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骏勃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影印有支伟成致胡适书信六通（无回信），其中有一通编排次序不确。此后出版的《胡适论学书信选》中整理标点了支伟成致胡适书信五通，较前书缺少一通，且编排系年亦有不当，但补充了一些前书所无的邮寄时间信息。根据相关时间信息及各信件内容，可以厘清六通书信的正确次序，进而考察支伟成数次致函胡适的始末情况及其中寄望。

一、六通书信之次序与系时

支伟成（1899-1929），原名懋祺，生于扬州，长于金陵，年二十改名伟成以自勉，先后肄业于上海省立商业学校与上海大同大学，后居家自修[1]21-22。1926年任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管理主任[2]，1927年国立东南大学改组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曾在国文系任教授[3]273-274，后受韩国钧聘请主编《吴王张士诚载记》，稿未成而病逝，年仅31岁[4]。支伟成以所编《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一书而著名，除此之外还标点整理过多种古籍。

1994年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以下简称《秘藏书信》）中影印有支伟成致胡适书信六通[5]551-571，此后1998年出版的《胡适论学书信选》（以下简称《书信选》）中整理标点了其中五通[6]320-327。综观这批书信内容可知，1922年支伟成为编《中国政治哲学史》而向胡适写信求教，此为首度致函；随后1923年，支伟成将自己整理的《老子》等几部古籍寄给胡适，并连续写了三封信，主要是恳请胡适为其《尚书去伪》作序；1924年，支伟成又致信恳请胡适为自己所作的《安徽朴学大师列传》提供材料；最后一通作于1925年，是与胡适商讨自己拟著的《近三十年学术史》等书的体例问题。

对于支伟成的这批书信，《秘藏书信》和《书信选》在编次上均有微瑕（《秘藏书信》所收各信虽没有标出时间，但经考订后依时间先后编排；《书信选》则为所收书信标明了时间，并有简要的考证）。其中《秘藏书信》误将第二通排在了第五通之后；《书信选》订正了这一失误，但漏收了第三通书信，同时又产生了新的瑕疵，将最后一通误排在了第一通之后，陈福康先生指出，《书信选》中标为1923年10月16日的一通书信实际当作于1925年10月10日[7]。六通书信的次序、时间及《秘藏书信》《书信选》两书编排的对比详见表1。在根据落款、邮戳、文义等厘清六通书信的次序及时间后，可藉此一探支伟成屡次致函胡适之始末与寄望。

表1 支伟成致胡适六通书信的时间及编次对比

二、六次致函之始末

（一）为拟编《中国政治哲学史》而首次致函请教

1922年1月10日，支伟成首次致函胡适。此函首句称“久仰先生诲人不倦……心向往之久矣”，由此可见二人此前并不相识。此时胡适已是声闻卓著的大学者，而支伟成时年二十四，尚是居家自修的青年学人。支伟成之所以选择致函胡适，一方面是因他作为青年后学，在遇到学术问题时愿意向当时的著名学者胡适求教，另一方面也和他拟请教的具体问题有关。当时的支伟成认为：“窃以我辈青年，有保守旧文化之责，且当阐发旧文化之精义，以与欧美文化相参合而贯通之，以另造成一‘中国之新文化’。今守此旨，以为最切要于人生，而为当务之急者，莫如政治哲学”，是以他有意编写一部《中国政治哲学史》，历述“我国圣君贤相、名儒硕彦”这些“命世大哲”的言行事迹。但由于“此类政治哲学史，中国尚未有编者”，因此他特别写信给以《中国哲学史大纲》著名的胡适，“冒昧请教于先生，愿为之指导焉”，这是信中第一层意思。除去编书上的请教外，支伟成在信中还表达了自己在治学上遇到的困惑：“因讲求考证，令浅学者‘求真’之观念太甚，对于古书，多不敢信，而考证家言，又复庞杂，莫衷一是。学者徒劳形于考证，真是非不能见，看书不能自由发挥，甚感束缚之苦”，他希望出身“汉学世家”的胡适“其有法以解浅学者所感上述之困难”[5]551-553。

这封信作于1922年1月10日，据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该年胡适的日记从2月4日开始，而此后数日中并没有关于收到支伟成来信的记录。则此信或收到于2月4日前，或收到于该日以后但未曾记录。总之，目前尚不能得知胡适收到信后的看法，并且胡适也没有给支伟成回信，支伟成的这部《中国政治哲学史》后来亦未见成书。1923年泰东书局出版了支伟成标点注释的《老子道德经》《晏子春秋》《扬子法言》三书（即同年寄给胡适的三部），可见在支伟成此前正在进行这三部书的整理工作，大约因此而中断了《中国政治哲学史》的编写计划。

（二）寄去《老子》等书稿及为《尚书去伪》求序而连致三函

1922年支伟成尚拟编写《中国政治哲学史》，但随后他就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了古籍整理的事业中。支伟成标点整理古籍始于1920年辍学自修之时，彼时他正在上海大同大学求学，但因大学内“新潮涌进”，颇不合其志意，遂“辍学家居，闭户自精”[1]22。由此他博观百家，并开始标点注释《金刚经》，后来更将标点整理的范围扩及其他众多古籍，尤其是先秦子书。按照他的计划，将陆续出版《诸子研究》20种。从支伟成身后著述情况来看，他虽然英年早逝，但已留下了相当多的古籍整理成果，如《标点注释老子道德经》《标点注释晏子春秋》《标点注释扬子法言》《标点注解商君书》《标点校释尚书去伪》《楚辞之研究》《管子之研究》《墨子综释》《庄子校释》和《孙子兵法史证》等，其中确以子部居多，也涉及经部与集部。各书在体例上大要相同，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研究部分，包括考证作者时代、叙述篇章大旨、辨别篇目真伪等内容；下篇则为原书之标点、注释及简单校勘等，故各书有些直接以标点注释为名，有些虽采取了如“某某研究”等书名，但仍属于古籍整理之范围。这种体例是支伟成在古籍整理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

支伟成这一整理古籍的做法与特点，与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古书的办法有些相近之处。1919年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提出“再造文明”的目标，将“整理国故”作为“再造文明”的一个方面与步骤[8]，此时胡适尚没有具体阐释整理古书之方法。1922年8月，胡适作《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的演讲，在第四部分“古文的教材和教授法”中指出，当前还很缺少适宜用作教材的经过整理的古书，并且对如何整理古书作了具体的阐释，提出了七项“必不可少的条件”，分别是：（1）标点，（2）分段，（3）删去不必要的旧注，（4）加入必要的新注，（5）校勘，（6）考订真假，（7）作介绍及批评的序跋[9]。将胡适所言七项条件与支伟成上下篇的做法相比较可以发现，其中第1-5项大约相当于支伟成各书下篇的内容，即标点校注方面；最后2项大约相当于上篇的范围，即研究考订方面。可见支伟成整理古书的方法与胡适所论确有相近之处，正因如此，当他读到胡适这篇《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时，钦佩之余，不免有所见略同之感，并由此产生了将自己所整理之古书请胡适批评指教的想法。于是，1923年10月左右支伟成致函胡适，开篇即言“捧读尊作‘古文的教材和教授法’有整理古书之计划，极为钦佩！伟成在三年前即从事于此”，随后便详叙了自己“《诸子研究》二十种”的计划和“每书各分上下二篇”的体例，并随信附上已整理出版的《老子道德经》《晏子春秋》《扬子法言》三书，请求胡适指正。此外，支伟成在信的后半部分说“最近拟作《尚书去伪》一书”，略叙其宗旨，请胡适示以途径，尤其最好能“赐以引论”[5]560-561。

这是支伟成第二次致函胡适，其中并未提及去年致函的情况。这封信发出后不久，因没有得到胡适的回复，1923年11月3日，支伟成又向胡适写了第三封信。信中说：“月前奉上拙作《老》《扬》《晏》三书，并附一函，以为请益之地；未蒙示覆，甚以为憾。现粗成整理《尚书》一稿，敬请指正，拟名《标点校释尚书去伪》，大旨悉遵尊作‘国文教材’之办法。”这部《尚书去伪》正是上一封信中曾提到的，只是当时尚是“拟作”，现在已经“粗成”了，故此又随信奉上书稿，请胡适指正。支伟成在信中还表示，“窃以现在整理国故之书太少，伟成则有志于经书子书”，故下一步“拟作《诗经存真》，以与《尚书去伪》对称”，并再次恳请胡适为《尚书去伪》“作一引论或序言”[5]554。

此信同样没有得到胡适的回复。时隔一个多月之后，1923年12月10日，支伟成再向胡适寄出一信，宗旨仍是恳请胡适为《尚书去伪》作序。支氏在信中说：“作此书之动机，实由先生启之，并以就正于梁任公、章太炎梁先生，均蒙指示。”此下即大略转述了梁、章二家的“指示”，然后云：“方今海内学者，端推先生及章、梁为大师，伟成谨遵‘就正有道’之义，望先生抒‘诲人不倦’之精神，进而教之幸甚！”随后再次简略阐述了《尚书去伪》上篇“溯源”“今古文派别”“流传史”“去伪之发难”“篇目考”“参考书”共六项条目，以及下篇的标点注释数条（信中称录于另纸呈政，今未见），请胡适“指其疵谬，如能赐予一序，则一经品题，声价十倍，不惟伟成增光宠，即阅此书者，亦蒙指导也”。信的末尾支氏又再度问及之前寄来的三部子书的情况：“前所上《诸子研究》——《老》《扬》《晏》三书，不知已阅毕否？其余二十种均在印刷中，一俟出板，当陆续呈教。”并且说“窃以此举，不惟整理旧学，亦且有裨教材，当蒙赞助也”[5]555-557，将自己的标点诸子的工作与胡适《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演讲中所说整理古书以作为教材的事业联系起来，期望能以此打动胡适，进而达到求序的目的。

（三）为编《朴学大师列传》及商讨《近三十年学术史》等的两函

1923年支伟成致胡适的三封信均没有收到回复。此后数月支伟成亦未再致函胡适，直到1924年3月24日，因修《安徽朴学大师列传》之事他发出了写给胡适的第五封信。支氏在信中先说，安徽教育厅长卢绍刘崇尚朴学，嘱其作《安徽朴学大师列传》，现已收集有江永、戴震、金榜、洪榜、梅文鼎、凌廷堪六人之材料，而“绩溪三胡，尤为后期之杰，苦于材料缺乏，莫能著笔，殊为遗憾。因思先生家学渊源，如能将三大师之事略、学说、著作，详细见告，则嘉惠无穷矣！”讲完这一请求后，支伟成笔锋一转，又谈起此前所寄书稿之事：“去岁曾以《老》《扬》《晏》三书呈政，未蒙指示。今岁续出《管》《墨》《商》《庄》《公孙》《尸》六种……每书之前作引论，无非根据尊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办法，考证年代，辨别真伪溯厥渊源，揭其主义，论其流变。又作《尚书去伪》一书……尚乞赐教。”最后支伟成总结道：“去岁三上书，陈明鄙见，均未蒙一答，意者无暇作覆乎？否则何见拒之深也！谨遵‘就正有道’之义，略布区区，以为请益之地，统祈明示。”[5]558-559从篇幅来看，信的后半段谈书稿的比重已然超过了前半段访求材料的部分，流露出支伟成对书稿事宜的深深挂怀。

然而，即使支伟成对此念念不忘，胡适却依然没有任何回复。约一年半以后，1925年10月15日，胡适在黄炎培的陪同下与支伟成有一次短暂会面，这是支伟成首次见到胡适。当晚支伟成欲再去胡适住处拜访，但胡适不在，于是第二天一早支伟成遂作成一信，这是目前所见他致胡适的最后一通书信，也是最长的一通。在此信中，支氏丝毫没有提及从前的《尚书去伪》及《老子》等书稿事宜，对新出版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也只以一句“留呈拙作《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一书，切望先生详加指正”简单带过，而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详细描述了自己两部拟作新著的写作计划，请求胡适加以讨论指导。这两部书一部是《民国政变记》，一部是《近三十年学术史》。对于前者，支伟成描述自己的设想称，“拟先用编年体作为长编”，组织历年书报杂志中之材料，“次用纪事本末体，纪一事之本末”，向胡适请教“此种编纂法是否适当”？关于《近三十年学术史》的商讨其篇幅在十页信纸中占了八页，支伟成详尽地叙述了其编写计划。首先在时限上，拟从“戊戌维新”起，到“新文化运动”止。其次是分类，拟分“经学”“小学”“哲学”“文学”“史学”“地理学”“金石学”“校勘目录学”“诸子学”“地质学”“科学”共 11类，“经学”“哲学”“文学”等类下还分有子目。每类中支氏列举了应当着重关注的代表人物，并请胡适品评所列是否恰当，此外又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佛学当并入哲学类中还是单列为一类，二是生物、植物、经济、社会、艺术、医药等学问是否当列入。种种问题，均希望胡适“能逐类约举见告幸甚”[5]562-571。

这封长信同样没有得到胡适的回复。不仅如此，在《胡适日记全集》中一次也没有提到支伟成（但现存日记并不完整，如1925年南下武昌、上海等地的《南行杂记》，即只有九月底十月初的几天）。通常来说，胡适对青年学子是乐于帮助的，尤其支伟成整理古书的事业确实和他的提倡比较接近，然则因何胡适对支伟成屡次来信一无答复，目前还没有合适的解答。不过，结合支伟成生平行事可以约略探析这六通书信背后的寄望。

三、支伟成行事的风格与信中的寄望

支伟成平生以《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为代表作。该书1925年由上海泰东书局初版，书末有《叙传》一篇，仿迁、固之体，先叙家世，从战国两汉一直讲到生父支恒栋，然后详细回顾了个人经历及作书缘由，最后是《列传》26篇的赞语。其中在个人经历的部分，支伟成写道当梁启超等发起纪念戴震200年生日时，他“作《东原学说述要》一文以应其征”，自此受到梁启超的鼓励。随后作《尚书去伪》，得黄炎培、蒋维乔为作序。此后受安徽教育厅长卢绍刘嘱托作《安徽朴学大师列传》，后广其范围，遂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一书，熊希龄、范源濂“见而好之，为加品题”（《列传》书中有范源濂、李根源题写的书名及冯煦、熊希龄、张仲仁的题字），复就章太炎先生“商订体例”，张仲仁先生“为肊正文字”[1]22-23。所谓与太炎先生“商订体例”，指支伟成在成书前曾向章太炎寄去《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序目》，请章氏对书中所分子目及各目所收人物加以指正。不久章太炎回信提出一些看法，如谓“先导大师”一目中当加入陈启源、朱鹤龄等。随后支伟成再次致函章太炎，就人物安排提出若干具体问题，如“先导大师”中拟以陈启源为主而以朱鹤龄附于其下等，章太炎复回信对所列问题逐条作答。此后，支伟成在出版《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时遂将章太炎的两封回信以《章太炎先生论订书》为名冠于卷首，并略作说明。《论订书》对研究章太炎思想及清代学术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商讨体例与作序文、题签、题字等品题一样也对此书有增添声价之功效。此外据钱基博回忆，支伟成还曾将《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寄赠给段祺瑞和孙传芳，并收到二人恭维他的回信。彼时国立东南大学改组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钱基博出任国文系主任，支伟成带了蒋介石致校长张乃燕的信来见文学院长梅光迪与钱基博，欲应聘为教授，并将段祺瑞、孙传芳恭维其著作的回信从包中检出给钱基博看，此举遭到了钱基博的鄙夷，他当面对支氏说：“从前孔子作《春秋》，没有听到送给季孙、陈恒看，得到恭维！”晚年的钱基博在回忆此事时认为，支伟成在学问上“实苦心下过一番功夫”，不过行事上有些“燥进欲速”[3]273-274。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支伟成颇注重广邀名流对自己的著作加以品题，其中不独有学界耆宿，亦包括政界中人，而且方式多样，如作序文、题签题字、书信商讨、校正文字等，不一而足。

结合支伟成这种行事风格，则其致胡适的六封信中，除了拳拳求教之意以外，也不难看出另一层寄望。这六封信中除第一封是为了编写《中国政治哲学史》而求指导外，第二、三、四封均是请胡适对《老子》等书品题指正，并求为《尚书去伪》作序言，尤其第四封信中说“如能赐予一序，则一经品题，声价十倍”，流露了心中期望。第五封信从起因说是为了编《安徽朴学大师列传》而向胡适访问绩溪三胡的材料，但支氏自言该书取材自阮元《国史儒林传》、钱林《文献徵存录》、李元度《先正事略》等书，诸书中关于绩溪三胡的材料具在，未必一定要求助于胡适，而且支氏在信的后半部分用了很大篇幅再度提起《尚书去伪》和《老子》等书稿事宜，显示出轻重之不同。第六封就《政变记》与《学术史》两部新著的体例向胡适商讨请教，其中关于《近三十年学术史》的商讨，不难令人联想到其《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一书及书前所附的《章太炎先生论订书》。从体例上看，《近三十年学术史》和《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存在不少相似，其信中所言的诸多分类，如“经学”“小学”“史学”“诸子”“金石”“地理”“校勘目录”等，都是《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已有的名目，拟收的学者也有不少重合，如孙诒让、皮锡瑞等都已见于《列传》中。所不同处只在于晚近之时学术范围扩大，远非朴学所能局限，故在分类上自比清代有所增加。而其致胡适函中洋洋八页，所商讨的范围皆是分类及所收人物方面，与《章太炎先生论订书》的内容亦十分类似，由此不禁令人悬想，假令胡适回信就此加以商榷，而支氏《学术史》亦得以成书，则支氏会否将胡适回信冠诸《学术史》之卷首。

总之，支伟成屡次致函胡适，除请求指导以外，最紧要的就是求作序言与商讨体例等事宜。而这些举措在相当程度上疏离于著作本身，尤其是求序之举，更多是出于邀请名家品题以增声价的考虑。对此胡适一无回复，显然未能使支伟成达成期望。不过，《尚书去伪》一书虽没有得到胡适作序，但曾经过章太炎、梁启超的“品题”，且最终得了黄炎培和蒋维乔两篇序文冠于卷首。照这一情况来看，支氏所求者不必限于一人，则《学术史》商讨论订的对象大约也未必止有胡适一家。

结 语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对哲学下过一个“暂且”的定义，认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包括宇宙论等六种门类[10]1-2。1922年，支伟成在首次致函胡适时阐明态度，认为“最切要于人生，而为当务之急者，莫如政治哲学”，其中的“切要于人生”，大约即引用了胡适的定义，而政治哲学亦是胡适所列哲学六种门类中的第五类，如由此来看，似其治学路径与胡适所言颇相符合。然而随后的文字即显示出较大的不同，支伟成言：“尊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考证精详，见解超卓，实为创见。但前乎老、孔者不谈，盖以为驳杂无据也。若夫我国政治哲学，则发端乎三皇五帝，即《尚书》所载尧以来之事，《礼记》所记周公、文、武之业，宁能舍而不论乎？”[5]552这一段表述显然和胡适的思想大异其趣，胡适在该书中明确指出：“今人谈古代哲学……甚至于高谈‘邃古哲学’、‘唐虞哲学’，全不问用何史料……唐、虞、夏、商的事实，今所根据，止有一部《尚书》，但《尚书》是否可作史料，正难决定……我以为《尚书》……无论如何，没有史料的价值。”[10]16-17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另当别论，但对当时的胡适来讲，这显然是他的基本态度，正如蔡元培所言，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个最大的特点便是“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10]蔡元培序2。相比之下，支伟成初次来信，便声称三皇五帝、尧舜周公“宁能舍而不论”，这样的看法恐怕难以得到胡适的认同，甚至难免留下负面的印象。此后支伟成数次来信，讲述自己整理古书之举，并一再恳请胡适为《尚书去伪》作序，又有商讨论著体例等事。请名人为自己的著作品题作序以增声价原本是古今士林惯有之事，如是以论学为鹄的切磋品题，所品有本，则声价自然随之，若是径以声价为追求，则有失本旨。况且所求多以早有往来之师友或观点相近之同志最为常见，而支伟成与胡适素无往来，其信中若干观点又显示出不小的异趣，或许这些都是胡适对支伟成屡次来信毫无回应的原因之一。