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玥成

【摘 要】印度作家阿拉文德·阿迪加的代表作《白老虎》描述了印度经济神话下的底层人民的悲惨遭遇。通过对主人公创业历程的反神话书写，阿迪加消解了印度传统的神圣与权威，还原了人的动物性，具有深远的文学、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阿拉文德·阿迪加;《白老虎》;反神话;解构

中图分类号：I3/7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16-0176-03

印度作家阿拉文德·阿迪加（Aravind Adiga，1974-）的小说《白老虎》（The White Tiger）一经出版就广受关注，并夺得2008年的曼布克奖。小说讲述了一位“企业家”巴尔拉姆的个人奋斗史，揭露了隐藏在印度经济神话背后的复杂社会现实和人性矛盾。《白老虎》运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进行创作，富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但同时又是富有神秘色彩的一部小说。正如书中所言，白老虎是“在原始丛林里，有一种最罕见的动物，你一生只能见到一次”的珍稀生物，这种动物身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印度特点和传奇气息，以此为题也是强调主人公故事的特殊性和离奇性，制造耸人听闻的叙事效果。许多学者指出，《白老虎》是一则变化中的印度社会的寓言，一个节奏迅捷的传奇故事。李·托马斯撰文称《白老虎》是“寓言和纯粹观察的细腻结合”，斯各特·麦丁茨称它是对印度“全球化过程中所经历的创造性破坏的寓言”。寓言本身是承载神话的框架，在《白老虎》这则寓言中，又充满了对权威的拆解与反讽，存在“反神话”的色彩。

学界对《白老虎》的部分主题诸如社会公正以及作者对印度的描写、庶民视角下人物的心理研究、叙事伦理等皆有涉及。对这部小说本身的“反神话”色彩则较少触及。笔者认为，阿迪加在《白老虎》这则寓言中运用了反神话书写，消解了人性、神性的神圣与权威，对现实进行重新阐释，对人性的本真进行还原。卡西尔指出，神话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是人类在达到理论思维之前的一种普遍的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并指出神话是情感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神话可以被解释为就是对死亡现象的坚定而顽强的否定。神话不仅是天堂、形上、寓言的同义语，也是神圣、权威或理想的近义词。神圣之物可以是天堂、理念或寓言，还能是主流意识形态推论下的政治真理或救世思想。本文将在卡西尔的神话概念上研讨《白老虎》的“反神话”色彩，分析小说“反神话”写作的发生因素及其现实意义。

一、经济奇迹的反神话书写：对历史的重新阐释

在《白老虎》中，最直觀的反神话书写是对经济奇迹的解构。在小说主人公生活的年代，受益于全球化劳动分工、市场细分等国内外因素，印度似乎在创造着崭新的经济神话。“科技之都”和“印度硅谷”的繁荣自不用说，新德里与南部新兴城市的面貌也是日新月异。经济神话已经声名远播到吸引中国总理温家宝来访取经。然而就像《白老虎》中所描述的，德里分为两半：“光明之城与黑暗之城”，富人们流光溢彩的西方化生活与旧城区牛粪遍地、没有自来水、没有厨房和厕所的赤贫状态对比鲜明。印度这个国家是由格格不入的两面组成的矛盾体：一面是光明，一面是黑暗。阿迪加犀利地借寓言揭露了印度为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吸引外资，“采取对占统治地位的精英最有利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的“两个印度”：贫穷弱小的印度和富饶强大的印度。经济的高度发展没有给印度的农村带来发展，反而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印度的“新”是凌晨两点四十分的堕落放纵的人、瘾君子和班加罗尔的企业家们。德里的有钱人玩电影明星;有钱人贿赂政客，借此逃避交税。而隐藏在印度经济神话之下的，则是数百万在经济快速繁荣过程中被忽略的印度穷人，比如主角巴尔拉姆。以这些在神话之外被忽略的人为叙述者，为他们发出文学声音是阿迪加解构经济神话、挑战官方叙事权威的第一步。

作者借用了一个自称成功人士的主人公向外国政要来表达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焦虑，是希望以夸张的叙事来唤起人们直面真实的印度和印度人。《白老虎》的副标题为“一位印度企业家写给中国总理的信”，似乎是一个创业故事。小说开头主人公就点明他才“代表着未来”，是班加罗尔成功的企业家们的缩影。虽然他在信头上夸张地自称是“一位思考者和企业家”，“企业家”这一身份也在书中被他反复强调和自我夸赞：“企业家的天赋就是敢于打破常规思维，就是要让坏消息向它的反面转化”，然而《白老虎》却显然不是一部商业小说或是传统的成长小说。文学作品中企业家形象的塑造一般传达着坚忍不拔、勤恳踏实、永不放弃的创业精神，而《白老虎》主人公的发迹却伴随着谋杀和逃亡，相比之下则更接近一部犯罪者的自白。主人公的第一桶金是谋杀雇主带走的七十万卢比，靠着这些钱他成功经商，并进一步成为千万富翁，更讽刺的是，巴尔拉姆还发现他并不是个例，班加罗尔很多的企业家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进入“光明之地”的。此类“企业家”维持企业运转的方式大多还是收买贿赂、草菅人命。“反神话”写作者认为，所谓的超越和升华都是虚妄不实的，因此不再像“神话”写作者那样高举拯救、超越或启蒙、劝诫的大旗，而是极力拒斥远离生活经验形态的“神话”想象，努力使生活本真被还原出来。隐含叙事者对巴尔拉姆的态度固然不置可否， 但“企业家的创业神话”显然被完全解构。

“反神话”写作的意图是对“神话”话语进行消解，从而实现对历史或现实的重新阐释。阿迪加通过对“经济神话”和“企业家”形象的反神话书写，挑战了历史书写的权威和创业者的传统形象，还原了经济神话下埋藏的惨淡现实，是小说功能的实现。

二、神性的反神话书写：解构旧有世界的权威

在《白老虎》中，阿迪加有意识地罗列了种种神秘主义的臆造——神灵、宗教、圣地、圣雄（甘地）等， 但将它们置放在无比现实残酷的环境中，对神的神性持高度反讽与否定。在许多以印度为背景的英语小说，如《微物之神》、《午夜的孩子》等中，神灵宗教等传统文化因素都有着崇高的地位。但《白老虎》却有所不同，尽管文中有频频出现印度特有的神灵宗教元素，但阿迪加通过叙述者对这些权威进行一一解构。

主人公巴尔拉姆的故乡被设置为印度北部比哈尔邦伽雅地区的拉克斯曼加尔村。伽雅地区在世界史上享有盛名，有很多名胜古迹，区内的菩提伽耶是佛陀悟道之处，玄奘曾去那一带求学取经，其宗教神话色彩自不用多说。但在巴尔拉姆的叙述中，这个“释迦牟尼故乡”的宗教想象消解为存在诸多的社会问题的穷山恶水：“我不知道佛陀是否曾游历过拉克斯曼加尔村，有人说他来过。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曾路过此地的话，他会飞跑着穿过去，能跑多快跑多快，再也不回头看一眼”。他将被印度教徒称为圣河但却受到严重污染的恒河视作“黑暗之河、死亡之河”，否定其崇高性，认为“恒河边上的这片淤泥才是贝纳勒斯真正的神明。一切都在这里死亡，腐烂分解，得到重生，然后再化为淤泥。我死了之后，也会一样被带到这里来的。没有人能够逃脱，没有人能够解脱”。不难看出，和其他“安分守己”的印度底层民众相比，巴尔拉姆从小就是个典型的“叛逆分子”。他认为印度教所谓的神灵都是外界强加的，对不管是湿婆大神还是猴神哈努曼，他都没有神性的崇拜。他多次不乏揶揄地提到“有些神是被造出来强加给我们的……我们之所以在寺庙里供奉猴神，是因为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以绝对的忠诚、热爱与奉献侍奉着自己的主人”。巴尔拉姆将神祇与政客等同：“干的活少得可怜，却能年复一年地再次当选”，上帝和圣雄甘地的作用则类似，是洗脑贫民的“安慰剂”。

“反神话”写作反主流意识形态推论下的政治真理或救世思想。印度的种姓制度与宗教不可分离。正如书中所言，“穆斯林有一个真主，基督教有三个上帝，而我们印度教信徒有三千六百万零四位神灵可以选择”。在巴尔拉姆的故乡，种姓族群因为传统宗教的熏染而崇拜猴神哈努曼，人们是“罗摩”的忠实的仆人，必须以绝对的忠诚、热爱和献身精神为雇主服务。也正是受传统宗教的影响，巴尔拉姆等人所属的低等种姓存在以侍奉高等种姓为荣的观念。他们明确各自的分工，进而甘愿作忠实的奴仆。而巴尔拉姆本人对这一思想的叛逆和质疑是他自我觉醒的前提。他曾对种姓制度发表过一个绝妙的讽刺：“简而言之，以前在印度有上千个种姓，上千种命运。现在只有两个种姓：大肚子的和瘪肚子的”。对圣地、神灵等进行解构，这一反神话叙事是对人类构筑的权威与神圣的消解。由于印度神灵、种姓和宗教政治的关系，巴尔拉姆对种姓和政府的“反叛”才带着更深的反神话意义。

“反神话”写作是一种颠覆既有意识形态的潜能结构的解构写作，是揭露一切意识形态的欺骗和虚假性的根本形式的写作。通过对宗教、神灵以及甘地等印度圣人的崇高性的消解，阿迪加展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强调的“利益至上”和“自由競争”所带来的人性和伦理问题。《白老虎》对神性的解构是对巴尔拉姆所谓“堕落”的铺垫和民主政治缺失的控诉，也是对至高无上的“法”（即dharma）终将消失的预言。

三、人性的反神话书写：还原困兽之斗的循环

《白老虎》的反神话色彩又体现在神性被解构之后，人又被贬斥为动物。阿迪加不仅对印度宗教的神性进行了消解，更对印度传统意识形态所秉持的人性论思想彻底颠覆。不难发现，小说除标题以外还经常用动物喻人，如巴尔拉姆家乡的地主们以野猪、大水牛、乌鸦、鹳鸟等为外号，以丛林法则、动物园法则、鸡笼等意象指代印度人生存的困兽之斗。以往有学者从动物伦理、后殖民生态等角度研究了《白老虎》中的动物意象。如姜礼福指出，动物意象如虎等不仅仅是反映印度殖民历史嬗变和后殖民复杂权力关系的媒介，也是阿迪加表达其生态思想和生态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乌尔卡·安贾里娅则认为“鸡笼”一词如象形文字一样浓缩生动地映射了当代印度的社会结构，不仅将种姓制度在当代印度的遗祸及其变异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还点出了这种现象的实质。笔者认为，阿迪加的动物政治是以生物学观点为指南来进行文学创作和书写人物的，以动物喻人物，以兽理喻人伦，暴露、强化、集中地体现了人性中丑恶的一面。

“反神话”写作的一大特点是对形而上传统的反叛、批判与怀疑，不让语言负载形而上意味，而让故事真实逼近现世生活场景，让人物成为写实化甚至典型化的形象，通过现世关怀和平民叙事言说出当下生存现状的本真。《白老虎》中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不仅仅来自于对印度黑暗和底层生存困境的揭露，更是来自于对印度人“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在阿迪加看来，人的动物根性无法去除，在将人还原为动物的叙事过程中，人的神圣与权威被消解。阿迪加形象地将印度社会比作一个动物园，而人性的现实则在动物性的竞争中暴露无遗。第一是人类的弱肉强食之残酷堪比动物间的杀伐互食：“英国人撤出印度的那一天。感谢德里的那些政治家们，他们打开了动物园的笼子，遂飞禽走兽纷纷逃出藩篱，互相攻击，你死我活……那些最为凶残、饥肠辘辘的动物吃掉了其他的动物，肚子也一天天地鼓了起来。肚子的大小可以解释今天的一切……”。第二是麻木愚昧，被压迫的庶民犹如被圈养的家禽，同为底层却互相倾轧。“鸡笼”这一关键词在书中出现了12次，“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印度人都被困在鸡笼里，就像家禽市场的鸡”，“在鸡笼里关久了，就不知何为自由，于是奴性成了第二天性”。像巴尔拉姆一样的车夫们并没有反抗压迫重构自我的心理，而是内化了阶级意识彼此排挤。第三是道德的缺失和教化的无望。巴尔拉姆曾担心侄子埋怨他自私地逃走而不理会家人，故冒着风险接回侄子。但他很快发现原来侄子比他更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他深深地感到“新一代正在变得毫无道德可言”。虽然巴尔拉姆看似对自己的不道德有一些内疚，但他无法也无心触动印度社会运行机制。陆建德指出，《白老虎》是对奈保尔名言“我憎恨压迫，但是又惧怕被压迫者”的生动注释。阿迪加深刻而彻底解构人性的写作，强调了人类固有的动物根性，一方面是对庶民生活困境的现世关怀和怒其不争，另一方面也预示着“黑暗印度”的出路某种程度上成为理想和愿望，终将归于虚无，故而使《白老虎》中的印度困境本身成为一个反神话书写，在普世角度下，它将随着人的劣根性而循环承继下去。“反神话”写作赋予了这部小说更多启发后世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四、“反神话”写作的发生因素

自2000年初以来，印度处在空前的社会转型与变革中，传统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不断受到质疑并逐渐边缘化。伴随着经济神话下暗流涌动的丛林法则，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在接受印度电视台NDTV新闻频道采访时，作者阿迪加否认自己刻意暴露印度当代社会的黑暗面以博取西方世界青睐的说法。他从事的新闻工作为他积累了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他的文字则因此更紧贴实事，具有极强的社会批判性。《白老虎》是一个转型期社会的透视图，阿迪加通过反神话书写，对“黑暗之地”的现实环境进行揭露，将笔触伸向失去了神性灵光的纯粹的人性现世，对传统权威的神性进行消解，对人类的动物本性进行还原。其次，中西方多元文化的影响也赋予他独特的视角来思考印度社会问题。作者阿迪加生于印度，有着正规的海外教育经历，后又回到故乡，所以西方的思想文化对他影响非常大。阿迪加的身份经历让他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个带着理解和同情的眼光的西方人，而并非纯粹的印度本土人。学者戈赫指出，阿迪加等新生代作家的英语小说选择了“黑暗转向”，失去了前期印度作家表现出来的“对人物和人性的关怀以及族群拯救的希望”。阿迪加曾在访谈中提到：“《白老虎》不是政治或社会声明，它是一部小说，其目的是要引起读者思考和娱乐读者。”阿迪加或许对印度的局面判斷不失明智，但对沉潜在印度社会问题之下的文化传统缺乏深刻的理解和认同，对小说的传奇性更为重视，这也正是这本小说呈现出反神话色彩的重要原因。

五、结语

《白老虎》是一个印度转型期社会的透视图，描绘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强行注入种族宗教多元的国家时产生的影响。作者阿迪加的文化背景使其以独特的视角，通过反神话书写，对“黑暗之地”的现实环境进行了揭露，对传统权威的神性进行了消解，对人类的动物本性进行了还原。小说呈现出了独特的“反神话”色彩，具有深远的文学、历史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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