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俊

(新疆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

近代以来，国内的乡村建设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农业生产疲敝的困境，根据廖彩荣和陈美球的研究，我国的“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和“农民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成为“新三农”问题[1]。党的十九大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手段，强调农民群体作为乡村振兴建设主体的重要性，并将农业农村发展作为当下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抓手。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可以实现中国农业变强盛，中国农村变美丽和中国农民变富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我国农村普遍存在金融服务匮乏，难以满足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多层次融资需求的问题。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液，金融支持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保障。普惠金融这一概念自2005年提出以来，便被认为能够有效推进收入差距缩小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体而言，即以多元化的产品、适当的成本为各个阶层的群体提供的金融服务，给予公平的金融权利，将偏远地区人口、贫困低收入群体等被长期遭受金融排斥的人群纳入金融服务体系，使其能以可负担的成本，从正规渠道公平地获得适当、有效的金融产品或服务。正如王曙光和王丹莉指出，金融支持是现代经济获得又好又快发展的动力来源，而普惠金融可以更好地缓解传统金融服务固有的“金融排斥”，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支撑[2]。因此，探究普惠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关系的意义毋庸置疑。

鉴于此，本文以我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和农村人口位列全国第三、西部第一的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四川省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四川省乡村振兴和普惠金融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建立VAR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服务在可获得性、使用情况和效用性3方面的综合发展水平对于乡村振兴的影响，并实证分析了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果，希望能够全面揭示出普惠金融发展在乡村振兴建设中的作用。最后，本文在理论和实证检验结果基础上，结合四川省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关于乡村振兴的国内外探索

从国外来看，众多国家都曾提出“乡村复兴”(Rural Revitalizing)等建设乡村的相关理念，并对乡村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城乡互惠型的美国乡村发展模式，建设联通城乡的交通运输体系，大力发展个性化小城镇，支持农业产业加快发展。等值化理念指导的德国村庄更新活动,通过逆城市化的方法来促进农村产业发展，通过村庄更新的手段来改善村容村貌，通过欧盟“引领项目”以支持农村经济建设，鼓励创新发展理念以实现乡村地区的全面振兴。曹斌指出，以“一村一品”为特点的日本造村运动,通过出台相关法律优惠政策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来源, 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缓解日本城乡发展失衡的困境[3]。自主协同型的韩国新村运动，以农民作为乡村建设的活动主体，重在提高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从而实现乡村繁荣发展。

从国内来看，有关乡村建设路径的探索最早可以追溯至民国时期。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认为乡村疲敝是中国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进行了以提高农村文化教育水平为主的乡村建设活动。由于未触及生产关系，乡村建设的效果有限[4]。建国初期乡村建设活动暂缓，实施的计划经济方略决定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建立我国工业体系，促使形成城乡二元化发展格局，其中乡村发展开始明显滞后于城镇。改革开放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改革，由于乡村自由发展乏力，城乡差距持续加大。城市反哺农村的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以及21世纪初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略的实施，使得乡村衰败的现状有所改观。刘彦随认为，中国仍然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基础不牢固、“乡村病”频发等问题,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破解当前这些问题的良策,是实现人民小康社会愿景的必经之路[5]。

通过对国内外乡村振兴理论探讨与实践经验的梳理总结，我们可以发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需要认清工业化快速发展所致当前农村相对疲敝的现状；其次需要用整体的思维来考虑城市和乡村未来的发展之路；最后从实际情况出发，以提高农民群体福祉为目标，最终实现我国乡村振兴发展。张立军、湛泳提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前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和不协调所致的资金外流有很大的关系[6]。因此，王修华、邱兆祥认为，我国农村金融效率的低下制约了农村农业发展，而发展普惠制金融正是缩小当前日益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最好方法[7]。

(二)乡村振兴中的金融支持情况

“构建普惠金融”作为国家战略，促进了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壮大和金融服务效率的提高, 但当前农村金融仍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我国城镇化工作不断推进，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 农村金融需求呈现出量大且多元化的态势，但农村资金外流未能得到根本性改变，农村金融供需之间缺口仍然较大；二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工作的不断深入,虽然促进了农村土地资本化，但如何针对性地对自身运营管理机制进行调整和创新，为相关改革提供有效保障存在较大困难；三是农村金融体系尚不完善，尤其是缺乏农村金融风险化解机制与金融供给机制，受征信系统不健全的影响，农村金融机构的信息来源相对匮乏，难以保证农村金融需求者征信信息的全面性、完整性与准确性，因此无法有效化解各类信用风险与实现金融服务效率的提高。

近些年来，国家政策不断增强对金融的扶持，完善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构建，推动了农村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为农村居民享受更好的金融服务提供了一定的便利。然而，从实践的结果来看，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仍然不够完善。因此，《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健全整个社会的金融体系建设，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以适应当前乡村振兴建设中产生的各类金融需求。”

(三)普惠金融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实证研究

一是金融发展的产业带动效应，通过缓解农业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促使农业生产实现小农生产与现代农业的衔接[8]；二是金融发展的生态改善效应，主要通过提高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农村自然、人工与社会生活环境实现[9]；三是金融发展的文明教化效应，通过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实现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文化娱乐供给、消费的增加，从而促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10]；四是金融发展的治理规范效应，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促进农村信用制度的建立与农村居民金融素养的提高，从而促进乡村治理更开明、信息更公开、服务更民主[11]。五是金融发展的收入减贫效应，普惠金融发展具有特别的“长尾效应”，可以鼓励农民创业与就业，从而打造新时代的“绿领”，所以从长期来看金融发展对于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12]。

目前，直接对普惠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关系展开实证研究的文献较为匮乏，现有学者主要是从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减贫、农业现代化和城乡收入差距这3个方面展开实证分析的。如Claessens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金融机构的发展和融资渠道的多样化对于减少农村贫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13]。张益明和李慧运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普惠金融可以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但该影响存在地区间差异[14]。彭建刚与徐轩通过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之间存在良性互动的平衡关系[15]。与本文思路较为接近的是蔡兴等人的研究，对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展开实证分析，但并未直接分析研究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效应[16]。

因此，本文通过梳理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前人对于乡村建设和普惠金融研究成果的实践经验，构建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和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并创新性地将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联系起来，以我国农业大省兼农村人口大省——四川省作为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使用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实证研究了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希望这些结论可以为下阶段如何实施普惠金融策略来振兴乡村建设，提供重要的对策依据。

二、数据与方法

(一)指标选取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关于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本文参考新农村建设村级评级指标体系[17，18]和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相关研究成果[19，20]，以乡村振兴的内涵和五项总要求为准则，选择了15个代表性指标, 建立省级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有关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本文参考国际上普惠金融联盟构建的AFI指数、世界银行(World Bank)构建的全球普惠金融指数体系和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GPFI)构建的IFI指数，以及国内焦瑾璞等人[21]及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王婧和胡国晖[22]等的相关研究成果，从中国农村金融需求特征出发，构建了省级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二)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四川省2003—2017年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中国保险统计年鉴》《四川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及Wind数据库等，个别缺失数据运用插值法予以补齐。

(三)权重确定与分析

首先，为消除原始数据中指标量纲差异，对数据进行离差标准化处理，并在原有的标准化公式的基础上加上0.000 01，以避免出现零值使得赋值无意义，由于所选取的指标皆是正向指标,故标准化处理方式如公式(1)：

(1)

其中Xi表示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指标值，xi表示初始值，mi表示该指标中所出现的最小值，Mi表示其值所出现的最大值。

其次，本文借鉴李涛等的研究[23]，使用客观确权法-熵权法来确定各指标所占的权重。

第i项指标下第j年指标值所占比重：

(2)

各项指标信息熵：

(3)

各项指标信息熵冗余度：di=1-eI

(4)

(5)

最后，计算第j年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指数:

RURUALj(IFIj)=∑wipij

(6)

其中, RURUALj表示为第j年乡村振兴指数,IFIj表示为第j年普惠金融指数。

由上述方法构建的指标体系和测算方法，可以测算出2003—2017年四川各年的乡村振兴指数(RURUAL)和普惠金融指数(IFI)。

表1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四川省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和各维度、各项指标所占权重如表1所示。首先，通过各乡村振兴维度所占权重的比较可以发现：产业兴旺维度所占权重最大，为0.418，说明产业兴旺是四川省乡村振兴建设工作的重点，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可提高空间；生态宜居与生活富裕维度所占权重相近，分别为0.183和0.123，说明农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四川省的乡村振兴建设同样重要；乡风文明维度所占权重最小，为0.057，说明四川省农民受教育程度、文化娱乐消费和娱乐设施可及性的现有水平较高，使得各变量变化较小，所以所占权重较小。

其次，通过各乡村振兴指标所占权重的比较可以发现：城乡收入差距与乡村生产效益所占权重最为突出，分别为0.209与0.200，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与乡村生产效益的提高对于四川省实现乡村振兴建设的影响最为明显；自然生态宜居与机械化综合水平指标所占权重次之，为0.138，这与四川西高东低、地貌复杂，以山地为主要特色，不便广泛使用机械有关，使得当地机械化综合水平较低，同时影响自然生态宜居水平；所占权重最小的指标是自治人数占比，为0.001，说明四川省农村自治情况在乡村振兴建设中发挥的作用较小。

表2 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

四川省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和各维度、各项指标所占权重情况如表2所示。首先，通过比较各维度所占权重可以发现：使用情况维度所占权重最大，为0.856，这说明提高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对于提升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而言意义最大；而可获得性与效用性维度所占权重相近，分别为0.044和0.060，说明与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相比，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效用性对于促进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而言作用均小且相近。

其次，通过比较各项指标所占权重可以发现：保险密度指标所占权重最大，存款密度和贷款密度指标所占权重次之，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人员的地理可获得性所占权重均处于较低水平，说明保险服务对于四川省普惠金融评价具有重大影响，加强保险服务的供给对提高四川省的金融普惠性有重要意义；此外，存款服务与贷款服务对提升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而言同等重要，增加存款服务与贷款服务密度可以促进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随着金融科技的日益发展壮大，银行业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基于地理层面的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对于四川省普惠金融评价作用较小。

图1 四川省乡村振兴与普惠金融指数散点图

四川省乡村振兴与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如图1所示，比较四川省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状况，可以发现：四川省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初始水平较低，但发展态势良好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四川省普惠金融在2009年之前发展速度缓慢，之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并获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四川省乡村振兴发展在考察期内呈现出先慢后快的增长态势，在2010—2011年期间增速放缓，这与当时国际上出现的欧洲债务危机相关，致使乡村振兴建设受到影响，而在2011年之后乡村振兴水平开始稳步上升，究其原因，与国家出台相关农业政策支持乡村发展有关。2012年国家实施支持农业保险发展、农业补贴力度的相关政策，并强调城乡结构调整，促进了四川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进一步的提高。

三、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对四川省乡村振兴与普惠金融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实证分析部分均通过EViews8软件完成。实证分析部分通常需要经过以下步骤完成模型的构建及检验：(1)研究方法与变量选择；(2)单位根检验及模型滞后期确定；(3)协整检验与格兰杰检验；(4)VAR模型参数估计结果；(5)脉冲响应分析；(6)方差分解。

(一)研究方法与变量选择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表达式如公式(7)所示：

Yt=α+β1Yt-1+…+βpYt-p+γ1Xt+…+γ1Xt-q+εt

(7)

公式(7)中，Yt表示d维内生变量的向量；Xt为l维外生变量的向量；t代表变量的时间期数；p、q分别为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的滞后阶数；β1、γ1分别为待估参数矩阵；εt为随机误差项组成的向量。

(二)单位根检验与模型滞后期确定

建立VAR模型时要求各变量必须均为平稳时间序列数据，如果采用非平稳时间序列数据建立模型可能会导致伪回归问题[24]，因此建立模型前需要先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RURUAL与IFI两个变量的ADF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由检验结果可知：RURUAL与IFI均为非平稳序列，而其对数LNRURUAL与LNIFI的ADF检验值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平稳，故可以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此外，本文使用EViews8软件默认的滞后2期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并使用LogL、LR、FPE、AIC、SC、HQ等准则，最终判断出VAR模型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如表4所示。

表3 ADF检验结果

注：检验形式(C,T,L)中，C代表常数项、T代表时间趋势、L代表滞后阶数。

表4 VAR模型滞后期检验

备注：*代表该准则下选择的最佳滞后期；NA代表无数值结果。

(三)协整检验与格兰杰检验

协整检验可以用来判断变量间是否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因此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LNRURUAL与LNIFI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该协整检验要求滞后阶数一般为无约束VAR模型最优滞后阶数减1，故确定协整检验最佳滞后阶数为1阶，表5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特征根的trace检验拒绝存在0个协整向量，接受两个协整向量的假设，表明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注：Trace为特征根迹检验，Max为最大特征值检验。

上述协整检验验证了四川省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而进一步确定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则需要进行格兰杰检验。对LNRURUAL与LNIFI进行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格兰杰检验结果

上述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格兰杰原因，而乡村振兴并非普惠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显著影响乡村振兴，反之影响作用并不显著。

(四)VAR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进行协整检验，主要用于说明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为验证LNRURUAL和LNIFI两个变量之间的短期因果关系，即短期非均衡状态向长期均衡状态动态调整的过程，可通过构建VAR模型进行说明。LNRURUAL和LNIFI两个变量的VAR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对于该VAR模型，需要判定其有效性，主要方法是根据VAR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值进行判别。如图2所示，本文构建的VAR模型所有根的模均位于单位圆内，故该模型有效。

表7 VAR方程参数估计结果

注：括号内为参数标准误差值。

图2AR单位根检验

(五)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分析表示的是单个内生变量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系统的动态影响过程[25]，LNRURUAL和LNIFI变量的脉冲响应如图3所示。

图3表示为乡村振兴(LNRURUAL)对于普惠金融(LNIFI)一个标准化信息冲击的响应。当期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一个正向冲击后，乡村振兴在前2期内大幅上升，在第3期至第4期基本保持不变，然后从第5期开始冲击效果逐步减小并趋于0。从整体来看，脉冲响应效果一直维持正向效应，说明普惠金融发展为乡村振兴建设提供了丰富的银行、保险等金融服务，有助于乡村振兴水平的持续提高。

如图4所示，普惠金融(LNIFI)对乡村振兴(LNRURUAL)的一个标准化信息冲击的响应。当期乡村振兴对普惠金融一个负向冲击后，普惠金融在前3期内持续下降，从第4期开始负向效应短暂性地转正，但冲击效应很快减小并趋于0。整体而言，冲击效应持续为负且比较稳定，说明普惠金融并未对乡村振兴发展作出正向回应，这也说明乡村振兴不一定能够提高金融服务的普惠性。

图3LNIFI对LNRURUAL的冲击

图4LNRURUAL对LNIFI的冲击

(六)方差分解

如表8、表9所示，本文采用基于Cholesky正交的方差分解方法，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各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来评价各变量的相对重要程度。方差分解结果显示，乡村振兴的波动很大程度上受普惠金融的影响，自身冲击所解释的方差贡献率随时间推移而逐步降低至第15期的48.76%；普惠金融对其波动解释的方差贡献率逐步增大，最大为51.24%。

与乡村振兴方差分解结果不同的是，普惠金融的波动主要来源于自身因素的影响，受自身冲击解释的贡献率从初期的97.04%，略有增长并持续稳定至97.69%；乡村振兴对普惠金融波动的初期贡献值为2.96%，之后贡献值有所下降，但基本维持在2.3%的水平。

表8 乡村振兴 LNRURUAL 的方差分解

表9 普惠金融 LNIFI 的方差分解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四川省为例，运用该地区2003—2017年的相关时间数据，对其普惠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情况进行了客观测度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VAR模型对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四川省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初始水平较低，但近些年的发展态势非常强劲；第二，基于对四川省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可以促进该地区乡村振兴，而其乡村振兴对于普惠金融发展并无显著的影响作用。

本文在参考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以下振兴乡村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一，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业发展是农村变美丽和农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基础，需要进一步引导金融资源对于农业发展的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助力农业现代化、培养新型农民,促进我国乡村振兴发展。对于四川省而言，产业是否兴旺成为该地区能否振兴乡村建设的重要影响因素。城乡收入不平衡、乡村发展滞后不仅仅是四川省农村地区发展面临的困境，也是如今中国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最大问题。为了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对农业农村发展方略进行改革，从农村内部激发发展活力，有序推进农村土地改革、人才引进培养、金融普惠性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乡村振兴建设取得长足发展。

第二，大力推进地区保险业发展，提高银行存贷款金融服务的使用率。自从我国恢复保险业务以来，四川省保险业发展迅速，保险机构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保费收入增加很多，但保险密度仍然显著偏低，尤其是农村居民保险意识导致该地区投保率非常低，这种情况需要进一步的改善。保险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为农村居民的生活提供保障，还可以为地方政府减轻转移支付的财政负担。与此同时，作为金融供给方，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应该通过积极运用现代金融科技进行产品创新，开发出迎合农村居民需要的金融产品，推动农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督促地区金融机构普惠金融工作的有序推进，为农村地区带去普惠金融发展的丰硕成果。

第三，发展地区制普惠金融，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能。我国乡村地区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对于四川这一西部农业大省而言，这一问题尤为突出。为促进四川省乡村振兴发展，需要继续完善普惠金融组织架构，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加强政府财政扶持，利用金融科技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支持“三农”金融事业发展。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提高农村居民对于金融服务的可接触性，有助于缓释农村的“金融排斥”困境，促使金融机构为农村居民提供高效且实惠的金融服务，使农业发展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使农村获得生态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完善的正向影响，使农村居民通过保险服务提高风险抵抗力、通过贷款服务获得生产经营资金，通过存款服务获得财富增值，最终实现金融支持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