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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失意文人的结局或者出路，不外乎两种：流亡和隐居。仕途或职业生涯也许会暂慝生活却不会暂停，此处中断的人生，又会在彼处出现，平行世界，天下大同，又或大隐于市，小隐于江湖夜雨，世间有西伯利亚、有宁古塔，也有瓦尔登湖。

流亡：威尼斯的水印

约瑟夫.布罗茨基在《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或日浮起的橡实》—文说：“消失于人类，消失于人群（人群？），置身于亿万人之中;做众所周知的那座草堆中的一根针，但要是有人正在寻找的一根针，这便是流亡的全部含义。”

布罗茨基出生在列宁格勒，15岁就退了学，1964年，24岁的布罗茨基受到苏联官方审讯，罪名是“社会寄生虫”，因为他没有正当职业，干过火车司炉、地质勘探队员、水手、车工等十多种工作，却偏偏还写诗，他那篇《献给约翰，邓恩的大哀歌》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朗诵，传到西方后引起了关注。这也算是因言获罪，诗人被判入狱五年，后来减到一年半，1972年，他被驱逐出境，从此开始在西方流亡。1977年，他加入美国国籍，用诗歌为自己重建了一个世界，他的流亡生涯并不是人生的“暂停”，而是全新的开始，他在美国不仅成为桂冠诗人，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担任美国多所知名大学的文学教授，经常受邀赴世界各地演讲。

实际上，布罗茨基的流亡生涯过得相当潇洒，跟着一群作家游历威尼斯，写下了旅途漫记《水印》。威尼斯是布罗茨基年轻时的梦想，他当时追求的姑娘送给他一套威尼斯风光明信片，是她奶奶在二战前夕去意大利度蜜月时的纪念品。他一遍遍翻着这十二张明信片，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西方”一词对他究竟意味着什么，“冬季大海边一座完美城市，圆柱，拱廊，狭窄的街道，冰冷的大理石阶梯，露出红砖肉体的斑驳灰泥墙，丘比特，小天使，被灰尘覆盖了眼睛一一这便是做好了应对寒冷季节之准备的文明。”看着这些明信片，他在心里暗暗发誓，有朝一日若能走出国门，一定要在冬季前往威尼斯，写上两三首哀歌。流亡生涯中，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来到了这座古老的水域，他写道：“日落时分，所有的城市看起来都美妙绝伦，但是，某些城市比别的城市更加精彩绝伦。浮雕变得更柔和，圆柱变得更饱满，柱顶变得更卷曲……信徒们变得更懒散，天使们变得更飘逸。街道上，天开始变黑，但芳堤梦托大道还是白天，在那面巨大的液体的镜子里，摩托艇，水上巴士，贡多拉，小艇和驳船，‘像散落的旧鞋子，狂热蹂躏着巴洛克和哥特式的立面，也不放过你自己的，或是一片路过的云的倒影。”

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文人则要倒霉得多，苏东坡、柳宗元、白居易们的流亡命运自然是远离繁华大都市，下放到山野蛮荒之地，当然，虽然是“黄芦苦竹、山歌村笛”之地，游山玩水却也逍遥自在，《前后赤壁赋》、《小石潭记》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坐过牢，罪名跟布罗茨基一样，也是写诗讽刺朝廷，在扬州渡江时，还曾想过自杀，因为怕给弟弟招惹麻烦，就作罢了。苏东坡进的是御史台皇家监狱，狱卒心肠很好，所以，他在狱中的日子还是颇为舒适，据说每晚能洗上热水澡，还有一桩轶事，苏东坡跟儿子约好，只许送蔬菜和肉食，倘若听到坏消息，就送鱼去。有几天，苏迈离开京城，把送饭的事情交给朋友办，不知情的朋友送了熏鱼去，苏东坡大惊失色，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后来，诗给送到了皇帝手中，皇帝感动之下，苏东坡被从轻发落，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据林语堂说，苏东坡贬谪到惠州（广东）的时候，是欧洲第—次十字军东征的前两年，见到了亚热带的橘林、甘蔗、荔枝树、香蕉园，还有槟榔树，他不仅“日啖荔枝三百颗”，还尝了现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各种野味，“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熏鼠烧蝙蝠;初闻蜜唧尝呕吐，稍近蛤蟆缘习俗。”这几句诗尽管耸人听闻，不过好在儋州（海南岛）海鲜丰富，水果品种也多，虽然吃不上大米饭，但有牡蛎这样的海鲜尝，也是人间幸事。

隐居：苦寒与农场风光

1938年，美国作家E·B·怀特决定从《纽约客》杂志辞职，原因是不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写作，每星期的截稿期限有压力，不喜欢用“我们”的模糊字眼来写评论，在纽约上东区租住的房子太热、太干燥，让他每天晚饭后昏昏欲睡，他开始焦躁不安、觉得不开心、憋闷，向往起自己在缅因州乡下的房子。于是，他带着妻子一起离开《纽约客》，“没有考虑儿子从曼哈顿的私立学校转入两间教室的乡村学校会如何，想也没想现身农村后钱从哪里来，就像个疯癫的流浪风笛手一样，率领我的小家离开了城市。”当时，《哈珀斯》杂志的编辑邀请他撰写每个月的专栏，他当场应承下来，换取每个月300美元的稿酬。

于是，怀特来到缅因州的咸水农场，像他所崇拜的梭罗一样，过起了隐居的生活。因此，他清点了自己的117把椅子，卖掉半数财产，花了不少力气处理那些“寻常物件”一一瓷器、地毯、家具、书籍。咸水农场的风景很美，“耕种起始处，靠近一所房子，有一块大荒田，终结处是外岛那边的海湾，可以用无竿钓丝钓鳕鱼和黑斑鳕，海鸥如蠓虫一般绕耳噪闹，雾气不绝如缕，始终盘在胸前。”夏日里，他会拎了桶走过乡间小路，采些草莓给妻子做馅饼，或者钓两条小鳕鱼。“谷仓下面，种了芦荟和土豆，再向外就是牧场，在杜松、花岗岩和山月桂中间，生长着野草莓和温驯的小母牛。一路走去，沿途可见蓝莓和小红莓。”他用一只炭火育雏炉，养了84只刚出生的小鸡，除了吃掉的，剩下36只小母鸡，鸡蛋产量依然大大超过预期，他们一家每天吃鸡蛋宴，终于倒了胃口。他们还养了猪和羊，用羊粪浇灌从纽约带来的橡皮树，偶尔还去猎浣熊，并且，筹划了4年之久，终于拥有了一头奶牛。“我的奶牛长成了大家伙。我第一次带她出去，感觉恍如第—次带女孩子上剧场一一窘迫又洋洋得意。前后这两次，雌性的步履都比我坚定，仿佛她们才是主导者。他在日记中写道。

散文集《人各有异》的最后一篇，怀特终于提到了“寒冷”，“早上，温度计显示温度为零下10℃或12℃。中午，温度一路升到零度。……奶牛鼻子的流涕也结成了，小的冰柱…..冻雪在靴子的橡胶鞋底踩踏下，咯吱咯吱作响，汽车车窗顷刻结霜。鹅从谷仓的窝中钻出，在吹积的雪堆上为自己踏出一个场子。它们高声抱怨冰冻的盘子，玉米糊糊在蓝色积雪映衬下呈金黄色。”

比怀特更不怕冷的，也许是《在西伯利亚森林中》的作者、法国探险家西尔万，泰松，他在贝加尔湖畔的一座西伯利亚小木屋里，过了六个月的隐居生活，最近的村庄在120公里以外，冬季，气温降至零下30℃，夏季，熊在湖岸陡坡出没。泰松居住的小木屋长宽均为3米，靠一只生铁炉子取暖，朝东的窗框中，可以望见一百公里外的雪山。他给小木屋安装了太阳能电板，为一台小型电脑供电，“在观雪时听舒伯特，在砍完木柴后读马可奥勒留，为庆祝晚上的捕鱼成果而抽上一支哈瓦那雪茄。”比起梭罗和怀特的时代，泰松的确要先进不少。他在书中写道：“社会不喜欢隐士，不会原谅他们的逃离。”

泰松在隐居的半年里，一直追寻着逃离社会的意义，除了抵御严寒，与野生动物为伍，他还回忆起了读过的很多书，“有一小群人渴望逃离世纪的前进进程，他们厌倦了人口泛滥的城市，厌倦了新技术在日常生活各方面的統治地位，预感到超级都市的增长将带来的社会和美学混乱，于是，他们决定离开城镇，回归森林。……嬉皮士逃避的是压迫他们的秩序，森林的新护林员逃离的则是令他们气馁的无序状态。树木已经准备着迎接人类的到来;它们早已习惯于永恒的回归。”他+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