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共党史文献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是顺利开展党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党史文献学科。并且在学术史的工作中，研究个案的选择和评析应该是深化有关问题研究的有效方式。其中，张静如在党史文献学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他始终重视党史文献学的工作，并对党史文献学研究的内容进行了阐述。开展党史文献学的研究，对于推动党史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张静如 中共党史研究 党史文献学

中图分类号 D239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9-08-26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张静如与中共党史研究”（gxyq2017149）。

作者简介：汪兵，安徽农业大学经济技术学院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Zhang Jingru and Research Review on Philology of CPC History

Wang Bing

Abstract Collecting， sorting out， editing and publishing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CPC is the prerequisite and basis for carrying out smoothly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PC. In this process， the discipline of party history philology has gradually formed. Moreover， in the work of academic history， the selection and evaluation of research cases should be an effective way to deepen the study on relevant issues. Among them， Zhang Jingru has contributed to the study on philology of CPC history. Since the mid-1950s， he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work of CPC history philology and has expounded the research content of i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on CPC history philology for promoting the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CPC.

Keyword Zhang Jingru;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CPC; philology of CPC history

歷史学研究（包括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项最为基础性工作，无疑是研究者需要全面深入搜集和研究第一手的文献、史料。这不仅是由学术研究的规范所决定的，也是历史主义在历史学研究中的体现。就中共党史研究或者党史学科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研究的进展不仅体现在“主体部分”的研究，诸如关于党史人物、党史事件、党的会议、党史史实、党的建设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方面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而且在党史学科的“辅助部分”的研究，诸如关于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党史文献学或史料学、党史学史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一批研究者注重于党史文献学的研究及其学科的创建工作，也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其中，知名党史学家张静如在党史学科体系构建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王跃等著的《张静如学术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中就张静如关于党史文献学研究的贡献作了初步考察和阐述，但笔者以为还可以从学术史研究的角度进行评析。基于此，为展现张静如在党史文献学研究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本文拟在梳理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再作探讨。

一、张静如与党史文献学研究的历程

1.20世纪50年代间张静如与党史文献学研究。张静如关于党史文献学研究的起点，应定位在20世纪50年代的前期。这可以从他的一段难忘经历说起。1953年4月，组织上调张静如到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当资料员。对此，他回忆道：“我也非常愿意当资料员，因为可以接触大量史料，而不掌握史料就不能研究历史。这一点，是我在历史系学习过程中牢固形成的观念。”[1]2“这段时间的实践使我有了两个方面的体验：一是想掌握史料只有下苦功夫;一是想掌握史料还要下巧功夫。总之，资料员这一工作岗位对我一生有很大影响，可以说为后来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31957年，张静如著的《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在该书的末尾，张静如还附录了一个“李大钊同志著作年表”[3]86，供研究者们使用。笔者以为，这份年表深刻体现了张静如重视历史史料、文献研究工作。

2.改革开放时期以来张静如与党史文献学研究。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党史研究逐步进入了一个科学化、规范化和学术化的发展阶段。张静如不仅积极推进党史学科的“主体部分”研究，还在寻求构建党史研究的“辅助学科”建设。当然，具体到党史文献学与史料学的研究来看，大致可以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有关党史文献与党史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订、运用等工作;其二是有关党史文献与史料搜集、整理等工作的理论和方法，包括如何搜集、运用党史文献与党史史料等。总体来看，在党史文献和史料学的编撰方面，张静如主编或参编的著作主要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五四”以来历史人物笔名别名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以及《中国青年运动词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而在党史文献与党史史料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方面，张静如所撰写的论文主要包括：《高等学校党史课程要改变 党史学科仍要继续发展》（1983年）、《引证和注释》（《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2期）、《慎用回忆材料》（《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4期）、《关于〈李大钊轶文辑注与研究〉》（《北京党史》2013年第6期）等。他的这些成果大大推动了党史文献学与史料学研究的进程及其学科体系的建设。

二、张静如对党史文献学研究的阐释

既然党史学科是一门历史学科，那么进行党史研究的前提，就是要深入收集和研读党史文献、史料。进而在党史研究的过程中，党史学界还需要建立一门党史文献学或者党史史料学的学科，以进一步满足深化党史研究以及完善党史学科体系建设的实际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学（包括中共党史）的研究，还重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历史文献学或史料学的学科（包括党史文献学）。改革开放以来，张静如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于党史文献学的研究进行了阐释。

1.关于党史目录学。重视目录学历来是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个优良传统。目录学就是一种“门牌学”，研究者就能够知道去哪儿找所需要的资料。因此，目录学给史学界顺利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前提条件。但是在改革开放初的党史辅助学科建设中，党史目录学的研究很不发达。1979年，张静如指出：日本学者丸山松幸、斋藤道彦合编了《李大钊文献目录》，工作很细致，令人佩服。说实在的，这个工作并不甚难，我们做起来较之日本学者要更容易一些。但是，我们就无人去做[4]83。由此可以看出，目录学在史学研究工作中的显著地位和重要作用。此后，张静如又指出：目录学还要研究内容，目录学本身还要给使用者提供研究成果的情况;另外要向使用者提供情报，究竟这个问题有多少人研究了，研究到了什么程度，以便后人不要浪费青春[5]321。

当然，史学界不重视目录学的原因，可能是与研究者自身的认知有关。就党史目录学来说，研究者也同样不大关注和重视。张静如还曾提出殷切期望，希望研究者要搞出一部党史目录学[6]322。这不仅对深化党史研究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也能加快党史目录学科的建设。

2.关于党史校勘学。关于历史校勘学，是历代史学家比较重视的历史文献学内容。历史文献、史料在传播、印刷、整理和出版的过程中，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难免会出现讹误或缺损的情况。所以，要订正历史文献中的讹误或缺损，恢复历史文献、史料的原貌，就需要进行校勘的工作，由此也逐步形成一门历史校勘学（包括党史校勘学）。诸如，中国现代知名历史学家、张静如的老师陈垣先生通过实际的史学校勘工作，曾总结出了校勘工作的四种方法：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7]103。陈垣先生所提炼的这四种校勘工作方法在实际历史学研究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具体就党史校勘学来说，张静如也曾有明确阐述。比如，在1979年，张静如就指出：我们要弄清楚史论的关系，要掌握大量的材料，要考证材料。写东西、讲话都是第二手资料，很容易出问题。整个党史学界研究问题都应该注意[8]67。比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刊登于《新青年》6卷5号，刊物上写的是1919年5月出版，实际上，直到当年的9月份才印刷出来。关于这一情况，研究者在使用该文献的过程中就需要进行仔细的考证。在1987年，张静如又明确指出：在党史研究中，对于复杂的现代社会条件、复杂的党内外斗争所遗留下来的大量的历史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怎么能够离开考据、辨伪这类工作呢？怎么能够离开目录、分类、注释这类工作呢？应该说，在党史研究中所要做的这类工作，并不比研究古代史、近代史少[9]。另外，由于口述者记忆等误差，回忆录在使用的过程中，也需要进行核对和校勘。

3.关于党史注释学。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党史注释研究得到进一步推进。涉及怎么注释、注释的原则、方法、技巧以及注释的理论问题研究等，需要建立党史注释学科。1983年，张静如指出：当然搞注释仅仅作一般的注是没有意思的，最好是评注，既注释一些知识性的东西，又做一些评述，这些评述可以你是你的见解，我是我的见解，如果是属于中央要统一精神的要与中央保持一致[10]321。1984年，他又指出：史学研究中的评注，应当包括人物、事件的解释，思想、源流的考察，全文或论点历史背景的说明，疑点的考证，文章作用和影响的评论等。总之，应当以提供材料为主[11]396。此后，关于加强李大钊研究的基础工作方面，张静如又指出：必须花费更大的努力，加强史料的搜集、整理、校订工作。至今尚未开展对李大钊文章的注释工作，百万余字的《李大钊文集》没有注释，是一件很大的憾事[12]544。

此后，学界有关党史注释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诸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编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编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注释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等。不过，关于党史注释工作，研究者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能有所收获。

三、张静如党史文献学研究的意义

1.夯实了党史研究基础。在党史研究中，研究者主要靠有价值的历史史料，主要表现为党史文献。但是，党史文献学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要经过搜集和整理两个过程，具体步骤包括：搜集材料、分类、辨伪、考证、注释等。党史研究者需要经过历史文献学的学习和训练。因此，深化党史研究，推进党史学科的建设，都是以党史文献学的研究和发展为基础条件。张静如关于党史文献学问题的阐释，推进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和奠定了党史研究的基础。

2.推进了党史学科建设。就党史学科体系建构方面来看，由于多种因素，在改革开放之前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党史研究的政治性功能远远强于其学术性功能，党史成果的过早“教科书化”，给深化党史研究以及党史学科体系的建构工作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如何积极推进党史学科体系的构建就显得比较紧迫。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张静如就强调指出，要重视对党史文献学、党史史料学等辅助学科进行探讨和构建。而他的有关党史文献学研究的成果，为整个党史学科体系的初步构建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张静如与党史文献学研究的历程、张静如对于党史文献学研究的阐释、张静如关于党史文献学研究的意义三个方面所作的简要考察，能够深刻地体察到张静如对党史文献学研究所作出的贡献。他关于党史文献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不仅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党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提供了直接的理论资源支撑，也为21世纪以来不断完善党史文献学研究的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和意义所在。并且，张静如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学位点还开设了党史文献学的课程，培养这个领域的专门人才。其中，开設的党史文献学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概论部分;二是文献分类和各时期文献介绍;三是方法论，即如何搜集、编辑这些资料[13]322。

总之，若要深化党史文献学的研究，首先，不仅需要有识之士关注这方面问题研究的进展，也需要学术期刊及时传播这方面研究的学术成果和资料信息;其次，还要选择代表性的党史学家及其成果进行个案评析，是把握党史文献学科发展规律的有效途径。因而，本文选取张静如关于党史文献学研究的贡献进行个案分析，就是基于这样的深度考虑。诸如，张注洪、周一平等学者在党史文献学、党史史料学研究方面也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需要作专题评析。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研究的体制化进程，实际上也体现于党史文献学科建构的过程。

参考文献

[1][2][4][5][6][8][10][13]张静如.张静如文集（第一卷）[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6.

[3]张静如.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7]白寿彝.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

[9]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断想[J].党史研究，1987（6）：6-13.

[11][12]张静如.张静如文集（第二卷）[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