高更和吉诺夫人的关系非常好，1888年11月，吉诺夫人答应了高更和梵高让自己做模特为自己画像的请求。在一个小时内，高更和梵高同时为吉诺夫人创作了好几幅名为“阿尔勒妇女”的素描和油画作品。

站在这些画作前仿佛能感受到梵高的呼吸和心跳。电影《至爱梵高，星空之谜》是我后来看到的。1998年在北京大学的一间教室里我第一次看到BBC拍摄的纪录片《梵高》，这是更为具象的观看。然而梵高作品的真迹可以让我更真切看到他的创造物。

“亲爱的提奥，我画了一个播种者，一个割草的人，一个洗衣盆旁的妇人，一个女矿工，一个女裁缝，一个挖掘者，一个扛着锹的女人，一个救济院的男人，一个祷告的人，一个推着装满粪肥的独轮手推车的人。如果可能的话，我的画笔下还会有更多的形象。”

这是1883年梵高在海牙写给弟弟提奥的信。1890年成为他们永诀的时刻。

杰出的艺术家的自我训练自我砥砺和成长，以及他与所在时代的关系，他与世俗生活的关系，他与周遭人群的关系，在梵高这里都得以显现。终其一生环绕着他的贫穷、匮乏、焦虑、痛楚、失败、挫折、疯狂，都是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史。

作为出生并成长于矿区的人，我对有矿区背景的艺术家怀有亲近感。仿佛那是血缘的亲近。音乐家鲍勃·迪伦、作家索尔·贝娄、诗人奥登都如是。甚至我对书写过矿区的作家都怀有好感，卡夫卡写过《矿区工程师》，芥川龙之介收在小说集《罗生门》里的《矿车》。

看梵高的心情是复杂的，我也觉得是看一个灵魂契合的朋友。梵高当然不是某个人的私产，然而我能找到与这个人共有的资源：黑暗中的孤独，尘世间的忧患，精神上的荒寒。

梵高是令我有血缘感的人。他在博里纳日矿区做传教士的经历令我铭记在心。在我日日穿行在幽暗的矿井中，亲历和见证灾难与祸患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梵高以上帝之名拯救，以福音给予安慰的人。尽管我们身处不同的国度，活在不同的世纪。带着《梵高传：渴望生活》进入矿井里，这是我的安慰。对我来说梵高如同暗夜的灯。然而我不能忘记梵高在最后时刻开枪自毙带给心灵的震撼。

当矿工时我需要参加技术培训，在技术学校住宿。我住在6人寝室的上铺。我随身带着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梵高传》。回到寝室就会躺在上铺读书，盛夏的蚊蝇猖獗，蚊蝇的叮咬并没能妨碍阅读。看到梵高开枪自毙的时候正是傍晚，我走出寝室，在学校操场漫走。此时夕阳如血。我仿佛看到法国瓦兹河畔奥弗斯村麦田里惊起的乌鸦。黑色的成群低飞的乌鸦在鸹噪，这是我青年时期遗留在心头的回响。这响声如同某种象征回旋在个人的精神极地。

大约在中午，火热的太阳晒到他头顶时，天空突然出现一大片黑鸟。它们充满空中，遮暗了太阳，用厚厚的夜幕把温森特盖住。顺着他的头发、他的眼睛、他的鼻子和他的嘴，把他埋没在它们拍打翅膀聚积而成的一团不透气的黑色浓云中。

他抬起头，仰面對着太阳。他把左轮手枪压在自己的腹部，扣动扳机。他倒下去了，把脸埋在田野上肥沃而散发着刺鼻气味的泥土之中，像一种急速还原的泥土，正在返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里。

在黑暗中升起黎明

人们在周围，随处可以看见大烟囱，和在煤矿矿坑入口摆着的大堆的煤山。

看着煤矿工人们傍晚踏雪回家，真是一番奇妙的景色。这些人实在是黑。当他们从黑暗的煤矿里出来，进入白天，他们的样子看起来实在像打扫烟囱的工人。他们的住房很小，只能够称之为棚舍：它们散布在那些中间凹下去的道路旁边、树林里与山坡上。人们到处可以看见长着青苔的屋顶，傍晚的时候，灯光透过小格子的窗户亲切地照射出来。

我读着这些文字。同时，我用食指触摸着放在我膝上的一个人的自画像。

红发凌乱生长的胡子，瘦削的脸，深陷在阴郁光影中的眼睛，扣在头上的黑色皮帽，刀削过残留的耳朵缠着白色绷带。

还有这个人的目光，深邃的忧伤孤独的目光。我一个人的时候，就用手中的矿灯照着他，我端详、凝视，或者用手指触摸。矿灯已经暗红，照在自画像上会映出红光，而我的眼睛在红光的反照中长久地盯着画像会生疼。但我的心是安详的。我觉得我的内心和精神从来没有这样安详过。虽然，我的周围是沉厚的黑暗、漫长的寂静和广大无边的虚无。

我现在想，如果不是这个人，我会在那样的时刻崩溃。因为我坐卧的黑暗之地是灾难丛生的废墟，是残留着衰败气息的死亡的遗址，是失去了刻度变得空洞而浩渺的时间之流。

我是坐在地心里。从我所在的地心的位置向上辐射开去，泥一层，水十层，沙百层，岩石千层，然后才能到达地面，然后才能抵达日常的场景，抵达世俗的生活。我远离着晨露，炊烟，阳光，日照;远离着自然的景物，清洁的空气，人世的喧嚣，坐卧在地心里，坐卧在黑暗中。

梵高那时安慰了我。难以置信的是，这个和我隔着一百年时光之尘，这个遥远异国飘零的忧郁的亡者，那时候会被自闭和孤僻的我看成是至亲的人。我想我要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和知觉。我要把居住在身体和灵魂里的梵高的形容廓清，让他呈现出来。为什么？因为我对他充满着内心里的感激。我知道完全可能有一百个梵高或者一千个梵高已经被描绘，被讲述。但是居住在我身体里和灵魂中的梵高是独有的，他只属于我自己。

我是这样的一个孩子，无知，蒙昧，远离人群，沉默寡言，胆怯害羞，内心敏感。孤僻的个性使我很少能够从人群中发现我的朋友，甚至我极端地以为我也无法从亲人中寻找到亲人。如果寻找，我就会从人群中移开，从周围的亲人中间移开。我在尘封的书籍中会发现我的朋友，在生长的语词密林中会寻见我的亲人，我会依靠我的心而不是眼睛辨识他们，接纳他们。

梵高成为我的亲人，在我看来梵高令我尊敬和爱戴甚于我的父亲。我不讲怎么跟他相遇，只讲遇见他之后的情景，那一刻，我看见梵高，因为渴望获得实现而内心倍感痛楚，我像迷途的孩子找到自己的父亲一样。有一句话：因幸福而哭泣。我觉得我就是那样。

遇见梵高之后，有很久的时间，我就携带着他，行走坐卧片刻不离。有了梵高，我觉得我看清楚了我的生存之地的现实，也看清楚了自己内心和精神的实况。

这里，是比利时的南部，在蒙斯的近郊，靠近法国的边境，一个叫波里那日的地方，这里住着很多在为数甚多的煤矿里工作的工人。我很愿意作为一个传教士到这里工作，向穷人们传播福音书。在黑暗中升起黎明，这不仅是福音书，而且是整部圣经的根本或者基础之一。从黑暗到黎明，是的，谁最需要它呢？谁要听它呢？经验告诉人们，是那些在黑暗中行走的人，在地心里行走的人。

我就是梵高讲述的那种在黑暗中行走，在地心里行走的人。我沉默如土，负重如泥，我从黑暗中来，又往黑暗中去。我穿行的曲折、绵长、幽深的矿井巷道被梵高在文字里描述过，我迷恋过的漫天的冬季之雪被他用心绘画过，高耸的煤山、井架，远去和近来的装满煤炭的矿车是他画笔下的日常风景，而那些出现在矿井的炭黑的窑工就是他繪画中的主人。令我感到梵高比父亲更亲近的是这样一句话：梵高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之一。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单独生活，没有朋友与同伴。可以与他推心置腹的人，可以向他讲述自己的欢乐与痛苦的人，可以与他分担自己的愿望与梦想的人，是很少的。这是为梵高写作传记的美国作家欧文斯通说过的话。这段话让我感到安慰。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正坐在矿井里古塘的煤堆上边。煤堆尖硬而潮湿，阴气从我的股间渗入我的身体，使我的四肢寒凉。而从古塘穿行的风成倍地加剧了我身体的寒意，我不知如何是好，能做的就是用双手把矿灯捂到我的胸前，用矿灯的温度为自己取暖。感觉双手和胸口暖和的时候，我就再去看放在膝头上的书。是的，我是在阅读。在矿区，因为工种的不同有一些人是可以在矿井里阅读的。比如同样在地心的急救中心的医生，炸药保管员，瓦斯检测员。阅读成为他们捱度孤寂时间的一种方式。我也是可以阅读的，因为我负责着矿井一个盘区的供电系统，有电，矿井之中的一切就会运行正常;没有电，整个盘区就会错乱。

但那时候我是悲伤的。我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不仅看不见天日，也看不到欢乐和幸福。

我不知道我所经历的黑暗何时会到尽头。

欧文斯通在1937年1月6日对梵高的评述托住了我在悲伤中的沉没。

我重新打量自己，因为有梵高的孤独在面前，我看见我的孤独其实无足轻重。有梵高的伟大的悲伤在，我的悲伤就显得特别渺小。而哀恸，什么样的哀恸能胜过梵高的哀恸呢？他在绝望和错乱中挥刀切割自己的耳朵时候的情景触目惊心如在眼前。这是我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是我解决问题的方式。确实，我不认为梵高这样一个人，他的存在和我的存在没有关系。我坚执地认为，在我阅读他的时候，我已经和他产生了精神的联系，当我热爱他如父亲的时候，我已经进入了他的生命之流。

之前，我一个人长久地在黑暗中的时候，确实会感觉恐惧。在地心里，我常常是独处的，我如同被放逐在黑暗的天际，看不到人迹，没有人能够说话。在地心里，日复一日，长久的缄默使我害怕自己丧失说话的能力。而我离开工作之地回到家里，回到亲人身边又没有表达的愿望。因为害怕不会说话，我就不断地活动嘴部的咀嚼肌，我担心它们因为缺少运动而迟钝僵化。我也会让自己一个人在黑暗中放声讲话，但黑暗中的独语又令我心怀恐惧，我害怕我的独语会引来或聚集生存在黑暗中的鬼殍幽魂。

煤矿矿山的周围，尽是工人们的小屋，房子的旁边有一些被烟熏黑的枯树、荆棘篱围、粪堆、垃圾堆，以及没有用的废煤堆。

这样的场景对我而言是熟悉的。这是我的眼睛每天都会阅读的内容。我生于斯，长于斯。

而梵高对于矿区而言是外来的，为了熟悉矿井的场景和矿工劳作的情形，梵高在一座煤矿矿坑里待了六个小时，这是附近的一个叫做马尔开塞的，年代久远且十分危险的矿坑。这个煤矿名声很坏，因为有许多人死在里面，他们或者是在上下矿井的时候死掉的，或者是给有毒的空气害死的，或者是瓦斯爆炸时烧死的，或者是被地下水淹死的，或者是坑道塌陷被压死的。在那个矿坑里，梵高探索了地下世界最隐秘的角落。在狭窄低矮的，用粗糙的木料撑着的坑道里有着一排洞窟，在每一个这样的洞窟里都有一个煤矿工人，穿着一套肮脏的、黑色的下等粗麻布服装，依靠一盏小灯的微弱光线，紧张地在采煤。在一些这样的洞窟里，煤矿工人是站着的，在另一些洞窟里，他们是躺在地上的。其中的一些洞窟是漏水的，在矿灯的照耀下，产生一种奇怪的效果，反射起来好像是在水晶宫里一样。

梵高描述的这些场景，描述的这些情形仿佛就是我所在的场景，我所经历的情形。

我觉得我就是在这样的水晶宫里的一个孩子。

工长让我到西北盘区的巷道做工的理由是他不喜欢我。不喜欢我的原因是我经常给他惹是生非。比如，不按时交班接班，迟到早退，遇到停电的时候就麻烦了。工长跟我说：你给老子去西北盘区去，滚远远的，看你还敢不听话。从地面下井到西北盘区的工作之地有一万多米，而且没有矿车。走到那里就要花去两个小时，出来要花掉两个小时。除去这四个小时，我还要在那个盘区待够六个小时。因为工长只要打电话发现我不在那里，我就会被扣掉当日的工钱。而我知道工长让我去的地方很多老年的窑工都不敢去，因为那个盘区在以前发生过瓦斯爆炸，有26位矿工的生命在爆炸中化为轻烟。那里有一个老古塘就是当时放置那些死难的矿工的地方，当年坍塌的石壁现在依旧残败，落满尘埃的废墟也似乎遍布死亡的气息。我往那里走的时候，沿途看不见人迹，一万多米的大巷只有我和一盏灯在移动。为了节约电量，我还不敢一直让灯亮着，我走走，让灯歇一歇，以便让灯保证我在地下10个小时的能量。想到我即将前往的恐惧之地我就想哭，因为我本来还是孩子，面对覆盖着自己沉厚的黑暗，无涯的寂静和广大无边的虚无，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记得我是哭过的，我一边走，一边饮着流到嘴边的泪水，泪水是咸的，而胸腔因为无声的饮泣而隐隐作痛。直到泪水在眼睛里消失的时候，我发现我还在黑暗中走，被泪水清洗过的人知觉会变得更为敏锐。我走着，满耳是我踏着宽大的胶靴行进在大巷轰响的声音。水流的声音，风过的声音。而我灵异的知觉会让我意识到在我行走的时候，我的周围也会有无形的生命在和我一起行走。比如天使，比如圣灵;比如鬼魂，饿殍。这让我的道路幸福而悲怆。

工长并不怜悯我。他的表情冷淡，他不会因为我脸上的胆怯和恐惧就改变他惩罚我的决定。我甚至觉得我是工长用来报复父亲的一个人质。父亲把我交到工长手里的时候感觉是复杂的。往好处说，工长和父亲是结拜兄弟，他们的交道可以追溯到30年前。30年前，父亲把一个年老的要饭的男人领到了家里，父亲领他洗了澡，然后请他到家里，坐在炕头上吃饭，饭菜是馒头和猪肉炖粉条。这是父亲一生中做的最伟大的事情。他的行为虽然让母亲感觉诧异和不可理喻，但是那个老人却感激涕零。老人临走的时候对父亲说;我要认你做干儿子，我还有一个亲儿子，我要让你们结拜为兄弟。那个老人离开之后音信皆无，母亲说父亲肯定是被骗了。很快地那个老人又来了，他带着他的儿子来谢父亲，他坐在炕头让父亲和他的儿子盟誓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但是那个老人先逝了，父亲还给那个老人如亲儿子一样披麻戴孝。

我最想说的是，按照道理而言，我落在父亲的结拜兄弟手里应该日子会好过。但是结果正相反。因为我的工长父亲的结拜兄弟在饥荒的时候跟父亲借过粮食，而父亲没借。这是后来的事情。工长的娘病了，想吃馍。而那个时候谁都没有。人在饥荒的时候能吃到的食物是树皮、观音土和土坷垃。连能照见人影的稀汤都很少。父亲在他的结拜兄弟找上门来的时候犹豫了一下，因为他还是藏着一坛子白面的。这是他准备应对更加艰难的饥荒而囤下来的。平日里那个釉陶制的坛子是被油纸封好的，谁也不能打开。父亲出去到野地里挖野菜、剥树皮，回来煮着给家人吃。无论如何父亲都不允许打开那个被油纸包好的面坛子，哪怕他和母亲满身浮肿。

他的结拜兄弟没能借到米面，带着空空的面袋往家走，回到家里没几天，他的老娘就饿死了。我的工长、父亲的结拜兄弟知道父亲不可能没有粮食，这种推测使他的内心种满了愤怒和仇恨。知道我要落在工长的手里，母亲和父亲争吵，抱怨父亲当年没有借米面给他的结拜兄弟。父亲生气就动手打了母亲。在他们的争吵声中，我隐隐地有不祥的预感。父亲把我领到他的结拜兄弟我的工长面前时说：哥的小子就交给你了。我看见工长面无表情，他如黑塔一样盘坐在炕上喝酒，他的大而黑的脸一直是阴沉而冷淡的。我看见父亲在使劲讨好工长，他把带来的一篮子鸡蛋放到工长面前，而工长的眼睛都没眨一下，既不说收，也不说不收。工长的冷漠令我忐忑不安。我觉得父亲把我领到他的结拜兄弟面前，也就是把我递到了凶险莫测的命运面前。

我下窑以后半个月就经历了一次胆量的考验。

李小三，我的工友，一个更小的小孩儿。他的工作是为加班的矿工送饭。这个孩子因为满脸的幼稚经常会受到矿工的嘲笑。他的工装肥大，严密地包裹着他瘦小的身体，胶壳帽戴在他的头上会盖住他大半个脸，而胶靴穿在他的脚上发出的回响如同隐约的夯声。他经常背着一个高过他身体的铁皮制成的矩形饭桶给在矿井加班的矿工送饭。他是我在工作时间里唯一可以定时见到的人。李小三被嘲笑最多的是他经常被窑工拉掉裤子，那些窑工追着他要揪他的还没长大的鸡鸡。李小三经常会被追赶着四处逃窜。李小三很天真，也很开朗。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哥下窑可不能死，哥还没见过女人的屄呢。在他的眼里死亡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有一天李小三给我送了饭，然后又背着他的饭桶打着灯往别的盘区走。

那一天他就再没有活着出来。

我听到的说法是，他在掌子面放炮的时候，走进了那个掌子面。当班的采煤工放炮，要放一个沉落的煤顶，按动旋钮的时候并没有引爆炸药。两个窑工都加了两天两夜的班，又困又累。一个窑工守着点炮器，手攥着点炮的钥匙。另一个窑工跑到炮位检查放炸药的放置，匆匆地离开，他们都想着快点放完炮，把顶板放掉，回家去睡觉。谁也没有注意到李小三进来了，他戴着大胶壳帽，踩着大靴子，背着装着干粮和饭菜的铁桶，他准备给这两个加班的窑工吃饭，让他们吃了继续干活儿。但是他还没等走到两个窑工的面前，掌子面就爆炸了。我听说李小三当时就和他背上的铁桶一起被炸飞了，后来看见他的人看到的只是一堆破碎的物质，他的手掌和头发和他背下来的猪头肉一起粘在煤壁上，而他的身体却被击成网状。

那时候，让我流泪的除了我每天必须要前往的恐惧之地，还有我的死去的爱情。

在一个有月光的夜晚，我去一座大楼去看W。此刻W所在的矿区文工团宣布解散，她到单身大楼做了服务员。我事先是知道W在值班的，我走向那幢单身大楼，沿着楼梯攀援而上的时候，我的心脏如被敲击的响鼓。我看见了W，我看见她看见了我。看见她的一瞬间我的心脏疼痛。我认为她是我刻骨铭心的爱人，但是我们却从未有过真实的接触。她长期以来存在于我的幻想中，但是我羞于启齿，怯于表白。然而她占据了我的全部。

在我看来，W是美的。那是我与美在最初的相遇。

对我来说，W是美的生命和美的情感的象征。然而在我看来她的美令我忧伤和寒冷。对爱情凄美的幻想成为横亘在我们之间的沟壑。我不自然地笑着。因为惊慌失措，我竟然在她看见我的时候语无伦次，口不择言。我听见她手里拎着一个挂满钥匙的铁圈向我走来，她很诧异地看着我，问我来这幢楼做什么？我找了一个荒唐而愚蠢的理由。我说我去306房间。那个房间有我的一个朋友。她信以为真，就去从她手里拎的钥匙圈找306房间的钥匙，找到了就去开那间屋子。我跟在她的身后，我闻到了她身体散发出来的淡淡香气。我已经不知道在她打开房间之后看到房间里并无任何人，而我又张口结舌说不出任何话语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表情。

我只知道我和她并排站在她工作的传达室的尴尬情景。显然她已经知道了我的来意。她是知道我对她的单相思情感的吧。她完全能够从我的眼睛里看到这一切。在以往有长达一年的时间，我深陷在对她的单相思的情感中不能自拔。我如同一只在爱情的道路上迷途的羔羊遭遇困境而无法得救。

W轻描淡写地告诉我，这个夜晚是她在这里工作的最后一个夜晚。明天她就进城了。她的舅舅为她在城里找到一份公交车售票员的工作，同时还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就是安排她到公汽公司做售票员的那个公司的经理的儿子。她看着我，眼神中没有任何情感的成分，只有平静，仿佛我们就是两个陌生的路人偶尔在攀談。离开那幢单身大楼的时候我满心的冰冷。我真正的绝望了，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离开的。我踩着洒满月光的柏油路往家走，但我分明觉得自己是走在光滑的水面之上。那时候我很渴望有那样一江水，可以覆盖自己让自己沉没。

我就那样在矿井曲折幽深漫长的巷道里流着泪。在黑暗和寂静中啜饮着自己咸涩的泪水。

在那些日子里我不仅失去了我的爱情，而且我每天前往的是充满恐惧、梦魇和危险的地方。是的。是梵高如父亲一样安慰了我。现在我想这样说。因为我看见了他的道路，在看见他的道路之前我最先看见的就是他失败的爱情。今年夏天，我深深地爱上了我们的表姐，但是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她的时候，她回答说，她在过去与未来都是一个独身的人，所以她永远不能够接受我的爱情。这是梵高致弟弟提奥信中的一段话。当这件事在今年夏天发生的时候，最初对我的打击，可怕得好像是判处死刑，它一下子把我的心碎成齑粉。梵高比我更深刻也更绝望地爱着一个女人。那个身穿白色衣裙，发髻高挽，两眼明亮，声音甜美的女人被梵高唤做表姐，梵高看见她就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梵高对待爱情时候的热忱感动了我，我觉得我们是在体验同样质地的激情。我们有着相似的开始，也有着相似的结束。我看见梵高爱情失败，情感遭受挫折而倍感荒凉的时候，也同时看见了我自己。把梵高视为我的精神之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看见他的激情历程的时候，我就决定带上他跟我一起走。我去哪里，他就去哪里。遇见问题的时候，我就坐下来，打开，进入，寻找我们相似的场景，相似的情境，相似的命运和相似的觉醒。

在遇见梵高以前，没有人会关心我内心和精神的境况。之后也再没有。

我看见梵高在爱情失败后到了矿区。激情的火焰燃烧过之后，他的爱情成为余烬。梵高去教会工作了。他的激情从女人身上移开，献给了上帝。他到了矿区，他把自己的爱情从女人的身上收回，投给了生活在矿区的穷人。这使我更加亲切。我看见梵高在那些炭黑的矿工中间，就如同他来到我的身边。他怀抱福音书，提着马灯，踩着积雪，来到工棚传送上帝的恩惠的时候，我真的仿佛是听到了圣灵的声音。

梵高画了很多描绘煤矿工人、男人与女人的速写，他们在下雪的早晨，沿着一边有荆棘篱垣的小路，走向罐笼;那条小道的影子在朦胧中隐约可见。在背景中，煤矿的巨大建筑物与成堆的煤渣，模糊地在天空前面显现出来。需要梵高努力的是他要画出来背景上斑驳的落照，略为受光的棕色人物的轮廓。这是梵高从一个喜欢绘画的传教士向杰出的现代艺术巨匠迈进的一个起点。我认识他画过的那些人物，我觉得他们就在我的世俗生活中，那些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就在我的生存之地。

梵高以义务传教士的身份，在比利时的波里纳日矿山的工人中进行传教活动：他住在蒙斯附近一个小商贩家中，工作非常积极，经常主动去看护病人，晚上睡在硬木板搭成的床上。在向来供晚上集会用的煤矿工人的小屋里，梵高为矿工们讲解《圣经》，他也参加在马厩里与棚屋里举行的宗教仪式。在一个星期的集会上，梵高布道的内容是福音第十七章第九节——“晚上，保罗面前出现了幻像：那里站着一个马塞多尼的男人，他请求他说：到马塞多尼亚来帮助我们。”

当梵高描述马塞多尼亚地方情形的时候，那些矿工们听得入迷。他们需要也渴望福音的慰藉，以及唯一正确的上帝的知识。梵高告诉那些矿工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设想，他是一个脸上带着忧愁、痛苦与疲劳的皱纹的矿工，没有光彩与魅力，而只有一个不朽的灵魂，他需要的是不会腐烂的食物，这种食物名为“上帝的话”，上帝叫大家仿效基督，人应该生活得朴素些，要经历生活的考验。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我開始去北山了。阅读着梵高的时候，我就很想了解北山的人的生活，因为那也是我眼前的生活。我看着北山之上的妇女、老人和孩子从北山之上取石，从北山之下的河湾运土。有一个夏天，每一个昼夜北山之上的人们都投入到劳作之中。他们要给自己建造一个教堂——那种穹形的屋宇，尖尖的屋顶，悬挂在空中的十字。我在电影里看到过这样的建筑，它们和黑衣主教、黑衣修女一起成为某种神秘主义的象征。没有想到的是，它们会出现在我的生存之地。我每天身穿窑衣下矿井的时候就能看到北部的山峦之上，那幢耸立在山顶的穹形的建筑，建筑之上的十字。

穷人是需要宗教的。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因为他们一无所有。一无所有的人应该有慰藉，应该被上天眷顾。这是我从梵高那里知道的道理。我读着梵高写给弟弟提奥的书信，在信里他表达了他对他所见到的困苦中的人群的看法。

我走近北山那幢穹形的屋宇，我在屋外看见一个瘸腿的头发花白的老人，他和一条黑狗照看着这幢房屋。我从窗外往里看，看到受难的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的画像。有一个砖石垒起的讲台，讲台之下是一排一排木制的粗糙而简陋的长椅。老人喝住了他的狗，让我从窗外往里看，老人说在周六这里会有礼拜，礼拜的时候会做弥撒。我听着似懂非懂。我对北山之上的人们所做的事情一点都不了解。即使是在星期六看到他们所作的礼拜之后，我也不能理解。我看到坐满大屋宇的妇女和老人，他们有的还带着孩子，有的妇女敞着怀奶着怀里的婴儿。这些人都是矿工的家属，他们的男人或者儿子像我一样终日行走在地下，行走在地心，在那里劳作。我看见那些老人和妇女坐在穹形屋宇大厅里那一排排长椅上。女人的衣服陈旧，面孔不施粉黛，身上带着在地里干活的尘土，她们和年老的褴褛的男人一起面对上天呼告和祈祷。他们在祈祷平安，祈祷欢乐和幸福。我注意到他们的表情，那是沉醉的，虔敬的。

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听见了他们的呼告和祈祷。这些穷人，他们生活困顿，生存艰难。他们把上帝看做信仰，把信仰看成是寄托。靠着这种寄托，期待着生活对他们露出善意的微笑。

在我所在的矿区，有十四座煤矿，这些煤矿的周围被大山环绕，后来我发现，每一座煤矿所在的山区里都会有一座尖顶穹形的教堂，都会有一些衣饰褴褛面如土色的贫穷困苦的信者。虽然我不能理解，但我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山上人的生活是好的。因着他们的信仰，他们和山下的人不一样。

我是属于山下的人。作为一个无知和蒙昧的孩子，我不信仰上帝，任何的宗教都不信仰，任何的信仰都不在乎。但那时候我信了梵高。在认识梵高以前，我的精神没有遇见过安慰。梵高使我看见了安慰。我读懂了梵高作为传教士带来的上帝的福音，那是送给穷人的礼物，也是送给我的礼物：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身处黑暗之地，我感受到梵高传递过来的光亮和温暖。

我坐在黑暗之中，坐在灾难之地，周围是荒败的废墟，无边的寂静和广大的虚无。但是我内心安详，灵魂沉静。我遥望和铭记着梵高，用他的孤独抵御我的孤独，用他的失败消除我的失败，用他的不幸瓦解我的不幸，用他的觉醒完成我的觉醒。

人各有异：我的精神共同体

长夜微灯

某个冬季，我乘坐动车D23次从北京到C城。坐在靠窗的位置，列车开动驶出站台，穿制服的信号工手持白蓝和红白信号旗肃立站台。天空碧蓝，阳光灿烂。从车窗前极速掠过的山峦、楼群、树木、工厂和乡村原野都被镀上光照的银色。我打开面前折叠的小桌板，从随身的双肩背包取出厚重如砖头的书《加缪传》放在桌板上，美国作家埃尔贝·R·洛特曼所著。自从1999年我在北京風入松书店买到之后它就一直跟随着我。现在我还记得前女友说过的话。那些话响在我的心里，也恒久地留存下来。加缪也是天蝎座。他死时身上有四封情书，分别是给四个女人。你也许喜欢他的《堕落》吧。他有明显恋母情结，而《第一人》却献给从未谋面的父亲。天蝎独有的沉溺。是的。我热爱阿尔贝·加缪。他是照耀我精神光谱最亮的一束强光。当然我不知道他死时带在身上的四封情书，他的《堕落》我还没读过，而《第一个人》不久前才有中文版面世，我买回家还没读只插在书架之间陈列着。然而自从发现他的出生日期之后我就将他视为亲近的人。他是11月3日出生，我是11月6日出生，我女儿是11月3日出生，我们分属不同年代，但同在天蝎座，这些不同年代的日子让我有特别纪年的感觉。

1998年的春夏之间，我在北京一家出版公司做图书编辑，这是我漂流首都做的第一份工作。每天骑着二手自行车在车流汹涌的城市街头穿行四十多分钟，到位于北京理工大学的公司上班。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感觉下半身是空的，只有上半身悬浮在空气中。某个时刻我在杂乱的编辑室里翻阅美国的《生活》杂志，看到一幅摄于1960年的照片，画面是一辆撞在旷野枯树的车辆。断成两截的车辆扭曲着歪在路边，车顶盖掀开，车上凌乱堆积着毛毯和衣物。这是加缪出车祸时现场拍摄的，在这幅灾难现场的照片里加缪是空缺的，他当时可能已被抬走急救，最后不治身亡。在取得版权之后，我使用了这张照片，在我编辑的取名为《目击世界一百年》的图文书里，我给图片加注说明：1960年1月4日，法国存在主义小说家，《鼠疫》和《局外人》的作者艾伯特·加缪在维尔纳夫拉居亚附近的撞车事故中丧生。这幅照片让我每次凝视时都黯然神伤。

我还选用过另外一幅照片。画面是加缪与萨特，他们都穿着黑色的风衣，站在路灯下，萨特衔着烟斗，加缪平时总是抽着烟，但在这幅照片里没有抽。他们眼神没有交集，各自注视自己关注的物象。这幅黑白照片也是我喜欢的。不仅喜欢照片里的这两个人，还喜欢他们所在的年代。那是伟人丛生，大师辈出的黄金年代，也是激情浩荡，思想澎湃的年代。

1996年深秋我结束矿区的幽暗生活，告别家乡寄居北京。初到首都漂流的时候，我随身携带着热爱的书籍里就有《加缪传》。那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贫民窟的孩子，由国家抚养的战争孤儿，依靠个人的奋斗成为杰出作家。我想很多人都会视他为榜样，可是他作为我的隐秘榜样却是恒久的契合。我对写作这种职业的尊敬感很大程度来自我的职业榜样，而加缪是其中之一。他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演讲，表达他对世界的关切，对公共事务的关切，对人心及精神状况的关切，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对正义的热爱令我感同身受。我能懂他的言说和书写，包括他的绝望和虚无感，他的坚韧的反抗意志，他的浩荡思想之流如潮汐冲刷过我。我深爱这个人，愿意像他一样成为存在的反抗者。我从来也不能放弃光明、生之幸福和我于其中成长的幸福生活。这是《加缪传》中作为一幅黑白肖像题词的语录，我将这段语录抄写在自己随身的笔记本上，也铭记在内心里。世界不是我的敌人。只有自由才能使人摆脱孤独，而孤独只能飞翔在孤独的人们头上。这些语录长久地铭刻在我心里，成为我汲取生命智慧与力量的资源。

虽然我们是同样的时辰出生同为天蝎座，我仍然知道我与加缪之间是完全不同的生命体，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有着完全不同的心灵和精神的气质，有着完全不同的人格和作为。但这不影响我对这个远逝的异国同道产生的亲近和契合感。他在文化、历史的真空中成长，父母目不识丁，家里没有一本书籍。一个在贫穷、普通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始终与文学沙龙、文学名人、荣誉、勋章保持距离，拒绝人们把他塑造成偶像。这样的描述是我心仪的。虽然比较起来，我是卑微而困顿的。尽管加缪也认为他在青年时代是卑微而困顿的。很长时间我是独居者，独居者享有人身自由，这是我挚爱的。当然自由也是双刃剑，我必须接受它在多个向度的穿刺和切割。在漫长的时间里，每到夜晚睡眠时我需要在卧室里亮着一盏微灯，这是因为我对黑暗的畏惧。或许是因为看到过太多黑暗中的事物，以及被黑暗庇护的事物，夜深之时居室里必须有光亮我才可以安心，我需要有光亮簇拥护佑才可以踏实安眠。

写作的伦理

“作家不仅仅反映和诠释生活，他们也丰富并且塑造生活”。

1969年的某一天，E·B·怀特对访问他的《巴黎评论》如是说。1938年冬天，在《纽约客》供职的资深撰稿人埃尔文布鲁克斯怀特突然辞职，他与妻子和年幼的儿子，从曼哈顿四十八街的的公寓，搬到位于缅因州的咸水农场，过起远避尘嚣的小镇生活，怀特同时开始他作为独立作家的写作生活，开启了个人生命的新史期。

这是又一束照耀着我的光谱。最初我知道怀特也是因为一幅照片。一幢简朴几乎没有任何陈设的房间，向上打开的窗户能看到辽阔的海面，一位戴着眼镜面容清癯的白发老人近于肃穆地安坐桌前，面对一台老式打印机安然工作。其时我被这影像的纯粹气息所吸引，也被它安宁的精神气质所打动，我理解和想往的写作生活就是这样的仪态——肃穆而精进。

2000年开始，我作为职业记者，开始奔走在祖国各地的新闻现场，追逐即时发生的事件，访问在各行各业中享有影响力的人，把时间和精力用在纷杂、繁复琐碎的新闻劳作中。只能在夜里写我想写的文字。然而心里一直渴望结束这一切，真正沉潜于与心性相适的创造性写作。

认识怀特是因为《纽约客》，这份创刊于1925年的杂志聚集了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塞林格、杜鲁门·卡波特、厄普代克，怀特是其中之一。《纽约客》当然不必神化，就像任何事物都不必神化一样。然而《纽约客》近百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中几乎不丢失的人文传统，还是令人尊敬。怀特的离职让我心有所感。离开《纽约客》的原因是被它每个星期的截稿期限所苦，《纽约客》写作所要求的“古怪的第一人称多数”也是困扰他的缘由。告别《纽约客》的怀特过起真正个人化的生活，他仔细体察深味远离尘嚣的乡间生活，参与并记录乡间的社区生活，捕捉并书写自然生活的幽微体验。在缅因州的乡下，他找到了个人独特的写作主题，思考世界与他在其中的意味和境况。

新闻职业让我有机会观察中国新闻生产的方式，以及传媒业的生存状态。2012年7月，我結束持续10年的新闻职业生涯开始全职写作。把自己从日常的碎片式的新闻资讯里解救出来，投身于独立的创造性写作，真正建树自己的文学志业。不能说我的离职受怀特影响。但是在离职之后，看到怀特随笔集《人各有异》，内心还是有同道相通的亲近感。我对怀特的尊敬缘于他的独立姿态。作为个人能不被时代和潮流裹挟，与时代保持或者隔开相应的距离，自由而丰沛地生于天地之间。时间流逝，人事消失，唯有艺术和思想的文字长存。这种存在状态令我欣赏。

怀特对自由的珍爱也是我倾心的。他说：“自由乃是人世间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维护的神圣状态。”独立者怀特并没有放弃对社会的关注，他对自己的工作怀有清晰而坚定的价值判断：“作家的角色从来没有改变，他是一个监护人，一个秘书。科学和技术也许加重了他的责任，但是并没有改变他的责任。”他警惕以国家、政府、集体等名义对个人自由的剥夺和侵害，在写于1939年1月的《咸水农场》中怀特说道：“自由遇到挑战，艺术家和作家必须最先拔剑投笔。他们这样做无需动员，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斗争。”

精神光谱

长久以来我试图构建内心的生活。这是一个独立难以被外部力量侵害的空间。

现在我对具有矿区生活背景的作家和艺术家怀有亲近感。梵高与矿区的关系是我最早知道的，他作为传教士在阿尔矿区传播福音，深入矿工点亮马灯的工棚，深入黑暗的矿井之下，处于人生迷惘期的梵高向那些被生存重轭覆压的人们宣教上帝的声音，这样的经历只会使他更迷惘。鲍勃·迪伦也与矿区有甚深的联系。我漂流在北京的时候，随身携带着几本书。《像滚石一样》也是其中的一本。这是美国摇滚巨星鲍勃·迪伦的音乐传记。我热爱这本书，不仅是因为热爱鲍勃·迪伦的摇滚音乐，还是因为热爱他的人生方式和生活态度。

在这本书的某一页，我看到有这样的文字描述：1961年，当鲍勃离开老家明尼苏达州的矿区希宾，来到纽约的民间艺人聚集的格林威治村时，他把自己的姓改为迪伦，以纪念诗人迪伦·托马斯。他到各种咖啡馆和夜总会演出，晚上睡在别人家的地板上。当时的鲍勃还只是个怕羞的大孩子，然而他的歌声却饱经风霜。鲍勃·迪伦演唱的《大雨将至》令我迷恋。它是一首作于1960年代古巴危机的反战歌曲，但是我觉得它可以穿越时空抵达任何一个时代，被所有饥寒交迫者歌唱。因为热爱这首歌被我在很多地方引述：我要在大雨降临之前回家去/我要走进最密的黑森林深处/那里人丁繁众，可都一贫如洗，那里毒弹充斥着他们的水域/那里山谷中的家园紧挨着潮湿肮脏的监狱/那里刽子手的面孔总是深藏不露/那里饥饿难忍，那里灵魂被弃/那里黑是惟一的颜色，那里无是惟一的数据……1966年7月的一天，鲍勃骑摩托车时翻车，颈部受重伤。一时谣言四起，说他因车祸身亡。鲍勃像隐居似地躺在纽约的伍德斯托克，一面养伤，一面设法戒掉毒瘾，竭力使日益垮掉的身体复原。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的鲍勃·迪伦，已不仅仅是一位超级歌星，而似乎成了一位弥赛亚式的人类心灵的拯救者。我热爱这样的人，来自矿区、怕羞、饱经风霜，这些特质使我感到亲切。而他因车祸身亡的传说，他暂短的隐居式的存在，他成为弥赛亚式的人类心灵的拯救者，这些精神历程令我向往。那时候我是多么渴望生命中有这样一个人。他强而有力，同时慈爱素朴而智慧。鲍勃·迪伦就在我身边，随时可取。他的声音随时可以环绕我。有时狂暴，有时激烈，有时又舒缓的吟唱不仅让我感受到旋律和音韵的变化，还让我感受到情感和心绪的变化。

后来我知道很多作家与矿区有着各种精神联接。弗朗兹·卡夫卡写过短篇小说《矿山工程师》，他在日记中写道：“写作作为祈祷的方式”，这样的表达与我心契合。某年我到布拉格之时，最重要的行程就是在这座城市寻找卡夫卡的踪迹。诗人W·H·奥登从小接触过很多废弃的矿场和矿井，在孩提时期他曾幻想自己是一名矿业工程师，迷恋机械、隧道、地质学知识，诗人早期的诗歌习作很多是直接与矿井相关的地名、术语和事件，比如《旧时的铅矿》《矿工的妻子》《铅是最好的东西》等，进入诗歌创作的成熟期后，专业写矿产工业的诗篇虽然不多见了，但矿井仍具有突出的意向，在《预言者》《新年书简》《石灰石颂》《六十岁的序言》等诗歌里都可以看到矿井的踪迹。

我喜欢的美国小说家索尔·贝娄也与矿区有精神的联系。1933年，在移民区里长大的移民的孩子索尔·贝娄在艰难生活中读完了中学，随后又到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1935年他从芝加哥大学转到西北大学，并于1937年获得西北大学理学士学位。同年，他与安妮塔·格什金结婚，新婚后的贝娄就失去了在哥哥开办的矿区里找到的第一份工作。他被解雇的原因是旷工。贝娄的哥哥要求他能正常来上班，而贝娄则想在家里写作。失业后的贝娄寄宿在岳母家里。1944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晃来晃去的人》出版。1947年，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受害者》出版，这些小说开创了贝娄“游离”与“受害”的主题。

地下状态

游离与受害。这也是我人生的主题，是我书写的主题。按照某种说法，我的父母应该也是移民。他们从山西偏关县的杨家营村移居到矿区，而我是在矿区出生也在矿区成长。布满烟尘的天空，煤尘弥漫的道路，落满煤尘颜色变得灰暗的山岗和草地林木，变成黑色的河流，这些都是我看到的矿区的日常景物。街边的小酒馆喧嚣着矿工醉语以及醉酒猜拳的声音，他们喝完酒后摇晃着走出酒馆，有的当街解开裤子撒尿，有的会醉卧大街，夏天的时候酒醉者酣睡一夜无恙，冬季之时有的酒鬼就会被冻死。

在下矿井以前我对矿井深怀恐惧。我曾经跟小伙伴们到井口，站在竖井之上，向下望去昏黄的灯映照着深不见底的矿井，鼓风机吹出来的强劲阴凉的风使头顶发凉，深不见底的矿井则使头脑晕眩。然而当我高中辍学顶替父亲做矿工之时，无论内心多么恐惧，下矿井都是无可回避的选择。看到过矿工出事故从矿井下被抬出来的情景，那些满脸煤黑，满身煤黑的矿工或是用肮脏的帆布担架抬着被砸伤的矿工，或是搀扶着被砸伤腿的矿工往医院走，看到这样的景象我的心脏就颤抖。这样的经历当然是某种生活的象征，幽暗而困顿，艰辛而险恶。

这样的生活是他们的生活也是我的生活。我写过自己在矿井下的哭泣。因为失恋。读高中时长久地深爱过一个姑娘，最后那位姑娘远嫁他乡，在她离开之前我去看她，怀着颤抖的心见到姑娘却因为内心的慌乱而说不出话。这些事情都带给我深重的挫败感。我是因为内心的挫败哭泣，也因为看到自己作为生命体在世间卑微而无常的存在哭泣。

做矿工的时候我也是旷工最多的，不愿意下矿井。每次离家到井口，让母亲看着骑自行车出门，到井口澡堂的更衣室换下干净的衣服换上满是煤屑的工作服，穿着胶靴戴着胶壳安全帽拎着矿灯下矿井，这是我的工作。然而在很长时间我厌倦这个工作，觉得它是劳役。恐惧也是我需要抵御的，我工作的巷道曾经是瓦斯爆炸的区域，有21名矿工死于这次矿难。这次矿难发生的时候我并没有在井下，我去邮电所给杂志社邮寄写好的文稿，邮电所穿着绿色制服的工作人员将封好的文稿过秤贴好邮票扔到竹筐里。这时候工作人员说不好了，矿上瓦斯爆炸了。他的话让我感觉慌乱，离开邮电所走在街上就听到救护车鸣叫着尖利的警笛呼啸而过。矿难的发生使矿区陷于哀殇之中，医院的病房住满了遇难的矿工家属，临时在山上搭起的灵棚摆满了装殓着遇难者遗骸的棺木，身穿白色孝衣的老者、女人、孩子守候着灵棚哭灵。很长时间我以为我经历的这些生活是最黑暗和哀伤的。后来跨越国境的旅行让我看到这世界还有更黑暗和悲伤的生活。

噤声与言说

在火焰中燃成灰烬的书籍。一位戴眼鏡的中年男子，手持扩音器站立行人如织的街头神情坚毅大声呼告：“他们烧了我的书，他们烧了我的文字，但他们不能让我永远噤声，永远不能。”镜头切换男人脸部特写沉吟着独白：“我就是孟买，我就是孟买。”

这则热传甚广的微电影出自孟买《镜报》制作的广告，它在2013年获得戛纳广告节的金狮奖，在某个时刻击中过无数人心。画面中依次出现抗议牛奶掺阴沟水的妇女、为居住受困发声的儿童、因政治海报污染家园而抗争的印度国民，看他们在街头无所畏惧的呼告，令人心头震动。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的面部轮廓线是僵直而冷硬的，严肃是这面部神色的惯有特征。褒义的说词是“冷峻”——这是言说者的委婉。我给自己面貌的鉴定是“不讨喜”，深夜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会不放心。这是我遇见过的，拉开车门坐到后座，对司机说了去的地方，车却不开动。司机从后视镜看着我说：“对不起，您换辆车吧，您要去的地方我不能去”。拒载的理由是他眼里的疑虑不安。夜深人静，他或许担心被坏人劫持。

在我辞职那年我也结束了昔日的婚姻生活，重启和更新情感生活。然而这也是我不断发现自己错谬的时期，夫人的职业是电视主持，受过学院的专业训练，作为以说话为职业的人，她自然看出我的问题——最初相识时她说我面部冷硬的缘由是面肌缺少运动，不能强劲地表达也是缺少声腔的训练。她教我练习口腔操，就是播音专业常做的训练。“可以活跃面部肌，增加口齿、舌头和嘴巴的灵活性，还可以养丹田气。”她说。

我以为冷硬的面部其实是僵冷生活的呈示。遥望自己的人生和境遇，正应合了这个鉴定。黑暗岁月和漂流时光，这是砥砺我人生的两块磨石。然而我其实是恐惧的，长久以来在我走进矿井时刻，在深邃沉厚漫无际涯的黑暗里，没有同类，看不到人迹，旷日持久的缄默使我的舌头、嘴巴、咽喉和声带基本是闭锁的;幽暗的漂流生涯也是，你会有这样的时刻，在浩瀚的城市里，在陌生的人群之间，你没有可以交流者，没有健全的公共生活，独自缄默，无以言说。冷硬的面部是不能言说带来的疾患，没有强劲的声腔是缺乏自由表达的训练——这是我的自我诊断。

自由而不是封闭的仪态，新锐而不是僵滞的情感，开放而不是闭锁的胸襟，这是我对自己作为一个国民的形象要求。曾经以为自己的相貌属于第三世界特征——被压迫被奴役被控制的族群，生活在暗哑中，不能自由而强劲地表达。事实上这是错的。今日的第三世界也在开放，比如缅甸，比如泰国、印尼、新加坡、越南。不能再以第三世界的非文明状态为自己的困苦做遁词。重塑和改良面部线条，我应该做的是，听从夫人建议练习口腔操，练习大声说话，独立思想，自由表达。“这么做下来肯定能治愈你不能自由言说的疾病。”她如此肯定。

我也在慢慢地治愈自己。比如现在到夜晚睡眠我不再需要亮着微灯。

我想说优异的写作如同上乘的爱情。

它是自我的救助。也是自我疗治。

它使我们精神坚韧而身心健全。

编辑手记：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精神的光谱。而作家夏榆精神光谱的源头，无疑是梵高。在矿山的无数个白天与黑夜，即便是白日，他所身处的依然是黑暗与蒙尘的世界，在那些被贫困被惊惧被焦虑不安困扰的无数日子里，是暗夜之中的阅读，是梵高渴望生活的那种精神不断安慰着他，是梵高那充满挫折的一生给他以光亮，让他不断与那些容易让人麻木的生活日常进行对抗，才最终离开了于他而言暗无天日的矿山。《精神的光谱》，是在写梵高，写梵高那让人哀痛忧伤的一生，而更多是在写作家本人，写精神与生活，写自由与理想，同样也不只是写作家本人，作家所要关注的远远不只个人。作家夏榆所代表的是一种极其稀缺的良知与精神，可以说是梵高是索尔·贝娄是加缪是鲍勃·迪伦等等构成了作家重要的精神图谱，让作家得以不断有勇气进入现实与精神的黑洞之中，去找寻那些在黑暗中不断升起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