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津锋/中国现代文学馆

中国现代文学馆手稿库收藏有一部1962年11月30日，周作人在北京苦雨斋创作完成的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又名《周作人回忆录》）。该稿原名为《药堂谈往》，署名“岂明”。（药堂、岂明、知堂都是周作人的笔名。）该稿总计38万字，共562页。其中“药堂谈往目次”8页，正文为4卷207篇，554页。其中，第一卷150页，第二卷90页，第三卷120页，第四卷194页。全文用毛笔书写。稿纸共五种：

E“荣宝斋”24×30=720红格稿纸、“东京奥古纳”竖排稿纸、“晏一卢集稿·张氏藏本”24行纸、“知堂自用”24×25=600的蓝扁格稿纸、无名红色26×32竖排格稿纸。

8页“药堂谈往目次”和“一八六 我的工作四～二O六 后记”（手稿第481页—554页）使用的“荣宝斋”24×30=720红格稿纸。

“一、缘起～五七、京汉道上（第二页）”（手稿第1页-第132页），使用的是“知堂自用”24×25=600的蓝扁格稿纸。

“五七、京汉道上（第三页）～八六、学日本语（第一页）”（手稿第133页—第200页），使用的是“东京奥古纳”竖排稿纸。

“八六、学日本语（第二页）～一六二、北大感旧录（第三页）”（手稿201页—380页），使用的是无名红色竖排26×32格稿纸。

“一六二、北大感旧录（第四页）～一八六、我的工作 四（第一页）”（手稿第381页—480页），使用的是“晏一卢集稿·张氏藏本”24行竖排稿纸。

通阅《知堂回想录》全稿，笔者发现周作人在多达85页的手稿右上角写有“药堂谈往”，在手稿第411页、416页、424页右上角写有“谈往”。笔者推测这应是周作人每次从北京寄给香港曹聚仁《知堂回想录》手稿时留下的标记。此外，周作人还在4页手稿（第廿六页、第一〇九页、第一七二页、第201页）的空白处写有语句。

在第廿六页手稿左下侧，写有“未完，接第廿七页”。

在第一〇九页最右侧，写有“编辑人请注意：一百〇八第四八节题目，请代为改正‘祖父之丧’四字”。

在第一七二页最右侧，写有“JO shakurin 原书作 JO shikirin系是错误的，今为改正”。

在第201页最右侧，写有“二〇一以后稿纸，每张计八三二字”。

这部《知堂回想录》手稿整体创作流畅，修改痕迹较少。除极个别涂抹、添加外，周作人对手稿只做了很少的改动。周作人的修改很有特点：他大部分不是在原稿直接涂改，而是先用刀片将错字挖下，再用刀片切下同等字数的新稿纸，新稿纸四边略大于原缺，而后他将糨糊涂在新稿纸周边，将之贴在原处，然后再写上要改的字，一般字数是相等的。

在厚达554页的手稿中，周作人只是在第49页、第229页做了两处较为明显的删除。

（一）在第49页，周作人将最后一句“现今写《十二金钱镖》的天津宫白羽先生，在他还是姓宫竹心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见过，回忆起来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全部毛笔划去。

（二）在第229页，周作人将曾经写过的“周作人先生以所译小说炭画一书”先用毛笔划去，后将其移至上一句“立合同上海文明书局”末尾，并稍加修改，变为“今承周作人先生以所译小说炭画一书”。

正因周作人先生尽自己最大可能保证了《知堂回想录》手稿的完整与洁净，从而使得该稿不仅是一部极为难得的名家手稿，更是一部足以传世的书法珍品。

《药堂谈往目次》第1页

《药堂谈往》正文第229页

一

《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先生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一生篇幅最大的著作。谈及这次创作的由来，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缘起》一文开篇便有讲述：

我的朋友曹聚仁先生，前几时写信给我，劝我写自叙传，我听了十分惶恐，连回信都没有写，幸而他下次来信，也并不追及，……话虽如此，毕竟我的朋友的意思是可感谢的。我虽然没有接受他原来的好意，却也不想完全辜负了他，结果是经过了几天考虑之后，我就决意来写若干节的《知堂回忆录》，也就是一种感旧录……[1]

曹聚仁之所以会写信劝周作人创作《知堂回想录》，则是源于他对周作人的一次拜访。1956年9月7日，香港报人、作家曹聚仁趁来京参加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活动之际，前往八道湾苦雨斋访问许久未见的老友周作人。对于曹聚仁的这次到访，周作人在日记中有过记述：“自香港抵京的曹聚仁来访，并赠书4册。”[2]

9月6日，为告知曹聚仁如何来到家中，周作人还曾亲自致信：

聚仁先生：接读手书，至为忻幸。如蒙枉顾，请于星期日上午以外，随时均可。由前门坐西直门电车，至新街口下车，问八道湾即可找到。[3]

谈及曹、周二人的交往，最早可追溯到1925年。1925年11月2日，周作人在日记里记载“得曹聚仁君函”[4]。其后，他们常有书信往来。1933年春，李大钊遗孀请周作人协助出版《守常文集》，周作人即给上海的曹聚仁写信，请他与上海群众图书公司联系。曹聚仁回信表示同意。周作人后又提出“请旧友题跋”，并表示“弟拟写一小序”，并约定由曹聚仁约鲁迅、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由周作人约胡适之、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等写序或题字。鲁迅应曹聚仁之请写了《〈守常文集〉题记》，周作人的小序却因《守常文集》出版搁浅而未写成。那次是曹聚仁与周作人的一次重要合作。只是可惜，因《守常文集》出版受阻，曹聚仁失去了一次周氏兄弟合作的大好机会。

对于1956年的那次见面，曹聚仁曾有撰文详细记述：

那时，老人年已72，年老体弱，医生吩咐，见客只能谈三五分钟，他却特别高兴，留我谈了一点多钟。……我们那天又谈到了鲁迅的作品，鲁迅自己推荐了《孔乙己》，因为那一篇小说写得从容不迫，……我那天说到了自己的爱好，我是最喜欢《在酒楼上》的，……你（周作人）也同意我的说法，你（周作人）说，这是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5]。

在那次会谈中，曹聚仁还与周作人“谈到文学家不世袭的话，也说到A·托尔斯泰、赫胥黎和小仲马，儿子的路，总不一定和父一辈相同的”[6]。正是在那次拜访中，曹聚仁表示他可将周作人的文章拿到香港发表。周作人说他要考虑一下。

回港后，曹聚仁与好友罗孚商谈可否在罗孚主编的《新晚报》副刊连载周作人文章。罗孚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书是曹聚仁建议他写的。当时我们都在香港工作，有一次曹聚仁谈起他这个想法，我说这是个好主意，可以在香港《新晚报》的副刊上连载。[7]

当年12月初，曹聚仁连续写信，代罗孚与《新晚报》向周作人催稿。

罗兄，他是主持报刊工作有决定作用的人员之一，他很爱好先生的散文，所以，当今我一建议请先生写回忆录，由《新晚报》先付稿费，他就同意了。也只有他才有权来决定的。[8]

对于是否写这部回忆录，周作人还是考虑了一段时间。

当初他说我可以给报纸写点稿，每月大约十篇，共总一万字，这个我很愿意，但是题目难找，材料也不易得，觉得有点为难，后来想到写自己的事，那材料是不会缺乏的，那就比较的容易的多了。我把这个意思告知了他，回信很是赞成，于是我开始写……[9]

1960年12月9日，曹聚仁致信周作人。在信中，曹聚仁谈到周为香港《新晚报》写稿事，他说：

这以前，我曾写了一信说到替先生和《新晚报》方面谈妥写稿的事（还附了《新晚报》副刊及《环海》一份）[10]。对于文章的写作，曹聚仁要求周作人“每月一万字，最好是八九百字一篇。写作愈通俗越好，因为我们是无法适合读者要求，写得很下流的。不必掉文，尽可能趣味化。[11]对此，曹聚仁这样解释到：“我的意思，一切只能迁就现实，每天写点短稿，……积少倒可以成多的。不要希望藏之名山，而且炒冷饭也不要紧吗，只要不太熟了。”[12]

1960年12月10日，周作人开始提笔创作自己的这部回忆录。最初，周作人本拟写至“五四”为止（1960年12月9日周作人日记“拟写《药堂谈往》寄与聚仁，应《新晚报》之招，粗有纲目，拟写至五四为止”）。末了，他却将其一生经历都写了出来。这其中多有过去未介绍者，叙述往事间或移用此前有关作品，或又抄引自己多篇文章。

文中多有跑野马处，或者还跑的不很够，亦未可知。但野马也许在圈子里跑，才有意思，这却极不容易耳。[13]

从1960年12月10日到1962年11月30日，《知堂回想录》历时近两年创作完成。在创作中，周作人对于文章内容有自己的设想“凡我的私人关系的事情都没有记”[14]“关于家庭眷属的，也悉不录”[15]。对于“七七事变”后的自己，周作人也是几乎没有提及。周作人按约定边创作边寄稿，“前后寄稿凡有九十次”。

在创作期间，周作人偶与曹聚仁谈及自己的写作进程。

挺岫兄： 兹寄上稿一份，系第14 次，计共有九十纸，×计有四万五千字矣，如三日登载一千字，已足供五个月之用，若隔日一次亦可敷三个月矣。以后拟慢慢的写，仍当陆续寄奉……[16]

“谈往”已写有六万馀字，兄如略一翻阅，乞赐批评，深恐写又蔓又支，或过于“深奥”，均望指示是荷。大约写下去，到“五四”左右，至少可有十万字，希望能成一本小书。至于能出板与否，将来再看，此时预计觉得为时太早也。[17]

聚仁兄：……谈往写至132 页，总计有八万字了，稿纸已完，改用别[纸]续写，能有几多[长]目下尚未能定（“五四”是一段落，或延长至北伐）——或者一直写到解放时亦未可知，敌伪时期虽较难写，但亦可试为之，如能说老实话而不说类似辩解的话，则庶几其可然而难矣，将来再说吧。[18]

对于这部长篇回忆录在港的刊载，周作人十分关注。他多次致信询问曹聚仁。

谈往已寄至一六〇纸，未知报上拟何日开始揭载乎？[19]

聚仁兄：……“谈往”不知有何消息，何以尚未付刊，弟因此无甚兴趣续作，现正在停顿中也。想来付刊不至中变乎？……[20]

近日不得来信，想见多忙。新晚报文章未见登出，颇为疑虑，未知何故，希以真情见告，近因此亦无心续写也。[21]

在1962年1月10日致鲍耀明的信中，周作人也谈到了《知堂回忆录》的刊载问题：

耀明先生： 二日手书敬悉。“谈往”原稿出板问题，现尚渺茫，因曹君迄未明白答覆我的提问，所以第一要看中国何时何处（就是在什么报上）出板，……此稿现已写了二十三四万字，写了成功怕不到三十万字，说不定还要出头，如此冗长而乏趣味，殊不知有什么可取？近幾章先生曾看到过么，自己觉得写的没有意思，但现在所谓势成骑虎，大有难以下来的样子。[22]

起初，周作人以为香港《新晚报》会及时刊载他的作品。但直至1964年8月1日，《知堂回想录》创作完成后的一年零八个月，该文才在《新晚报·人物志》副刊上刊载。《新晚报》7月31日刊出预告：

明日将连载《知堂回想录》。

对于《新晚报》的刊载拖延，周作人早在1961年9月23日致曹聚仁信中，便委婉地表达了不满：

聚仁兄：得八日手书，诵悉一一。……回忆录尚未登出，也已听之，罗君近已久无回信，虽然以前杂文稿费还是寄来，但向未[谈]及回忆录事，我也不问，反正似乎报馆或有难言之隐吧？杂文登否更不成问题，只要稿费照付，也就得了，一笑。……草草即请 近安 九月廿三日 弟作人顿首[23]

当得知回忆录被刊登，在1964年8月5日致鲍耀明的信中，周作人也谈了自己的一些感受：

耀明兄：……知新晚报通告将从八月起登载谈往，在宣统废帝之后，又得与大元帅同时揭载，何幸如之！唯事隔数年，连我写的人也忘记说些什么了，其无价值可知。……[24]

对于《新晚报》拖延刊载《知堂回忆录》的原因，罗孚在1987年10月撰写的《关于<知堂回想录>》中，给予了解释：

一个原因是我还有顾虑，怕他这些尽管是回忆录的文章依然属于阳春白雪，不为晚报的一般读者所接受；另一个原因是要看看他对敌伪时期的一段历史是如何交代的。后来见他基本上是留下了一段空白，这才放了心。[25]

从1964年8月1日到9月8日《知堂回想录》在香港《新晚报》，共刊载三十九节，其后便遭遇突然“腰斩”。原因是北京此时给罗孚发来命令：“这个时候还去大登周作人的作品，这是为什么？”[26]罗孚后来更明言：“那是中宣部通知香港的领导，不能继续这样刊登周作人的文章。”[27]迫于北京的压力，罗孚负责的左派报纸《新晚报》不得不中止《知堂回想录》的连载。

其实对于此事，周作人早在《新晚报》停载前便已有预感。“《回想录》想再继续连载，但或者因事关琐闻，中途会被废弃，亦未可知。”[28]《知堂回想录》停载后，周作人在致鲍耀明的信中谈到：“关于《回想录》的预言乃不幸而言中了，至于为什么则外人不得而知了。”[29]

《新晚报》停载后，周作人也曾致信曹聚仁，请其代为进言。但曹聚仁的回信对于回想录停刊的原因并未予以说明，只是说将来可有办法。

作为约稿人的曹聚仁，后来写信安慰周作人，并同时为好友罗孚做了解释：

等到《新晚报》决定连载，京中的文艺方针又变了，即是要面向工农兵，连夏兄都受批判了，而海外读者又趣味越来越低，高一点都不要。于是中辞了。……对罗兄不要错怪，因为他也只能执行京中的政策，不能自己做主的。他是党员，……[30]

此时的曹聚仁其实也在积极地为《知堂回想录》的发表与出版另谋出路。

1965年，曹聚仁开始筹划《知堂回想录》在香港、日本的出版。对于曹聚仁的努力，周作人也是非常感动。在当年7月2日致曹聚仁的信中，周作人曾明确表达自己的谢意：回想录承为设法出版，至为感荷。[31]

当月6日，在致鲍耀明的信中，周作人也谈到了《知堂回想录》的出版事宜：“关于知堂回想录事已得解决办法，其原稿已经取得，现拟交书店单行出版，大约月内即可决定。”[32]

时隔三个月，周作人又一次向鲍耀明谈了自己对于曹聚仁为《知堂回想录》另谋出路的想法：

谈到观和田来信一切均已明白，曹君似不免有所误解，云拟在朝日志上发表，一面交港地书局出版单行。窃意朝日或未必欢迎登载这样东西，冗长而且无聊，其实报上登载不十分适宜，不但香港为然。我的意思只希望有什么地方出板，免得白写此三十余万字而已，而且希望出板能够快些，如今看来今年似未必有出书希望也[33]。

当时，曹聚仁已通过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的朋友车载青准备在港出版此书的单行本，同时他还通过在日本的朋友陈约翰，联系了日本朝日社拟出版日文版《知堂回想录》。9月15日，周作人收到曹聚仁来信。在信中，曹聚仁谈及了自己准备在日本朝日社出版《知堂回想录》日译本，不知周作人是否同意。

为了能够早日出版自己辛苦创作的《知堂回想录》，当年9月23日，周作人写下了请曹聚仁代为处理《知堂回想录》出版的委托书[34]：

关于知堂回想录在海外发行事情，兹委托曹聚仁先生为全权代表。或中文本先出或日译本先出，均由曹先生决定办理。此致

曹聚仁先生鉴

北京周作人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9月22日，曹聚仁再次致信周作人，希望周能将《知堂互相录》译成日文。但周作人在9月28日的回信中，谈到：

顷得廿二日手书敬悉。回想录承蒙费心，感谢之至。所云《知堂回想录》自译一节殊难担任，因弟现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平家物语》一总有五十万字，每月约译三万字，绝无余力再干别事了。[35]

同年11月，香港三育公司发布了《知堂回想录》出版广告，但曹聚仁“又怕日本方面先出，所以等着排。其次，非有人抄副本不行，罗兄要保留原稿的……”[36]，这也导致了《知堂回想录》迟迟未能在香港出版。对于这次在香港、日本出版《知堂回想录》，周作人有着自己的想法。

回想录“朝日”刊行节本一事，当初我不很相信，因为日本近来很热心于译印“红书”，未必要不时髦的著作也。现在“三育”已见广告，似不无原因，但我所期望者原在汉文本之刊行而已，……[37]

曹聚仁在为《知堂回想录》准备图书出版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找刊物登载的机会。1966年1月，罗孚协助黄蒙田在香港创办了文学月刊《海光文艺》。经与罗孚协商，曹聚仁打算在《海光文艺》（月刊）继续连载《知堂回想录》。

上星期六下午，此间已决定刊行《海光文丛》（月刊）每月一日刊行。尊著当连续刊出，乞勿念。……这一月刊，便是京中办的，罗兄也是主编之一。[38]

但由于《海光文丛》每期能给的篇幅有限，38万字的作品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刊发完毕。 因此，曹聚仁决定选出一部分进行节载，同时他还打算“从回忆录节取一些有趣的文字作为知堂随笔刊出。”但《海光文艺》仅仅创刊半年，内地便爆发了“文化大革命”。香港虽属“化外”，但受运动影响，左派创办的《海光文艺》也不敢再登周作人的文章，节载最终未能成行。

1966年2月，曹聚仁为能在日本朝日社出版《知堂回想录》，开始全文抄录该书手稿。对此，周作人非常感谢：

聚仁兄：顷得廿一日手书，不说什么客气话，实在感谢之至。校阅抄稿，还有印稿校样，都得偏劳老兄，这叫我怎样的道谢呢？[39]

曹聚仁在随后也向周作人汇报了自己的抄录进程。

副本已抄了六百多页，还有百五十页上下。上面部分，都已寄了交了。[40]

回忆录，已抄了七百多页，还有一部分在赶抄中。[41]

同时，曹聚仁为该书能在香港出版也付出了巨大努力。

书版早于1966 年春节付排，校样苦于邮递不便，只好由我一力担任下来；那知我年老衰残，精神不济，伏案校对，腹痛如割。到了1967 年夏间，我进广华医院动手术；卧床两月，百事俱废。出院后，身体逐渐复原。[42]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北京去世。生前，他只看到《知堂回想录》在《新晚报》连载了一个月零七天。

周作人去世后，曹聚仁为完成对故友的承诺，努力寻找新的刊物发表这部命运多舛的《知堂回想录》。终于在1967年秋天，曹聚仁经与好友李引桐（新加坡的泰国华裔富商）、连士升（新加坡《南洋商报》主笔）商议，准备将《知堂回想录》全文刊登在《南洋商报》副刊“商余”。

1968年9月21日，《南洋商报》第十一版先行发表了编者的一则《小启》：

《知堂回想录》，由本月廿三日起，在本版刊出，希读者留意。

此预告被置于署名“邹人”的《评介（知堂回想录）》文末尾， 该文前后配有“知堂老人六十三岁时摄”的照片及一张“知堂老人笔迹”。“邹人”实为曹聚仁的化名。此文开篇即按题作文：“在这儿，我来推介一部以与晚清启蒙运动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动态为纲的自叙传，《知堂回想录》。”并称“这是老人晚年精力所客，传世之作也”。作者首肯了周作人借用歌德“诗与真实”的自传命题所作的自许，“这部回想录，正如老人自己所说的‘真实’这一面，比‘诗’的那一面更多些。”

1968年9月23日，《知堂回想录》第一节《缘起》开始在《南洋商报》刊登。开篇第一句周作人原本写的是“我的朋友曹聚仁先生，前几时写信给我，劝我写自叙传”，但在《南洋商报》刊载时，曹聚仁的姓名却换成了他的笔名“陈思”。1969年6月25日，最后一篇《后序》在《南洋商报》刊登完毕。《南洋商报》共用九个月零三天将《知堂回想录》全部连载完毕。在这次连载时，《南洋商报》在每节文字的最后，都标明了“版权所有 禁止转载”。

1970年5月，经曹聚仁近5年的努力，历经坎坷的《知堂回想录》（上、下）终于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发行。在这版《知堂回想录》中，曹聚仁在书前选用了周作人28岁在日本东京、1945年在北京、78岁在北京的三张照片，及北京八道湾十一号周宅图片，以及周作人写给曹聚仁出版《知堂回想录》的授权书，还有周作人致曹聚仁的信札手迹，其中5月20日的信两页，10月13日的信一页。在四卷正文最后，曹聚仁还写有一篇《校读小记》，在《校读小记》中，曹聚仁讲到自己“手边存有知堂老人的来信三百多封，原想刊在卷末”，但考虑到“此书篇幅已经太多了，只能期之他日”。确实这本《知堂回想录》厚达725页，如果再附上300多封信，将会达到近千页。在文中，曹聚仁说当年周作人“总希望我来做一篇跋尾文字，我已经在子瑜兄的周作人年谱后写了《知堂老人的晚年》，这儿也就不再写后记了”[43]。

二

中国现代文学馆珍藏的这部《知堂回想录》手稿，是罗孚先生1993年从北京返港后，托好友冯伟才从香港带至北京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罗孚先生随稿还附上书信一封。

在信封上，罗孚写道“原稿一包烦交 舒乙先生 李今女士 大启”，信的全文如下：

舒乙先生：

李今女士：

终于有机会实践诺言，托冯伟才兄将周作人的《药堂谈往》，即《知堂回想录》的原稿送上收藏。

希望未来能在别的方面，能替你们做出些微的贡献。

知道你们收到一批绀弩诗稿，舒乙先生且为文介绍，侯井天兄据此整出几首佚诗，甚以为喜。请李今大姐便中复印舒先生大文及绀弩原稿，交冯兄带回，不胜感激。

此致

敬礼！

罗孚

六六.六.十四

笔者对信中所说“终于有机会实践诺言”产生了极大兴趣，是什么“诺言”让罗孚先生愿意把这么珍贵的手稿捐出？还有信的落款时间为何是“ 六六.六.十四”？“六六”指的是什么，是1966年，还是罗孚先生的年龄？如果是前者，为什么1993年的书信要写成1966年？如果是后者，罗孚先生出生于1921年，1993年时，他已经72岁。落款时间是笔误，还是另有所指？为了寻求答案，笔者开始遍查各种相关资料。

首先，笔者查询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保存的1993年“征集文物、文献资料存根”，编号0001637的存根清晰地显示“《知堂回想录》周作人著 1部 原稿 1993年8月9日”。

之后，笔者在舒乙先生（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1998年7月出版的《现代文坛瑰宝》一书中，看到“冯伟才先生受罗孚先生之托，将周作人先生的《知堂回想录》（又名《周作人回忆录》）手稿由香港带到了北京，捐给文学馆”[44]。

2011年1月，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文苑缤纷》一书中，罗孚先生也曾亲自谈及这部手稿的捐赠情况：

最近托朋友把周作人晚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的原稿，送回北京，交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保藏，也算了了一桩心愿。……在北京，我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几位交上了朋友，考虑到私藏易散失，不如由公家保藏来得稳妥，现代文学馆就正是一个恰当的地方，于是就决定把它送进万寿寺去。那里是现代文学馆目前借用之地。[45]

但这些资料并没谈清信中问题，后经同事介绍，笔者联系到早已调至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李今教授（1993年时任文学馆征集室负责人），向她咨询此事。李今教授在短信中回复：

我是通过艾晓明认识罗孚先生的，那时我负责文学馆的征集工作，想的就是到处找线索，为文学馆征集手稿资料。有一次，艾晓明和我说起罗孚先生手里有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的手稿，这让我如获至宝，请艾晓明帮我引见。记不清是哪年了，正好是罗孚先生生日，我以文学馆的名义买了蛋糕，和艾晓明一起去为他祝寿。在聊天中，罗孚先生不仅爽快地答应，如果能够回香港，他一定把他在家中所藏的《知堂回想录》手稿捐赠给文学馆，而且向我与艾晓明说再邀请我们去香港访问。当时去香港还很不容易，感觉是天方夜谭一样，我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很多年后，万万没想到罗孚先生回到香港，不仅请冯伟才先生将周作人这部重要手稿带来，捐赠文学馆，我还莫名其妙受到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去做了20 多天的访问学者，到香港听小思老师说才知道，是罗孚先生托她办理的，罗孚先生身上中国传统文人重然诺的品格由此可见一斑。自从那次去香港见到罗孚先生以后，我就再未和他老人家联系，直到2011 年再次去香港，我去拜访罗孚先生时，他已经完全记不起我来了，可以想见对我这个偶然交往的人尚且能如此践约，对其他有关系的人事将会多么的诚心诚信诚意。你说起这事我非常的怀念他，真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度。至于时间为什么是66 年，我不清楚，也许是他收藏这部手稿的时间？

李今教授的讲述，让笔者知道了罗孚先生的“诺言”是什么。但对于落款时间为何是“六六”？李今教授也并不是很清楚，她推测：也许是他收藏这部手稿的时间。为了弄清罗孚先生收藏《知堂回想录》手稿的时间，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

在1973年8月香港南天书业公司出版的《周曹通信集》中，笔者看到周作人在1961年12月5日致曹聚仁、1965年7月6日致鲍耀明的书信中都提及该手稿。

聚仁兄：上月承费神垫付汇款，至为感荷。……文化部欲得弟日记，已予一部分，允回想录写完后再给予其他，将来希望能刊行“谈往”，因此报馆用过后原稿望代保存是荷。[46]

耀明兄：日前得曹君来信，云关于知堂回想录事已得解决办法，其原稿已经取得，现拟交书店单行出板，大约月内即可决定。我本无敝帚自珍之意，唯辛辛苦苦花了两年多时间写了出来，如能出板总比送进字纸篓去好。不过世事难预料，要等它印了出来才算实在，这半年且等了看，不过总算有了希望，这是要感谢曹君的好意的。[47]

手稿捐赠者罗孚先生则在《<知堂回想录>的回归》一文中，曾写道：“聚仁知道我喜欢周作人的书法，就慷慨地把全部原稿送了给我。我的喜悦由此更深。”[48]

笔者随后在《周作人年谱》（1885—1967）中查到：

1966 年2 月27 日，周作人在致曹聚仁信中对曹聚仁为之校阅《知堂回想录》抄稿表示感谢，并云：“这回全稿抄了，寄给朝日，总算完了一件事。”[49]

同年11 月25 日，曹聚仁在致周作人信中表示“非有人抄副本不行，罗兄要保留原稿的……”[50]

对于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手稿相赠罗孚一事，笔者在2017年8月出版的《罗孚友朋书札辑》中看到曹聚仁在一封落款时间为7月16日的信中曾对罗孚有所谈及：

知堂回想录中，弟所看的部分检奉，乞指正。……原稿等清样来了，即奉上，也是一种纪念。[51]

一个多月后，8月26日，曹聚仁在致罗孚的信中再次提及“相赠”一事：

昨天，总算把知堂回想录全部校完了，在我总算对得起地下的故人，也对得起三育书店的车载青兄了。……知堂全稿（一部分在兄处）奉上，兄可留作纪念。三五十年后，也许是一份有价值的文物呢。[52]

笔者推测：罗孚很有可能是在1966年收到曹聚仁赠送的《知堂回想录》原稿。如果真是这样，可见这部1966年好友曹聚仁相赠的手稿，在罗孚先生心中有着怎样的分量！

时隔27年，当罗孚先生决定将此稿捐赠文学馆时，他依旧无法忘怀老友当年的情谊，故在信的结尾处，写上当年相赠的时间，以作纪念。

三

其实对于《知堂回想录》的创作与发表，罗孚确曾起到重要作用。正如曹聚仁在《<知堂回想录>校读小记》中所说：“此稿正如老人再三说的，乃是我所建议。却是罗兄所大力成全的，我不敢贸然居功。”[53]虽然《知堂回想录》在罗孚主编的《新晚报》《海光文艺》上的发表均未成功，但罗孚对于此稿是尽了自己的努力的。在最初约稿时，曹聚仁就在信中向周作人谈到：“《新晚报》经济情况较好，稿费一定有把握。罗兄答应十元一千字，这是香港最高的。”[54]后来曹聚仁准备在《海光文艺》节载《知堂回想录》，也是获得了罗孚的同意。

此间已决定刊行《海光文艺》（月刊）每月一日刊行。遵嘱当连续刊出，乞勿念……这一月刊，便是京中办的，罗兄也是主编之一。这一月刊的稿费较大，一待刊出，即当汇奉。……[55]

罗孚不仅在文章的发表上给予周作人大力帮助，还在生活上尽力照顾远在北京的周作人。当时北京的物资比较匮乏，罗孚在一段时间从香港给周作人寄送了很多生活用品。周作人在日记中多有记载。

得罗承勋十五日信，由公司托运油糖等物华侨社通知。[56]

从华侨服务社取来罗君所寄油六公斤，糖九公斤，奶粉四罐、炼乳二罐。[57]

得邮电局汇百元通知，盖是罗承勋来者，钱数所入相同，而不能得侨汇供应，未免可惜耳。[58]

罗孚原名罗承勋，作为香港著名的作家与报人，他很早就爱读周作人的散文。上中学时，罗孚就对周氏兄弟非常崇拜，他即爱读鲁迅的文章，也爱读知堂文章。不仅爱读，他还试着模仿写作。抗战爆发后，因为周作人“落水”，罗孚便只一心一意地学鲁迅、写杂文。抗战胜利后，罗孚长期在香港工作生活，他曾是香港文学界、新闻界著名的左派文化战将，并先后担任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新晚报》（属大公报系）总编辑，创办了《新晚报》《海光文艺》等进步刊物。他为香港的新闻史、文学史及左派政治运动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香港因属“化外之地”，远离大陆政治运动，这时的罗孚较有一些闲情逸致去接触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于是，他又渐渐恢复了对周作人散文的爱好。后来，当罗孚知道内地报纸刊登了不少周作人的散文，而且周作人写的鲁迅文章也在大陆公开出版，中央上层还同意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预支周作人400元高额稿费。这些情况使得罗孚觉得周作人在政治上应属“被赦免”的作家，这让他在心中也少了不少政治顾忌。所以，当曹聚仁与他商谈在《新晚报》刊载《知堂回想录》时，罗孚很是大力支持。

当时香港报纸习惯作者边写边登，一般不会等全篇写完才登。但罗孚主持的《新晚报》却迟迟没有刊载《知堂回想录》，主要原因是罗孚有着自己的考虑。一是他怕回忆录的文章阳春白雪，不为晚报的一般读者所接受；二是他想看看周作人对敌伪时期自己“附逆”的那段敏感历史是如何交代的。当罗孚亲眼看到周作人对于自己“落水”这一段基本是留下了一段空白，他才放下心。

终于在“曹聚仁的不断催促下”，在拖延了一年零八个月后，1964年8月1日，罗孚负责的《新晚报》在副刊《人物志》开始连载《知堂回想录》。当时《人物志》因正连载张高峰的中篇《绿林元帅外传》，所以只能将《知堂回想录》与《绿林元帅外传》安排在同一版面刊登。当《知堂回想录》刊载了20节后，罗孚特将有关报纸邮寄给北京的周作人。1964年9月27日，周作人在致罗孚信中曾提及此事。

回想录现在所有，仍只是前回寄来的二十节，希将其后的源源寄来。或者以二十天作一段落寄来亦可。此事繁琐甚为费心，唯因向来不留底稿，不得请费神代当剪报耳。[59]

此时的周作人并不知道其实早在9月上旬，罗孚便收到北京停止刊载《知堂回想录》的命令。迫于压力，罗孚只能奉命行事，指示《新晚报》中止《知堂回想录》的连载。

但在当年10月5日、10月28日，罗孚还是安排了《新晚报》先后刊发署名启明（周作人）的文章《愉快的工作》和《现今的龙》。

1965年初，罗孚受朋友委托协助黄蒙田创办争取台湾来稿并能行销台湾的中间面貌的月刊杂志《海光文艺》。为帮助曹聚仁解决《知堂回想录》的刊登问题，罗孚建议曹聚仁可选出一部分《知堂回想录》进行节载。可半年后“文革”爆发，罗孚不敢再登这部敏感的周作人回忆录。

虽然罗孚年轻时就知道周作人，并在《新晚报》刊发过不少周作人文章，但他们却直到1963年才有了唯一一次的“面晤”。1963年11月17日，罗孚趁到北京出差之际，与潘际炯一起同往北京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苦雨斋拜访周作人先生。当时的场景，多年后，罗孚回忆起来依旧历历在目。

八道湾周家进门有一个院子，院子中有一两株高大的老树。那天是阴天，院子显得阴暗，进了屋，屋子里更阴暗。老人穿的是短衣，不是长衫，不是“不将袍子换袈裟”的袍子。宾主都客客气气。……老人又是问一句答一句，没有滔滔不绝。这样也就不可能坐得太久，半个钟头左右就告辞出来了。去的时候是空手的，事后才觉得不妥，……我恐怕是一个不大懂事的后生小子。[60]

正是这个自认为不大懂事的“后生小子”，因深喜周作人的书法，一直珍藏着当年曹聚仁相赠的这部珍贵《知堂回想录》手稿后。

尽管罗孚认为周作人所创作的《知堂回想录》材料丰富，但文章的光彩却大不如前。他在感叹周作人“这支笔到底是老了”的同时，也还是“认为有它的可读性”。

1970年5月，当曹聚仁历经艰辛在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了《知堂回想录》后，他第一时间将此书送与罗孚。可罗孚看后，很是“戒慎恐惧”。

我一看，就连忙找他，希望他能删去这一句，尽管只是一句（指曹《校读小记》中感谢罗孚“此稿，正如老人所再三说的，乃是我所建议，却是罗兄所大力成全的”）。同时，书前印出的周作人的几封信中，有一封谈到他认为上海鲁迅幕前的鲁迅像，有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味道，此外还说了几句对许广平不敬的话，我也劝曹聚仁最好删去。[61]

后来，曹聚仁再版《知堂回想录》时，听从了罗孚关于信的建议，将两封书信全部删除，换成了周作人7月12日、7月19日、10月25日、12月23日分别致信自己的“中规中矩”的书信。只是《校读小记》中的那句感谢罗孚的话可能因改动不易或是不愿更改，一直保存至今。

1982年5月到1993年1月，罗孚先生在北京生活了10年。这期间，他一直将《知堂回想录》放在香港保存。在京期间，罗孚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舒乙、周明、李今等人渐渐成为朋友，在了解了文学馆的情况后，罗孚爽快地答应将自己珍藏多年的该稿送交文学馆保管。出于对文学馆的信任，对周作人先生的怀念，以及对这部手稿未来的负责，罗孚先生1993年回港后，便托朋友冯伟才把《知堂回想录》手稿带回北京，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罗孚先生在《<知堂回想录>的回归》一文的最后，曾这样评价自己的这次捐赠：“这才对得住我熟悉的曹公，我只见过一面的知堂老人。”[62]

罗孚先生的此次捐赠不仅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更为这部手稿永久地找到了归宿，同时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留下了一份属于周作人的珍贵的文学遗产。正如罗孚在《关于<知堂回想录>》所说：“不以人废言，周作人在散文上所立的言，所达到的高度，所具有的光彩，数十年以下，依然动人。不以人废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作为一员主将的历史，也是不可能被抹去，而需要保存下来的吧。”[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