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英,马立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统计学院，北京 100070)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整体保持高速增长。但是随着近些年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时期，在这些令人欣喜的成就背后，凸显出诸多问题，如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快速上升，资源、环境承载压力逐渐增大，经济结构性矛盾加剧。所以，进入 “十三五”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不能再是单一地追求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而是注重“量”和“质”的统一，关注如何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优化经济结构，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产业结构作为国民经济结构的核心，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以及发展方式。

京津冀位于东北亚环渤海心脏地带，长期以来三地发展水平差距过大，这显然阻碍了中国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和重要影响力的现代化首都圈的宏伟蓝图。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核心目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提出，使京津冀经济发展开启新征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手段，保证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京津冀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因此，本文针对京津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进效果进行测度，以给京津冀及时、科学、有效地进行战略措施动态优化与调整提供数据参考。

二、文献综述

产业结构理论在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国外学者较早开始对于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利用一些发达国家或准工业化国家的历史数据研究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如霍夫曼工业化经验法则、“雁行形态理论”和工业化阶段理论——阐述了基于消费品与资本品的比例、产业发展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和不同时期起主要作用的制造业划分的工业化阶段[1]；配第-克拉克定理以及在其基础上提出的库兹涅茨(Kuznets，1973)法则分别阐述了劳动力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在三次产业中的结构变化以及各产业部门的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结构变动[2]。在此之后，国外一些学者从劳动生产率、就业份额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等角度分析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3-7]。

近些年，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中国产业结构演进过程。如干春晖和王强(2018)通过回顾产出结构、就业结构和动力结构转变情况，分析中国产业结构变迁过程[8]；黄群慧(2018)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认为中国工业“大而不强”[9]。

第二，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整体上以产业结构优化的两个方面(高度化和合理化)为框架进行测度研究，其认为产业结构优化的本质是一个动态过程，一方面为通过创新作为核心动力使产业结构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的产业结构高度化过程，另一方面为产业间协调能力加强和产业素质提高的产业结构合理化过程。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测度指标多数根据其特征(1)产业结构高度化有如下几个特征：(1)第一产业占优势地位向第二、第三产业占优势地位演进；(2)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地位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占优势地位演进；(3)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演进；(4)低加工度产业占优势地位向高加工度产业占优势地位演进。构建，学者们认为传统的非农产值比重已经不能衡量中国呈明显服务化的产业结构，所以目前较多研究[10-14]使用干春晖等(2011)[15]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TS)。也有学者单独衡量第二产业结构变迁情况，如宋锦剑(2000)[16]使用的霍夫曼比例、工业加工程度、技术密集型程度和邬义钧(2006)[17]采用的产业高加工化系数，这些指标只适合分析工业或制造业的产业结构情况，不能测度宏观经济的整体产业结构优化效果。此外，部分学者还构建了测度产业结构变动方向的产业结构超前系数[18-19]。仅利用产业产值比例进行测度是上述指标的共同特点，但刘伟等(2008)指出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一个动态过程，产业结构高度化不是单纯的产业间份额的转移，而是产业间产出比例关系变迁同时劳动生产率得到提升，提出用各产业产出比例与劳动生产率乘积的和反映产业结构高度化[20]。基于此方法，匡远配和唐文婷(2015)[21]用标准化的劳动生产率替代实际劳动生产率,黄亮雄等(2013)[22]、刘伟和张立元(2018)[23]用全要素生产率替代劳动生产率，后者用各产业效率指数与第二产业效率指数比值的和计算高度化指数。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其中心内容是协调，大多数研究者是根据经济学中经济最终处于均衡状态的假设进行构建。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为结构偏离度和干春晖等(2011)[15]新定义的泰尔指数，两者都基于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各产业生产率相同的假设构建指标，但前者将各产业的重要程度一视同仁，而后者考虑了产业的相对重要性，因此被较多使用[10-14]。除上述两个使用较多的指标外，邬义钧(2006)[17]采用结构效益系数，龚唯平和赵今朝(2010)在短期不存在技术进步、总产出只受产业结构协调程度影响的假定下，通过代入参照经济体的总产值与测度经济体的实际总产值之比构建协调指数[24]，匡远配和唐文婷(2015)采用有限点集贴近度衡量与标准结构的贴近度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21]。

第三，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胡晓鹏(2003)认为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存在相互作用的联动效应，并用实际数据进行静态和动态的联动分析[25]。李博和胡进(2008)[26]、薛白(2009)[27]、龚唯平和赵今朝(2010)[24]、肖兴志等(2012)[28]实际都是基于最优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只不过前三者利用大道定理将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分别对应于经济增长的非均衡增长和均衡增长过程，而后者利用理论模型分析实际增长率与最优增长率，实际产业结构与最优产业结构的关系。干春晖等(2011)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15]。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的不足在于：第一，关于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的研究主要基于20世纪经济形势和发达经济体的历史资料数据，描述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但是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才合理，才能有效推动经济发展，还要根据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选择，而不能生硬按照国外发达国家的标准，所以这些成果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果的研究有参考价值，但指导意义不足。第二，国内学者关于产业结构发展的相关概念的提法，主要有产业结构变迁、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升级)、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等，这些概念的内涵有所交叉和重复，但也有不同。产业结构变迁实际上等同于产业结构演进，指产业结构的动态演变。产业结构优化指推动产业结构发展的动态过程，主要包括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两个过程，而产业结构调整是其实现手段。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升级)的内涵根据现有研究文献的阐述，其实质等同于产业结构高度化，测度产业结构优化的一个方面。上述关于产业结构变迁的提法与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战略政策相适应，处于经济“新常态”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应运而生，其在产业结构优化的基础上拥有新内涵，其中“转型”的实质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即由原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质量和效率，而不是单单转行业、转产业；“升级”则既包括产业间结构比例的升级，也包括产业生产效率的升级，只有使得各产业的生产率都得到提升，才是合理的产业结构，否则只是“虚高度”。第三，目前，关于产业结构优化的测度较多，但是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京津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测度比较少。因此，本文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就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果测度进行如下扩展：(1)不局限于产业结构的“数量”表征，从“数量”和“质量”出发构建相关测度指标；(2)拓宽产业结构优化测度的研究层面，从国民经济的门类行业而不是三次产业或单一的制造业层面；(3)在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框架下，结合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内涵，改进现有的测度指标。

三、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果的测算方法分析与选择

图1 群组向上参比模型被评价集与参考集的关系

据此，本文定义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标为：

(1)

其中，Pi为i行业产值份额，TEi为CRS径向群组向上参比DEA模型得到的i行业的技术效率。

产业结构合理化测度指标目前广泛使用结构偏离度(SD)和新定义的泰尔指数(NT)，具体公式如下：

(2)

(3)

其中，Yi、Li和Y、L分别为i产业和总的产出和劳动投入，n为产业部门数，SD和NT都基于经济均衡理论，从各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偏离以及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耦合程度反映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两者都是负向指标，后者虽然相对于前者考虑了不同产业的重要性，但忽略了绝对值的真实作用，正负偏离相互抵消，容易造成假合理。本文针对这些问题首先使用改进的结构偏离度(NSD)测度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公式如下：

(4)

四、测算数据的选取与说明

估算京津冀行业的效率时，需要各行业的产出、劳动和资本投入数据，其中行业按照2017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17)，选取19个门类的行业(4)A农林牧渔业，B采矿业，C制造业，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E建筑业，F批发和零售业，G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H住宿和餐饮业，I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J金融业，K房地产业，L租赁和商务服务业，M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O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P教育，Q卫生和社会工作，R文化、体育和娱乐业，S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在具体的分析中将BCD三个门类合并为一类，统称为工业。

产出指标。文中分产业的按当年价格的产出指标分别选取2000—2016年京津冀分产业的地区生产总值，并利用1978年=100的分产业的增加值指数将其折算到2000年不变价。由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更改，GB/T 4754-1994的标准与GB/T 4754-2002、2011和2017标准的行业大类划分存在明显不一致，所以分行业的相关数据考察期从2003年开始。为了剔除价格影响，用各行业所属的产业的增加值指数(1978年=100)将分行业的产出值折算到2000年不变价。

劳动投入指标。官方公布的各地区分行业就业人员指标只有分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但考虑其口径太窄，本文参考王恕立和胡宗彪(2012)[30]的做法，根据分行业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换算分行业的全社会就业人数，方法为分行业全社会就业人数等于全社会就业人数乘以分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与城镇单位总就业人数之比。

资本投入指标。资本投入指标本文选取固定资本存量，由于目前还没有官方公布的资本存量数据，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其计算使用的四个核心变量的选取和估算参照单豪杰(2008)[31]、王恕立和胡宗彪(2012)[30]的做法。上述基础数据均来自于历年《北京市统计年鉴》《天津市统计年鉴》《河北省经济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果的测算结果与分析

(一)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量”与“质”

本部分首先从京津冀三次产业产出结构的比例关系变迁以及库兹涅茨三次产业结构标准说明京津冀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数量”表征，然后在测算京津冀的行业技术效率的基础上，结合式(1)考察京津冀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

1.京津冀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数量”表征

图2展示了2000—2016年京津冀三次产业产出比例的变迁。各地区单独来看，第一产业比重，河北远远高于北京和天津，一直保持在10%～16%左右，北京一直以来都处于最低，2007年以后更是下降到不足1%，天津则从2009年开始，逐渐接近于北京，相差不到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北京远远低于天津与河北，几乎一直低于30%，2016年下降到了20%左右，天津与河北相差甚微，始终保持在40%～55%的范围内；第三产业比重，北京远高于天津与河北，一直保持在65%以上，2016年则达到了80%以上，天津较高于河北，在40%～60%之间，河北几乎都在40%以下，仅在2015年以后才达到40%。所以三地区单独看，仅北京的产业结构呈现明显的“三二一”特征；天津呈现“二三”并重，“一”较小的产业结构布局；河北呈现明显的“二三一”特征。

图2 2000—2016年京津冀三次产业产值比重

2.京津冀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质量”效果

产业间份额的转移不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本质，“量”和“质”的统一才能反映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否则只能是虚高。表1为使用改进的H指标与目前研究多数采用的TS指标测度的2003—2016年京津冀产业结构高度化。H指标测度的产业结构高度化，三地区的高度化程度整体都不算高(高度化水平值都在0.6以下)，但一直在不断提升。各地区单独看，北京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总体上较高于天津，远高于河北，但2015年之后天津与河北产业结构高度化提升幅度增加，在2016年天津超过北京，其产业结构高度化达到0.6。这可能由于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使得三地区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更加清晰。对比TS测度的各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其明显大于H测度的高度化。此外，天津和河北几乎相等，与北京差距很大。因此，只考虑产业间比例关系测量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波动相对较大而且表现出一定的“虚高”。

表1 2003—2016年京津冀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H和TS指标测度结果)

(二)多维角度下的产业结构合理化

1.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

表2为本文改进的结构偏离度(NSD)和现有文献多数使用的新定义的泰尔指数(TL)的测算结果。TL的测算值出现负值正是由于其忽略了绝对值的真正作用，正负偏离相互抵消导致，所以该指标的合理性欠缺。NSD测度结果表明三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整体都得到提高。北京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由2003年的1.331 0平稳提升到2016年的4.457 4；2011年之前，河北与北京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保持相同的增长趋势，之后逐渐下降；天津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年度之间波动较大，总体表现为上升趋势，但在2014年达到峰值6.035 8后开始迅速下降。

表2 2003—2016京津冀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NSD和TL测度结果)

2.区域分工和产业专业化水平

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是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决定的技术水平下，通过专业化和社会分工形成。“三二一”的产业格局确实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一方面表现，但是过分追求标准结构模式，忽略地区内部实际的产业分工，反而会导致地区间产业同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区域间协作受阻等问题。因此，一个地区产业分工是否明确一定程度上反映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性。

从京津冀的区域分工指数看(表3)，各地区的区域分工指数数值整体偏小，表明京津冀产业结构同构现象较为严重，产业结构较不合理。北京与河北分工最明确，但其分工指数值也仅为0.85左右，北京与天津次之，天津和河北最低，始终都在0.3以下。从各地区三次产业的区位商看，北京第三产业的专业化水平远高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每年基本稳定在1.5左右，其值分别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5倍和3倍，说明北京目前“三二一”的产业结构“物尽其用”，较为合理。天津第二产业专业化水平明显高于第一产业，但与第三产业差距相对较小，表明天津目前“二三”并重的产业产业结构也较为合理；河北省第一产业的专业化程度最高，在近几年更是达到2以上，第二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一直保持在1.3左右，第三产业专业化水平较低，这与河北目前“二三一”的产业结构特征，存在较明显的错配，河北应该发挥其第一产业高专业化的优势，而不是过分追求所谓的标准产业结构。因此促进三地错位发展、功能互补才是推动三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

表3 2000—2016年京津冀的区域分工指数和三次产业区位商

表3(续)

3.产业“质量”的协调程度

图3 2003—2016年北京行业技术效率密度

产业“质量”的协调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重要方面，图3、图4和图5分别为京津冀2003—2016年的行业效率密度曲线。若技术效率分布较集中且有层次性，说明产业的“质量”比较协调，产业结构合理；若各产业的技术效率分布离散、反差较大说明产业“质量”不协调，产业结构不合理。整体上三地区行业效率呈偏态分布而且较离散，反映出各地区产业的“质量”协调程度较差，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较低，但总体上有所提升。北京行业效率密度曲线呈现阶段性特征(见图3)。2003—2011年行业效率左偏分布于0～0.5，密度曲线整体为平顶峰态，但2003—2007年，密度曲线为波浪形状，表明行业间效率落差较大；2008—2011年密度曲线逐渐平滑，行业效率具有一定的层次性；2012—2016年行业效率仍然左偏分布，但行业效率在0.5之后出现明显的“厚尾”分布，总体说明行业效率反差在缩小，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得到提升。

天津行业效率密度曲线也呈现阶段性特征(见图4)。2003—2005年行业效率左偏分布于0～0.5之间，密度曲线呈尖顶；2006—2009年行业效率左偏分布于0～0.75，波峰向右移动；2010—2016年行业效率仍然左偏分布于0～0.75，但密度曲线变宽，行业效率落差缩小，且具有一定的层次性，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有所提升。

图4 2003—2016年天津行业技术效率密度

图5 2003—2016年河北行业技术效率密度

河北行业效率密度曲线与北京和天津类似，呈现一定的阶段性特征(见图5)。2003—2006年行业效率左偏分布于0～0.4；2007—2011年密度曲线出现明显的间断且呈双峰分布，说明行业间效率反差较大；2012—2016年密度曲线仍然存在间断，但尾部的波峰逐渐消失，行业效率反差缩小，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有所提升。

综上分析，京津冀的产业“质量”的协调程度均有所提升，在2006年之前，以“廊坊共识”为主要方针，建设“大北京”，虽有京津冀一体化意识，但其处于起步阶段，产业“质量”的协调程度较低。2006—2013年随着“京津冀都市圈”“大首都特区”“环首都绿色经济圈”以及“首都经济圈”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等一系列规划的设计和提出，京津冀协同进入发展阶段，此阶段的产业“质量”协调程度得到一定发展。特别在2014年之后，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三地协同发展进入深化阶段，一系列深化改革措施促使三地产业的“质量”协调得到进一步提升。

六、主要结论总结

随着近些年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作为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改革引领和示范区，京津冀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成为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本文在现有的测度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指标和方法的基础上，从产业结构的“数量”和“质量”层面，提出测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果的新指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总体上京津冀的各区域内部产业结构差异较大，三地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果还没有达到最佳，但都取得一定成效，而且北京的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整体上优于天津与河北。

对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水平，从产业“数量”表征看，北京呈现明显的“三二一”产业结构特征，天津呈现“二三”并重，“一”较小的产业结构特征，而河北还处于“二三一”产业结构状态；从产业“质量”层面看，三地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整体都不算高，但一直在不断提升。

对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程度看，三地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较为合理，协调程度整体得到提升；从区域分工和产业专业化程度看，三地的产业结构同构现象较为严重，对于当前三地的产业结构状态，北京和天津还较为合理，但河北存在较明显的错配。从产业质量的协调程度看，整体上三地产业“质量”的协调程度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