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福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浙赣苏区有个威震敌胆的“斧头将军”黄开湘;红军长征时期，创造翻越夹金山、勇闯大草地、飞夺泸定桥、智取腊子口经典战例的红四团有个“红军先锋团长”王开湘。其实这是同一个人，由于方言的口音问题，造成了“黄”“王”难分，致使“斧头将军”黄开湘被湮没于历史长河长达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的英名才逐渐为人所知。

斧底生风，让敌军闻之丧胆

黄开湘，1901年12月出生于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兄弟姐妹7人，黄开湘是家中长子，下有4个弟弟、2个妹妹，从小以做木匠、箍竹桶为生。黄开湘的母亲方尚香是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的堂姑，因此，黄开湘与方志敏、方志纯堂兄弟俩感情深厚。1925年8月，方志敏受中共江西省委的派遣，到弋阳县开展农民运动，黄开湘协助方志敏在漆工镇很多个村子建立了秘密农民协会。1926年秋，黄开湘由方志敏、黄镇中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11月参加了弋阳、横峰6万农民年关大暴动。

1929年初春，黄开湘陪同方志敏出席德兴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他们从弋阳磨盘山出发，手里提着扁担、斧头，看起来好像是上山砍木料的農民。当走到白马岭时，两人被放哨的反动靖卫团围住。突然，有一个敌人指着方志敏惊叫起来：“他就是方志……”“敏”字还没说出口，黄开湘就一斧头砍倒一名敌军，同时一把抓住敌军头目，将枪口顶在他胸口，威逼其他敌人放下武器，一举端掉了这个敌军哨所。从此，黄开湘“一把斧头端了敌人一个哨所”的威名远扬，他也当选为县苏维埃军委主席。

1929年4月，黄开湘担任上饶临时县委书记，后任赣东北独立团政委。7月4日，独立团奉命攻打景德镇。他们抓获几个敌哨兵，换上保安团的旗号，于6日凌晨抵达景德镇城门。在守城敌军打开城门的过程中，几个俘虏兵突然大叫：“赶紧关门！”扮作敌团副的黄开湘眼疾手快，迅速将一把斧头插进城门打开的缝隙中，使城门不能关闭。战士们向门缝内投进手榴弹，只听轰隆几声，敌兵纷纷被炸死。独立团奋力打开城门，迅速攻入景德镇，俘敌40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余支，缴获黄金2000余两、银圆50万元，还吸收了一大批煤矿、瓷业等产业工人加入红军队伍。黄开湘“斧头将军”的威名更加远播四方，并获得中央军委表彰。

1930年7月21日，红十军成立，中革军委任命黄开湘为红十军参谋长。8月1日，赣东北苏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会上成立了赣东北特区革命委员会，方志敏任主席，黄开湘当选为执行委员。9月，红十军又攻克鄱阳、湖口、都昌3座县城，红十军主力由3个团扩编为3个旅，成立了赤色警卫师，黄开湘任师长。

雪中送炭，解中央燃眉之急

1933年春，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中央电令闽浙赣省红十军赴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斗争。黄开湘匆匆告别母亲和妻儿，随政委邵式平、军长周建屏奔赴中央苏区。红十军给中央苏区带来了黄金2000两、银圆100多万元、药品40余箱，这对经济极为困难的中央苏区无异于雪中送炭，解了燃眉之急。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在接见红十军领导人时，夸奖赣东北苏区为中央解决了大问题，并亲切地称呼黄开湘是“斧头将军”。

朱德听说黄开湘喜欢用斧头肉搏，立即把自己的手枪解下来送给黄开湘，并说：“今后不要用斧头肉搏了，这支枪就送给你了。”见黄开湘不好意思接，朱德又笑着说：“这枪不好吗？是从张辉瓒手中缴获的，德国货。”周恩来也笑着说：“你们给中央送来这么多黄金白银，中央也没有什么东西送你们。这样吧，我这块表送给你，给你这个‘斧头将军装备装备。”

1933年9月，中央军委任命赵尔陆为总供给部部长、黄开湘为总供给部政委。由于军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根据地日益缩小。黄开湘对李德的所作所为憋了一肚子气。有一次，李德到供给部要牛肉、要罐头，管理员向他解释没有这些物资，问是否先领一些鲜蛋回去。李德十分不满，便叽里呱啦地骂开了。这事被黄开湘撞上了，黄开湘指着李德喝道：“你这个绝三代的东西，少在我面前充爷老子！”李德很生气，但是对他毫无办法，只能骂道：“公牛，好斗的公牛！”

不久，黄开湘找到周恩来，要求上前线。1934年春，军委命他接替谭政任红一军团一师政委，他与师长李聚奎率部参加了广昌保卫战、石城阻击战、老营盘穿插战等战斗。

冲锋陷阵，夺经典战役胜利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后来回忆说：“遵义会议前夕，红军打下牛拦关，占领松坎，……王（黄）开湘被派到四团任团长，我任政委。当时中央正准备在遵义召开会议，我团在松坎担任警戒，通过这几天接触，我才了解他是江西弋阳县人，是赣东北红十军锻炼出来的干部，因在军委供给部任政委时与李德闹别扭，主动要求上前线。他年纪比我大，以往职位比我高，但对我这个政委一直是很尊重的。”

1935年5月26日，中革军委发出了一个关系到中共中央、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密电命令——夺取泸定桥。此时，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正在大渡河下游安顺场。红军虽然占领安顺场，但因渡船少、水流急，全军渡河需要一个月时间。此时，四川军阀杨森正调动数万兵力沿大渡河布防，后面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周浑元诸部也在快速猛追。蒋介石飞抵成都，亲自指挥，妄图在大渡河畔一举消灭红军，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由于红军攻占泸定桥的时间定在29日，而安顺场距离泸定桥还有160公里，这也就意味着部队要在两天半的时间内赶到泸定桥，军情急如火。

由于红四团在28日早晨5点就已出发，故军委要求四团于29日夺下泸定桥的命令是他们在出发后才收到的。1935年5月28日，红四团接到红一军团命令：“王（黄）开湘、杨成武：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的行军速度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战斗中突破过去夺道州和五团夺鸭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记录。”

红四团在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头顶倾盆大雨，脚踏泥泞山路，翻山越岭，并在猛虎岗打垮敌人的阻击，终于用一天一夜的时间走完了这段路，于5月29日早晨6点多钟赶到了泸定桥西岸。

泸定桥是一座铁索桥，桥身从东岸到西岸扯了13根粗铁索，底下9根作为桥面托底，上面铺木板作为桥面，两边各2根作为桥栏。此时作为桥面的木板已被敌人撤走，只剩下悬挂在空中的13根铁索。而对面以逸待劳的敌人，凭借碉堡和优势火力，封锁了桥面。红四团没有任何休息时间，必须在当天拿下泸定桥。已经走了一天一夜山路的四团指战员表现出了高昂的革命斗志，人人争当突击队员。最后决定由廖大珠连长率二连22名战士组成突击队，三连连长王有才率后续部队跟进。

下午4时，总攻开始了。

杨成武回忆：“全团的司号员集中起来吹起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敌人开火。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撼山谷。”廖大珠率领22名突击勇士，手持冲锋枪，背着马刀，腰缠手榴弹，冲在前面。王有才率三连战士，携带武器，肩扛木板走在后面。面对气势如虹的红军战士，敌人胆怯了，放起了大火，妄图烧毁桥头堡。此时杨成武、黄开湘率大家高喊道：“同志们，关键的时刻到了，冲进去呀！迟疑不得！”这喊声给了桥上的22位勇士极大的力量，在洪亮的冲锋号声中，他们不顾一切地冲进了火海，和敌人展开激战。敌人拼命反扑。眼看22名勇士弹药拼光，难以支持之际，王有才连长率领三连冲了过来，随后黄开湘和杨成武也率后续部队过了桥。经过2个小时的激战，黄昏时分，四团全部占领泸定城并牢固地控制了泸定桥。飞夺泸定桥作为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经典战例，被写入教科书，家喻户晓。

无独有偶，红四团智取腊子口的战斗，也是名垂史册，脍炙人口。

腊子口，是绵延千里的岷山山脉的一个隘口。“腊子口”系藏语之转音，意为“险绝的山道峡口”。隘口两边的山岩陡峭入云，仿佛被一把巨斧劈开，中间一条小河，河上一座小木桥，要过腊子口，小桥是唯一通道。而腊子口又是川西到甘肃的唯一通道。

敌人也很清楚这一点。8月25日，蒋介石由南京赶赴成都。当天发出密电给西北“剿匪”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朱绍良说：“川北里番已克，即四川各县皆以收复，匪部已无重要据地，在川必不能久立，预料不久必向甘南青东偷窜，务转甘、青、宁各师、旅、团长加紧准备，并严密检阅坚壁清野之法。如有失陷县城及重要市镇者，唯各该防地军民主官是问，照失地纵匪论罪。”这是蒋介石的“棒喝”。同时，蒋介石又加大“利诱”砝码。9月13日，朱绍良以“特急令”转发蒋介石电报：“北窜之匪毛、彭、林等均在内，饥疲不堪，不难消灭。生擒毛泽东10万元，献首级8万元，林彪、彭德怀生擒6万元，献首级4万元，博古、周恩来5万元和3万元。”

蒋介石命令朱绍良督促新编十四师鲁大昌部坚守腊子口。鲁大昌在腊子口、康多等地布防了8个营的兵力，在腊子口东悬崖上筑有石砌碉堡，用4挺重机枪封锁了隘口前面的开阔地;在碉堡下面和隘口后面的山坡上，修筑了許多防御工事。红军北上，必须拿下腊子口。否则，就只能掉头南下，重回草地。红二师四团被选为先锋团，毛泽东命令：“3天之内夺取腊子口，扫清前进中阻拦之敌。”

1935年9月15日晚11时，二师四团全体指战员集合，经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动员后，大家高呼“坚决夺取腊子口”“迅速打到西北去”等口号，斗志昂扬，奔向战场。9月16日晚7时许，腊子口战斗打响。

杨成武率领二营从正面主攻，黄开湘则率2个连攀岩从侧后迂回。杨成武回忆：“已经打了大半夜，再有三四个钟头天将破晓，鲁大昌拥兵五六个团在岷县县城，只隔一座大山，他们来援局面将更加严重。”由于敌军轻、重机枪火力太猛，红军正面强攻5次，都没能成功。

与此同时，按照战前原定计划，黄开湘率部在上游砍倒两棵大树，渡过激流，攀爬对岸悬崖陡壁。一位17岁的苗族小战士自告奋勇当开路先锋，他在一根长竿上面系住钩子，利用岩石缝隙爬上去，再放下绳索，让更多战士跟着爬了上去。

9月17日凌晨4点，右侧高峰突然升起一红一绿两色信号弹。这是黄开湘率领的勇士们已经爬上山顶占领了有利攻击位置的信号。杨成武立即下令发出3发红色信号弹，这是战斗发起前约好的总攻信号。

杨成武回忆说：“攀爬上右侧悬岩的部队，在王（黄）团长指挥下，看准下面没有顶盖的炮楼、阵地，扔下一个接一个的手榴弹，六连突击队飞快冲上敌军阵地，我们一口气追杀到敌人的营房、仓库，占领了敌人纵深阵地。”胜利的消息飞快传到红军陕甘支队指挥部。当天早晨7时，毛泽东接到四团已经突破天险腊子口的电报，大喜过望地赞扬：“有‘斧头将军‘白袍小将，就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

不幸逝世，留战友无限哀思

1935年11月5日，长征中的红军陕甘支队已经进入陕北苏区。在甘泉县象鼻子湾村，毛泽东面对集中在河滩上的红军团以上干部，发表了气势如虹的讲话，对长征精神做了高度提炼和概括：“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会后聚餐，大家兴高采烈。黄开湘和杨成武精神振奋，骑马回到驻地。

由于骑马飞奔25公里，高度兴奋，大汗淋漓，途中又遇大雨，两人都患了伤寒，持续高烧。黄开湘处于昏迷状态，被送进红一纵队的医院，杨成武则留在团里养病。可不久便传来黄开湘不幸去世的噩耗。

谈到黄开湘的逝世，杨成武沉痛地说：“1935年11月，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我们接到中央通知参加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那次策马扬鞭，一口气跑了50多里路，出了一身汗。在会上听了毛主席的总结报告，心里格外激动。回来的路上又淋了一场大雨，可能出汗、淋雨，结果我们两人都得了伤寒病，黄开湘发烧高达40度。我送他到纵队卫生部住院，当时医药奇缺，没有想到这一别就成了永别。”

面对突然的噩耗，杨成武不顾劝阻，执意要去见黄开湘最后一面，他拖着病躯和政治处主任谭冠三冒着大雪骑马数公里赶到医院，但黄开湘的遗体已被安葬。纵队卫生部长姜齐贤把黄开湘的两件遗物交给杨成武，一支朱德赠予的德国造六轮手枪和一块周恩来赠予的进口怀表。他说：“黄开湘连日高烧40度，昏迷中，抓响了压在枕头下面的六轮手枪，击中了自己的头部……”

黄开湘逝世后，没有被定为烈士，坟前也没有墓碑。杨成武认为，黄开湘意志坚强，参加革命10年，经受住了种种考验，不会因为经受不住困难考验而轻生，特别是长征已经胜利，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这次事故完全是发高烧神志昏迷时的意外。他对谭冠三说：“不能让王（黄）团长就这样走了，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团长！”他和警卫员用木板做了一块墓碑，写上“红军团长王开湘之墓”，竖在了黄开湘的坟前。

后来，杨成武把黄开湘的怀表转赠给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左权说：“这是一件很重要的纪念品。”杨成武任红一师政治委员后，把黄开湘的六轮手枪留给了红四团。他对全团指战员说：“这是王（黄）开湘团长的遗物，凝聚着红四团的光荣历史，记载着王（黄）团长的英雄事迹，看到这支六轮手枪，你们要继承王（黄）团长的遗志，在战场更加英勇杀敌，在革命征途上勇往向前！”

拨云见日，解开黄开湘之谜

因为红军时期环境艰苦，条件太差，再加上赣东北苏区方志敏等领导同志大部分牺牲，尤其是江西口音的“王”“黄”不分，黄开湘的很多战友、同事、上级，都把“黄开湘”念成或写成“王开湘”。当年留存的电报、命令、当事人的回忆录，甚至墓碑，都把“黄”开湘写成了“王”开湘。在历史长河中，“红军长征先锋团长王开湘”已经不幸逝世，而“闽浙赣省赤色警卫师长黄开湘”也从人间蒸发。

红军长征后，苏区人民惨遭屠杀，江西弋阳县漆工镇被杀绝的家庭就有598户。黄开湘的亲属自然未能幸免。黄开湘母亲养育了5个儿子，全部参加了红军，4个儿子成为烈士。黄开湘的妻子为寻找丈夫而远离家乡，才7岁的女儿黄菊花被送给他人做童养媳，年老的母亲在外面乞讨为生。黄菊花成为黄家5位红军烈士留下的唯一后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菊花千方百计打听父亲的消息，但是“闽浙赣苏区赤色警卫师长黃开湘”却一直没有下落。江西弋阳县档案馆里，甚至留存了一张“此人在长征途中吃不了苦，逃离革命队伍，现下落不明”的虚假信息，压得黄开湘家乡的亲人抬不起头来。这张调查红军烈军属的登记表填写于1950年，既没有人证，更没有物证。江西省弋阳县在1949年5月3日获得解放，1950年时还没有土改，基层干部队伍良莠不齐，很多原因造成了“斧头将军”莫名蒙尘。直到1959年，弋阳县民政局才恢复了黄菊花的烈士家属待遇。但黄开湘是何时牺牲的，他离开闽浙赣苏区之后的经历如何，苏区人民竟然一概不知。叱咤风云闽浙赣省、敌军闻风丧胆的“斧头将军”，成为谜一样的传说。

但是，英雄的流血牺牲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1985年，《杨成武回忆录》公开出版。中共弋阳县委秘书黄泽生看到了这本书。杨成武在书中多次提到他的好搭档、红四团团长“王开湘”，引起了这位与黄开湘同村人的关注。他根据书中介绍的“王开湘”的有关情况，判断书中的“红军红四团团长王开湘”就是他的同宗先辈——“赣东北赤色警卫师长黄开湘”。黄泽生及时向弋阳县委作了汇报，弋阳县委立即特派中共弋阳县委党史办主任李松和赴京晋见杨成武。

1986年6月30日，杨成武在他的办公室热情地接待了来自黄开湘家乡的客人。李松和回忆说：“听说我们是黄开湘的家乡人，杨成武将军站起来，热情和我们握手。”杨成武对“红军先锋团长王开湘”和“闽浙赣红军赤色警卫师长黄开湘”的一系列特点一一进行了比对，这些特点既包括出生地、颜面、身高、说话、脾气等等，更重要的是黄开湘当年调到红四团时的上下级人事关系，最终全部对上了号。确认后，杨成武感慨万千。他首先对方志敏、邵式平、黄开湘家乡的弋阳老区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对亲密战友黄开湘表示深切的怀念，然后细细地追忆起长征途中与黄开湘并肩战斗的岁月。中国工农红军史上谜一样的“斧头将军”的英雄传说，终于拂去历史的尘埃，重现于人们眼前。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