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绮晴

摘要：刘震云所著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父子、师徒、夫妻关系呈现出的畸形状态，颠覆了人们对双方关系的传统理解，由此实现了对二元对立结构的消解;家园意象的模糊、故乡情怀的丧失更是让人难以理解;此外，作者将发生在延津的故事独立于当时中国的大背景之外，这种边缘化的叙事模式增加了读者阅读过程中对背景认知的模糊性。这一切都共同指向了一个问题——“一句顶一万句”的那“一句”话，究竟能否被寻找到？或者说，延宕千年的中国式孤独，最终能否被打破？而问题所指向的答案，却又是具有不确定性的。

关键词：二元对立;解构;边缘化;话语寻找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通篇贯穿了这样一个古老的道理。杨百顺的“出延津”，牛爱国的“回延津”，一出一回，目的都是为了寻找某个人，或者只是某句话，以逃离缠绕着内心的孤独感。那么，人们因为想摆脱孤独的话语困境，渴望得到内心一直所期盼的话语而展开的寻找，最终会不会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呢？

小说中的人物为了摆脱困境，逐渐迷失了自我，却仍执意要寻找下去，不愿回头。由此来看，《一句顶一万句》所表现的意义不是单一的，故事主人公想要得到的那句话不一定找得到，即使找到也不一定符合自己的心意;那个“说得着”的人不一定能找，找到后不一定一直都说得着;该不该找，值不值得找，作者也并未明确传达出要提倡或批判的东西。

一、二元对立结构的消解

《一句顶一万句》中，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二元对立结构的消解。简单来说，二元对立的概念是：在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建立在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结构中，例如，言语/文字，男人/女人等等，前者往往优先于后者，后者从属于前者，德里达作为反逻各斯主义者，认为解构主义认定对立两项之间仅有一些差异，而无孰优孰劣的等级秩序。（1）

小说从根本上颠覆了人们对父子、师徒、夫妻关系的理解。以“出延津记”中的主人公杨百顺为例，他宁愿一次又一次离开，也不愿回家面对令他反感的父亲，当在外受了苦走投无路回来时，他父亲表现出的却是幸灾乐祸，在这对父子身上完全诠释不了“父慈子孝”这四个字;杨百顺和小赵名义上都是传教士老詹的徒弟，但二人只一心干着自己的营生而内心并没有真正把“信主”当回事儿，是勉勉强强的师徒关系;小说中夫妇之间的关系更为畸形，如杨百顺与吴香香，双方充满矛盾毫无恩爱可言，丈夫甚至一反传统成为了妻子的附庸，妻子成为了绝对强势的一方。

小说中父与子、师与徒、夫与妻二元对立结构的瓦解，归咎于主人公陷入的交流困境及其不懈的话语寻找。与压根说不上话的亲人、无温情的家庭决裂后，杨百顺踏上了寻觅的道路，从离家到拜师再到结婚，他为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找到能够说知心话的人而不断努力着，然而不幸的他陷入了“孤独——寻找——寻不得——孤独”的重复中。杨百顺虽然最后在寻找巧玲的事情上死了心，但再也没有停下步伐，他毅然乘上远行的列车继续逃离着寻觅着。杨百顺是迷茫的，也是坚定的。他可能会一直陷于这个重复的怪圈中，在寻找过程中体会人生孤独;也可能真的会找到他心中所要追寻的东西，成功摆脱孤独困境。

二、对故乡情怀的解构

在人们眼里，故乡是出门在外的游子心中最牵挂的地方，是亘古不变的温存，是精神的一片净土。于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作品中可见，常见的月亮、大雁等物象都能够牵扯出游子无限的故乡情思情怀。而《一句顶一万句》中则完全颠覆了人们对故乡情怀的传统认知。作者笔下的故乡于故事主人公而言不再是精神的皈依之处，而是能够勾起不堪的、痛苦的回忆的地方。前半部“出延津记”中，杨百顺先是极其反感自己的家庭，辗转多次从来没有过回家的欲望，即使回去也是迫不得已，最终因为弄丢了养女巧玲，彻底离开了故乡这片伤心地。在后半部“回延津记”中，曹青娥生前有机会可以回到童年生活过的故土，可不明所以地，她自己放弃了一切线索，直到临死才有后悔之意;牛爱国也是因为故乡变成了伤心地，一次又一次离开，一次比一次走得远。

小说中的人物在故乡找不到或者失去了某种东西，于是离开故乡去追寻，寻求无果，身心俱疲，却仍不愿意回到故乡。这里，刘震云笔下的家园意象被塑造成精神痛苦的来源，故乡情怀丧失。由此，作者借小说的人物之口表达出“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的观念。（1）这句话被小说主人公反复强调，在作品中出现多次，这说明在他们眼中，故乡不再是游子的“根”，反而选择将希望寄托于迷茫的充满不确定性的远方。这种抛弃了根的没有回归意识的追寻，则再一次增加了寻找的不确定性。失去了根，失去了精神归属的他们，能不能在他乡寻找到另一个“根”，在寻找过程中会不会愈发迷失了自我，迷失之后又该何去何从，这些都不得而知。

三、边缘化的叙事模式

《一句顶一万句》被称作是中国版的《百年孤独》，小说将地点定位于河南延津，却如同马尔克斯笔下的小镇马孔多一样独立于大背景之外。根据小说内容透露出来的线索，可以大约推算出上半部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解放战争前期，那时中国正处于地主农民阶级斗争与水深火热的内战之中，然而作品淡化了阶级矛盾与战争带给人们的影响，丝毫没有大时代背景的影子。下半部背景大约是在改革开放前后，作者也并未侧重于表现欣欣向荣之景象与人性的豁达，下一代依旧承袭了上一代人的孤独与执拗。由此开启了一种独立于中国大背景之外的边缘化的叙事模式。

对背景模糊化、独立化的处理，说明延津这个地方象征着的是大时空之下的孤独，“通过重塑了一个看似不真实却又真实的社会背景，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概念，重建了一个属于延津人的生活逻辑。”（2）小说中生活在延津的人们都有着自己的孤独，然而这种孤独不一定只属于延津，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也许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大时空之下的孤独。边缘化也即孤独化的叙事模式反映的是陷于孤独困境的人们。中国人的孤独是延宕千年，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今日的时代背景呈现的是开放繁荣之景，而人们的交流欲望也是一直存在着并且日益强烈，能否真正脱离或多或少存在着的话语交流困境，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

四、结语

小说主人公为了摆脱孤独困境而进行坚持不懈地寻觅，却与周围人建构了更为畸形的關系;冒着迷失自我的危险，抛弃了故乡的根，也要拼命向远处追寻内心一直渴盼着的东西。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国社会中的人们经常处于一种渴望“说”又“说不着”的矛盾境地，在人类社会中，人们只能通过寻找与自己心灵契合的人对话，找到那“一句顶一万句”的那“一句”，才能排解困扰自己内心的孤独，获得期盼已久的心灵安定。人们一边在难以摆脱的话语困境的泥淖中挣扎，一边又越陷越深，回不了头。

然而在小说主人公寻找的过程与遭遇并不如意：吴摩西与巧玲“说得着”而巧玲又被拐卖了、牛爱国相继与自己的三个朋友渐行渐远、牛爱香嫁给老宋以后再没笑过……唯一找到说得着的人反而是出轨的吴香香和老高还有庞丽娜和小蒋，不被世俗认可的方式暗示的是寻找无望的极大可能性。

小说结尾，牛爱国坚定地表示：“不，得找。”（3）但他要找的人是否在那里，那个人的心意有没有发生改变，这一切又不得而知。“得找”说明了人们不论希望有多渺茫，即使四处碰壁，也要坚决找下去，逃离话语困境的决心，将迷失了的根、迷失了的自我在别处找回来。然而这种寻找究竟是否有结果呢？笔者认为，那个人，或者只是那句话，是存在的，但真正想要找到符合自己期盼的东西，摆脱孤独，寻求心灵归宿如同大海捞针，可能找得到，也可能找不着以致于迷失。因此，人们的话语追寻实际上是无望中的守望，迷茫中的坚定，它既是渺茫的，又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