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宗广

摘    要： 《大地三部曲》等中国题材小说，是193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最重要作品。尽管一直有中国学者的各式批评，但赛珍珠创作热情不减。总体来看，她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对中国民族性格及民族精神的表现与认知，还是比较深刻、独到的。虽然她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关注，很多时候只是体现在她所塑造的中国人形象的言行举止、细枝末节上，但凸显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值得审视。其中，被中外人士广为论述的中国“面子观念”或“面子问题”，乃是赛珍珠切入的重要视角之一。

关键词： 赛珍珠    《大地三部曲》    中国人    面子观念

《大地三部曲》（分别为《大地》《儿子》《分家》）等中国题材小说是193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创作的最重要作品。尽管一直有中国学者的各式批评，但赛珍珠创作热情不减。总体来看，她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对中国民族性格及民族精神的表现与认知，还是比较深刻、独到的。在赛珍珠生活的前后时期，长期居住或者短期停留中国的西方人关于中国的大量著作建构了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可以说，赛珍珠的中国写作亦属于这宏大建构的一部分，重要区别之一是，众多著作是自述性的，属于游记或者传记的范畴，而赛珍珠的中国写作则大多是长期体验后的文学创作，其塑造的中国人形象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明显大于前者。虽然她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关注，很多时候只是体现在其塑造的中国人形象的言行举止、细枝末节上。但凸显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值得审视。其中，被中外人士广为论述的中国“面子观念”或“面子问题”，乃是赛珍珠切入的重要视角之一。

中外研究者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到中国人的好“面子”、爱“脸皮”。例如明恩溥（1845—1932，原名阿瑟·亨德森·史密斯，美国基督教公理会来华传教士）、麦高温（英国传教士，1860年来华）等都曾经重点阐述过中国人的“面子”。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把中国人“爱面子”看做一种优点。他认为在中国无论哪个阶层的人都有自己的面子，中国社会能够形成互相尊敬的风气与其有很大关系。法国学者劳德（Rodes，Jean）则说得毫不客气：“对中国人大部分行为、态度的分析，穷极到一点就是‘面子，那不可思议的感受性，隐秘的、平素被谦让掩盖着的、根源于极度虚荣的、病态的功利主义。和中国人交往，如果不知道‘面子，肯定会遇到麻烦。”[1]（162）

中国现代思想界也有诸多关于“面子”的论述，其中鲁迅于1934年10月发表的杂文《说“面子”》即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2]（132）金耀基曾说：“中国人的‘面子意识确是非常强烈的。它产生的虚伪（敷衍面子）、形式主义（照顾面子）及许多其他的面子行为，构成了中国国民性中久为人诟病与鞭挞的对象。”[3]（133）诸如此类的论述不胜枚举。从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阐释“面子观念”的著述不断推陈出新，深化人们对“面子观念”的认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既能听到“活得很有面子”或“这人面子很大”等赞誉，又能时常听到“死要面子活受罪”“面子工程”等指斥，可见“面子”的确是一个极其复杂、很多时候又颇具负面性的词汇。

客观地说，如果把面子视为尊严与荣耀，那么无分中外人皆看重。在中国这个礼仪之邦，信奉礼尚往来，彼此给对方“面子”，长期以来成为维系双方关系乃至国与国之间良好关系的不二法门。赛珍珠既看到传统中国人自尊、自信的一面，又关注其矫情、虚荣的一面。她所抨击的“面子观念”，实际上有多个层面的内容：要么是过于突出、畸形的虚荣心理，要么是为了维护所谓“荣誉”而罔顾事实的吹嘘、宣传，要么是只追求表面效果的形式主义，本质无非是以伪饰实、以假冒真。1931年赛珍珠出版《大地》之后，江亢虎（1883—1954）指责赛珍珠“似乎专喜欢夸张地刻画几个过度的特性与超乎一般平常人模型上所呈現的缺点，她抓着这几点，扩大地加以特写，多次反复地把他们的类群写成一个典型，而这样一个典型的人，在真实生活中又几乎找不出的”[4]（12）。赛珍珠则发文回击：“我只是画我印象中的他，我自然不必辩解。”[4]（569）她借助文学形象有意识地批评中国人不正常的面子观念。

一、富贵人家的排场

在赛珍珠笔下，追求病态“面子”的大多是所谓的体面人。在《大地三部曲》第二部《儿子》中，已成贵人的王龙临近生命的尽头，他的家族要为其大办丧事，可谓备极“哀荣”。儿子们的孝心真是到位，他们买的套着内棺的棺材将近六百两银子，把一间小屋挤得满当当的，连平时过日子抠门的老二都没说二话。

“孝子贤孙”在王龙弥留之际，绘声绘色地给他描述即将举行的豪华丧礼：“我们都去给您老人家送葬，出殡的人至少得排一里多地。……走在最前面的是您的魂轿，里面放着我们请画家为您画的像，跟着就是您那口最体面的大棺材，您老躺在里面就跟皇上一样，装裹您的新衣服都为您预备好了，我们还租了顶绣花棺罩，深红的底，金色的花纹，可好看了，把棺材抬着走过大街时，把罩子盖在棺材上让镇上的人都能看到！”[5]（214）这引得王龙一阵高兴：“我想——全镇的人——都会去的！”[5]（214）他的大儿子接着喊道：“大街两旁会站满来看出殡的人，要知道从来还没有过这么排场大的葬礼，从黄家最体面的时候到现代，从来没用过！”[5]（214）他口中的黄家就是王龙做佃农时望尘莫及的地主，此刻，“彼可取而代也”了。赛珍珠细致地描写父子们的临终对话，没有生命感悟，没有临终关怀，没有慈善的遗嘱，更没有对社会与国家的捐助——有的，只是让众人围观、羡慕、称赞，一切只求“排场”和“体面”。

《大地》细致地记述了镇中人的反应：“现在，全镇的人都知道风水先生为王龙这位大人物选定的下葬的日子，就是春分那一天。妈妈催着孩子们早早地吃完早饭，免得他们磨磨蹭蹭耽误了看送葬;地里干活的人这一天也只好把农活先撂一撂;店铺里的掌柜和伙计们在琢磨葬礼行列经过的时候，怎么站才能看得更清楚。……穷人想看葬礼，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值得细细琢磨：一个和自己一样的穷人居然能死得如此排场、如此风光，这正是每一个穷人都在暗自祈求的结局。富人也要看葬礼，是因为他们知道王龙的两个儿子现在很富，所以富人们当然得悼念这位了不起的老人。”[5]（220）

赛珍珠将中国传统社会富人与穷人极其一致的“人生理想”展示得入木三分，双方均把这极度铺张的丧礼视为梦寐以求的辉煌，也就是说，王龙之所以有这样排场的葬礼，其实是有强大社会文化心理的驱动，追求排场，活得有面子，可谓深入传统中国人骨髓的“集体无意识”。

与赛珍珠前后时期的外国人都曾经关注过中国人尤其是上层人物的葬礼。慈禧太后那令人瞠目结舌的“国葬”不必多说，民国时期大买办盛宣怀的葬礼也是奢侈无比。日本著名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德富苏峰（1863—1957）到苏州旅行时，恰逢留园主人盛宣怀的灵柩举行正式殡葬仪式。他写道：“盛宣怀去世以后，一年前在上海殡葬过，说是现在要举行正式的殡葬仪式，经费预算三十万元，可是有人说实际费用可能超过了五十万元，实在是一笔巨大的费用，不过他遗产庞大，这点钱不过是九牛一毛。……他虽然屡次得到袁世凯的迫害，但是现在他的葬礼的气势却超过王侯，他在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吧。”[6]（209-210）德富苏峰的文笔实在不差，不过他的游记没有赛珍珠创作的“中国形象”产生的影响大。

二、知识精英的“民族自尊”

知识精英们维护国家与民族的“面子”也需要细加甄别与警惕。江亢虎等论者之所以挑起与赛珍珠的论战，除了其所秉承的文学理念不同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维护的“民族自尊”。他们批评赛珍珠“抱着一般白色优越的心理”（伍蠡甫）、“用力地展露中国民众的丑脸谱，来迎合白种人的骄傲的兴趣”（祝秀侠），却又对于当时中国的状况进行回避、粉饰和美化。《同胞》（1949）中的梁教授长期侨居美国，时刻不忘弘扬儒家思想，维护国家尊严。即使是妻子裹过脚这一简单事实，他都坚定否认，甚至还向美国人声称，早在二十世纪中国就已废除女子裹足的陋俗。他不愿把祖国的真相告诉给下一代，结果导致回归后的他们产生强烈的失落感。

同样地，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王源（王龙之孙）在国外努力求学，值得敬佩，但他对外也矢口否认中国女人裹腳：“那是陈年八代的风俗习惯了，就像你们也有过女人束腰的习俗一样。现在这早已成了过时的事了，随便什么地方都看不到这种现象了。王源昂首挺胸地捍卫着他的祖国，现在这成了他的使命。”[5]（581）初回祖国时，他明明面对的是异常贫穷与肮脏的景象，却一厢情愿地设想：“我的祖国掩饰着她的美丽。她像一个贞洁的女人，在门口时或在陌生人面前总穿上朴素的衣衫，只有在家里她才穿五彩缤纷的衣服，戴上戒指和宝石耳环。”[5]（624）看到满街的乞丐和遍地的肮脏，他羞愧不已，尤其害怕这会被外国人看到：“源心中感到羞愧，因为这些乞丐和苦力是他的同胞。最奇怪的是，当他痛恨这些退缩的白人妇女时，忽然他也恨起那些乞丐和赤膊的苦力来，他充满激情地在心中叫道：‘管理者不该让这些人出来，在别人面前出乖露丑，整个世界首先会看到他们。那些外国人什么也没看到就先看到这些，这太荒谬了……”[5]（625）实际上，赛珍珠的译著《水浒传》出版时，有些中国青年心情很复杂，他们不愿西方的阅读者读到里面吃人肉的情节，为此感到羞愧，因为“西方人要是读到这些，会认为我们中国人还未开化”[7]（317）。赛珍珠认为这种“爱国的面子”让人感到悲哀，甚至觉得“他们都在认真又无意识地破坏自己的国家形象、诋毁自己的文化”[7]（317）。假如英国人因为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有女巫就禁止出版《麦克白斯》，那对全世界的文学会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

热爱民族与国家的感情当然值得尊重，但如果走向极端，却也有害无益。实际上，赛珍珠对帝国主义侵华行为的批评也是一直不断的，即使在冷战时期，她还发文“批评美国在对中国政策上的‘错误。在这方面，她除了提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外，并且再一次谈到‘中国有一天会收回以前属于它的所有的土地。赛珍珠说，美国独自进攻中国大陆是绝不能打败中国的，这样一种做法将等于‘陷入一个无底的泥坑。赛珍珠说，美国升起了它自己的铁幕，因为它禁止了同中国的贸易并且切断了同中国的接触”[8]（48）。

三、当权者的“面子工程”

赛珍珠笔下那些民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也有这种病态的“面子观念”，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他们是新政权的决策者与规划者，一举一动牵扯着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例如源的堂弟孟可以自豪地向源夸耀那新建的马路、商店和房屋，但同时对于一堆堆席子搭成的小棚子及赤贫的人们，却深恶痛绝。赛珍珠这样描写孟的反应：“孟注意到了源正看着这些景象，他恼怒地说：‘明年我们将不允许这些小棚子存在。到处都有这样的人，这是我们大家的耻辱。国外的大人物必然会到我们的新首都来，其中甚至还有王子。可是这种景象真丢人！”[5]（670）

这一细节有赛珍珠的自述为证：“为了迎接一位欧洲王子的来访，到处都在做艰巨的准备工作，甚至拆毁了上千间乞丐们在城塔根搭起的草棚子。这些草棚子平时像蜂窝一样挤在一起。但是破旧的商店和贫民窟是无法都拆毁的，后来用木条、席草搭起三十英尺高的墙遮住了这个古城中的龌龊的一面，以免让外国王子看到。那时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年轻男女是多么为他们深爱着的国民感到羞愧，而这种羞愧又是多么动人而可怜啊！”[7]（267）

赛珍珠与江亢虎论战时就表达过对这种“面子工程”的深恶痛绝：“两三年前欧洲某国的王子，来访中国某城市，因此中国的知识阶级的统治者，恐其看到贫民茅棚，引以为辱，因此用席子造一墙壁，王子的汽车在席墙旁驰过，终无所见。……我作函投一中国刊物，反对这类虚伪的耻辱，因为在此席墙背后，终必不能欺瞒别人者，还是民众的忍耐、俭约、勤劳这些优秀的品质。”[4]（572）不难看出，赛珍珠真心地爱着中国人民，她其实只是试图努力透过当时那些辉煌的“面子工程”揭示底层民众的痛苦。

四、结语

赛珍珠欣赏林语堂，她在为林语堂《吾国与吾民》所写序言中称赞这部作品：“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9]（8）这的确属于溢美之词，但也热情表达了赛珍珠对现代中国人能够自信、幽默、坦诚、进取的渴望与期待。“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对赛珍珠其人其作，我们或许也应当作如是观。

参考文献：

[1]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2]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金耀基.金耀基自选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4]郭英剑.赛珍珠评论集[C].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

[5]赛珍珠.大地三部曲[M].王逢振，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6]德富苏峰.中国漫游记七十八日游记[M].刘红，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

[7]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自传[M].尚营林，张志强，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8]新华社新闻稿[J].1956（2087）.

[9]林语堂.中国人（全译本）[M].郝志东，沈益洪，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