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鑫

断裂意味着偏离、新的可能性，它重新赋予人更好的认识自身、理解外部世界的能力。或许就如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所说，重要的是保持开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一场疫情危机的蔓延，许多人的生活被迫陷入中断，大至整个社会运转，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一种剧烈的断层。生活中会遭遇这样一些暂停期、断裂的时刻，人—下子被从惯性节奏和思维中抛出去，游离于主线之外。断裂意味着偏离、新的可能性，重新赋予我们更加客观地认识自身、理解外部世界的能力。

我们采访了几位不同的作者，是一些更加广阔的视角，透过疫情、写作、旅行以及移民等社会现象，去发现断裂/暂停的意义，以及它与未来之间的连结。

邹波：绵延其实是一种沉溺

CHIC：这段时间在关注什么？

邹波：当然是新冠肺炎国内的疫情和全球的疫情。我的父母在武汉，一直和全城的人一样，过着隔离的生活，所幸他们背靠着一个湖，减少了_一半传染的几率。在微博上，和大家一起帮助受难者，虽然不在场，但努力假装在场。我深深感到，这次疫情让世界的前提彻底改变了J就如奥斯维辛之后不再有诗，我的理解是，此后的一切写作也要和这种新的前提有关，所以我最近不仅在重思写作的动机，迟迟难于动笔写新的，却又同时，不断地回头修改疫情之前的所有旧作，因为，以疫情之后的眼光来看，它们很多都难以成立了，是再也难以启齿的软弱和庸常。

CHIC：您之前提到，断裂感就是离开中国，所以更多的是自我放逐式的无奈，还是自在？

鄒波：既不是无奈，也不是自在，而是一种态度。人的行为，要么是表达态度，要么是解决。我爱用行动表达态度，算鲁莽，我不是那种善于趋利避害的鸡贼的人。

被问多了中国和加拿大到底哪好，现在我只简单回答：我只负责离开，不管之后洪水滔天。有了这个回答，我就不用再费劲地去证明什么，也不需要和捍卫故乡的人们陷入争论。民族主义不也就是地域黑吗？就像我以前当记者，在山东采访，碰到青州和淄博的人在百度贴吧里互掐，互争某个项目的落地权、发展权一样，在哪说哪的话，在什么国捍卫什么国，在什么社会捍卫什么社会，在什么时代捍卫什么时代，这倒让争论的各方都像井底之人。

CHIC：因为断裂带来的不适应有吗？

邹波：我这个人秉性其实喜欢中断，头脑属于不断清零的那种，这可能和曾经的记者职业也有关，为了体验，我可以在短时间里上手一门技术，但过后也会很快忘干净，比如我采访乡村水电站一天就学会了在电站值班，但采访完之后我就会忘记，这种内存般的清空有一个好处，不容易被洗脑。

断裂，或者说中断，猛一看挺不好的，比如新冠肺炎导致生活各方面中断，但我却在这种危机里看到一种最美好的时光，也就是一种人人一时都正直的道德真空突然从中断里出现了J能让这么多人产生共鸣的机会很少，所以我很珍惜这段时光。我读《红楼梦》，其实贾宝玉守护的就是这种有点虚无的道德真空，一种美好的群体生活。他是一个集体主义者，他爱人们，爱这个幻梦一样的好景不长的集体。这种集体，并不是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当然，我知道，共鸣的日子总会过去，孤独会回来。总体来说，我不害怕日常生活的中断，从小我就觉得这是真正的节日。我更害怕生活回到绵延的老常态，

断裂的对立面一一“绵延”一一其实是一种腐朽的美学理想，福柯认为历史是“断崖”创造的，但这一届地球人其实非常惰性，非常害怕变革，各方面都喜欢生活在惯性里，这种惯性又不是在坚持人类伟大传统，而只是对过去二三十年来世界形成的貌似历史终结的定式的惯性依赖，生旧上一次全球化定局带来的精致稳定生活的改变，这样连小资、中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者做不稳了。绵延其实只是一种沉溺。我觉得，出于利益，更上层的阶层更害怕改变，也因此，这个时代，精英啊权贵啊都异常勤奋，比普通人更勤奋，其实就是更害怕改变。

CHIC：关于生活中的暂停期，会讨论到的一个点就是不合时宜、格格不入。作为过来人，怎么看这种现象？您写过，“有多少无厘头的个人主义者、乖戾如我的人，是裹挟在精致的利己、认同普世价值的功利主义者的群体里的黑马。”

邹波：所谓格格不入与否，其实就是共情和融入的问题。回顾这一两年，我的共情扩大了J首先，多少因为我目前在加拿大从事的蓝领工作，我看《美国工厂》代入的是美国工人，不是曹德旺，这是我对北美社会的融入。

其次，我看到国内新闻，杭州那个流浪汉大师沈巍，我发现我如果留在国内，可能也想这样脱离社会，也很有诗意，但能让隐士从容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你最终还是会回到你不喜欢的社会氛围里，成为你不喜欢的人，却反而有一种过来人的和解的假象，沈巍的现状就能说明这一点，但我不想完成重新归化的这个过程，这是最终着了道儿。人，其实应该多给自己一些自由选择。

CHIC：有时会听到说，人在年轻时候拥有更多选择的机会，事实上似乎不是，如何理解自由选择的权利？拿您来说，去国外生活是到了一定年龄选择的结果。

邹波：我把你的问题理解为旅行和移民的比较。移民的心态和旅行不同，移民是人生中途一个更慎重的决定，更像博尔赫斯说的：“游牧者进城，三年不出门。”作为移民而非游客，初到一个地方，我也喜欢李白对新婚的描述：“十五始展眉”，而非一扑上来就蜜月，旅游更像蜜月，实际是一种应激反应，不一定是激情迸发，你看，哪怕李白所写本来青梅竹马的人终成眷属，当开始一起生活，反而是“十五始展眉”，这更真实，就好像，我俩再好，你再是我嘴硬的理想，我打肿脸充胖子的彼岸，得到你的时候，我最初的感受仍然是恐惧、不习惯，抗拒，适应，对关系的不断调试。

在一首诗里我写到在加拿大的生活：“绕过五年的初夜，还是站在零度的礁石上”。五年过去，我还是淡然地并不怎么讨厌这里，平日里大自然里一些弗罗斯特式的感受，倒是不停地给加拿大这里加分。

CHIC：博尔赫斯有一句话说，真正的知识分子都回避同时代的论战，本质的存在总是超越时代的。怎么看知识分子对待现实的态度？

邹波：博尔赫斯本人写出了据说文学界对二战反应最快的小说之一一一《小径分岔的花园》。关于时代，其实不是作家愿意不愿意同时代论战，而是作家是否对时代失语、失能。拒绝对时代发言的作家，大部分其实是没有能力概括时代，要么缺乏勇气，要么缺乏洞察力，或者缺乏描述时代的工具，比如，一种神话框架。总体我觉得，有能力描述世界到底怎么了的作家越来越少了，或许是整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群体越来越少了，代之以一些网红式的声音，比如龙虾教授彼得森，或者是齐泽克这样超级拧巴的人，是对一种PTSD的PTSD。

这个时代文学和艺术不再能影响社会，这个时代不允许知识分子以“固穷”和离群索居的方式产生并发表比如“反商业”的独立见解，和社会大问题搏斗，社会根本不会听取这种一开始是“非主流”的意见。我读索尔.贝娄的《洪堡的礼物》，感觉20世纪那些年代，文学和艺术甚至能越俎代庖代言时代精神，那些年代，文学能为历史和时代代言。这正是我当年读《流放者归来》的感觉，读了《流放者归来》，我就觉得我几乎不用去读《光荣与梦想》了。但现在，文学和文化对现实和历史还有多少直接影响呢？我们已多年谈不上有社会思潮了，只有热搜。思想成了社会和时代的玩物，如果仍然有知识分子，也只是娱乐化和小丑化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就像余生奉献给综艺节目一样，此后都不会再有真正的传记了。我们也可能早已野蛮得不会有任何机会再去讨论什么哲人王的好坏。

而社会是多么硬气，多么牛逼，它逼迫你产生适应性文艺，对于已适应社会的文艺，时间久了会破罐子破摔，开始寻求文化方便性的極致。文艺只能是防御性的明哲保身的私人文艺，在金钱的统一兑换下寂然无声，或者，表现为李子柒的小确幸被当成文化自豪时的尴尬。

CHIC：写作在生活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邹波：我移民在这里，保持着母语的纯洁，不容易学到网络上的坏母语，我第—次见到这种新的坏母语被用在日常的线下生活里，感到很震惊，这种坏母语对人格的限制特别死，特别坏。另—方面，坚持母语写作也让我纯洁的母语保持活性，不至于变成唐人街上那些招牌似的化石，写作让我经历着一种个人化的母语的进化，区别于我离开的那个社会的集体的母语进化，写作也是一种责任。

我从三十岁出头开始写诗，后来我发现，尤其是写诗，总有背下语言的巨债的危险，你写得越多，债就越多，写出诗歌，仿佛就是使写诗的人变得必须解释自己，必须解释这些更难解释的自己，所以你就得继续写下去，的确印证了略萨说的：写作是一条绦虫，它越吃你，你就越得写。

王榔 出版有电影文集《映城志》，数本短篇小说绘本集以及漫画故事《伢三》等。电影剧作《梦笼》获2011年纽约NYIFF独立电影节最佳剧情片奖，纪录片《刁民》亦在数个国际电影节参展。文学作品入选《天南》文学杂志、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大学《中国当代文学选集》、美国“文字无边界”文学网站、2016年秋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故事新编”中国当代艺术展等。为《单读》杂志撰写的非虚构作品“英国观察”系列，获2018《收获》杂志非虚构排行榜专家榜第六，读者人气榜第四位，并入围第四届华语青年作家奖。作为自由记者，为海内外媒体撰写欧洲时政专栏。

王梆：漫长的英国观察

国内刚爆发疫情的时候，看着很着急，因为不在现场，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一些什么，只能每天在手机上疯狂刷屏，查看那些极度碎片化，有的互相抵触，有的矛盾重重的信息，加上没有推土机那样强大的吞吐功能，所以几周下来，情绪就变得非常糟糕。奇异的是，在英国也成为疫区之后，这种动荡的情绪，竟稍稍平复了。也许是因为关注的焦点改变了吧？之前关注的，几乎都是像信息透明度、人道危机、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矛盾、执法的边界、权力的制衡等等，像“切尔诺贝利”那样庞大、抽象、耗时，且几代人都不一定解决得了的问题。当自己也身在其中之后，才开始把注意力转到如何洗手，是否该戴口罩之类的实际问题上来。应对实际问题，虽然也很头疼，但总的来说，并没有陷入那些关乎人类精神困境的抽象问题，如此令人焦虑。而且英国媒体为抢夺报眼，24小时滚动式报道，各种访谈、数据，包括议会上的每一句讨论，全部都是公开的;英国的电台广播和电视，理论上不受行政权力干扰，且肩负着不实报道和假新闻的法律责任……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众的焦虑。

我个人的“暂停期”，更多是一种修心状态吧！有点类似瑜伽的冥想术，把注意力尽可能地转移到呼吸上来。如果思绪像马蜂一样骚动不安，我就等一等，观察它去了哪里，在做些什么，并耐心地等它回来。有时候我可以连续几分钟，什么都不想，只呼吸，感觉特别有成就感。我非常热爱运动，会每天跑五公里，或做一个小时瑜伽，每周还去游—下泳。如果因为疫情哪也不能去，我就在家做瑜伽，或练习冥想。

这样的暂停期，一年会有好几次。我写完一篇近两万字的非虚构或小说，就会休笔一段时间。尽量不写字，只读书。当然，平时也会因查资料而读书，只是我特别珍惜不用写稿，每天都可以尽情读书的机会。我租了一块地来种菜，因为是共享农耕地，租金非常低廉，每年大概就是21英镑左右吧！尽管如此，我种的菜也只够满足3个月的需求，其余9个月，就得花钱买。为了让自己不被物质的匮乏困扰，我就得过一种低欲望、低消费的生活。我用所有理论上应该用来赚钱（i.e.写广告文案，写影视剧，做家教，做翻译，做地产经纪等等）的时间，用来种菜，生活和写作，所以我的清贫是活该的，也没什么好抱怨的。说起来像是万般无奈之举，其实我还是蛮享受的。

很多人有一柜子的名牌衣服，滑雪俱乐部的会员卡，或者一箱动人的舞鞋，却不一定拥有我的时间。因为我的时间大都没什么经济价值，所以我在挥霍它的时候，也就没有那么心疼。我会花很长时间观察一棵向日葵的发芽和花开，或焙烤瓜子，或者借口去老年活动中心洗碗，顺手蹭老人们的黄金时间。我最喜欢的英国和尚Ajahn Brahm说，最重要的时刻，是此刻，最重要的人，是此刻与你对谈的人。我正在努力学习这两点。

发达的社区组织力量，滋养着英国社会的良心

CHIC：当下每个人都处在一种被迫中断的状态，英国的现状是什么样的？

王梆：英国目前已成疫区，感染人数11，658人（截至3月27日）。与感染者有紧密接触的场所（机场、诊所、学校、公司等）已被暂时关闭，并接受消毒处理，感染者也被送到了特定医院，进行封闭治疗，小部分已出院。防疫法明确指出，从疫区返英或来英旅行者，需在家或旅馆自行隔离14天。自觉被感染的病人，必须拨打111医线电话，等待高防护车前来接送救治，不能私自去医院，以防将病情传染给更多的人。英国的NHS（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简称）有一百多万医护人员，守护NHS和保卫医护人员的安全，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和责任，这一点，已经成为几乎所有英国人的共识，所以英国人普遍都会严格遵守防疫法。

英国人不一定会相信政府，但对医护人员还是相当信任的。NHS的系统也非常科学高效，每个人的疾病史，全部按年表和时间，储存在联网的电脑档案里，不同科系之间，在医疗隐私法规定的范围下，可以直接分享。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怀疑自己被感染了j医生们可以立刻查看其病史，做出风险估算。对超低风险的确诊病人，可以让其在家隔离，并通过视频通话等方式，进行观察和治疗，药物也可以通过快递送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病床和医护的压力。

经济上，穷人的生活将更难过，这是无需置疑的，这在哪一个国家，也许都是一样的吧！每天收音机都在讲，因为疫情影响，哪个哪个英国航空公司，近2000员工，或近1000员工将面临失业风险;石油供大于求，带来制造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Domino effect），将引发全球经济霜冻;又或者，欧洲股市大跌，恐影响深远等等。感觉就是1929年、1973-1975年、2008年……似乎从未真正远离。即使没有这个疫情，新自由主义那种全球垄断并无限扩张的趋势，也会沿其难以自救的运行轨道，遭遇各种矛盾和撞击。你看，就连偏右的报纸，FinanciaITimes，都用《为什么卡尔.马克思前所未有息息相关（Why Karl Marx is more releva nt than ever）》来做标题了。

我在英国食物银行工作了近三年，日常接触的是贫困的最前沿人口，疫情会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糟糕。值得欣慰的是，英国社区组织的力量非常发达，对付粮食危机，有食物银行，对付精神危机，有社区图书馆或像“Mind”那样的，五花八门的心理救济機构，对付环境危机，亦有各种各样的环保组织…-.它们全都在义务运转，几十年或十几年如一日地应对危机，尽量不让细小的危机汇成洪水，造成无可挽救的人道灾难。英国有超过2000万的义工（https：//data.ncvo.o rg.uk/volunteering/），近38%的民众从事正规的义务工作，近1190万人，每月至少义务工作—次，每年创造的经济产值约高达239亿英镑（https//dala.nCVO.0『g.uk/impaCl/）。这些社区组织不仅在经济低迷时，维系着一种内在的社会秩序，还滋养着英国社会的良心。

CHlC：在为《单读》撰写的“英国观察”系列中，你对英国当下的民生、政治、文化进行了观察与记录，谈到英国乡村经济、贫困现状、养老困境、家庭史中的父权结构变化等题材，很能吸引人看下去，什么原因促使你对这个系列的报道产生兴趣的？而且，有些内容需要去查阅大量历史资料，甚至去佐证它的真实度。

王梆：这和我的好奇心有关吧！英国很可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爱人是英国人，我在英国的朋友几乎全是英国人，我不可能任由自己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无知就是一种傲慢，不是么？英国有许多迷人之处，就拿学英文来说吧！我从中学就开始学英文了J到了三十岁也就是个查资料的水平。到英国后进剑桥本地的学院，和英国本地学生一起学习实用英文写作，一两年内水平就提高了不少（是因为氛围使然，必有所提高么？也不单纯是的，我采访过一些华侨，在英国生活一辈子，几乎都不太讲英语），这一点，完全归功于英国人那“不独立（思考）毋宁死”的教育方式。课堂上哪里讲什么语法？几乎全在辩论。辩论的议题涉及政治、民生、文化方方面面，作业都是写书评，写艺评，写时评，或者给当地议员写信之类，还要经常走到讲台上做“DeSenlallOn”，而且根本没有标准答案。单凭这种画风，英国就把我迷得死去活来了，因为我平生最讨厌的，就是八股文和标准答案。

我从小到大只关心两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同性别之间会有那么大的不平等，以及为什么贫富差距会这么大。我所有的思考和写作，几乎都围绕着这两个命题。英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为这两个命题的思考，提供了非常广阔的资源和空间。这也是我撰写“英国观察”的初衷吧！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不断做笔记，做录音，记页码。我的编辑，单读的主编吴琦，也非常重视文献和数据的出处，因为我们希望这个专题能有一些文化价值，不一定是学术价值，但一定要有一些档案价值和文学价值，而且不能太粗泛。

丁海笑 作家，旅行者。创作涉及游记、小说、诗歌、影像等。2012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2013年开始为LonelyPlanet撰稿，参与《西藏》《山西》《陕西》等书的写作。2014年出版跨文体作品《搭车十年》。2017年出版跨文体作品《环亚旅行》。曾获得多项国内外旅行、摄影大奖。

丁海笑：旅行有断裂，写作也是

对个人来说，断裂或许不是一件完全的坏事。这段时间，由于疫情导致了一种被迫中断，待在家除了写作和运动，就是游戏和纪录片。我其实早在这之前已经是中断的状态了，旅行是断裂，写作也是。

从2018年7月到今天为止，我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写一本关于地中海的书。防盗、备份照片、预防生病、找咖啡馆，旅途周而复始，我有大量的时间都花在这上面。回家，将自己交给图书馆、咖啡馆或书桌，又是数月过去了。

我想大多数时候，暂停的意义就在于学会和自己相处，而不是完全依附于某个人或集体上面。用一个有些时髦的词叫做“网络迷因”，每个人的动作步伐都太一致了，这不禁让我产生了自我怀疑。所有人都在疾速膨胀，每个人都觉得聚光灯照耀得到自己，我们的喜怒哀乐越来越不是自己主观上的感觉，我们越来越担心自己的想法被剥离在主流的观点瀑中，像一个孤独的质数。

在我从地中海东岸到达地中海西岸，整个人都快散架了J相当于坐了一百天的车，爬了上百座山头看日落，人生的意义似乎全想明白了。这大概是旅行上瘾者的通病，我们无法忍受枯燥的生活，最终连旅行这件事也会感到厌倦，但我们一旦停下来，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再上路。

我—直在试图中破这些束缚

CHIC：在生活中还经历过哪些暂停期？打破长期固定的生活方式，它可以是对自我的怀疑与重新审视、与外部世界保持的距离，或者纯粹的放松与调节，以及对后来的生活是否产生什么影响？

丁海笑：答案你在提问的时候已经说出来了J如果说坏的影响，就是大众对坏新闻更感兴趣。我写的故事也有很多坏事，但我只是在讲生活的常态，不是那种两极分化的声音。

CHIC：說到暂停期，我们可能讨论到的一个点就是不合时宜，或者像卡夫卡、加缪的文学作品中描述的。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丁海笑：是不是我们在读他们的作品时，也会将自己投射到作家身上，这或许就是人类的共同点吧。

CHIC：有时会听到说，人在年轻时候拥有更多选择的机会，事实上似乎不是，如何理解自由选择的权利？

丁海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会认为年轻更自由，那时候有那么多束缚你的东西，学校啊，经济啊，社会和周围对你的评价指标啊。我一直都在试图冲破这些束缚，现在也是。

CHIC：作为旅行作家，一直在路上的念头是否和过去一样强烈？人文纪实性的报道会一直是今后的创作方向吗？

丁海笑：有的读者说只想在旅行书里看到风土人情，单纯介绍风土人情的旅行书我已经写了很多，我不想一直写一些重复的东西。我自己的几本书有很多人文关怀在里面，可能跟我经历和背景有关。最近我在看伊娃.霍夫曼的《回访历史：新东欧之旅》，过去我们对旅行书的印象就是飞机文学，一是旅行书的作者往往爱从描写机舱、云朵、空姐和乘客开始，二是此类书你大概也可以在下飞机时直接扔掉。老实说《新东欧之旅》并不是一部好读的游记，譬如有“希特勒的野心之一，是让华沙成为第二个迦太基”这样的句子，读者可能会问，天啊，我只是想了解波兰，难道还要让我从罗马和迦太基的布匿战争开始吗？又如作者来到法院，看到成堆的文献，突然就抛出了希腊神话典故“奥吉厄斯国王牛舍”……如果以上两处尚且在你的认知范围之内，我向你推荐这本书。

（ 图片提供：受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