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爽

3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笔者认为，在新冠疫情导致全球衰退的背景下，推出强有力宏观政策的急迫性正在上升，非常的疫情要通过非常的举措来应对。政策的基调应改为扩张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发出明确的信号。应将广义预算赤字率从去年实行执行的5.6%提高到7.5%或更高的水平，以应对税收收入的显著下滑，增加对企业和家庭的转移支付，并促进基建投资。

同时应实行阶段性（而非永久性）减税降费，避免形成长期义务性支出，以便在克服疫情冲击后可以迅速回归常态，保障财政的可持续性。货币政策应重点防范财政扩张的挤出效应，满足实体经济的信贷需求，适度降低其融资成本。即便有政策的强力支持，今年的GDP增长目标也不可脱离实际。挽回一季度的损失既不可行也不可取，建议将今后三个季度的增长目标设定在平均5%左右，以稳定就业。

去年我国遭遇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年又经历了百年一遇的新冠病毒疫情，可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时期。虽然中国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地控制住了疫情，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头两个月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快速下滑，三月份复工复产有所进展，但一季度经济收缩已经没有悬念，市场预测大致落在一季度同比负增长5%-10%的区间。同时3月初以来病毒肆虐全球，各国纷纷采用封锁隔离措施，经济活动停滞，金融市场大幅动荡，世界经济正在步入衰退，短期经济下行的程度很可能超过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主要发达国家已经倾力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将政策利率降到接近零的水平，同时重启或追加量化宽松，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已经超出了全球金融危机时的速度。在快速支取货币政策空间的同时，各国陆续推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帮助公司和家庭部门挺过难关。现在大致可以判断，很多国家二季度的经济表现会和中国一季度的情况类似，年化的环比负增长可能会超过30%。如果疫情在今后一两个月内得到控制，在超常的政策支持下，这些国家的经济可能会在下半年复苏。

面对非常的疫情及其造成的全球深度衰退，中国需要采取非常的举措，在防止疫情出现反复的前提下，从供需两方面着手，推动生产和就业，促进消费和投资，防止经济滑出合理区间。

增长目标5%左右合适，但应剔除一季度

由于两会推迟，今年的增长目标和政策参数都还没有宣布。不管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预定了什么目标，现在都应该根据出乎预料的疫情，对国内和全球的前景重新评估，实事求是地做出调整。

期待全年经济增长5%-6%左右已经不现实，即使要实现3%-4%的增长也需要很强的刺激。主要原因是中国一季度负增长已成定局，二季度中国经济的复苏可期，但一方面服务业的恢复很可能滞后于制造业，同时欧美经济会大幅收缩，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在二季度V型反弹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上半年同比零增长（已经比较乐观），下半年需要同比增长7%-8%，全年才能保四。短期内将增长推高到这样的速度，首先不一定可行，其次即使可行也不可取，过度刺激经济可能会造成低效浪费和通货膨胀。

今年的当务之急应该是稳定就业，防止短期的冲击造成大规模的破产，当然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需要有一定速度的增长。今年头两个月的经济下滑使得调查失业率从去年年底的5.2%增加到6.2%，现在需要帮助这些临时失业的劳动力重新找到工作。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6.1%，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52万人，经济每增长1%大约创造220万就业。如果今年新增就业的目标维持在1100万，那么在今后一年（从二季度算起）保持5%左右的增长应该就可以大致实现就业目标。因此，鉴于第一季度负增长已经无可挽回，建议前瞻性地设定增长目标，将今后几个季度的增长目标定为平均5%左右。

不是周期性下滑，不宜定位逆周期调节

2019年，财政方面大幅减税和增加开支，财政赤字上升，货币政策方面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增长高于名义GDP增长大约3个百分点，政策支持部分对冲了中美贸易战的影响，经济在第四季度已经出现企稳的迹象，虽然难言周期性反弹，但当时已不是周期性下行，所以强化逆周期调节的说法并不恰当。

这次政策所要应对的是新冠病毒所造成的非周期性的经济失速风险，持续的时间取决于疫情的控制情况和开发疫苗和解药的速度。政策的目的应该是尽快恢复供给端，并以相对宽松的政策维护需求端，防止经济停摆造成大规模破产和失业。在全球受疫情影响出现衰退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在短期内出台强有力的政策，维持经济动能，控制损失，在疫情过后应迅速恢复常态政策，政策设计应做到收放自如。

明确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多年来我国一直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最近则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这样的政策表述适用于各种场景，也就失去了指导意义。积极和稳健都是褒义词，表达了一种态度，而不是政策松紧程度，想必任何时候都不会采用消极和急躁的政策。

上周五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表明，我们已经准备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推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适当提高赤字率，引导贷款利率下行。从内容上看，这就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建议政策的表述要传递明确的信号，这样既有助于形成合意的市场预期，也让国际社会知道中国正以适合自身的方式为缓解全球衰退发力。

非常年份财政赤字骤升不妨碍长期可持续性

现在市场上热议的话题之一是中国今年的预算赤字会不会首次突破GDP的3%（去年官方宣布的预算赤字是2.8%）。其实根据官方的具体预算收支数字和国际通行的计算方法，中国近年来的广义预算赤字都超过了3%，因此官方赤字是否超过3%的讨论没有实质意义。我们应该还原预算的真实态势，计算赤字时应涵盖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并且將地方政府的专项债以及今年将要发行的特别国债也算作赤字融资（向政府一般债券看齐）而不是收入。笔者的测算表明，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的执行收支差额（也就是财政赤字）为GDP的5.6%，比2018年高出1个百分点。应该坦然接受经济减速引起的财政收入的下滑。财政收入下滑造成财政赤字的上升，正好说明财政政策发挥了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换句话说，税收的下降减轻了实体经济的负担，为稳增长做出贡献。除此之外，还可以临时性地减免疫情重创地区和企业的税负，已经宣布的社保减负1万亿元的措施也有助于企业的生存发展。

支出政策是促进内需的重要一环。一方面，失业保险等支出的增加也是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的体现。同时可以采用消费券等方式向家庭提供转移支付，改善民生并促进消费。另外 ，推动基建投资有助于增加就业，扩大内需。

建议今年的赤字率增加两个百分点，从去年实际执行的5.6%提高到7.5%或更高些。这样，赤字可以比去年增加大约2.2万亿元，其中地方专项债的发行额度可以从去年的2.15万亿元增加到今年的3万亿左右（增加赤字0.85万亿元），用来促进基建投资，其余的1.3万-1.4万亿元可以通过发行政府一般债券和专项国债并盘活存量资金筹集，用来弥补税费的减少并提供消费补贴。赤字率增加两个百分点，并保守地假设财政乘数为0.5，扩张的财政政策将能提升GDP增长1个百分点。

为了确保财政的长期可持续性，财政刺激应该避免永久性的减税和形成长期义务性支出，以便经济回归常态之后可以快速回调财政赤字。去年的减税力度可观，继续降低税率必然会侵蚀税基，因此针对当前疫情采用阶段性减税降费比较合适。同时去年政府性基金项下的执行支出远远低于预算水平，地方专项债的收入没有得到充分使用，基建投资似乎受到项目储备不足的制约。笔者认为，不宜过度扩大地方专项债的发行额度。额度过高又不能足额使用是浪费了预算提供的空间，如果不计成本地用足额度，盲目上项目，造成在建项目的过快增长，又可能构成中长期的支出义务。

货币政策应重点防范财政扩张的挤出效应

人民银行近期的表述说明，今年的货币信貸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将会略高于名义GDP的增长，同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引导贷款利率下行。笔者认为，相对于目前惯用的稳健的货币政策，以适度宽松描述今年的货币政策态势更加确切，也能更好的引导市场预期。

在目前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发挥辅助作用，通过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熨平政府债券发行可能造成的对流动性的扰动，防止无风险政府债券利率上行，同时满足企业和家庭部门对流动性和信贷的需求，并适当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根据笔者测算，为了做到这些，人民银行今年还需要进一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100个基点，调低中期借贷便利的利率，并尽早降低基准存款利率25个基点。

由于中国较早地控制了疫情，复工复产继续推进，因此在政策支持方面更加注重实际效果，按照自己的节奏展开。另外，和一些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互相配合，而不是先消耗货币政策空间才能倒逼财政刺激出台。因此，上述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不会使中国陷入负利率或量化宽松的境地，货币政策还保留了相当空间。在克服疫情冲击之后，财政刺激可以迅速回调，人民银行也可以继续实行常规的货币政策。（本文作者系渣打银行大中华及北亚首席经济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首席经济学家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